从我出生到17岁当兵之前,一直未远离家乡。虽说我们这个大家庭人口众多,除了大姐和二姐,在兄弟中我排行老满,实际上,我从小跟父母和大哥在一起的时间较长,后来二哥入伍,三哥进了工厂打工(入伍前),故而与他们相处时间较短。因此,在本文中,只是分别简单讲述小时候与他们之间相关的一两段小故事。


二哥和三哥(1976年 广州 )


我和二哥的故事


二哥比我大六岁,他小学毕业以后,因为身体等原因,再也没有读书了。为了多挣工分,给父母减轻负担,二哥开始为生产队放牛。每天上午,二哥和村里其他放牛的小伙伴一起,他们每人骑着一头牛,在通往山间的路上排成长队,唱着儿歌,哼着小调,浩浩荡荡出发了。他们放牛经常变换着地方,今天到南山,明天到东山,后天到北山,为的是让山坡上经过雨露滋润的青草在有限的时间内有个恢复生长的过程。


我和二哥(1970年 广州)


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有时到了星期天,我会跟着二哥去放牛。他们成群结队放牛,内部是有分工的,大伙轮流“值班”。所谓值班,就是专门负责看管牛群,不让牛群下山毁坏庄稼。每天一人或两人值班,其他人三三两两分别进行活动。他们活动的内容一年四季不同,春天捕斗鱼,夏天下河摸鱼捞虾,秋天捕蟋蟀、摘野果,冬天捡柴火、垒土塔烤红薯。秋天和冬天,气候干燥,他们中午就在山上搞野炊。大家都带着米和菜,到了中午,各自分头捡柴火,用石头或硬土块垒起炉灶,接着赶紧烧火做饭。所谓野炊,实际上就是把米饭做好就行了(米不够即添加一些红薯),菜是头天晚上准备好的,最简单而且常备的是萝卜干炒黄豆,既好下饭又有营养。我每次跟着二哥放牛,主要是听从指挥当好助手,借此机会边看边学。我那些捕斗鱼玩斗鱼、捕蟋蟀斗蟋蟀、垒土塔烤红薯、下河捕鱼捞虾的技巧,全是跟着二哥学的。


二哥于1964年应征入伍,他经常写信回家,第一年主要由父亲给他回信。到了第二年,父亲让我给二哥回信,我想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借此提高作文写作水平,又可以让二哥更加详细了解家里以及家乡的情况,同时我也开始了解部队的相关情况。我正是通过与二哥的通信联络,从而产生了长大以后到部队当兵的想法,后来我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和二哥(1984年 桂林)


我和三哥的故事


三哥比我大四岁,他的个头在同龄人中显得特别高大,力气也大。我的个头和力气也不算小,但我毕竟还小,还要依靠三哥来照顾我保护我。因此,每当我遇到困难或问题时,总是首先找三哥帮助解决。自从二哥当兵以后,我更多地依赖三哥。小学三年级,我的语文和作文进步较快,成绩也明显提高,可是算术和珠算成绩总是不理想。


我的弱项正是三哥的强项,他的算术和珠算成绩一直较好。因此,我理所当然地把三哥当作我的算术和珠算“课外辅导员”,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尤其是到了晚上做作业的时候,一旦遇到难题,我就会尽快地找三哥给予解答。三哥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自始至终耐心细致,谆谆善诱。我的数学基础就是在三哥这样悉心的辅导下,不断得以提高和巩固。


我和三哥(惠阳潼湖 1970年)


值得欣慰的是,我与三哥于1969年12月一起入伍,刚开始我们同在炮兵团,后来他调到师直属机械连,相隔七八公里。我们平时联系很少,我只能把自己解不了的数学难题用笔记本详细记录下来,利用星期天每隔半个月骑自行车专程跑到三哥那里请教,经过一番切磋探讨,问题总能得到解决。有一次我到三哥那里,正好他们连队有一部卡车要到惠州市拉货,我和三哥搭便车到了市里。我们直奔新华书店,在一位热心工作人员的推荐下,我们各买了一套书店文革前积压下来的中学教师专用的数理化教学参考书,三哥毫不犹豫地一起付了书款。这一段段美妙的“插曲”,一幕幕动人暖心的时刻,再现了我和三哥在煤油灯下苦读的情景,我们兄弟俩携手攻关,并肩奋进的故事还在延续。



我在少年时期和二哥三哥的故事,当然不止以上所讲的这些。尤其是成年以后,我虽然早年离开家乡,与他们相聚甚少,平日里与他们联系不多,但是,毕竟手足情深,无论处于何时何地,即使相隔千山万水,仍然互相牵挂,互通情况,互相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