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往事(十)参加民主党派篇

文东耀

　　1985年春，我被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石家庄委员会秘书长的常乃莹老师相中，从我支教的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二中，直接函调到民进市委工作。经时任该会主委的楚庄和秘书长常乃莹介绍，我于该年的3月1日，正式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我与评剧名家李红霞的交情

记得是4月份的一天，民进市委在市政协的一个大会议室，召开全体会员会议，有三十多名会员参加。

会后新老会员议论纷纷，不愿离去。这时，有人提议:“请红霞同志给大家唱段评剧。”众人纷纷叫好响应。

这时，只见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女士，在众人的掌声中缓缓地站了起来。她双手合十，上身微微前倾，很有风度地向众人施礼。由于相距四五米，所以看得很清楚。

此人有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身材匀称，衣着得体。浓密的秀发下，一双黑白分明的妙目似会说话。鹅卵形的脸庞上，五官十分周正。她轻启朱唇，字正腔圆地说:"我给大家清唱《花为媒》中张五可自夸一段。”又浅施一礼后，她朗声唱道:“慢闪秋波，仔细观瞧。见自己生来的俊，好似鲜花一样娇。"两句唱出就获得满堂的喝彩。她双手掐着兰花指，随着演唱上下移动。我不由得右手击节而和。由于我是个京剧、河北梆子和评剧的戏迷，对这段唱腔、唱词很熟悉。这么近距离地聆听名角儿演唱，还是头一回。

这时有人给我介绍说:“她叫李红霞。是石家庄市评剧团团长。台柱子。”这一段唱完赢得满堂喝彩和一片赞誉声。有的会员手舞足蹈，如醉如痴，不知说什么好了。

等大家平静下来后，我郑重地对李红霞说:“我提两条不同的意见。”李红霞听后表情诧异。但是，很大度地对我说:“你说。”我不紧不慢地说:“第一条，你唱的板眼(拍节)比新凤霞稍慢。”她点头承认。我又说:“你在这段中，唱错了一个字音。”此时见她脸上略显愠怒之色。是啊，也难怪，象她这样的角儿，绝对没人敢当面挑她的刺儿。

但是，看得出，她压着火，平静地对我说:“你说我哪个字唱错了?”我缓缓地说:“你刚才唱的，上身穿苏州绣靠身小袄，紧裹着这一掐杨柳细腰。八幅裙腰间什么？”她马上回答:“系(xi去声)呀。”我说:“错就错在这儿了。这个字不能读xi(去声)，而应该读作ji(去声)。当然，这个字是个多音字。但在这里，应该读ji(去声)。你想，你的鞋带儿开了，你是把它ji(去声)上，还是把它xi(去声)上？”

李红霞这回可下不来台了。她一咬牙，崩出一句:“我师父就是这么教我

的!”我们都知道，她说的师父就是新凤

霞。我也有点“二杆子”，马上回了一

句:“你师父这样教的，那你师父也错

了！”听到我这样说，只见她的眼泪刷地

流了下来。她认为，我是在当众侮辱她师父新凤霞了。

这时，常乃莹秘书长也出来打圆场

说:“这个字是个多音字。红霞你唱xi(去

声)也不能算错。”此时，我平静地对李红霞说:“李老师，也不要说谁错谁对。回家去一查字典，就明白了。不错，我注意过，新凤霞以前在这儿是唱xi(去声)，后来改过来了，唱ji(去声)了。李老师，对不住了。”大家不欢而散。一些会员还认为我是在故意挑刺儿。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在解放路上遇到李红霞。她赶紧跑过来，双手抱拳，向我作揖，满脸堆笑。诚恳地对我说:“是我错了，真是我错了。你就是我的老师!”我赶忙说:“不敢，不敢。你才是老师。”这几句话，使我们前嫌尽释，握手言和。成了好朋友。

不久，我和发妻冯大芳应约，到她家作客。还请我们在她家吃饭。她先生老李是个编剧。很健谈。我从中了解到，他们两口子是从新疆军区文工团调到石家庄的，以前他们都是军人。我还了解到，李红霞以前不叫这个名字。自从拜新凤霞为师，她立誓把新派唱红，就改名叫李红霞了。

现在，我跟李红霞还有联系。

我结识了燕赵学院的领导

我在民进石家庄市委工作了半年，由于有人反映我在文革中参加过“造反派”，(文革中又有几人没参加过“造反派”？)认为我不适宜在民进市委工作，将我调到了石家庄燕赵学院工作。该学院是石家庄市民主党派联合办的大专院校。生源来自社会和一些高中毕业学生。

在燕赵学院，我结识了老院长林浓同志。遇到了二十年前，曾经在石家庄二中，教过我们数学课的丁树棠老师。

林浓院长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他当时六十多岁了。中等个子。清瘦的脸颊。灰白的背头。不苟言笑。给人一种很严肃的感觉。他象我的父辈一样。熟识了以后，我们无话不谈。成了忘年交。他断断续续地，跟我说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他个人的经历。

他是五十年代初，进入石家庄地委机关做秘书工作的。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搞到后来，扩大化了。上级开始给各部门、各单

位下指标，一定要揪出百分之一、二、三的“右派分子”。上级给石家庄地委机关下达了一名“右派分子”的名额，并且要求务必落实到人头上。并限期完成。

当时的地委书记是康修民。

有一天，康修民书记把林浓同志叫了过去。对他说:“上级给咱们地委机关下达右派指标的事，我们书记会研究了几次。都认为这个任务不能不完成。要完成，就只能落实在你头上。”他当时感到很不解，也很委屈。他对康书记说:“你知道，我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如果我哪些地方做得还不夠好，你可以批评我，教育我。怎么也不能把右派的帽子戴到我头上。我很不理解。”

康修民书记对他说:“上级下达的这个指标必须完成。你说让我怎么办?怎么也不能让我们书记们去当右派吧?”不管他怎么解释和辩白，书记都不听。逼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咬咬牙，说了句:“这如果不是党组织的决定，我不接受。如果是党组织的决定，我就接受。”康修民把桌子一拍，说:“这就是党组织的决定！”

地委机关的“右派分子”的指标落实了。林浓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押送到石家庄市农药厂劳动改造。干最苦、最累、最有毒害的活儿。而且一干就是二十年。这还不算，他的家属、子女都受到了牵连。老伴原来也是老干部，成了没有工作的家属。儿子都快三十岁了，还沒有正式工作。后来落实政策，他被安排在燕赵学院当院长时，一家子还住在居民区的两间小平房里。真是苦不堪言。因此，他落下了一个毛病，那就是他不论见到哪位领导，就会不由自主地打哆嗦。这是我亲眼所见。他这种内心深处的痛楚,也只能跟我这个忘年交倾诉。……真是一段荒唐的历史，历史的荒唐。

燕赵学院副教务长丁树棠老师，一米八多的大个子。身架很魁梧，说话大嗓门。祖籍北京市，大户人家出身。他为人耿直，心直口快，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主儿。就因为在反右时，爱给领导提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也受了二十年的改造。

1964年我在石家庄二中上初二时，丁老师教过我们很短时间的数学课。曾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丁老师干工作向来是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记得我曾跟他两次出差到北京，为燕赵学院买教学书和洗相纸。他都是亲力亲为,不怕苦和累。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师长。

那时，丁老师住在六中教工宿舍。房子很小。他的大女儿丁琪也是燕赵学院的学生。当时有三十出头了。她很懂礼貌，说话很有分寸。后来，在南三条集贸市场当管委会副主任。是个很精干的人。

2020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