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母亲再次迈进南京老宅门坎时,是一九六零年的夏季。距离一九三七年她踏出这个家门,已经过去二十三年。</p><p> 其时,我已经七岁。第一次见到母亲,竟连一声“妈”也喊不出口。她没责怪我,说:“熟了就会喊了。”她选在我要报名上小学的日子回南京看外公、外婆,真是一举三得,让我记准了见到她的时日。</p><p> 这次她探亲,与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十来天,都做了些什么开心事,如今忆不出,只记得她牵着我的手,领着我去太平路小学报名,好像那么多天,都花在牵我手走在路上了。</p><p> </p> <p> 我开始亲近母亲,有点粘她。可是直到她离开南京回成都,我还是羞于把“妈”喊出声。</p><p> 但是,从此,我记忆中有了母亲的模样。大人们闲聊中一出现朱宝的名字,我便竖起耳朵听,捕捉一切关于母亲的消息。 </p><p> 母亲是1920年12月11日在南京五马街出生的。她排行老大,下有三个弟弟。外公朱晋福在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南京晓庄师范毕业,是马道街小学的首任教导主任。外公对唯一的女儿视若掌上明珠,起名“朱宝”。</p> <p> 1934年原民国首都电话局招考第一批女话务员,母亲当时在首都女子中学读书,陪同一个学长姐姐去考试,就便也参加了考试。母亲因为在听力测试的某个环节,坦率地承认自己没有听到声音,反而通过考试被录取了。母亲没有想表示自己听力出众的欲望,而是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实际感觉。她是诚实的,说了客观实情。这正是录用人员看重的品质。参加报考的有大几百人,母亲跻身前三十,实在出乎她自己和外公意料。外公很开明,让母亲自己作主是继续读书还是去电话局工作。母亲选择了工作,她要挣钱贴补家用。</p> <p> 她的工资收入颇丰,比当教书匠的外公还要高出很多。她把所得薪水全部交给主持家政的奶奶支配。一家人生活富足无忧,跟母亲早早参加工作为外公挑担子分不开。</p><p> 1937年抗战爆发后,外公为我母亲的安全放心不下,说:“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落到他们手里生不如死。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母亲听从外公劝告,随电话局撤退至武汉,后又辗转重庆抵达成都。</p> <p> 在重庆成都期间,她和同事们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在烽火连天的战火下,坚守通讯岗位,传递各地战情。为抗日战争尽绵薄之力。</p><p> 一九四三年,母亲结识了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的后来成为我父亲的陈鸿遂。</p> <p> 父亲1919年出生在江苏盐城大丰便仓镇。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正在创建于1882年10月的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读高中,生活优渥、前程似锦。可他为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毅然决然投笔从戎,徒步一个多月奔赴湖北武昌报考炮兵学校,在榴弹炮连当了学兵;1938年转入黄埔军校,在十五期一总队步科学习;1939年1月随部队转移至成都西郊场;1941年在成都毕业后留校任18期到22期战术教官。</p><p> 他们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不久在成都结为伉俪。先后生养下我们姐弟仨。</p> <p> 1955年我一岁多一点,姑婆去成都游玩,要把我和我姐从成都带到南京外公家抚养,我父母同意了。他们事业心强,尤其母亲,把工作看得比孩子重,没有孩子牵绊,她可以一心扑在工作上。</p><p> 自七岁那年见到母亲后,母亲就成了遥远的记忆。只有每月中旬翩然而至的汇款单,让我记起远方还有我的亲人。“他们也许不爱我们。”看见同学们总有父母陪伴和依靠,我会这么想。</p> <p> 文革中,父亲经不住虐待折磨,选择了离开这个人世。在这天塌下来的打击面前,母亲沉默、工作、依旧往南京汇钱,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信中说:“你们爸爸在时,我们每月寄50元给你们姐弟仨,以后我还是寄50元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工作。”那一年,我十七岁,已经懂得母亲的不易。母亲每月工资是70多元,她只给自己留下20多元的生活费。她分明忘我地爱着我们。</p> <p> 1971年四川省革委会发文,对电信局老职工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子女给予顶职到电信局工作的政策。母亲得知这个消息,第一时间提出申请,要求让在江苏邗江运西公社插队落户的哥哥顶职到电信局。电信局派了位赵叔叔到南京来找到我,让我陪他一道去邗江办理我哥上调手续。</p><p> 母亲一生对工作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嘴稳手稳,无论是在话务岗位上还是后来的基层领导岗位上莫不如此。解放后她曾经去北京出席全国邮电系统劳模大会,也曾经担任过成都市邮电局人民北路支局负责人。外公家堂屋上席正中挂满了奖状,数她的最多。就这样一个工作狂人,为了我哥的前途,在五十二岁不该退休的年龄,毅然选择离开热爱了一辈子的工作岗位。</p><p> 半辈子过去,在我哥已是成人的时候,她第一次全身心地沉浸于母亲角色,在哥哥身边陪了他一段时间。</p> <p> 第二次见到母亲是1973年,我快20岁了。外公外婆均已去世。家里的老宅也已拆除不复存在,家已安到健康路钓鱼巷。</p><p> 那天,我和姐姐、姑婆早早赶去车站站台接她。等到列车停稳,旅客快走光了,才看到母亲从最后一节卧铺车箱下来。很奇怪列车长和列车员簇拥着她也跟了过来。我猜母亲与他们说了我家故事,他们想看看母亲见到我们会激动成什么样子,又或是想见识一下我们见到母亲会失态成什么样子?</p><p> 没有出现激动人心感天动地的场面,就连大声招呼的声音也没有。</p><p>母亲仔细打量我,说了一句:“长丑了。”</p><p> 我望着母亲只是乐,我有妈了。我抢着帮她拎东西,那个“妈”还是没喊出声。</p> <p> 回到南京,母亲闲不下来。她是职业女性,不会做家事,一辈子织过一件粗毛线背心,针线活还不及我父亲。可是舅舅还是盛情邀请她过去跟他们在一起过几年日子。舅舅非常敬重我母亲,说我母亲虽是女流之辈却是对朱家贡献最大的功臣。舅舅49年参军就职三军医大,无论校址定在上海或是转到重庆,舅舅每到一处,总把母亲接过去住上一阵。</p> <p> 1978年后,母亲才真正定居南京和我生活在一起。</p><p> 那会儿,母亲早期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姐妹经常聚会,聊聊记忆深处的过去,叙叙青葱岁月的友情。最后一次聚会时只剩母亲和闺蜜肖昌燮阿姨两个人了。两位百岁老人在一起共度了百岁生日,创下了中国电信史一段佳话。</p><p> 母亲自小骨弱身轻,却健健康康安享百岁高寿,实在是她宅心仁厚,宽容大度修来的福分。向她讨教长寿秘诀的人很多,她的回答总是那么简单:“能活到这个年岁,一是祖上积德,二是国家太平,三是什么事都看得开。”她豁达到这个境界,把我们姐弟仨放到远离她的南京,也不曾担心,因为“把你们交给外婆、姑婆照看,会比我更好。”</p><p> 母亲就这样自信,这样想得开。</p> <p> 只有工作,母亲放不下。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竟还询问“局里还好?”</p><p> 我以为母亲不会流眼泪。在时好时差的那几天,她却哭了一次,是在梦里。她哭的那么伤心,还断断续续地说:“我的儿啊......我那么多儿女啊......还有女儿,不要欺负他们。”那一刻,我所受到的震惊,没有语言能够表达。许久,才像被惊醒,条件反射地说了一句:“母爱真伟大。”同所有不把爱说出口的人一样,我们母子间从没用语言表达过这种感情。在母亲病重之际,在母亲的眼泪里,在母亲的梦呓中,我感受着潜藏在母亲心底的无言爱意和深深的眷恋。母亲是爱我们的,从孕育我们的那刻起挚爱就在她的血液里滋生,母爱就刻在了心底,一生一世。我们渴望的母爱从来就在那里,只是我们想要的,和母亲表达的不同。她一辈子用她的方式爱着我们,无怨无悔。</p><p> “妈!”母亲听见了,她微微张开泪眼看我。</p> <p> 8月5日下午,南京市委统战部晋军科长代表统战部汤部委和南京市黄埔亲属联谊会程小平会长顶着酷暑专程看望母亲。母亲听说组织上领导来看望她,很感激,伸出大拇指致谢他们。母亲以礼待人惯了,即便如此大的岁数身体不便成这样,还是为只能躺着接受来人看望,自感失礼,表示很不过意。</p><p> </p> <p> 在她清醒的时候,她一再向我交代:“我要走了。我走后,一切从简。感谢家中所有的亲戚和平时关心关爱她的朋友。”</p> <p> 2020年8月9日下午5:50母亲在睡梦中安祥离去。</p><p> 这一次母亲走得很远、很远、很远......在那里,她会和我们父亲相会,不再分离。</p><p> 谨以此文悼念我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p><p><br></p><p><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