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我们家的绑架事件


谁知当年的故事竟成真


  人世间,每个小孩都爱缠着大人讲故事,这几乎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的小外孙女就老是缠着我讲故事。只要在一起,那就上午讲、下午讲,睡觉的时候还要讲。只要我被小外孙女缠上,那就是,讲一个不行,要讲两个,两个还不行,要讲三个。往往是,一直讲啊…讲啊……讲的我精疲力尽、口干舌燥。而这时再看看她呢,她却已经甜甜的睡着了。


  那天,看着外孙女心满意足的熟睡面容,不由得想起了我小的时候,老是缠着孟姨讲故事的情景。记得那次,孟姨给我讲的是,她们村里的一个地主老财欺压贫民百姓,被土匪“绑票”的故事。故事讲完了,我有点害怕,担心的问孟姨:“姨……我会不会哪天也被坏人绑了票?”孟姨“噗嗤”一声笑了,拍打着我的背说:“傻孩子,快睡吧!现在是新社会,哪里还会有绑票的事啊?再说咱们家又不是地主老财,也没有欺压百姓。”


可谁知道,过了若干年,我们家却真的发生了一起,家人被“绑票”的事件。

好像变成了地下工作者


  1974年6月,军校要放暑假了,我提前跟爸爸妈妈取得了联系,希望利用暑假时间,到青海高原去看望他们,爸爸妈妈非常高兴的答应了,并在信中说,让我利用这个机会,看看高原上的叔叔阿姨们是怎么建设新中国的。然而,临近放假了,我和爸妈却失去了联系,不得已,我只好先回到北京的家里。


自从当兵,好久没有在北京呆这么长时间了,度假一开始,还真的兴奋、新鲜了几天。可是,姐姐和同学们每天一大早就上班了,弟弟虽然也在北京,可他在部队服役,没有人能整天来陪我玩儿。六间房子的家,大白天就我一个人傻乎乎呆着,空空荡荡的房间,一点生气都没有。原本生活内容非常充实,爱动的我,整天东游西荡,闲的发慌,无聊的心烦。

  就在渐渐地,开始有些烦躁的时候,忽然一天上午,一个邮递员大声喊着,有我的电报。我迫不及待的打开电报,里面一行字闪现在我的眼前。“建生是否来青海?晚六点半,在六部口电报大楼等电话。开南”。看过电板,军人特有的警觉,立即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几个问号。有事,为啥不打家里电话?为啥不让我在周围的邮电局接长途电话?电文结束的落款为啥不是爸爸或妈妈?开南,不是爸爸的秘书科长,王叔叔吗?我敏锐的觉得,出事儿了!肯定出事了!肯定是出大事!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并按时等在了,六部口电报大楼长途电话厅。六点半到了,电话准时来了,电话那边真的是王开南叔叔。叔叔说话的声音很小,听起来真的很遥远。开南叔叔说:“建生,时间很紧,也不方便,我就简单说几句。你爸爸委托我给你打个电话,他说他想你了,让你到青海来一趟,如果弟弟能来,你们就一起来。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通一次电话,你们告诉我,哪天动身?哪天到达?来的车次。”我知道情况特殊,不便多问,谢过叔叔就把电话挂掉了。


回到家中,我把今天发生的一切,都详详细细的跟姐姐说了,并告诉了她,我对一些问题的判断。随后,姐姐立刻按照开南叔叔的要求,给弟弟的部队领导打电话,说父母身体欠安,替弟弟请了假。

  第二天一大早,弟弟就回来了,我们哥俩一起到北京站买了,第二天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火车票,晚上六点半,我们又一起在六部口电报大楼接听了开南叔叔的电话,向他报告了动身的日期,车次和车厢号码。这次开南叔叔的电话更简短,“此次出行,要绝对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穿好军装,路上自己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列车进入西宁站后,会看到一辆军用救护车与列车相向同行,待列车停稳,车门打开后,你们俩要立即戴上口罩,下车后不要停留,快速进入救护车。”

长途奔波巧遇空军女兵



那天中午十一点多,我和弟弟提前来到北京站。因为从小跟着爸妈乘火车“转战南北”, 进站、候车、剪票、上车,这个过程对于我们俩儿太熟悉了。说来也巧,我们刚刚在三人一排的座位上坐好不久,就进来了三个“叽叽喳喳”又说又笑的空军女兵;更巧的是,她们还就坐到了我们对面。


列车启动了,加速了,过了丰台……不一会儿,从上车就“嘻嘻哈哈”没停过的三个女兵,居然用带着疑惑的眼神,审示着对面的两个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的陆军、空军,随后便小声地“嘀嘀咕咕”起来。一个女兵站起来,从挎包里拿出了她带的花生瓜子,“哗”的一声倒在了小桌上,另外两个女兵也慷慨的拿出了自己的零食放在小桌上,其中一位女兵指指零食,笑着对我俩说:“怎么样?对面的两位友军同志,咱们一起来个联合作战吧?”人家这都主动“出招”了,咱们也不能不“接招啊!”,弟弟赶紧笑着,把带的苹果拿出来放在桌上。


到底天下当兵的是一家,再说三个女兵跟弟弟又是同一个军种、同年入伍、同在北京服役,他们很快就熟悉了。没想到,从小沉默寡言的弟弟,竟然亮出了他的身份。啊……空军情报团?用外语窃听敌军情报?对方对弟弟立刻肃然起敬,神奇的表情在脸上油然而生。她们向弟弟问这问那,简直就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看弟弟越讲越兴奋,什么部队的番号、地址都说了出来,就咳嗽了一声,提醒他“咳咳,注意你们部队的保密守则啊!”弟弟脸红了,三个女兵也有所收敛了。虽然,他们还在交谈,但是,我感觉到了,她们的目光,在向这边这个严肃的陆军扫来


  我在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问到我时随便敷衍几句,心里不停的在设想着,到西宁站后,会出现几种什么情景,应该怎么处置。这时,一名叫赵莉的女兵见我表情严肃、不言不语,便上下打量着我,旁敲侧击的向弟弟打探着我和弟弟的关系。知道我和弟弟的关系后,她们便转移了话题。好奇的向我问起了许多工程兵的问题。我开玩笑的说:“在我面前,你们可都是新兵。按照内务条令规定,我还是你们的班首长呢。”她们倒也接的快,立即端起茶缸说:“来,咱们新兵敬老兵,小兵敬首长”,随后,便是一阵银铃似的笑声。


总算是缓解了,刚才因为我而凝重的气氛,犹如春风吹拂冰雪消融。五个男女兵很快就更加融洽了,在共享零食中,海阔天空的说、天南地北的聊。不知不觉中,该吃晚饭了,一起去餐车男兵请女兵、老兵请新兵,点上三四个菜,惹得一餐车人都交头接耳的刮目相看。闲聊中得知,她们是空五军子弟,此行是去哈密探亲。尽管都是战友,大家彼此又都聊的很开心,但我和弟弟始终没有透露一点,西宁之行的秘密。

怎么回事就像在拍电影


  晚餐后,回到车厢,灯变暗了。整个车厢里,一改白天的喧闹,平静了下来。很显然,列车已经进入了黄土高原,蒸汽机车喘着粗气,列车七扭八扭的,车轮在铁轨上发出“”滋滋”的刺耳噪音。三个兴奋了大半天的女兵也累了,面对两个高大的男兵的守护,她们先后洗漱后,就放心的相互依偎着睡了,在车厢像“摇篮”一样,有规律的摆动中,睡得可甜了。


兴许是男人天生就喜欢呵护“弱势群体”,或许是“班长”对部下有保护安全的责任,要么是担心爸妈身处的环境不安全,这一夜我基本没睡。在永无改变的列车节奏中,看着她们四个人,醒来又入睡,醒来又入睡;看着她们四个人,睡得香甜得流下了口水,又迷迷糊糊的伸出手臂抹了抹,“吧唧吧唧”嘴继续睡;看着窗外一片漆黑“鬼火跳跃”,渐渐的变成了晨曦,变成了清晨……

过了中卫,天已大亮,列车早就奔驰在黄土高原上了。喇叭里开始催促旅客吃早餐了,洗漱后去早餐,是弟弟请每个人吃碗肉丝面,这对于当时作为义务兵,也是一顿上好的美餐。回到座位上,三个女兵的兴奋度,已大不如昨。她们失神的望着窗外的荒凉景色,虽然现在七月份,远处有青纱帐,树木高大、枝繁叶茂,但是一阵风刮来,还是黄土满天。


不知是谁提议,大家相互留个地址,以后多多走动一起玩。我说,我在外地就不留了,回北京一定去看你们。谁知她们话题一转,问起我学医的感受,并说她们将来的发展就是当护士,一天到晚伺候病人,又脏又累一点都不喜欢。为了安慰她们,我说:“第一步先提干,不要放弃学习,这年头,山不转水转,也许到时候就会峰回路转。就算改不了行,对自己和家人也是有好处的。”三个女兵觉得我话有道理,脸上的“愁云”也就渐渐的散去了。



一天又要过去了,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车厢内的喇叭提醒各位旅客,西宁站马上就要到了。我和弟弟站起来取下行李架上的物品,整理着军装,三个去哈密探亲的空军女兵有些恋恋不舍,再三跟弟弟核对着地址,叮嘱着弟弟回北京后一定要去找她们,多多联络,看来弟弟给她们留下的印象不错。三个女兵都觉得我像个老大哥,再三要求我回北京时去看看她们,并执意要下车送一送 。


列车进站了,不一会儿便看到一辆部队的救护车,缓缓地与我们车厢同向均速并行。按照开南叔叔的要求,我和弟弟立即戴上口罩走向车门,三个女兵有些疑惑不解,“大热天的带什么口罩?”但也没有多问什么。车门打开了,看到开南叔叔在车里向我们招手,我和弟弟在站台上与女兵们握手告别相约北京再见后,便快速的跑向救护车钻了进去,救护车“呜”的一声就开走了,车尾卷起了一阵尘土。


回头望去,三个女兵在列车旁,惊讶得目瞪口呆,随后便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弟弟回北京后,她们问弟弟:“你们家到底是干什么的?你们到西宁去,是不是执行特殊任务?简直把我们搞得云里雾里的,就像在拍电影似的。”

叔叔一反常态行为诡异

  上了救护车我才发觉,车上只有四个人,部队的司机,开南叔叔和我们兄弟俩。司机一言不发,好像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开南叔叔也不像以往那么热情,一路上,就不冷不热的问了一句“路上还好吗?”救护车离开车站就一直在加速,进入市区后就用了很长时间东转西转,似乎就是漫无目标的东游西转。就在我实在憋不住,想问“还要这样开多久”时,救护车不断加速、加速,飞快地驶入了西宁宾馆。就在我们下了车,想礼貌性的说声“谢谢”时,救护车飞快的开出了宾馆,消失在夜幕浓浓的黑夜之中。


下了车,开南叔叔仍然没说一句话,简直就形同陌人。进入大厅后,叔叔先警惕的环顾了大厅四周一圈,然后才在前台拨打电话,低声细语的讲了几句。似乎一切程序都走完了,才带着我和弟弟七拐八拐的来到一楼最后的一个房间的门前,听到有脚步声,倒数第二间的房门迅速打开了,走出了两位年轻的战士,他们见到开喃叔叔点了个头,就转身回房间了。从下了火车到现在,一个个场景,让我感到,事情确实是很严重了,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的多的多。


开南叔叔敲门了,妈妈打开房门,我们三人迅速鱼贯而入。只见此时,爸爸正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喝茶抽烟。爸爸见到两个儿子远道而来特别高兴,一脸的笑容显得很兴奋,但看上去是苍老了许多很是疲倦。开南叔叔要走了,叮嘱我们,近段时间外面还不太平,多陪陪爸爸妈妈,尽量不要到市里去兜兜转转,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叔叔走了,我心急火燎地追问爸爸妈妈,为什么此次西宁之行,就像做地下工作,神神秘秘还要乔装打扮。


经过妈妈神情紧张的述说,我才知道,爸爸一周多前遭造反派绑架,半路被解救下来,现在一直在保护性居住在宾馆。而爸爸却满不在乎的操着一口京戏腔调说:“吾儿一路鞍马劳顿,今日先好好休息一番,待明日且听爸爸细细道来。”

国事家事国事重于一切

  文革十年的浩劫,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动荡的年代、人人自危的年代,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管什么人都想登上舞台充分表演一番;几个人、几十个人凑在一起成立个组织,选出个头目就可以刻公章、印袖标,对外宣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可以随意揪斗领导,勒令领导干部交代问题,动不动就打骂体罚,实施人格侮辱不法侵害。他们可以无中生有编造理由,到处打、砸、抢,制造事端,搅得单位鸡飞狗跳,以便他们趁乱夺权。最严重的要算停工、停产闹革命,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人人坐吃山空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1973年3月8日,妈妈受单位党委委托去西宁慰问病号,返回途中遭遇重大车祸,因伤势极为严重,昏迷了五天五夜,经从国内各大医院调集人才,实施全力抢救,才把妈妈从“死神”的手中抢救回来。由于青海医疗水平太低、物质条件太差,经组织决定由爸爸陪妈妈回北京的家治疗休养。我4月8日去上海途径北京,见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全身都捆着绷带,心痛的犹如万箭穿心、心如刀绞。而妈妈却坚强的像个铁人,强装笑脸安慰我说:“她大难不死,等着看她儿子当教授”。


爸爸放心不下动乱的单位,做通了妈妈的思想工作,把大姨和表妹请来照顾妈妈,继续治疗养伤,就赶回了青海,1974年初,党中央感到再这样停工、停产,国民经济就会彻底崩溃,于是下发了文件,要求全国各地的工矿企业立即恢复生产,边生产边革命。当时阻力很大,特别是在台下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一门心思制造种种理由要夺权。爸爸分别在两边群众组织中做工作,但是效果始终不明显。


妈妈人在北京养伤,可心却在爸爸身边。既担心爸爸生活没人照料,又担心爸爸的生命安全,特别是听说台下的造反派头头把爸爸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要彻底搬开、砸碎这个顽固的“绊脚石”,妈妈更是焦急万分。于是,便在事先没有征得爸爸同意的情况下,让大姨和表妹搀扶着她坐进卧铺车厢,拄着双拐、拖着还没有完全复原的身体,回到了爸爸身边。

一次两派群众发生了激烈冲突,拿着棍棒、铁锹对峙要武斗,真可谓千钧一发要出人命,爸爸从家里跑了出来站在他们当中,高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竭尽全力劝大家解散各自回家。一个因私拆公家设备卖钱,被劳教两年,刚释放不久的家伙,露出了仇恨凶残的眼光,他举起铁棍朝爸爸头砸来,说时迟那时快,被妈妈举起胳膊挡了回去。妈妈厉声喝道“你个劳改分子想干什么”一句话提醒了老工人,他们立刻把爸爸围在了当中,那家伙眼看着无可乘之机便灰溜溜的躲了起来。


后来,就是这个坏家伙成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在爸爸单位,上窜下跳,扇阴风点鬼火,不停的捏造事实、制造谎言,挑动群众闹事、激化矛盾,挑动武斗,阻碍单位和群众,落实中央文件恢复生产。就是这个坏家伙,为了个人政治野心,绑架了爸爸,企图以死相逼,让爸爸为他的可耻行为平反!

爸爸被绑架 妈妈立大功

听爸爸说,那是一周多前发生的事。为了完全彻底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恢复生产的决定,爸爸不分昼夜的周旋在单位多方造反派组织之间,说服大家立即恢复生产劳动。就在其它群众组织,已经完全同意立即恢复生产的情况下,那个坏家伙当头头的造反派组织,却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苛刻条件;特别是那个坏家伙,在交谈中重重设置障碍、百般刁难,不管爸爸怎么耐着性子、苦口婆心的劝解,他就是一千个不同意,一万个不同意。


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家里,以商量恢复生产为由,要爸爸第二天一早,到他们总部交谈,还特别强调只能去爸爸一个人,多一个人就免谈。整个通话过程,妈妈都在场。妈妈不放心的提醒爸爸:“还是带个人去吧,当心这家伙可别耍什么坏心眼。”身经百战的,急着恢复生产的爸爸,满不在乎的说:“不会的,量他也不敢!”


第二天早上,爸爸吃过早饭,一个人如约去了他们造反派总部,门口一辆面包车已经发动了。爸爸坐下不久,那个坏家伙还是以种种理由,坚决不同意恢复生产,并污蔑说爸爸故意打压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要和爸爸去西宁,到省革委会评理去。他们四五个人,连推带桑的把爸爸押上那辆已经发动了的面包车,飞速的朝西宁、柳园方向开去。


  听妈妈说,妈妈毕竟是保卫科长,对当地和本单位的社会治安情况了如指掌,也许是出于她的职业本能,爸爸出门后,她就到单位去了,两小时后要通了,那个群众造反派总部的电话。接电话的是造反派的另一个头头,妈妈亮明身份后,就直接问有没有看到爸爸。那个头头一开始说没见到爸爸,妈妈立即强调说:“我现在在核实情况,你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证据,如果你隐情不报,出了问题你要负全责。”听到这话,那个小头头吓坏了,赶紧如实说出了那个坏家伙绑架爸爸的去向。


职业敏感性告诉妈妈,大事不好,可能会发生恶性案件,便立即将情况,车型、车号通报了省公安厅,省公安厅接报后立即报告了当时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爸爸的老战友xxx司令员。因为爸爸的单位是央企,司令员也不敢怠慢,便毫不迟疑地向建工部做了汇报。赖际发伯伯听后非常愤怒地指出,“绑架革命领导干部是犯罪行为,要求省革委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解救爸爸,并千方百计的把爸爸保护起来。”司令员接到指示后,立即责成省公安厅跟妈妈建立专线,并派一名副司令员乘小车,带着一卡车的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从西宁出发,在通往西宁和柳园的三叉路口设卡拦阻,并要求妈妈立即组织车辆向西能方向追赶那辆面包车。已形成前堵后追的态势,确保爸爸的安全。

爸爸被解救 歹徒被押送

  听两个小战士说,他们领导精确的测算了,绑架爸爸的面包车车速和到达三岔路口的时间,他们提前乘车守候在那里,带队的副司令员始终拿着望远镜,在不停地观察着公路的前方。用肉眼都能看到绑架爸爸的面包车,像个小黑点一样,向这边由远而近的移动时,副司令员果断的下达了命令。“来了,按照预订方案,实施拦截。”


那帮坏家伙做梦都没想到,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解放军战士和公安人员在等着他们。解放军战士拿着红旗示意车辆停下,准备接受检查。司机还没有反应过来,面包车已被解放军战士团团围住,公安人员上前,要求打开车门,勒令全体人员下车,准备接受询问和检查。那个坏家伙指着爸爸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单位恢复生产,现在要押他到省革委会去交待问题。”


  副司令员走上来对爸爸说:“建工部领导知道了这里的情况,已经作出了明确指示。司令员特地让我来请你去他那里去谈谈。”随后,转过头去严肃地对那个坏家伙说:“你们擅自绑架革命领导干部,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到公安部门彻底交代听候处理。”此时,那个坏家伙见大势已去,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垂着头瘫坐在地上,副司令员对带队的解放军和公安干部说:“我现在陪书记去见司令员,半个小时后,你们负责将他们连人带车押送到省公安机关,让他们彻底交代听候处理”。


爸爸他们要开车了,那个坏家伙突然从地上爬起来,声嘶力竭地喊道:“书记啊,在车上我们可没有虐待你呀”。

司令员的话 让人真后怕

没过几天,司令员来看爸爸,竟当着我们的面数落爸爸起来:“老兄弟呀,这次可是太危险了,这帮家伙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呀!经过公安部门审问,他们是想把你压到河南去,逼你给那个家伙平反。如果你不同意,就把你在山里处理掉。这次你的老伴儿可是立了大功了,以后你可再也不能单独行动啦。现在不是你我当年跟日本鬼子、国民党干的时候了,那时候咱们真刀真枪明火执仗。现在是,他披着造反派、革命群众的外衣,你在明处他在暗处,不得不防啊!”


司令员是爸爸抗战时期的老战友,为了认真落实建工部赖伯伯的指示,也为了爸爸的人身安全,他给爸爸换了个名字,秘密的安排在西宁宾馆,一日三餐指定专人送饭。另外,还安排了两个当时参加行动的小战士,换上便服住在爸爸隔壁,保护爸爸的安全。


两个小战士都是山东人,年龄和我相差不大,我们经常一起去餐厅吃饭,一来二去熟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是他们告诉了我当时现场的许多细节,他们也都说那天可真悬,如果截不住他们,可真危险。

跟爸爸妈妈住了十几天,我们又秘密的搬迁到了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一个疗养院。虽然西宁海拔比较高,但大通那里山清水秀空气新鲜,人烟稀少绝对安全。假期快结束了,又要依依不舍地离开父母;这一去又是远隔千山万水,我的心里不由得又多了一份,对父母身处恶劣环境的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