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思念—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FY*~

(吕梁电视台王二丽朗诵)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摄于1937年。左伯父刘枫，右父亲刘哲)

　　这首感人肺腑的歌《松花江上》是词曲家张寒晖于1937年创作的一首缅怀在日本帝国主义蹄铁下遭受凌辱、流离失所的东北人民。

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从此国土沦丧，家破人亡，我们的民族经受着一场大灾难，特别是沦陷区人民，失去家园，背井离乡，生活十分悲惨。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于1940年唱着这首脍炙人口的歌，随115师陈士渠支队挺进山东，投身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也是我父亲于1998年去世那年在病床上忍着剧痛唱的留给我们的唯一影像资料。

每当回想起父亲，耳伴总是回荡着父亲当年唱的这首刻骨铭心的歌，或者只要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我那坎坷曲折的父亲，我的思绪也就一同跟着走进他为了脚下的这片热土，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把大无畏的革命热情毫无保留地献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更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关于父亲苦难深重的童年、激情澎湃的青年和快乐幸福的晚年......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后在晋西举行检阅)

(父亲去世那年，在病床上留下的唯一珍贵录音。由三姐刘秀平制作)

(八路军115师开赴山东)

　　父亲刘哲，原名刘福三，农历1920年7月初2日生于今山西省柳林县成家庄镇艾掌村。其父亲我爷爷刘喜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一生多坎坷曲折，十七岁丧父，祖上三辈单传，到我爷爷手上才人丁兴旺，先后生育四个子女：伯父刘枫、父亲刘哲、大姑刘莹、二姑刘杰。曾祖父去世时，仅给爷爷留下三间破窑洞，爷爷独自靠一双勤劳的手精耕细作，家境才逐渐殷实起来。我爷爷思想进步、眼界开阔，当过村长和出席过第一届县人民代表会议，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培养，所以父亲从6岁开始即 1926 年到 1932 年就在村里上小学。在爷爷的关照下比父亲大四岁的大外甥李丕宽，还有伯父他们三人一同在艾掌小学读书。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百家姓》、《千字文》、《方言》，后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幼学琼林》、《古文》等，还有《国文》、《算术》。唱的歌是“中华开国四千有余年”，“世界文明唯有我先”，“打倒列强”、“除军阀”等。还有“可爱的秋香”。

(艾掌村)

(老家新居旧宅)

　　父亲的青少年时期，中华民族正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他从小就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家乡，崇尚科学文化，立志做国家有用之才。1932年，父亲和伯父、李丕宽（父亲的表兄）以优异的成绩一起考入龙泉高小读书（龙泉高小于1932年，由我外公刘建侯与当地社会贤达多人联名提请当时的县政府批准，以龙泉寺地产360亩为校资，以西局岔华佗庙为校址，创办了离石县龙泉高等小学堂。伯父刘枫、父亲刘哲、李丕宽、崔应国、刘正权等都是龙泉高小第一届学生)，是该校第一届学生。在学校他们除正常的课业外，常以进步刊物“独秀文存”和鲁迅杂文为课外阅读。该年 1 月 28 日晚，日本侵略军突然向我上海闸北发起了攻击，我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将军率领下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蒋介石顽固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淞沪抗战后调十九路军前往福建剿共，1933 年 11 月，蔡廷锴将军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社会治安）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蒋介石决裂。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龙泉小学进步学生的关注，成为议论的中心。1933 年下半年，伯父刘枫、父亲刘哲、李丕宽、崔映国等在龙泉高小自发组织了“锐志读书社”，传阅进步书籍，为将来投身革命储备知识力量。

(西局岔龙泉高小)

1934年夏龙泉高小毕业后，父亲伯父兄弟俩和李丕宽又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考取了离石中学（贺昌中学的前身。1927年，离石县私立初级中学在今贺中文庙内兴办，挂牌“离石中学”。1945年9月，利用此基础，筹建了“晋绥建新中学”。为纪念贺昌烈士，1946年8月15日改名为“贺昌中学”）。因为家里经济实力实在承担不了，父亲主动放弃升学，考取了教师资格，先后在张家塔、南坡、上曹家坡、碛口、临南等地教书，帮助其兄长刘枫和其表兄李丕宽读完初中。

1937年1月，伯父刘枫在离石中学报名参加了牺盟会。父亲报国心切一心想为抗战做贡献，所以父亲经常在业余时间帮助伯父刻写蜡板，印制宣传抗日救亡传单，协同伯父在县城附近、集市、庙会等处张贴散发。同时还奔走募捐，为牺盟会离石县分会筹集活动经费。据父亲本人回忆，募捐的最好时机是全县新旧教员集中回县进行考核之时，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宣传并慷慨解囊，他和战友们便抓住机会，全力以赴工作。

(当时的离石贺昌中学)

1938年2月（农历戊寅年正月），伯父刘枫从村王编村书记任上离职，奉调4区牺盟会任秘书，父亲接任村王编村书记职务。同月，日寇占领离石。1938年6月7日（戊寅年5月初十）父亲也离任，经伯父介绍到临县牺盟中心区（临县牺盟中心区成立于1938年3月，负责领导临县、兴县、岚县、方山、离石、中阳、介休等7县牺盟分会的工作。），入决死四纵队随营五分校第二队（决死四纵队随营第五分校于1937年12月在临县城内创立， 1938年8月改名为军政干部四分校，校长由阎锡山挂名，副校长由决死四纵队政治委员雷任民兼任。随着部队的调动，1938年底移驻交城县东坡底村。学员身着军装，每人发步枪一支。1939年4月，四分校改称军政干部第十二分校，移驻交城县偏梁村。晋西事变后，学校停办。随营五分校共分三个队，第二队队长刘兆泉，政治指导员孙哲{解放后任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学习，校址在临县城文庙内。学校开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语喊话等政治课程，队列训练、战术训练、兵器的使用等军事课程。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决死4纵队政治部民运科，不久调宣传科，专门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主要负责刻制蜡板和油印文件。而后随部队转移到汾阳三道川及交城横尖镇一带。

军旅生涯经常风餐露宿，背包不离身侧，油印机置于背包之上。需要刻印的材料很多，如宣传文件，有时还有“号外”等急用资料。野外没有桌椅，有任务时父亲就地蹲坐，钢板放在膝盖上，拿起铁笔就开始工作，从不耽误。

　　1939年秋，中共离石县委派李丕宽去115师晋西独立支队（115师晋西独立支队——1938年12月，115师师部及第343旅奉命东进山东，留下第343旅补充团与晋西游击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合编为晋西独立支队，陈士榘任支队司令员（又称陈支队），政治委员由中共晋西南区委书记林枫兼任，下辖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陈士榘(1909-1995）湖北省荆门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授上将军衔）学兵大队学习。临行前，李丕宽接到伯父刘枫来信，委托他带父亲一起去【1】。父亲在征得原部队同意后，找决死四纵队政治部刘膺主任开了介绍信，（李丕宽的介绍信由离石县委韩昌泰书记开出）。当时已是秋林会议（秋林会议，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只有一条：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其目的是取消共产党对新军的影响。 秋林会议是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走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以后，阎锡山配合蒋介石，在山西掀起反共高潮，不断挑起摩擦。阎匪33军一直盘踞在沿途。为了避免被敌扣押，他们将介绍信缝在瓜壳帽内，另拿了一张下南路打工的通行证以应付阎匪盘查。行前，父亲曾返回艾掌村，因为晋西事变前夕形势严峻，反动势力到处袭击和屠杀革命者，父亲没敢在家住，当晚在南山峁野地里露宿一夜。第二天和李丕宽到西坡（1938年春，阎锡山离石县国民政府在县长武尚仁带领下从碛口迁驻孟门蛤蟆塔，改蛤蟆塔为石安村。中共离石县委和牺盟会离石县分会迁驻石安附近的西坡村）村见到伯父刘枫，当时伯父担任牺盟会离石县分会秘书。两人在西坡住了一晩，次日凌晨动身，途径军渡，到中阳境内晋西独立支队防区找到中离地委。和地委的同志（中阳的刘林）同行，向南又走了两天，到大宁县找到晋西南区党委组织部（番号“太平部”），再持组织部介绍信到孝义花家寨向学兵大队报道。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过程中，李丕宽离开学兵大队，随陈支队2团返回晋西北讨顽，两人从此分开。父亲随学兵大队由孝义转移至武乡县潘龙附近，编入抗大总校学兵连。学兵大队课程分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有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军事课有班、排、连的防御与进攻等。武乡是我第18集团军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地。这段时期，学员们还聆听过朱德总司令的几次报告。培训结束时间在1940年5月，正逢陈支队在临县讨顽胜利后前往山东回归115师建制，途径武乡，在武乡修整了10多天，学兵大队也在此时归建陈支队。陈支队2团政委和2团2营8连指导员薛玉龙（陈支队2团2营由陈支队2大队改编而来，兵员来自离石、中阳和石楼，8连的前身是2大队4中队，薛玉龙，孟门薛家坪人，在4中队初建时期就是指导员）亲自到校指名调父亲到该连任文化教员。此期间李丕宽也随部队来到潘龙镇附近，曾经去看望过父亲：“我到2团的一个连队去探望正在那里担任文化教员的刘福三（父亲原名）同志，他很好学，正在自配墨水，两手都染成了蓝色。【1】”父亲工作努力，有时忙起来几天几夜不休息，深受部队官兵爱戴，得到朱德题词奖。朱德的题词是“向布尔什维克进军！”

(父亲就读的抗大总校)

　　1940年6月初，经过休整后的陈支队出太行东阳关，急行军4天，于沙河、临洺关（今永年县）一线冲过日寇严密设防的封锁线——平汉铁路，进入冀南。在此期间，部队曾两天两夜水米未进。由于过于饥渴劳累，父亲感觉头晕眼花，两腿无力，实在难以继续前行。夜晚行军路过一个山庄时，隐约看见猪圈旁有一桶水，就抱起水桶喝了几口，结果导致了急性痢疾，曾几度昏迷。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坚持走到冀南后住进了129师医院。抗日战争年代的医院也是随时可能遭到敌人袭击的，毫无人性的日本侵略者从不避忌屠杀弱势的伤病员。为了防止落入敌手，按照部队要求父亲将朱徳题词一类重要文件全部烧毁。穿越平汉线进入冀南后，饥渴的战士们纷纷跑到水井边汲水，边走边喝，同时口嚼大蒜，以防中暑和肠道疾病。陈支队的突然出现，让冀南日军措手不及，惊恐万状，每天派飞机跟踪侦察和扫射【2】。

那时候军需物资匮乏，子弹实行配给制。按照规定父亲应该配备手枪，但他自愿申请换成步枪，因为步枪射程远，子弹也相对宽裕，有利于多打鬼子。

　　父亲在8连工作期间，陈支队先后经历了冀南作战、馆陶修整、鏖战鲁西、挺近泰西，于1940年10月初从山东泰安、大汶口之间冲过归建途中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津浦铁路，进入抱犊崮山区，向115师师部报道。这支6000余人的劲旅，在陈士榘司令员的率领下，从晋西北出发，历时6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经晋、豫、冀、鲁4省，历大小战斗40余次，毙、伤、俘日、伪、顽军4090余人，胜利完成了归建任务。

1937年底至1938年春，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地方政权瓦解，使平汉、津浦、陇海、石德四大铁路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中方政权真空地带。中共河北省委和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为创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5师进军山东加强了我方在山东的武装力量。

陈士榘（1909年4月14日-1995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湖北省荆门市人。曾任军事学院教育长，工程兵司令员。

　　归建后，陈士榘升任115师参谋长，父亲所在2团整编为115师教导第3旅第8团（从1938年7月开始，115师343旅分6批离开山西开赴山东，陈支队是最后一批。这样，343旅被拆分到了多个新部队，原来的第343旅实际上已不再存在。1940年3月在鲁西重建343旅，杨勇任旅长兼政委，辖黄河支队和运河支队。同年10月下旬，运河支队和新归建的陈支队第二团整编为115师教导第3旅。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辖7、8、9三个团、4个军分区），杨勇任旅司令员，苏振华任旅政委。教导第3旅于1941年7月划归冀鲁豫军区建制【3】。到1941年，父亲已经由8团调到7团教导队任文书。1941年在教导队入党，介绍人是教导队队长赵川，指导员刘存智（刘存智，（1924－2013），辽宁通辽（今属内蒙古）人，解放后曾任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88年授中将军衔）。入党后，工作调动频繁，先后在教导第3旅司令部担任收发员、旅特务连任文书、医一所指导员、兼随军记者（先兼任鲁西日报社随军记者，后由鲁西日报社推荐给冀鲁豫日报社兼任随军记者）。1942年得冀鲁豫日报社记者手册奖。（什么是“记者手册奖”？可能奖品是记者手册，即一种新闻采写的指导图书，这对战争年代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珍宝。）

从1984年开始，离休后的父亲和原中共柳林县委老干部局干部杨富平接触比较多，父亲曾经向杨富平讲述过当年随军记者的情况。杨富平向笔者转述：“所谓随军记者，就是跟随军队在打仗前线的记者。他当时是参加的抗日战争，他说当时有个“战地快讯”的栏目，主要报道前线战场上实况，所以他必须要到战斗的第一线采访。这样他每天都是骑着马在马背上做笔记，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工作。……左手拉缰绳，扳马鞍，右腿当桌子，右手在裤兜里做笔记，由于当时的笔长在裤兜里不便于写字，所以他就动脑筋自造笔，他把一颗未用的子弹用钳子拆开，倒出弹壳里的火药，用锥子扣掉弹头中间的白灰，然后再把弹头与石头磨擦至露出针尖大小的小孔。然后将弹壳里灌上墨水，把弹头复位塞好就可以使用了。”那时的弹壳是铜质的。父亲曾幽默地说：“你们用钢笔，没有见过铜笔吧！”这一发明受到上级的表扬，还曾经在部队推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物资匮乏钢笔短缺的困局。

伯父在世时讲过，父亲曾经在冀鲁豫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千里寻兄记”，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在青岛的李丕宽也提到过那篇在当时著名的文章。遗憾的是没有就那篇文章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父亲在教导队任职期间，有一次战斗中我方伤亡很大，撤出战斗时父亲走在最后。当他要离开阵地时，发现指导员刘存智身负重伤躺在地上无法行走。此时战友们都已经走了，再晚一步自己也可能难以脱身。和那个年代发生的许许多多个感人故事一样，危险时刻父亲没有舍弃战友，他背着刘存智一步步走下战场，一直背回部队。

刘存智（1924.11.11～2013.10.22），通辽（今属内蒙古）人，祖籍山东庆云。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解放军中将军衔。

杨勇（1913年10月28日－1983年1月6日），原名杨世峻，湖南浏阳县人。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开国上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苏振华（1912年6月2日—1979年2月7日），开国上将，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三墩乡戴家铺村人，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解放后，任解放军海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左苏振华、右杨勇)

　　抗战时期各部队都缺少医务人员，父亲从后医一所工作时开始学习医术为干部战士看病。部队看病需要见效快，所以父亲学医也以西医为主。这种自学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

1941至1942年，日寇在山东出动过千人以上的“扫荡”70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9次。敌人的“扫荡”战术由“分进合击”、“梳篦式扫荡”发展到“铁壁合围”，一九四二年又发展为更残酷毒辣的“拉网合围”。父亲所在教导第3旅参加过的战斗有：邵楼战斗、潘溪渡战斗、九二七反“扫荡”、元旦旅部突围、八公桥战斗等。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也看到了山东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了打压八路军在山东的发展壮大，防止我党建立的华北各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淮南根据地连成一片，顽军从冀中到山东，接连挑起事端。我山东军民除了打击日寇，还要应付驻扎在河南的国民党顽军高树勋、石友三、陈起荣三个完整师东犯，在山东范县、关城、环场、凉山下、壩桥一带挑起的摩擦，我方军队仅有杨勇教导第3旅。这期间时战时停，频繁行军，有时远离后方，物资接济困难，饥一餐饱一餐，十分艰苦。但军民团结，屡战屡胜，最后石友三、陈起荣两个师被彻底打垮，高树勋师后来在1945年10月下旬平汉战役中率部起义。父亲每次战斗都参加，战斗结束后负责撰写作战报告。

作为政工干部，父亲需要经常向驻地群众做抗战宣传。为了沟通的方便，父亲还学习过山东方言。

1941年7月，115师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即野战部队兼任地方武装力量的管理机关，这样有利于战争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使用，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普遍采用的办法）和原冀鲁豫军区（黄克诚、杨得志部）合编为新的冀鲁豫军区，两军区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1945年8月，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组成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

(1937年8月，八路军第115师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陕南红军第74师改编而成。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罗荣桓任师政治部主任，肖华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周昆(后叛变)任参谋长，辖343旅、344旅和独立团、骑兵营、炮兵营、辎重营、教导营。全师共15万人。343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肖华兼旅政治委员，辖685团、686团；344旅旅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黄克诚，辖687团、688团。

父亲所在部队为343旅686团。团长先为李天佑后为杨勇，政委杨勇，参谋长彭雄，政治处主任先为符竹庭后为曾思玉。）

　　受长时期战争的煎熬，父亲“体力精力日较衰弱，又加了几场大病，把自己拖入苦恼的慢性病痛苦中，体重日减，贫血愈来愈厉害，神经衰弱在中等，血压高涨，被迫在（医）2所休息了月余”（父亲于1954年5月撰写的《自传》，收于刘哲档案）。

随着抗战胜利的临近，父亲又接受了教育日军战俘、审判日军战犯的任务。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他又开始了在战斗之余学习日语。父亲1938年在决死四纵队随营五分校曾学习过日语，但那只是一些简单的日语喊话，学习时间很短。而现在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学一门语言需要老师，父亲的日语老师是谁？根据当时的条件分析，应该是日军战俘，他们中有好多人后来参加了反战联盟。父亲的日语水平曾达到何种水平？参加过那些战犯的审判？手头还没有具体资料。

日冦投降后，党中央看好东北的战略地位，制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利用国民党部队集中在大西南和大西北一时来不及北上，东北又在苏联红军占领下的有利时机，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命令。1945年9 月下旬，中共中央调山东6 万兵力到冀东和东北开辟新根据地；调长江以北新四军到山东填补空缺；江南新四军转移到江北。山东之所以成为中央此次调兵的重点，是由于山东地理位置靠近东北，可以从海道北上，有利于争取时间；此外，还由于东北人口中由山东迁移过去的比例很大，山东部队进入东北容易同当地人民打成一片。

同年10月，父亲所在的冀鲁豫军区部队重组为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辖有3个旅。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故该纵队亦被称作“杨苏纵队”。杨苏纵队成立后即参加了平汉战役（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以十四个军分别经同蒲、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各解放区发起攻击，控制铁路，企图割裂我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同时控制冀热辽，进而抢占三海关以东地区。1945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其沿平汉线北进部队与我军会战于漳河以北、邯郸以南之平汉铁路东侧地区，史称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阻拦和迟滞胡宗南、孙连仲顽军北进抢占东北。1945年11月3日，毛泽东电令：“杨苏纵队速加补充，配足十个团，二万人，十天后动身开锦州、沈阳”。当杨苏纵队沿陆路赶到晋察冀时，由于美国政府派军舰、飞机运送国民党军抢占了山海关、锦州（国民党军队通过陆路抢占华北、东北的企图遇阻后，请求并得到了美国的帮助。1945年10月2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400人在秦皇岛登陆。从10月下旬起，庞大的美国舰队载着国民党陆军在秦皇岛靠岸。首先登陆的是国民党第13军2 万余人。11月初，滇军第52军2 万余人也抵达秦皇岛。而后，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其航空兵的掩护下，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并于1945年11月16日抢占了山海关），道路被阻，中央军委命令杨苏纵队不再去东北，改归晋察冀军区首长指挥，参加保卫热河作战。还在杨苏纵队去晋察冀前，各地部队曾抽调骨干组成干部团，赶赴东北。晋冀鲁豫军区组织了25个团架子1000名干部，按中共中央指示，集中一批走一批，由武装部队护送，分期到达东北【4】。父亲也随冀鲁豫军区干部团开进到晋察冀，后由干部团转入热东军分区（热河省，省会承德。1955年分割并入河北、内蒙和辽宁。晋察冀军区辖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二级军区，其中冀热辽军区辖第14、15、16、17、18共5个军分区，热东军分区即第18军分区，司令员丁盛，政委王国权，司令部驻地朝阳）干校任组织干事，负责训练俘虏。

(给日军战俘训话)

　　在从河北到热河的路上，当时有个文艺宣传队随干部团行军，宣传队大都是女同志。在一次过河时由于水深女同志过不去，有七八位女同志是由父亲来回一个一个地背过去的。父亲的游泳技术很好，能应付突发事件，所以人们放心地将自己的安全交付给他。当时已是初冬，北方的水温接近冰点。

这时父亲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基于健康原因，到热东后不久，便申请解甲还乡。1946年，经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批准，父亲复员。据他回忆：“咬牙跑到东北，不幸体力支持不下，无奈痛苦地离开承德，路过张家口平绥线丰镇、集宁复员。当时路上看见延安机关人员一群群奔向东北，自己心里痛苦得很。”要求复员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回乡照顾家人。老人年迈，一家老小无人照顾是很现实的问题。父亲回到离石后，见到艾掌的人就急切地问：“我家还剩几口人？”战乱年代，对家人的担心溢于言表。

父亲是从承德动身返乡的。动身的时间应该是1946年7月以前。该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7月底大同-集宁战役开始，晋察冀到晋绥北部马上陷入战火之中。内战初我军实力不及国民党军，以致8月28日承德失守，9月13日集宁失守，10月11日张家口失守，冀热辽地区与晋察冀的联系事实上已被傅作义部切断。父亲回忆“……路过张家口平绥线丰镇、集宁复员。当时路上看见延安机关人员一群群奔向东北……”这应该是当年7月之前的情形，稍晚一些那里就成了战场，再后来变成国民党的地盘了。但据母亲后来回忆，父亲到家时间是在冬天，是快要过春节的时候，这里出现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差。从父亲的描述看，他当年是从热河出发，经察哈尔，到绥远，然后向南转向回到山西的，可能是因为1946年6到8 月大同、忻县一带正在打晋北战役，从平、津、石家庄到太原及其汾河谷地都是敌占区。这几千里路应该是凭两条腿走回来的。战争年代，一个有病的人，沿途不知道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时走时停，时长竟然达半年之久。

(女兵组成的文艺宣传队)

(行军途中)

　　父亲离家7年多，和家里失去了联系，杳无音信。和他同一时期出去的人好多牺牲了，所以人们推测父亲也已经离开了人世，全家人都哭红了眼，两个儿子都投入抗战，但都音讯全无，尤其是我母亲苦苦地等待了八年，有好心人劝说母亲改嫁，身边又没有孩子，但母亲始终遵守妇道从一而终，母亲的坚守感动天地，终于等到父亲完整地回来了。

父亲枪林弹雨7年，子弹从他头顶、耳旁飞过没有伤着他，在河边、草丛里睡觉，毒蛇从他身上爬过，野狼在他脸上舔过，也都没有伤着他，只是刚回家时神经错乱比较严重。这种病因是由剧烈震动引起的颅脑损伤。这种外力引起的脑组织损伤有一种临床综合征，叫作应激障碍：即使病人能够记起受伤时的情景，但一般都采取回避态度，不愿意提及。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是，条件合适时也可能出现例外。父亲离休后曾和县老干部局杨富平关系十分融洽，所以例外地谈起过受伤过程：“由于工作在前线，每天身处枪声、炮声和敌机上甩下来的炸弹声中，所以在每次上战场时都会用棉花球塞耳孔来防身。可是有一天战场打的非常激烈，敌人的飞机飞的很低，我军战士用机枪，大炮打飞机，敌人一直空投炸弹，马也不时地往起站（战马受惊后前蹄腾空直立起来——笔者注），正当其时，突然耳孔里塞的棉花球也就掉出来了，就被震耳欲聋的冲击波震伤，顿时头疼耳聋非常难受，幸好保住了生命，但从此也就落下了病根，虽经治疗，但当时医疗条件差，基本上就是依靠休息恢复。”受伤时间应该是在冀鲁豫担任随军记者期间。父亲的坎坷经历尤其是“土地改革”运动、“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三次运动曾经引起父亲病情波动，但父亲的良好的人格修养和坚强的毅力对病情的抑制起了决定性作用。

父亲回到离石后，先在离石县第一完小（今离石城内小学）任教，一完小因故停办后，父亲又在县烟税工作团和县农会工作。1947年土改时，“因家系地主（笔者注：1948年纠偏时由错定地主改为富农，1956年入社时摘富农帽子定为中农），为了在斗争中锻炼自己，由县农会跑回家，卖了一冬一春的炭”，时间应该是1947年冬到1948年春。1948年父亲到县武委会工作。同年6月，吕梁军区3个旅进至汾阳、孝义间打击抢粮的国民党军，临县、离石、方山3县群众也组成支前队伍，来到晋中盆地。父亲随县武委会出征，参加支前队伍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期间还应在离石城内民教馆书店工作过。

1950年父亲被组织调派到教育界工作，同年下学期奉调穆村完小，任教导主任。在此工作5年多。1956年春调西局岔完小接替车应杰校长职务，在此工作10年。文革前夕在太原干部调训班学习一段时间，课余拾起老本行刻蜡板搞宣传。太原回来后调任成家庄完小校长。1968年调大井沟初中任教2年。再调兴旺村小学任教3年左右，最后调牛家川初级中学任教。父亲在教育战线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三十年，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他的名字和功绩传遍了柳林北山的家家户户，迎得了千万学子和家乡人民的尊敬和爱戴。父亲曾出席山西省模范教师代表会议，并多次获奖。

文革开始时，父亲任成家庄完小校长，毫不例外地被作为“走资派”打倒，频繁遭受批斗、毒打。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往往产生的莫名其妙。1968年1月25日（农历丁未年腊月26日），父亲被诬陷反对毛主席，以现刑反革命罪送到离石监狱关押。当时的公检法三机关已改建成“专政委员会”，经过专政委员会调查，始终找不到证据，诬告“理由”不能成立，于同年５月５日以无辜错捕释放，调大井沟七年制学校（即初级中学）任教。

解放以后，父亲在历次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但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从不气馁，他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崇高的使命感，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十年动乱，他蒙受冤屈、遭受迫害，但他丝毫没有动摇对党的赤胆忠心，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对未来充满了百倍的信心！

(父亲的奖章和军用皮包)

(父亲的证书)

　　父亲于1980年离休，享受地师级老红军待遇。但父亲离而不休，更没有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他回到家乡后主动担当校园辅导员，一有空就跑去学校辅导学生写作、画画、讲革命抗战故事，每周出版一期黑板报。剩余时间重操旧业学习医学知识，给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免费看病。我家邻居侯虎叔叔孤身一人，有几年已经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是父亲免费亲自去到十理以外的药店买药，经过一年的精心治疗，病情逐渐好转，又多活了几年。每年春节是父亲最忙碌的时候。村里一半以上的对联都是父亲给写。父亲爱好广泛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样样都行，正月我们家变成俱乐部，父亲成了总导演：编秧歌、写快板、拉二胡、吹笛子编排节目，忙的不亦乐乎。父亲的退休生活过的既充实又丰富多彩。但好景不长，老天爷最后还是没有眷顾这个无私无畏、勤劳善良的人，无情的病魔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

1998年农历11月初1日晚9时30分，一颗坚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我的老父亲，八年刀光剑影、浴血抗战；三十年呕心沥血、诲人不倦，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为人民奋斗了60多个春秋，今天终于停下脚步与世长辞了。父亲确实太劳累了，也该休息了，今天是永久的闭目休息了……但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历程，像一幅绚丽夺目的人生画卷，永远篆刻在我们的心中。

父亲，您在天堂好好安息吧！

我们将永远怀念您！

参考资料目录

【1】李丕宽《我的简忆》。

【2】《八路军115师东进山东》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617/17/204916_218730501.shtml 。

【3】《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战斗中成长》http://blog.sina.com. cn/s/blog_72cfb6530102vwck.html。【4】田玄等《解放战争全记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另：父亲简历选编自刘平厚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艾掌》。

(爷爷刘喜忠)

(父亲各个时期的照片)

(父母亲合影)

(兄妹四人从左到右刘枫、刘莹、刘哲、刘杰)

伯父刘枫曾任青海省西宁市市委书记兼市长。

大姑刘莹曾在刘少奇身边工作。

小姑刘杰曾在青海师范学院工作。

(大姑刘莹在中南海与刘少奇女儿刘涛合影)

左图父亲和伯父的通讯员。

右图父亲和伯父(右一)1960年于北京。

(第二排左六为李丕宽同志)

李丕宽上文提到的父亲的表兄。在我爷爷的关照下，和父亲、伯父三兄弟一同在艾掌小学读书，在高小、中学同时毕业后，和父亲一起加入八路军115师。解放后任山东省外贸局局长。

(伯父去世那年，我们父子三与伯父于太原合影。左二为伯父刘枫)

(第一张全家福，前排左三起母亲、爷爷、父亲)

(1978年父子合影，左二姑刘杰右大姑刘莹)

1984年伯母李叶(左四)大姑刘莹(右二)回家时合影。

(表姐刘小渭与父母合影)

(1994年父母亲和伯母（右一)于艾掌合影。

伯母李叶也是十五岁就参军的老八路，解放后曾任青海省民族学院院长，青海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

(孙辈们与父母合影)

(姐妹们与父母合影)

(后排左一为父亲刘哲，时任西局岔校长)

(第二排左七为刘哲校长)

(二排左五为父亲)

(前排中为刘哲校长)

(二排左伍为父亲)

(二排右六为父亲)

(父亲离休回家当学校辅导员)

2011年母亲去世时三舅刘正英（第二排左六)与我们合影。

2017年大姑刘莹（第二排左八）回家时与我们于艾掌合影。

　　附 ： 父亲与艺术

选自《我的父亲》 刘玉斌

父亲的琴棋书画、博学多艺，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穷的乐趣。父亲在世的时候，家里简直就是一个农村俱乐部，什么三弦、二胡、笛子、唢呐、电子琴应有尽有，不管是哪一种乐器到他手上都能演奏出美妙的旋律，每首歌曲都能写出五线谱。他没有上过一天音乐学校，也没有拜师学艺，这一定是在部队和教学生涯中自学成才的。写毛笔字、绘画、下象棋都是他的拿手好戏，村里的几个下棋高手都不是他的对手。每逢节假日，孩子们都来我家，偷懒不会写作文的都要缠着父亲给他们完成，临走时每人还能拿到一张父亲画的简笔肖像画。晚年父亲因写毛笔字和出黑板报曾多次得到老干局的奖励，奖品有文房四宝和毛毯等物质鼓励。他的这些爱好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现在大哥是村里的棋艺高手，侄儿是县文工团的笛子演奏家。

小时候每年过春节，正月村里都要闹秧歌，这也是父亲最忙碌最快乐的时候，大年初一初二父亲就和几个热心人把操场打扫的干干净净，桌椅板凳都摆放整齐。秧歌一开父亲身兼多职，既要闹秧歌，又要歌舞伴奏，还要编写秧歌唱词，那么大年龄了连续几天和年轻人一样出勤，舍不得掉一次队。父亲一生不管在哪，只要是公益事业都是无条件的积极参与。

父亲的学生李九林回忆说：“我还在十二三岁孩提时候，即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期，艾掌村每年冬天便组织青年排练文艺节目，以备次年春节期间作宣传演出。记得是由刘骥、马大等人进行组织。当时没有现成的文艺资料，多由刘校长自行编辑，有秧歌、快板、小型歌剧，内容是抗日救国、抗美援朝、组织互助大生产等节目。除在本村演出外，还常常出村表演，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记得演抗美援朝漁夫恨，由李建喜、李建高来伴演）。”

村里我的本家刘平厚也和我们回忆说：“文革前64或65年春节，正月里准备闹秧歌，晚上我姐姐带我去你们院子看热闹。你父亲正在编写秧歌和其它节目唱词，一晚上编好多。编累了就吹一段笛子。那时候村里会吹笛子的人不多，可能是我第一次听到笛声，或者别人吹的是北方的梆笛，笛身细短，声尖而刺耳，你父亲吹的是南方的曲笛，声音相对温润，听着很清新，慢悠悠的笛声从夜空中飘来，像水波，但比水波空灵。那天晚上你父亲编写唱词在十几段以上，我逐条读过，当时记住了好几段。现在还记得一段表演唱词：“全民皆兵来备战，不怕那美帝来捣乱，准备好枪炮和子弹，保卫咱们的太平年”。这段是秧歌中场演唱的一种表演唱，具体演唱者好像叫秋玲，李姓媳妇，住门前侧。当晚撰稿时已经确定了演唱者，编写时她就在现场，写完后立即就唱。”

我的音乐修养与父亲有极大的关系。初次与音乐结缘就是那次父亲偷偷的把我心爱的望远镜拿去给他们的学生当教具将其大卸八块。我不依不饶，父亲只好从学校借来一个小唢呐供我玩乐，约定期限为半年，这样我才罢休。从此我也爱上了音乐，也和父亲一样，慢慢的唢呐、笛子、二胡、三弦、吉他、等都可以来几下。在学校进入文艺宣传队，学校新年晚会都有我的笛子、二胡独奏。初高中时期回到村里每年正月闹秧歌我都参与唢呐伴奏。为了增进唢呐演奏水平，我曾拜师唢呐名家李久武老先生，他曾多次有意带我在冰天雪地里双手裹满冰雪练习指法，不这样练，大冬天手指冻僵不听使唤是无法演奏的。我家的那把三弦，是一个叫任乃宝的盲人叔叔送给我的。他曾手把手教我指法和弹奏技巧，他说三弦和二胡的指法不同，三弦一般是不用中指的。不几年这个叔叔就去世了，他是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而盲人叔叔送给我的这把三弦，我们父子俩视若珍宝，父亲每天空余时间都要拿着它弹唱一会，从《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到《洪湖赤卫队》多是六、七十年代的歌曲。夏天在街坢的树阴下，冬天在窑洞里的土炕上，记忆中都是父亲自弹自唱的身影。这把珍贵的三弦从父亲退休起，一直陪伴到他老人家去世。

音乐，人生，两种不同的名词，看是毫无联系，但是又是相互影响的。音乐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人生又对音乐有着依赖。当你饱受困难与挫折时，一首舒缓的曲子，一杯清香的淡茶，再加上一把柔软的椅子，你的烦恼何尝不是抛到九霄云外呢？音乐可以激励人的斗志，这就是她的魅力所在！

“不爱音乐，不配做人。虽然爱音乐，也只配称半个人。只有对音乐倾倒的人，才可完全称作人。”或许，一个常人说出这样的话，不免显得有点极端，但是这却是出自德国伟大的作家歌德之口。

可见在他的眼里，音乐对于人生之重要性。的确，音乐对于人生，就如同清幽山谷中响起的那声声鸟鸣，浩瀚海洋上涌起的那一簇簇浪花，花草丛中飘出的那一阵阵芬芳，看似轻妙灵巧，却总是那点睛的一笔，让原本沉寂的世间万物突然间有了生机，有了灵气，给人带来那几多可以回味、思索、感动、陶醉、迷恋的东西。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都自觉不自觉地爱上了音乐，这不仅给我们的业余生活增添了无限的乐趣，而且也给了我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些都得益于父亲的潜移默化和家庭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