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align: center;">作者：温立</p> <p> 编者按：本文由郭廷柱老人口述，温立整理。郭廷柱，山西省平遥县京陵城村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60军180师539团2营6连3排9班司务员。在晋中战役中，17岁的他被阎匪军抓了壮丁，成为一名担架兵，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欺压新兵和老百姓的事实。在小店战役中他被我军俘虏，强烈要求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八纵24旅71团2营6连1排4班战士，参加了解放太原战役，作为“尖刀连”的一员攻入了阎锡山的绥靖公署，随后参加了保卫西安、扶眉战役、秦岭战役、川陕战役、四川剿匪等众多战役，1951年，他入朝作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弹尽粮绝后受伤被俘。他在战俘营里宁死不屈，与美、韩、蒋特务、反动派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最后回国，是平遥县目前唯一健在的180师战士。</p> <p>一、地狱在人间</p><p><br></p><p> 美韩在巨济岛上建立了第71、第72和第86号战俘营。战俘营也叫战俘联队，我被关在第72联队第3大队第15小队。一个联队有6个大队，一个大队有1000多人，一个小队有50多人。在战俘营里，表面上是战俘管理战俘，实际上是由美军默许的从台湾来的国民党特务（其中就有黄百韬的儿子）假扮的志愿军战俘（我们叫他们“假俘虏”）或者叛变了的原国民党官兵来管理战俘。第15小队的小队长是个广东人，他负责登记我的籍贯、姓名、是否中共党员、是否领导干部、怎么被俘的等情况。我看到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人，就讲了我的籍贯和名字，但没有承认我是共产党员。他拿着棒子狠狠地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是山西人，怎么会不是共产党员和干部呢？”我说：“山西人怎么了？为什么山西人必须是共产党员和干部呢？”他说：“山西是革命老区，革命老区出来的怎么会不是党员和干部呢？如果你是广东、四川的，你说你不是共产党员和干部，或许我还相信呢！”他打得我浑身是血，但我坚决不承认。他从别的小队带着一个人来见我，那个人指认我是2营6连的司务员，肯定是共产党员。我说我不认识他。他说他是我们在四川俘虏了的国民党兵，他认得我。于是小队长及他的帮凶继续用棒子打我，打得我几天都不能动弹。他们连续折磨了我五天。我想，如果我继续不承认，他们肯定会折磨死我的；但是，如果我承认了我是共产党员，他们又能怎么样我呢？于是我就承认了。结果他们把我“特殊关押”起来，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折磨我，有一些折磨手段他们能做出来，而我却难以讲出来——我在这里一天比一年都难熬！</p><p> 战俘分为“亲共战俘”和“反共战俘”两大派。“亲共战俘”是指愿意回大陆的战俘，“反共战俘”是指愿意去台湾的战俘。“亲共战俘”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因为有美军的支持，混进来的国民党“假战俘”和“反共战俘”霸占了战俘营里的领导权，他们有美军发的带刺的鞭子、狼牙棒、铁警戒哨，有自己制作的包铁皮的棍棒、用铁丝网编成的铁丝枷锁，有传教士藏在《圣经》里带进来的匕首等凶器，用来审讯、殴打、劝降“亲共战俘”，强迫每一个战俘在身上都刺上反共标语和拥护蒋介石的纹身，比如“反共抗俄”、“杀朱拔毛”、“蒋总统万岁”等，如果有谁不同意刺字、不想去台湾，他们就用棍棒毒打、用铁刷子刷皮肉、用刀子开膛破肚、摘心挖肺、把活人扔到茅坑里等手段折磨。有人说：“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还真是这样的，人坏起来，比魔鬼都坏！</p><p> 记得有一天，我们被召集起来，坐在空地上。有一个带着红袖章的叛徒，他自称叫李大安，他手里拿着一把匕首，指着旗杆上挂着的一个东西说：“你们说，那是啥？”我们抬头一看——那是一颗人心！但我们谁都没有吭气。李大安说：“我实话告诉你们：那是一颗人心！那是谁的心呢？那是一个四川兵的心，他叫林学普，是一个亲共分子！他坚决要求回大陆，我就把他的心给挖出来了，让你们看看——只要是反共的、愿意去台湾的人，他的心就是红的；只要是亲共的、愿意回大陆的，他的心就是黑的！你们看，他的心是不是黑的？”很快，我们就打听到他确实杀害了四川籍战俘林学普！</p><p> 对于台湾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和“铁杆反共战俘”肆意折磨、杀害“亲共战俘”的行为，美军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们的处境非常艰难。他们手里有凶器，经常没事找事殴打“亲共战俘”， 我们小队里也有被他们打死、捅死的战俘。在他们的淫威下，一些“亲共战俘”被他们强制纹了身、刺了字，然后他们拿着香港、台湾报纸宣传说：“你们这些刺了字的人，即使将来回了大陆，共产党也会在大会小会上批斗你们，用刀将你们身上的纹身一刀一刀血淋淋地割下来，才会饶你们不死！你们说，你们有了纹身，还能回去吗？”在他们的威胁和欺骗下，在交换战俘的时候，有了纹身的战俘不敢回大陆，只好去了台湾。我们连的司务长范云卿，是平遥城内沙巷人，43岁，没有妻子儿女，他被纹身后被迫去了台湾，他委托和他一起被俘的堂弟范毓卿照顾他的母亲，范毓卿后来和我一起回了国。尽管处境险恶，我还是坚决地与他们进行斗争，坚决不让他们在我身上刺反共标语。</p><p> 1952年4月8日，战俘审查、甄别开始了。所谓“审查、甄别”，就是美蒋敌人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确认一下：哪些战俘想回大陆，哪些战俘想去台湾。参加审查、甄别的工作人员有美国人，有***人，还有中立国的代表。甄别的时候，很多人被“反共战俘”摧残怕了，他们浑身哆嗦，眼露恐惧，当听到甄别人员问他们“想去台湾”、“想回大陆”、或者“想去中立国”的时候，他们一脸惶恐，结结巴巴，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们怕说出“想回大陆”后，回到集中营里继续遭受折磨。</p><p> 轮到我了。他们问我：“你想去哪里？台湾还是大陆？”我说：“我要回大陆！我死也要回大陆！”他们作了登记，给了我一张条子，让我从其中一个出口出去。</p><p> 出了帐篷，有人看了我的条子，让我和其他铁了心要回大陆的战俘去一个单独设立的战俘营——602支队。</p><p> 去602的通道两边用铁丝网围着，铁丝网外边站着国民党“假战俘”和“反共战俘”，他们拿着传教士带进来的刀子，我们每走过去一个他们就搁着铁丝网捅一个，那是一条“死亡之路”！好多在战场上幸存下来、或者在地狱一样的战俘营里幸存下来的战士就这样被他们捅死了——可以说，我们是踩着同志们的遗体和鲜血走向602支队的。</p><p> 过了“刀子捅”这一区域，接下来就是另一段难走的通道了——铁丝网两边有一群被教唆的七八岁到十几岁的***孩子们，他们向我们投掷石头，好多人被砸得头破血流，我们只好捂着头往前走。</p><p> 到了602支队后，“反共战俘”没有了，但支队长等管理者们还是他们，他们经常找理由毒打我们，让我们干最累的活，不让我们吃饱，一天只让吃半斤粮，一顿才一两多一点，而答应去台湾的那些战俘就可以少干活，吃的也比我们好。我们每次出营干活的时候，都有十来岁左右的孩子们冲我们投掷石块、羞辱我们。战俘营四周有四道铁丝网，还有电网，想逃跑出去很难，而且巨济岛四面都是大海，根本逃不出去。</p> <p>二、血染的国旗</p><p><br></p><p> 为安全起见，一心想回国的602支队被转移到海中孤岛——济州岛上，关进小一点的战俘营里。</p><p> 济州岛有10个战俘营，我被分配在6号战俘营，每个战俘营里关着500多名战俘。我在这里见到了我们连的副指导员，他让我秘密参加了纠察队，担任纠察队2班班长，负责同美蒋特务、“反共战俘”进行斗争。我们秘密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接受外面传进来的指令，统一对敌斗争，并计划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暴动越狱。我们想开会的时候，互相使个眼色、打个手势就知道要干什么了，然后几个人集中到一起，传达外面来的指示，交代下一步对敌斗争任务。战俘营之间有二百米的间距，互相说不上话，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打手势来传递信息。</p><p> 到了朝鲜以后，因战斗需要，我的平遥老乡——古城内米家巷的毋增文去高射机枪连当了排长，没想到在巨济岛602支队我又见到了他——他也是弹尽粮绝被俘后强烈要求回大陆的人，后来他和我一起被转移到济州岛，因为他是军官，被关进了10号战俘营。</p><p> 我们在战俘营里建立起地下党组织以后，主要有三大任务：团结，学习，斗争。</p><p> 1952年，国庆节快要到了。我们接到上级指示：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决定在国庆节那天，在10个战俘营里同时升起五星红旗！</p><p>为了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绞尽了脑汁：战俘营里没有做红旗的布料，我们就把搭帐篷的防水雨布蒙在汽油桶上用火烤，加热后再把防水布上的胶层剥离，这样就得到了一块白色尼龙布！没有把白布染红的颜料，大家就咬破手指，把血滴进水里，决定用大家的血来染一面红旗。但是用鲜血染过的尼龙布很快就变黑了，不成功。大家再想办法，改用红药水来染，于是红布就有了。没有做五星的黄布，我们就用奎宁片泡水，终于染出了黄布。最后大家你一针我一线终于缝出一面五星红旗！没有旗杆，我们就把搭帐篷的竹竿连接起来，做了一根几丈高的旗杆。</p><p>10月1日，天刚刚亮，战俘营之间通过互打手势，5000多名战俘在同一时间集合起来，面向祖国的方向整好队。一些战俘用自制的乐器奏起了国歌，国旗手开始升国旗。7号战俘营率先升起了国旗，紧接着其余9个战俘营也先后都升起了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济州岛的上空，10个战俘营里5000多名衣衫褴褛的战俘激动地流着泪、唱着国歌，排成四路纵队围绕国旗游行，为我们的伟大祖国庆生。</p><p> 岗楼上的美军发现后，立刻开枪向国旗射击，并调来全副武装的一个团，动用几十辆坦克，首先对7号战俘营发动了进攻，企图抢夺五星红旗。7号战俘营的同志们用石块、木棍等最原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进行战斗，誓死保卫五星红旗。美军用机枪、冲锋枪、手雷、火焰喷射器对战俘进行大屠杀，甚至动用飞机进行扫射，还投放了毒气弹。经过一个小时的进攻，美军打死了170多名志愿军战俘（经核实，实际伤亡数字是：65名牺牲，129名重伤，171名轻伤），一大批优秀党员、优秀战士遇害。见此情景，我们其余9个地下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如果继续战斗下去只能招致更多的战友遇害，于是每个战俘营都派出代表、翻译与美军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所有的战俘营都降下五星红旗、美军停止屠杀”的协议。“济州岛大屠杀”事件发生以后，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战俘们用集体绝食的方式向美军抗议。迫于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战俘们绝食的压力，美军与我们再次谈判，同意将牺牲了的志愿军战俘装棺材进行安葬，把他们葬在济州岛上，立碑纪念，称他们为烈士。10月7日，10个战俘营在同一时间召开了追悼大会，悼念牺牲的战友们。残暴的美军也被志愿军战俘的英雄气概所震撼，被迫向牺牲了的战俘献了花圈。</p><p>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字。通过交换战俘，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朝鲜战场上像我这样被俘的志愿军战士有20000余人，最后归国的只有6000余人，其中2000余人是被美蒋特务折磨成重伤、残疾的战俘，其余被纹身后的战俘们不敢回大陆，被裹挟到台湾去了，其中有一些在去台湾的军舰上投海自尽、壮烈殉国，还有极个别战俘去了中立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