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岁长写年轮（13）

一草一木

《人生不能重来》（10）

4.漫漫求学路

4.5 山西省委党校（脱产研究生）

　　1996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本科班同学朱光打来的电话：“省委党校计划办一期脱产研究生班，二年学制，你报名不？要报就快点，再晚就来不及了。”其时，在省委组织部担任处长的他，正在省委党校组织一期领导干部培训班，得知这个消息，马上给我打了电话。

“我想报名，你先帮我领一张报名表。”我立即回答。

“好。你快点。”

放下电话，我蹬了一个小时自行车从工作单位赶到省委党校，在朱光同学手中拿到他领回来的报名表，再蹬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折回单位，填表、向局领导递交申请、等待领导开会研究……

单位研究意见还没出来，党校那边的报名时间都快要截止了，朱光同学打电话催我快点。

我找到单位领导，领导说：上学可以，但是学校所有费用需自理，单位不予报销。

我当然同意。

事实上，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已经要求干部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在省林管局，为了鼓励大家学习，还出台了优惠政策：早期是给职工报销在职读大专的费用；后来在职读本科的费用也给报销。我没有享受过这些待遇，因为在单位报销职工大专费用时，我已经在读本科，自费；单位报销在职本科费用时，我又要读研了，还是自费。说实话，我从来不计较读书的费用是由单位报销，还是需要自费。不是因为不差钱，而是因为太喜欢。

终于拿到单位同意我报名并盖了公章的报名表，我立即到党校交报名表、领准考证。拿到准考证，才得知要考的科目说是5门，其实是20多门。这是因为，除“高等数学”、“英语”2门课外，看起来只是1门课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至少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史、党的建设理论”5门课，而“经济综合理论”则包括“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概论”等14门课程……

看了看考试时间，已经剩下两周的时间了。怎么安排呢？对照考试科目，我想了想，做了如下安排：高等数学和英语就不看了，临时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老五门也不看了，过去已经系统地学了四年半，自信能应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不复习了，之前在党校学的底子加上平时的积累，应该可以应付得了。最后，我搬来了厚厚一摞综合经济理论书籍，用每天一门课（有的是一册，有的是上下两册）的速度飞速浏览、记忆……

考试结束后，我十分沮丧。

与之前一上考场就兴奋的学霸感觉相反，这次考试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考场上觉得力不从心。虽然三门专业课（包括繁杂的综合经济理论）感觉还不错，但英语太差了，很多题都不会做，平生第一次在考场上感受到一种挫败感……

果然，第一批录取结果出来后，虽然我的专业理论课成绩还不错，但由于英语成绩比划定的单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低了一分，所以没有被第一批录取。

按照党校划定的总分数线和英语单科分数线，首届研究生班第一批只录取到38名学员，与原来计划招收50名学员的计划差距较大。所以，学校在录取总分数线不降的前提下，又把英语单科录取线降低了1分，补录了4名学员，其中包括我。虽然还是没有完成招生计划，但是学校也没有再降分补录学员，大概是“宁缺毋滥”的意思吧。

九六级研究生班是山西省委党校首次自办脱产研究生班，全校上下卯足了劲，决心要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毕业生。

首先，学校从入学考试科目设置上提高了入学门槛。据了解，在此之前的全省党校系统学历班，无论是大专还是本科，从来没有把高等数学作为必修课。而在这次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将高等数学和英语都纳入了考试范围，并设置了200/500的高分值比例，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综合经济理论等课程占分比例为300/500。这就意味着要求学员既有普通高等院校理工科或经济学本科基础，又要有比较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显然是提高了入学门槛。事实也证明，这次录取的学员绝大部分是山西大学、山西农业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山西师范大学这几所省内知名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而且品学兼优，多数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或在各市县党校任教的老师，也有一些是上述院校毕业后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干部。只有少数是普通专科院校毕业后又在党校取得本科学历或者是像我这样大专和本科学历全部是党校的学员。

其次，在师资力量配备上，省委党校为我们首届研究生班安排的授课老师清一色都是教研室主任一级的优秀教师。

第三，在管理上，学校为我们选派了著名的蔡立坚老师担任班主任。就是那位当年曾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的“杜家山上新社员”，从北京到山西晋中农村插队的知青。蔡立坚老师的先进事迹在当年曾鼓舞了数以万计的青年投身到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穷乡僻壤，建设农村；鼓舞了无数进步青年立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贡献青春和力量，是我们那一代人当之无愧的楷模。蔡老师个人也因为出色的表现，曾在山西省委担任过重要职务。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蔡老师专门负责省委党校高层次“干部培训班”或“高层次学历班”的管理工作。

第四，在生活方面，学校给我们班每个学员都安排了单人单间的宿舍，也就是说，为保障我们学习的良好环境，在脱产学习的两年间，我们研究生班的每一位学员在党校住的宿舍一直都是单人间，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

第五，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杨静波专程前来参加我们研究生班的开学座谈会，并听取了每个同学的发言。党校常务副校长（校长由省委副书记兼任）亲自主持座谈会，杨部长做了重要讲话。

当时，有人戏称我们研究生班是省委党校受到特别优待和重点保护的“熊猫班”。

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位首届研究生班的学员来说，我们感受到的是：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肩上的担子不轻。从个人论文撰写并公开发表数量；从各门功课考试成绩、调研报告质量，到课堂纪律、课间广播体操、学校文艺晚会节目演出；等等，样样都要争第一，样样都要做出“党校长子”、其他班次的“老大哥”、“表率”的样子。

而我，这个被过去各个时期所有学习班级的同学和老师夸奖的“好学生”、“学霸”，此时则成为了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并且还是因为英语分数不达线扩招的学员。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闯入一群优秀的年轻人中间，我成为了那些比我小了十多岁的同学中的一员，只觉得压力如山！

更重要的是，这时，我的儿子也刚上初中一年级，与我几乎同时开学，也是面临新学校、新老师、新同学、新环境。所以，虽然党校给我们安排了单人间宿舍，但我不能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学校住宿，而是每天要用三个多小时的时间蹬着自行车在学校和家之间来回奔波。虽然我特别渴望火热的校园生活，渴望和同学们交流以提高学习效率，但我不能不回家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

在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里，我每天的时间安排基本都是这样：

早晨6:00起床，打开录音机，用扬声器播放英语磁带，边听英语边做早餐，儿子虽然还在床上躺着没有完全清醒，却已经在朦胧中能听到英语播放的声音……

6:30，叫儿子起床，洗漱，吃早餐，我自己则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早餐，一边把中午的饭菜准备好半成品，或者是把事先做好的饺子馅从冷冻仓拿出来解冻，留待中午回来后包饺子当午餐。

7:00，我们娘儿俩从位于老军营的家里出门，各自蹬了自行车，一个向南奔省委党校，一个朝北到太原市第三十七中学，我们各自去上学。儿子的学校距离近一些，7:10左右到学校，出早操、早自习、上课；我们党校远一些，7:50我才能到学校宿舍，匆匆忙忙抹一把脸，缓口气，到教室时就是8:30开始上课的时间。

11:30，我下课，快速蹬自行车回家，必须在12:10前到家，蹬车时间不能超过40分钟。然后煮饭、炒菜，或包饺子。很多年后，儿子与儿媳聊天，儿子说：“小时候我午餐吃的最多的就是饺子。因为我妈说，‘饺子不仅做起来简单快捷、省时省力，而且有肉、有菜、有主食，营养可以满足我长身体的需要，所以饺子是午餐的最佳选择”。我不知道长大后的儿子这样说是不是在调侃我这个做母亲的食谱单调，但我知道这是事实。我的确是那样认为的，当年也真的是那样对他说的。

12:30，儿子下学回到家，我们准时开饭。

1:00，儿子上床，午休。

2:00，起床，娘儿俩再各自蹬着自行车出门一南一北地朝各自的学校奔去……

下午下学回来的路上，因为我们下课时间要比儿子学校早很多，所以我可以不用那么奔命似的蹬车，可以把自行车蹬慢一些，奢侈地多用掉10分钟时间。多用掉10分钟，会让我觉得整个人都可以放松下来，沿途一路上的行人和街景在我眼里也变得格外柔和起来。

晚饭后，我们娘儿俩坐在各自的书桌前，完成自己的作业。儿子知道我的英语底子特别差，有时候，他写完自己的作业后，见我翻着厚厚的英语词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阅，他就学着大人的样子，背着手、踱着步来到我的书桌前，学着大人的口气问我：“需要帮忙吗？”“有没有需要问我的问题”……

1999年儿子参加太原市中考时，以总得分592╱630，平均得分率93.97%的成绩被太原市当时最顶级的高中——太原五中录取，比太原五中当年的录取分数线584分高出8分。更可贵的是，儿子的数学、语文、英语、政治、理化、史地等各门功课单科得分率全部在90％以上。

儿子说，这个成绩是在和妈妈共同学习中取得的。

　　在党校研究生班学习的两年间，我虽然在自己的弱项课程——英语上花费了不少功夫，但终究没有取得大的成效，最后只是跌跌撞撞地勉强通过考试，没有被挂科。

但是，由于过去四年半党校学习所奠定的扎实基础，使我在这一时期的理论学习能力上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对《资本论》的深入研读，使我有能力把实际工作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针对自己所在的林业行业传统经营模式、现状、面临的问题等，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剖析，努力从理论层面和理性思考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比较系统和相对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林业发展思想。

两年间，我在《中国林业报》、《林业经济》、《经济问题》、《决策科学》、《林业场圃报》、《山西科技报》、《山西党校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十数篇。其中，有关研究林业发展的文章占绝大多数。

　　毕业前夕， 我提交了题为《山西生态林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毕业论文。论文以林业发展战略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战略选择的依据——山西省情分析出发，对山西发展“生态林业”战略目标作出理论选择，并运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长期以来，限制林业实现生态发展战略目标的根本原因是资金循环受阻。据此，我在论文中进而具体设计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林业行业特点的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实现途径。
　　归结起来，论文论述的核心观点是：
　　（1）传统林业生产过程由培育林木和采伐利用林木两个阶段组成，投入生产的全部货币资金只有到木材采伐销售完成后才可以收回。而基于要求林业贡献森林生态效益的限额采伐制度，要求保留一定数量的活立木不能采伐，这样使投入生产的货币资金无法完全回流，造成资金循环回路闭合不全，再生产无法顺利实现。
　　（2）生态林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途径在于将传统林业生产一分为二，即：分为营林生产过程和采伐利用过程。由于发挥生态效益的活立木不仅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具有完整的商品属性，可以进行等价交换，而且也应该进行等价交换。所以，建立由各个生产过程独立完成货币资本自我循环的机制，就可以实现生态林业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该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毕业论文。
　　这篇论文为我的研究生学习生涯，也为我所接受的长达六年半的党校学历教育画上了一个在我看来还算是圆满的句号。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实现生态林业经济的闭合循环，是我长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最重要的心得，也是数十篇论文的核心思想。
　　但是，除阅卷老师外，鲜有人注意并以为然。
　　之所以说“鲜有人”，而不说“没有人”，是因为也有几次受到过关注：
　　一次是1999年晋升高级经济师论文答辩时，主答辩官是山西财经大学的一位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在听了我对论文内容阐述以及答辩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继续研究下去，这是一个不错的研究方向，切入角度也好，应该能出成果。
　　还有一次是在国家林业局举办的一期“全国贫困国有林场场长培训班”上，我作为山西省贫困国有林场场长参训人员的领队参加了这次培训。培训班请来了北京林业大学著名的张教授作讲座，讲座主要内容是关于林价制度，是他自己的科研团队理论研究成果。因为他讲的也是关于活立木商品化的内容，虽然与我的切入角度和理论依据完全不同，但还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所以，我听得特别认真。
　　在听他讲到其理论体系设计的活立木林价将完全按照商品价值规律调节时，我发现他缺失了考虑“森林产品与一般商品相比，生产周期长、成难毁易的行业特点” 这一因素。如果按照他所设计的那样，活立木商品按照普通商品那样完全依赖市场调节，就可能出现调节灵敏度过高，不利于林业发展的后果。
　　我甚至想好了弥补他的理论缺陷的方法：即在他设计的活立木林价制度体系中，再增加一个 “政府保护价格”机制，以降低市场对活立木商品调节的灵敏度，从而保障林业的稳定发展。
　　在张教授留给学员的课堂提问时间里，我举手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张教授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而是做了答非所问的解释，我所期望的讨论在彼此身份完全不对等的条件下根本无法继续进行。
　　我很失望。
　　接下来国家林业局宴请各省领队时，有一位领导专门过来向我敬酒，说我不简单，问题提的特别有水平，还问我是不是和他一样毕业于国内某知名院校？是不是校友？我说不是。他还不信。
　　

　　再就是2012年我回省委党校省直分校参加处级干部短期培训班，在学员论坛上，我运用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公式分析林业问题和出路。

同时，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及其本质原理，就“仇富”等几个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我认为，所谓的“仇富”现象的出现，绝不仅仅是像某些人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那样：单纯是所谓“基尼系数”达到某一数值后的必然现象，而是要考虑到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某些制度和环节不合理、不完善，造成一部分原来属于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或掠夺，造成了公众的恐慌和焦虑情绪这一因素。我还举例说：公众所谓仇富的主要对象是占有了社会公众资源的“煤老板”，而不是像“袁隆平”、“李彦宏”这些靠劳动（包括智慧）致富的人。

下课后，我们班主任通知我去教务处一下，我到教务处时，一位管教学的副校长一见我就高兴地说：“太好了！没想到你能把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把一个经典公式讲成那样，很好。希望你能给咱们下一期的学员再讲一讲”。

按照校长的要求，我再次登上了党校讲坛。

2012年5月16日，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官方网站《本校要闻》栏目刊登文章，对此进行了如下报道：

“5月8日上午，省直机关党校第118期处级干部进修班开展了‘学员讲坛’。学员杜玉萍作了题为‘努力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工作实践’的学习讲座。校领导、教务处、教研室人员和第118期处级干部进修班学员共60多人参加。杜玉萍是吕梁山国有林管理局副局长，是一位在林业系统工作30多年的老林业工作者。她根据自己在党校所学理论，结合多年的工作实际，系统讲述了产业资本循环理论，并应用这一理论分析了我省林业改革和发展的出路。思路清晰，分析透彻，语言流畅，富有理论性和实践性。”

　　有时我想，如果我师出名门，或者毕业于某名牌大学，我的学习心得会有老师、学长、师兄弟、师姐妹等一众人等广泛加入，兴许真的能有所作为。

但是，我没有显赫的学历教育背景，也不是业务主流，并没有那样的机会，我的所谓观点，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在林业行业政策设计层面，连一只小小的萤火虫之微光也难以企及。

每每想到这些，我也会觉得伤感。

但这些伤感也仅仅只是伤感而已，并不影响我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并致力于忠实践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山西省委党校九六级研究生班作为一个班集体的快乐校园生活在入学九个月后遭到重创。

那是1997年5月末的一次外出考查学习，学校派了校大巴车作为交通工具运送我们。可是在行进途中，大巴车司机说他不熟悉山路状况，不敢继续行驶。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地临时租用了两辆小型面包车载着全体师生上了山。结果，在返程下山的路上，其中的一辆小面包车翻覆到山下，出了车祸事故。

在这次事故中，我们敬爱的蔡立坚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同时离开的还有在入学前就已经是山西大学优秀教师的贺国胜同学。

这次事故还造成全班12名同学受重伤。……

事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研究生班的全体同学都一直小心翼翼地捂着心灵深处的那块伤，不敢撕开。今天，如果不是这绕不开一笔，我也不敢撕开这伤心的一角……。

这次事故造成的还不仅仅是人员伤亡，更多无形的损伤还在延续，直至1998年7月，我们毕业离校。

在离校的前夜，我们没有毕业联欢晚会，没有醉酒狂欢。大家不约而同地坐在两年来一直听课、讨论、学习、考试的教室里，每个人都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复杂的心情无从表达……

王涛，全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男生，突然间唱起了“真心英雄”，先是几个人在附唱，到后来全班同学集体齐声合唱，“真心英雄”、“从头再来”，全班同学反复高唱，声音越唱越响，由苍凉到激昂……

毕业后的同学们个体发展得都很好，大部分同学仍然从事教育事业。原来在市县工作的同学，经过层层考试选拔，很多都回到省城高校任教；原来在省城工作的同学也有不少调往北京、苏州等更高一级的院校任教或担任学校领导。如：王雪野同学从太原调入北京中国传媒大学任教授；王涛同学调入苏州市委党校任教授；王文昌同学担任山西农业大学基础学院院长、教授；穆晓彤、刘孝林等同学则在厅级领导岗位上供职已久......总体上看，同学中担任教授、博导的最多；也有的同学担任了大学的校级领导或学校的部门负责人；有的则经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政府部门；还有的同学担任了企业高管……

这一部分多写了一些，是因为有一些绕不过去的东西。

　　1996年入学第一学期，研究生班参加迎新年文艺演出，第一排正中位置是我们敬爱的蔡立坚老师。

　　1998年我们毕业时，敬爱的蔡立坚老师已经离开一年多了，前排居中位置是省委副书记刘泽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