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齐身站起为毛主席辟谣：都是流言！

湛蓝

1966 年7 月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在武汉东湖宾馆合影。工作人员前排从左至右为警卫王宇清、警卫孟进鸿、摄影师钱嗣杰、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机要秘书徐业夫，后排从左至右为厨师于存、卫士李连庆、卫士周福明、生活管理员顾作良、护士长吴旭君。 毛泽东卧床看书用过的单腿眼镜。在毛主席离开我们后，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但是，除了敬仰和追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以讹传讹的误读。从衣食住行到个人财产，从性情到健康，各种真假难辨的说法在流传。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秘书长黄建新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痛心地说：“这些漫无边际的造谣诽谤，给主席的名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卫士周福明，管家吴连登，警卫孟进鸿、王明富，保健医生王鹤滨……他们跟随毛主席多年，在他们眼中，毛主席不仅是领袖，更是亲人。面对流言和误读，他们比谁都气愤、都痛心。在吴连登看来，“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主席不够了解。如果大家知道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将不攻自破。”“这些年，社会上有很多对主席的不实言论。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来回应，但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们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话要说。”“我们只讲真话，只讲对历史负责的话。”生活上不爱享受 饮食上粗菜淡饭

一怒之下搬到游泳池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进京后，毛主席先是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8月23日搬入中南海。此后，他先后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和游泳池居住了很长时间。坊间有猜测，是不是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神秘之处?作为贴身卫士，周福明了解毛主席的许多生活细节，他向记者讲述了真实情况。主席从1949年8月23日便入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直到1966年8月搬走，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在菊香书屋的北房紫云轩进行。主席喜欢那里的原因之一，是菊香书屋有北京内城的最后一块耕地，主席觉得整个环境很像他韶山老家。1966年上半年，中央办公厅趁主席离京外出考察期间，对紫云轩进行了一次维修。主席回国后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葺一新，大为不悦，一段时间后便搬到旁边游泳池的更衣室，再也不肯回来了。更衣室很狭小，条件差，并不适合作起居室，主席却说：“太小了怕什么，只要能摆个床铺，有张桌子、有把椅子不就可以了嘛。”最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只好将游泳池的小传达室布置成主席的卧室，将休息大厅改成书房兼会客室。主席在丰泽园的生活非常简单，除了睡觉、吃饭就是看书、批阅文件。他看书的姿势大多是躺在床上用手举着看。厚厚的一本书举在手里，经常一举就十几个小时，他的确是累得受不了。后来，主席授意我把超过200页的书分装成册，这样拿着看容易些。

虽然每天工作强度大，外加烟不离手，但在晚年患病前，毛主席的身体素质还是很不错的。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毛主席年轻时锻炼身体打下的好基础，尤其是他爱游泳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这给周福明留下深刻印象。

起初，主席到外面的游泳池去游泳。每天晚上出去时，他还要戴个口罩，算是化装，这显然不太方便。后来，中央警卫局在中海西侧、紫光阁往北很近的地方修建了一个露天游泳池。当时，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南海机关工作人员都去游泳，主席一有空也会去游。主席游完经常说：“游泳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地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只有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并非顿顿离不开红烧肉吴连登还记得，前些年，韶山传出一份菜谱，列着毛主席在上世纪60年代吃过的西餐，有牛排、罗宋汤、煎大虾等。后来，这就被人传成了“毛泽东在困难时期吃西餐，不与人民共甘苦”。这个谣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实际情况是，主席出访俄罗斯等国后，想了解西方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什么不同，看哪种饮食比较科学，我们就偶尔把四菜一汤中的一个菜换成西餐。主席说，西方人很有钱，有的东西是好，但对身体没好处，高油、高蛋白。他的食谱，我们是要参考主席的活动和出访安排，还有身体和季节情况来确定的，并不是外面捕风捉影的那样。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把主席的东西都留着。主席去世后，中南海对外开放，经中央办公厅同意，主席的一些生活用品也给了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其中就有这张西餐单。这张菜单后来不知怎么被传了出去，成了“主席在最困难时期还在吃西餐”。也曾有大量文章提出毛主席顿顿饭都离不开红烧肉，于是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一些饭店还打出“毛氏红烧肉”的招牌。吴连登说，这是对毛主席饮食的误解。我们每个月一般安排主席吃两三次红烧肉。平时他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的，一年四季不断。主席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他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他却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在主席身边几年，我从没看到他吃任何保健品和补品，都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吃粗米。他觉得饮食就要“粗菜淡饭”，所以不吃细米。我现在整整90岁了，身体不错，很多饮食习惯就是受到主席的影响。除了吃饭，毛主席还有另一难：睡觉难。吴连登时常感慨：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他可能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事情。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最极端的时候，用3次都不管用。后来，护士给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药物叫“水化氯醛”，主席就靠它入睡。有一次去武汉开会，我累得几天没合眼，把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药喝了下去，当时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如果按主席那么大的用量，我估计都醒不过来了。可见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大。  工资经常不够用 稿费只有百万元工资和江AA制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主席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的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主席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记者想了解毛主席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收入，吴连登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他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这一点，有时让吴连登这个“管家”颇感为难。 1975年11月，毛泽东与医疗小组人员合影，后排左三为唐由之。（唐由之 供图）

毛泽东晚年穿过的拖鞋。“享用”了7两燕窝给主席送礼的人，有世界各个国家的元首，还有国际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几乎每年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还有些礼品，比如珍珠玛瑙、金银翡翠，不管多珍贵，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从不据为己有。他总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有时候，我会趁着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对账。吃的东西，如果数量多，主席一般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别的人。没有一次说给李敏、李讷的。在礼品库中，仅金表就有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表、罗马表等高级货，毛主席都没要。陪伴他走过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块欧米茄手表。对这块表的来龙去脉，吴连登很清楚。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他一下飞机，郭沫若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手腕上摘下来，主席也欣然接受。这之后，主席一直戴着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礼品库借了一块金表给主席暂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还回去。”金表借用了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他们。为表达感激之情，侨胞们给主席送来31.5公斤燕窝。那种极品燕窝，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但主席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1975年，我看到年迈的毛主席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张耀祠提出给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发现当年的燕窝还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把它们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我想，如果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应该又会批评我了吧......

让我们一起捍卫毛泽东！让那些精美精日别有用心的人痴心妄想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