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川博物馆聚落（5）—-红色系列馆

小毛

2011-5-6 8:05

参观哪个馆，也没有像参观这个红色系列馆这样让我感慨、激动、以至于思想万千。

因为整个系列的全部内容，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且是我生命的最好时光经历的。

一切就在眼前，一切又恍如隔世。

一切都那么亲切，一切又那么遥远。

红色系列是以文革10年为主线的。文革十年，1966---1976，我16岁---26岁。

我真是很佩服建川博物馆的馆型设计，和内容结合得是那样天衣无缝。当然我也觉得建川先生和我们一样，是文革时代的过来人。他能很深刻地领会那个被称之为红色年代的奇特岁月的真髓。真的，那10年，若非亲历，很难深刻体会和描摹其特殊性。

我们一进入红色系列馆的第一馆，看到的是用红色玻璃砖搭成的红色台阶，每个台阶都标明着年代，1966年，第一阶，第二阶，1967年，---依此类推，我们逐级登上10个红色的台阶。拾级而上时，迎面对着的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检阅红卫兵的录像。声光电效万分逼真，把我们亲历中人记忆的神经全部唤醒，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亢奋无比、热血沸腾。看着画面上那些臂带红袖章、身着黄军装、头戴一顶军帽（没有五角星）的红卫兵小将的那份激动、热泪盈眶、蹦啊跳啊，高呼口号，以至于疯狂---文革岁月，那不可磨灭的印记，仿佛就在眼前了。

红色系列馆分“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陈列馆”、“红色年代瓷器陈列馆”、“红色年代章钟印陈列馆”、“红色年代镜鉴馆”等。

参观整个红色系列馆，你说是怀旧也行，你说是忆苦思甜也罢；你说是重温历史也好，你说是温故知新也成，那段熟悉而陌生的岁月，那段荒唐而又难忘的历史，总会让我们感慨万千。

刻板、整齐划一、极端政治化。

文革10年，我们与贫穷相伴，与单调为伍。若仅这些，尚可忍受。当今天再看到我们青春最美好年华历经的那个时代的一切，刻板、整齐划一、极端政治化是最突出的特点。

以红色年代瓷器陈列馆为例。

因为年代毕竟不是十分久远，建川先生收集了太多的“红色年代”的物品。摆放在各展馆里的物件应该都是较具代表性的。以瓷器馆为例：不论是实用的碗、盘，也不论是用于摆设的瓶、罐---那个年代的瓷器款式刻板、造型简单。华夏之大，从天南走到地北，从高原走到海疆，所有的瓷器式样无大差别，花式更不用提，极端政治化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之程度。不是印有毛泽东的头像，就是文革口号，什么“毛主席万寿无疆”啦，什么“万里山河一片红”啦，什么“狠斗私字一闪念”啦。我们这些亲历之人看后，点头、摇头、晃头，真是感慨万千。我们的导游是一个文革后出生的女孩，完全没有我们那些复杂的情绪，她只是照本宣科地给我们讲解着---那个荒唐的时代她没有亲历过，就像讲三千年前，还是五千年前的历史一样，有时还提一些幼稚的问题问我们：为什么当时要那样呢？

一进入红色年代生活用品展馆，我们立刻惊呼了起来，我们看到了摆在展柜里的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但又仿佛完全一样的搪瓷缸子，看到了那些粗陋的、造型整齐划一的大小不等、但都是长方形外壳的收音机。现在我们每天享用着世界顶尖级的各种家电用品，再回过头来看这些离我们并不久远却又土、又差的东西，那种感觉简直说不清是酸还是甜---，我们看到了当年用过的暖水瓶、还有写信用的信纸，每张信纸的上部都印着毛主席的一段语录，让我们这些亲历的人看了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我们看到了在那个年代我们生活里曾经用过的一切。在章钟印馆里我们看到的那些造型、质地几乎完全一样的时钟，时钟上也都毫不例外地印着当时最具政治色彩的符号。我是很喜欢文物的，各电视台办的关于文物的节目我都特别爱看。应该说，一个时代的物品都会或多或少留下这个时代的某些印记。某个时代的物品也大多残留着标记这个时代的符号，让我们今天从其中还原那个时代。比如元代青花、宣德炉等。但是我敢说，很少有哪个时代能像文革10年那样那么绝对、那么单一、那么千篇一律刻板而僵化、并且极端政治化地表现那个时代。我记得有一幅当代名画。画的是一对夫妻的结婚照，是二人头像。作者采用的是超现实手法，他用十分刻板、僵硬的线条把那一对青年男女的表情十分夸张而传神地表达出来。两个人的眼睛完全无神，目光呆滞，有点像死鱼眼睛；人也毫无生气---这个画家一定是亲身经历文化革命，而且经过万千思考，把文革的本质内核通过形象的画面再现。这幅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有一个展室，完全按照红色年代时的风格、样式摆放，房间面积大小、物品摆放的层次、顺序都跟当年一样。肥皂放在哪，草纸放在哪。我们看了，熟悉、亲切，真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用着那个个印着毛泽东头像的又傻又笨的搪瓷缸子 ，到供销社买那些 粗糙的、质量低劣的生活用品。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到物资十分充足、常令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超市购物，再看到这些，万千感慨，由衷而来。

那年我去朝鲜，看到了还在水深火热中的朝鲜人民的真实生活。满街高挂着“伟大领袖慈父般的温暖和关怀”、“跟着伟大领袖金日成、金正日勇敢前进”等红色条幅、标语，看到了老百姓贫穷而压抑的生存状态。我当时想：与我们曾经历过的何其相似乃尔。而且我还感慨：这样的日子当时我是怎么过来的！现在我们可以张扬个性，展现自我；可以拿着闲钱满世界跑，可以自由地穿红挂绿；基本上是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哎---那段梦魇般的日子一去就不要再复返了。

单调、刻板、极端政治化体现在我们那时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1974年，虽然那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已有所松动。但是单调、刻板、整齐划一、极端政治化的生活方式、服装样式仍无些微改变。当时我穿了一件从上海买回来的银灰色小西装(领子小翻了一点）去上课，学生对着我的衣领指指点点，意思是说老师穿了一件这么“资产阶级”的衣服。下课后，校长十分认真、严肃地找我谈话，说“这件衣服不能穿了，对学生影响不好”。

想到我现在那满衣柜各式各样、各种面料、质地不同的衣、裙、裤，想到我那些垂垂挂挂、斑斓得像万国旗般的数十条丝巾，看到我那到处堆放的各式鞋子、各种饰物、挂件也是各种各样；还有那些现代、前卫、时尚的家居用品。每当我看到这些，穿戴上这些，使用上这些，不仅表现了我对现在富足、幸福生活的满足，同时也是对我青春最美好时代亏欠的一种补足，是对那时心理缺憾的一种补足。

现在的青年人很难理解。

红色年代展馆里有一个镜鉴馆。也让我好感慨。

展馆里铺天盖地的挂了五万面镜子。

五万面？什么概念，是集文革镜子之粹。我真是很感谢建川先生。他让我这个从文革过来的人在文革时都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面镜子，今天，在建川博物馆我却看到了。

这些大大小小的镜子基本上是长方形，图案更是千篇一律，整齐划一，文革题材，刻板、极端政治化。这使我想起我结婚时收到了一面我所在团支部送来的小镜子，上面印着红色的字：“要斗私批修”。可惜我没有这么强的文物意识，那面镜子早让我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的团友也多生此感慨，我不止一次地听他们说：哎呀，这个缸子当时我也有啊，后来扔了；那个东西我用过，后来不要了。我们这些生活在红色年代的人，当时不用这些东西用什么呢？

镜鉴馆的设计很巧妙，他把五万面镜子或垂挂、或组成镜墙，一排排的，每个墙面构成交叉，结果造成了一种多棱镜的效果。站在一个地方，会有几处镜墙再现你，让你自己不知自己到底身处何处。我没有机会跟有关人员探讨如此巧妙的设计是否是出于偶然，但是我却想到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设计：文革10年，犹如一个被多棱镜包围的迷宫，使人们身陷其中而不知身处何处，也不能左右自己。迷信、癫狂，上演了多少荒唐闹剧！毁坏了多少纯洁善良的心灵！今天，当我们再进这迷宫，完全不会感到它的趣味，而只会感到那种历史的刺痛和辛酸。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文革10年，可以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

毛主席像章

最让我们激动的还有在章钟印馆里看到的毛主席像章。小到一粒纽扣那么大，大到比脸盆还要大。当然，这里的像章应该是集文革像章之大成，数十万枚、甚至于上百万枚、上千万枚大大小小的像章群集在这里。那些纽扣大小的像章集在一起，被摆成迎风飘扬的红旗形，还有各种大小不等的像章也都十分有创意的被摆成各种有政治意义和色彩的图案。我们这些亲历之人看了，那可是相当地感慨。

这可是我们当年最崇拜、最喜欢、最想要得到的宝贝哟。

记得我得到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是在北京串联、等待毛主席接见时由我所住的北京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发的。宝贝哟。晚上睡觉压在枕边，睡醒了还要摸摸。白天挂在胸前不时低头看看，一是喜欢，惦念着，二是也怕丢，怕那个小别针别不住，掉下来就没了。还不时地用手去摸摸。这枚像章就像一粒纽扣那么大。

我还真的弄丢了纽扣粒那么大小的一枚像章。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臂戴红卫兵袖章，穿着一身质量很差的黄军装，头上戴一顶军帽（没有红五角星），手里拿了一打报纸，哼着歌儿回家。那是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核心层刚开完一个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部署：哪天开哪个走资派的批斗会，哪天到哪里破四旧---

我豪情万丈，心中被一种干着惊天动地伟业的激情鼓荡，想着我正从事着一种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的伟大事业，牺牲性命都在所不惜。心中那个美啊---

回到家里，脱衣服的时候，发现：坏了，我胸前的那枚毛主席像章没了。这还了得？我赶紧穿上衣服，疯跑出门。北方冬天的夜晚，冷风嗖嗖，白雪皑皑。我顺着我回来时走过的路，一步一步，低头细细寻找---找了一遍没有，再找一遍---我不知在那条路上来回找了多少遍，最终也没有找到那枚我最钟爱的、我最崇拜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纽扣粒那样大小的那枚像章。

为这枚像章，我沮丧了很久，郁闷了很久。但是我没敢跟别人说。一是怕有人给我乱扣帽子：还是对领袖的感情不深，否则怎么会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弄丢了呢？

后来，我也收藏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鲜红颜色的毛主席像章。我把它们别在一块紫色天鹅绒的布面上，放在箱子底。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喜欢收藏这些记忆。

后来，外出读书、工作调动、数次搬家，从北到南，命运被折腾来折腾去，这些像章也不知最终落到了谁的手里。

“收藏历史，是为了未来”，我又想起了建川先生的这句话。

在建川博物馆三天，我看到一队队小学生、中学生陆陆续续来到这里。他们天真活泼、快乐幸福，不论他们参观哪个展馆，也不管看到哪件实物，他们都决不会有我们这些亲历者的沉重。博物馆会让他们增长知识、增加见识，看多了，他们的心里就会蓄积起历史的风云际会。

我突然想到：不知多少年，在他们中间，也许又会出现一个樊建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