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足迹（二十三）独自闯温州

静水幽兰

接上篇

我在电话机厂工作的后期，手机设计进入修改完善阶段，工作相对轻松节奏减慢下来。

正是这段时间、我与我们大院的一个发小联系上了，她人在河北生活工作，中学毕业后我们就失去联系，她通过我家人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从此我们几乎每天电话煲粥，电话一打就是几个小时。

我一边作图，肩膀上架着电话跟她聊天，那个时期长途电话费还很贵，每次她打过来响一声就挂掉，我再打过去，因为我不想让她多花钱，毕竟，内地工资低，而且，我长期不与人联系，很多时下信息能从她那里听来，令我万般新奇。

期间，有两个月的电话缴费单居然过万（一万多元），房东拿着缴费单上楼来找我，泪眼八叉地对我说；

“吓死我了，是不是搞错了，你也太不把钱当钱了呀。”

我双手搭在她肩上笑着说；

“你难过什么呀？也不会让你掏一分钱的，我这就去缴费”。

（现在想起此事，确实感觉不妥，虽然主要是我的问题，但你若有一个这样的（不顾及别人损失）的朋友，你可一定要谨慎了……）

一天她电话里说；

“我要去芬兰谈个合作项目，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玩玩。”

我正好手机研发项目也算告一段落，时间比较充裕，就答应跟她一起出国走走。

她是去谈生意，我只是想去旅旅游。

邀请函上正好有个工程师缺席，我就顶替了那个名额。那时出国没有现在这么容易，而且也是我第一次出国旅游。（五天时间）

他们谈业务，我自己在赫尔辛基市中心闲逛。

到达后二天中午，我和她及几个外商一起吃饭时，偶然听到了芬兰那个老板欧伯先生和她的谈话。

欧伯说：

“我已经多次去中国，想找一家工厂为我生产分切机，但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厂家。”

请注意；他说一直在中国没有找到能为他生产分切机的工厂。

这句话让我听了很不服气。

在我认为，深圳怎么可能有什么东西生产不出来的呢？，中国这么大，而且1998年那会儿，江浙沪地区在“发展浦东”的大背景下、已经进入到飞速发展阶段。

再说，江浙沪地区的人都是些“永不服输”的金鹰之地、怎么可能“找不到生产厂商呢？

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分切机”。

本来，他们谈业务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多问，但这句话让我不得不插话，我说：

“这怎么可能？ 在中国什么干不了呀？，你能让我看看你那台机器是什么样子吗？”

于是饭后，他们就带我一起去了欧伯的工厂，那台设备就躺在他工厂的车间里，我绕着机器转了几圈后，对欧伯说：

“你能给我派个助手并借给我一台电脑吗？我要测绘这台设备。”

欧伯先生当然是一脸的懵逼，可我的这个朋友对我的技术能力是敬佩得五体投地，她马上对欧伯说；

“对呀……你把这台设备交给她，她肯定能给你干出来…”。

结果，那之后的三天，我的旅游就泡汤了。

我用了三天时间，在那个工人的协助下，一个部位一个部件的测量，大的地方用卷尺、小的结构用卡尺，先把尺寸画在纸上，再进入办公室、绘制到电脑上（他们只有台式电脑），我把这台分切机设备的数据完整的测绘出来了（电子数据）。

我在电脑上绘制出设备的总装图，局部拆分图，就差做零部件图了。

（已经没时间做细部结构图，我们只有这三天时间）。

我带着这些电子的图纸资料回到深圳。

我把这些情况和我的想法，向我的老板系统地谈了之后，老板确定我是肯定要向他辞工了，但他依然很认真地看了我的部分打印图纸，并给我出主意说他知道厦门有几个生产民用机械的工厂，还找给我几张名片让我先跟他们联系一下。

香港人对有创业意向的人，都会表现出极大的支持热情，如果你提出“想自己创业”，任何老板都不会阻止你辞工的。

几天后，办完工作移交手续，我就辞掉了深圳的一切工作，直奔厦门瑞格机械厂（离厦门有约五十多公里远）。

我说明来意后，首先去了他们的研发部考察，这才发现，他们所有的工程师还处在手绘图纸阶段，落后得让我不住唏嘘，后悔没提前问清楚。



再继续找……

我打了无数个电话、把能联系到的各地中小型机械制造厂都问了一个遍；

“你们工程师是用电脑制图吗？”

之后还去了合肥一家工厂，都不甚满意，他们无法破解我的电子图纸。

终于还是我这个朋友提供了一个信息 她说；

“温州森立机械厂是用电脑制图的。”

我便立马奔向温州。

之后，我就一头扎到了温州这家工厂里。

这是一家我确定能为我生产出这台设备的工厂，一干就是一年多，在这近两年时间里，我不仅为欧伯先生生产出五台分切机，还生产出两三台分切印刷机，和一台多色印刷机。

直到1999年的年底，欧伯先生决定要来中国上海建他自己的工厂了，他对我说；

“你是个伟大的工程师，我希望我们能一直合作下去………，你能不能来我上海的工厂工作？”、

他希望我能去他的工厂里工作。

这个问题我很快给了他回复，我说；

“我不能去！”，

一方面是；我在温州自由自在地工作、已经不喜欢再为别人打工了。

另一方面是；欧伯对我有一个要求、他说；

希望你不要再跟XXX（指我那个朋友）有任何的来往”

这一点我肯定不能接受。

这两年中，我的那个朋友与欧伯先生发生了不少纠纷，因此还走上了法庭。

尽管于我无关，但她毕竟是我朋友，我不能为了这份工作抛弃了我的朋友。

所以我拒绝了欧伯的请求。

其实 在温州工作那段时间，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也出现过许多不愉快的小插曲。

本来是我带着生产订单来到了这家工厂，委托他们对外加工，我当然算甲方，而且应该由我来跟温州工厂谈判，并代表欧伯先生签订加工合同。

我拿着自己的图纸，和该厂的研发部工程师们一起设计、研发、制造出了首台分切机。

（温州人是非常精于算计的）

在我们用了四个月研发试制成功并生产出第一台样机后，他们就抛开我，直接与欧伯先生联系后，签订了新的生产合同。

这我当然即气愤又不能容忍，于是，我给欧伯先生写了封信；

我信中提到；

目前为我们生产设备的工厂并不是中国的国营企业，他们在生产加工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为了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的现象（这是事实），而且，设备上所安装的电器配件，目前在中国市场上，质量也参差不齐，难以把控，为了确保机械设备的整体质量，减少各方面出现问题。

我要求欧伯先生；正式聘用我为他在中国境内设备生产的“中方督管”。

我当时要的工资不高（五千元），我的目的不在于钱，而是挽回自己的商业利益和地位，我并让他以电传方式通告温州加工商。

在此之前，我因为对“国外订单中间人”这个身份完全无知，根本不知道如何运作，只是想当然地拿着自己的图纸，让温州这家工厂加工，让他们跟芬兰的欧伯先生签合同，完全无视了自己的商业价值，结果就出现了被踏空被赶出局的后果。这个教训让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欧伯先生接到我的信后，当然很快回复了我，并发来了正式聘用电传。

因此，我就解决了被温州加工厂抛弃的问题。

之后，我又与温州加工厂老板签订了一份协作合同；每加工一台设备，我需提成总价格的10%—15%（根据价格多少而定），作为我给他们提供对外加工订单的报酬。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吃了原告吃被告”，从而巩固了我的甲方地位。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我严格要求厂商使用标准钢材，电器配件上也要由我确认后方可采购使用。

为此，我几乎也跑遍了温州地区电器配件生产厂家，比较各种同类产品的质量优劣，尽可能按装最好的电子产品配件。

因此，我也认识了很多配件提供商，并掌控到能提供优质配件的供应市场。

对于我来讲，从一个模具设计师走向机械设备承包商的角色转换，需要的已经不完全是技术能力的输出了，而是有更多与人打交道的技巧问题，一方面，技术图纸要自己完全吃透。

比如说；加工厂工程师所出的加工图纸，我通常要把每一个零配件在自己的电脑上转换成三维模型图，在电脑上总体装配出来后，检查是否有问题，另一方面，我要对所有电器配件的质量做逐个检查验收，方可签字使用。

这样做在某些方面会得罪一些人，但我跟这些供应商没任何瓜葛，也不收他们的礼金，所以，我不怕得罪人，再说，我是一个外乡人，我怎么做谁都没话可说，他们确实几乎天天都有人请我吃饭，但我从来不好客，工作上一码是一码，一年下来，我为欧伯提供了小十台机械设备，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温州工作的那一年，是我生活得最开心快乐的时候，工厂给我提供了一套住房，并安装了座机电话，我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带上运动衣，骑上单车去工厂检查工作，下午一头钻进温州均姚大酒店去做瑜伽，游泳直到晚上，再去参加厂里的各种招待活动，当然是去吃饭，

欧伯先生在这一年里也因此赚到了钱。

据欧伯说；他把大部分温州人加工的设备卖给了印度人。

待续

原创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