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十三年•岳凯回忆录（十六）进军四川之重德艺轻官位

田亚非

十九、重德艺轻官位

约在十余天后工兵营又被改为西南军区支援解放西藏司令部工兵独立营。之后奉命修筑川藏公路,独立营直接进入道浮县内修路约二十五公里,先后还在芦霍县进大山伐木。在这里一位指导员在雅安去一处澡堂洗澡之后感染了淋病,生殖器天天都在发痒和流黄水。他马化龙难受至甚,为解除他的痛苦,专门派人到康定领回十二支(九一四)粉针,可是买不到注射用水。而他一再要求我尽快给他静脉注射,没有注射用水是不能注射的,在他本人及卫生所医生的授意下,我冒着风险为他自烧土蒸流过漉水。用这过漉水溶解干粉针,溶解后由我给他作静脉推注。这是一种汞制剂,稍有漏出点滴都可造成皮肤肌肉坏死。我每次注射都是提心吊胆,唯恐发生意外,每次从烧水开始,我都把通信员留在身边作为旁证。防止发生意外一个人说不清楚而受到处分。虽然马化龙给我写有免除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书,有人证明更好一些。

部队后来又到甘孜修机场和进入大山原始森林伐木一个多月后,在山上伐木期间有四五天断粮。因那时公路尚未修至甘孜,原决定空投,但因新津天遇大雾,飞机不能起飞,导致断粮。所有人在那几天只能天天以牛肉充饥,可是绝大多数人都不习惯天天,顿顿吃牛肉。不过比起完全没有可充肌食物的环境要好的多。

到1950年10月初为止,本来张国华司令员在大邑县打电话到甘孜说：工兵独立营可以不出来,而接电话的秘书听成：“独立营可以出来”。这是因为那时的长途电话线都是裸体铁丝线,杂音太大造成通话不甚清楚所致。这天正好某汽车团团长也在会场,这个团长是现工兵独立营营长任排长时的一个班长。张营长问汽车团有没有空车入川,团长说你们需要多少车?营长说全营800余人返川。那明天就走可以吗?我们营现在大山里,马上通知命他们今天晚上就撤下山,在山脚下上车好吗？没有问题，那团长痛快的说：晚上吃过饭,就派二十四辆车到西山脚下,机场边等你们的人,就这么定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乘车天还没有黑就走到道浮县住下,大约十多分钟后张国华司令员乘吉普车也从四川大邑赶至道浮县,他看到我们问：你们是哪个单位?当得知是工兵独立营后他很诧异地说,我已打电话让你们营留下,不必出来,怎么都走到这里了？营长和教导员向张司令说明情况后,张司令最后说：既然你们都己经走到这里,那你们就回成都吧,总不能让半道上再折回去。

就这样,我随独立营才回到四川,被命名为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独立营，得以定居四川成都至今。不然，此生有可能在西藏度过。独立营又被派往资中临江寺和资阳养马河等处修成渝铁路。至十二月工司卫生部发文抽调我和李如林两人到卫生部卫校学习。在这时独立营己奉命扩编为一个新的工兵团,营党委集体开会拟让我留下担任新团卫生队队长。在会上我坚决不愿意,要求一定执行卫生部的决定去学习。我并建议由卫生所张医生担任队长,张医生技术过硬,内科诊断水平不低,外科手术也作得很好。在我的一再坚持下营党委最后还是同意让我到龙泉驿工兵卫生部军医学校学习。

到校在分班分专业时,不知为何把我分到药学班,刚开始己报到二百余人,还没有正式开课就发生巨大变化。在己报到的学员中就有一大半,奉命回原单位准备去抗美援朝前线。半月后重新把我们留下的改分为医师期和药剂期两个班,我还被任命为药训期期长。不久又从工司文教大队分来二三十名女生,她们全体编为护士，分为两个班。至52年3月期满结业,我在药训班考试成绩弟一名。结业后被卫生处(这时卫生部已调两所“医院”去抗美援朝前线,部也变为处。我和其他三人被留在药材科任实习司药(药剂士)。

在接下来进行的三反运动中,我被工兵政治部指定为卫生处党委特期委员,还被卫生处群众选为俱乐部主任。至1952年8月工兵撤销,被军委卫生部指调工兵卫生处的四十余人到西南军区空军卫生部。本人又被留在军区空军卫生部药材科军药库任药剂士工作。在去药材库前部长单独找我交待：在有库主任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处理日常业务及行政工作,最多在之后向他作个汇报而矣。实际到药库后,杜辉映主任立即主动要求我承担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及业务组织核发收领药品器械等工作。这个杜主任是个三八年初参加抗日的老资格,但他不想作事,也还不是党员,他的入党是由我在调往空军十三师时推荐卫生部其他两个人介绍他入的党。仅这他也对我表示感谢。

1953年上级又把我派往西南军区空军唯一的一个十三师十三基地场站卫生队药房担任负责人。在卫生队仅半年时间就被十三基地场站在全体军人大会上予以口头嘉奖一次,也被选为卫生队党支部组织委员。

至1955年5月因我胃溃疡住院返回卫生队时,这里药房已配备了主任,可卫生队队长高崇礼和师卫生处长陈永录两位在去成都开会之前私下告诉我,希望我担任药房主任,我们开会回来再办理报批手续。这是他们两级领导的一厢情愿.而我从来不愿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更不愿把别人挤走去担任主任,在他们两位领导在成都开会之机会,先后写调职报告和向场站,师部,空司,卫生部有关部门电话请调,仅用三天调令即已下达。

1955年5月末我被调至灌县空军疗养院工作了一个月,因当时军委空军卫生部说疗养院留在灌县不移驻武汉。而卫生部要移防至武汉,改为武汉军区空军卫生部,故又把我从疗养院调回卫生部,随卫生部到武汉。在武空卫生部药材科,我分工负责和军委空军卫生部药政处联络,担任外勤工作。当时的卫生部部长有意让我为代理药材科科长,我不愿意,直接写信到空军干部部反映我要求到基层工作,获得复信同意我的意见。但该复函交到武空后勤部干部科时,一位助理员找我谈话时称：据卫生部反映,你(指我)主，调皮捣蛋,意见还不少……听了这番谈话后,我找到卫生部王子良部长,向他反映干部科某助理员给我所说的原话。王部长听了随即对我说,卫生部绝对不会有人去说那些话,你放心好了。就在第二天中午下班时在大院中,我看到王部长正在和干部科找我谈话的那位助理员在大声说话,我即走开。下午上班后有同志告诉我,中午部长把干部科某助理员当着他们部长的面狠狠地批评说,你们说话要有根椐,卫生部哪一个人向你们说过那些话,你们纯碎是无中生有,是在给工作添乱,这种作风很不好……那个助理员听后,面红耳赤连连表示说我错了,不该随便乱说,并说要向你当面道谦……他也向王部长和干部部长作了保证……说也没有什么大事。过后那位助理员真还找到我道谦，我只想作好本职工作，不愿与人争长短也愿谅了他。

在这之后不久卫生部把我调回药材库,到药材库不久，大约是1956年4月某日就派我到上海采购一批药品。

临行前一天晚上七时半我已买好往上海次日晨六时半上船的票一张,另有军人换乘火车票的空白换乘证四张,个人军官证,军人通行证,空白介绍信四份,所借转帐支票四张,现金支票两张,现金五千元（ 那时的5000元相当于二十一世纪今天五十万无只多不少）。这些全都装在我的一个裤子口袋里的钱包里,在桥子口电影院看过电影后,返回到后勤部大院的家里,这时才突然发现钱包丢失,因之前是在影院时还摸过一次,估计是在电影院丢失。于是立即徒步跑至公交站,这时公交车最后一班车也已收班,市面也没有三轮车,更没有出租车,我只好跑步赶往电影院。电影院也在我跑到时正好要关门，我站在门外大声呼喊开门。门开处,一工作人员询问喊开门何事?我说我丢了重要票据,现金等,那位同志说你别急,进来休息一下再说。因这时的我己是浑身是汗,气喘吁吁,进至办公室我说丢的钱包里有关上述物品数量和现金数后,那位负责同志说：电影散场后,工人在清场扫地时,看到有一个人在弯腰从地下捡起一个钱包,工人问他,那个包是你的吗?那人支支吾吾说不清,工人即把他带到办公室进行核对,捡包人说不出包里有什么,只好说是捡到他人的,当场三人开包检查登记。你提供的物品,现金数量相符,票据也对,应属于你丢掉的，可以还给你领走,但要在这里簽字。我在他们的遗物认领本本上签字后,拿到了我那个要命的钱包时,一再向影院领导和工人表示感随后才离开。至走回中山大道空军后勤部大院已是次日晨一时许,这时我悬着的心才平静下来。因为领导对我的信任，我才能一次领空白介绍信，空白支票及空白現金支票，军人空白火车換乘证等，我若找不到钱包，如果那个钱包被坏人撿去，不单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甚至会造成严重政治后果，我的命是抵不了的，只少我将必然会受到严厉处分。一场严重错误挽回了,当然很高兴.这足以警告我一辈子。

1956年7月我奉派前往南昌市第八军医学校参加全军各军兵种,统一安排的军药培训,走之前在卫生部让我看了去参加学习的基本条件主要为以下三个：

1、从事(司药)药剂士工作三年以上。2,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且热爱军药工作。3身体健康,有培养前途者。我是武汉空军唯一被选送者，到第八军医学校时,我几乎晚到近一天。

报到后被分在第四教学班,第十三组(每组有十二人左右),没多久我被十三组选为学习组长,在学习中我的成绩绝对不是很好,大多数课程是4分,少数为5分,从未得过三分。可我总感觉仅两年理论学习时间,竞安排十多门课,太多,形成多而不详,不精,简就形成简而不明是基本问题。很多应讲透澈的难题却没有讲。逐渐使我形成：杂而不精,简而不明,耗资费材,误人非浅的基本看法,这个观念形成后也无处发泄,就在我的课桌上用白纸写出贴在桌面上。经一段时日的某一天被授课的一位讲师发现,他向有关领导汇报后,很快我得到通知,准备好,中将校长要找你谈话,校长谈话后一般是开除的结果,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要知如此我就不写了,事己至此,就要面对现实。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先是党小组开我的会,第二个是学习四班党支委会,第三个是总支委员会上让我作检讨,第四个是药训斑全体党员大会,这个会有近一百五十人,在这次大会上我为自已的行为进行辨护。我解释那些话的本意,只是,也只是认为学习时间短,课程多达十余门,多数都是把大学课程缩编减少内容,从而成为杂而不精,因减少内容而成简而不明,即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培养的是药师,回单位后如何带领药剂士工作,某些问题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何向下级交待?至于耗资费材,是指国家拿钱培养我们,可我们只学了一个半知半解,这让我们回去以错教错,以恶传恶,若因此而伤害到一些军人,那我们岂不成为犯罪分子吗?我这些肺腑之言使参会的大多数党员产生共鸣。他们不再批判我,反而说(他指我)他写出了我们的共同感受,这些话说出了存在的事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来对待岳凯的正确意见。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一大民主作风,应当发扬光大才对,如此等等声音一再重复使校部派来参会的政工干部们听不下去了,他们通知总支书记说我们回去后向校党委汇报一今天开会的情况再决定以后何时再开会。

自政治部的人走后，从此再也没有召开过那一类的会，一天我去找药培班总支书记问今后还开开不开我的会？他笶嘻嘻地说：是我忘了通知你，前两天学校已正式通知我们总支，今后不再开批判会，批判会本身没有在事前找你本人核对情况，也没有爭取和征求你们总支及支部意见，政治部就决定要先开批判会，结果正如他在会上所说，他仅仅是对课本教材減化有看法，那天全体党员大会及乎所有发言人都一致同意岳凯你的看法，足以说明问题。这是政治部带队参加开会的那上尉对我们说的原话，我也原话转告给你，你可以防下包袱，好好学习。

可我在这以后,特别在实验操作课程中,一些讲师仍存有偏见,时不时想找我的漏眼,如在上实验乳剂制作课时,在老师讲写的时段我已把一份油水制成土耳其红油乳剂,放于抽屉内。当他讲写完走到各实验台查看,很快走到我带的三个同学都在作实验,唯我一个指手划脚只说只看没有操作时,他就拿出老师的威严用手指着我说：你怎么不做,只看他们做,你还等什么?！我没有作任何表示,其中一位同学没有答话,他只从抽屉里拿出我已做好的那份土耳其红油让老师检查,他拿到眼前查看后说：还不错。这是一次,还有一位老师在讲小苏打片的压片操作要点时,我把手摇压片机搬到室外台阶上,在实验台上把小苏打粉和硬脂酸镁等所需材料量称准。混合制粒后都拿至室外一口气把一百片小苏打片压完,老师尚在讲的过程中。讲完以后又如前此那位讲乳剂的讲师同样问我为什么不动手?同学也如前次那样拿出让老师看,看后一字未吐就走向别处。通过上述两位讲师在课堂对我的态度使我受到很大刺激,突然从一个一贯性低血压变成高血压,头痛头晖,心率加快,有时舒张压升至九十左右,这促使我提出退学报告。虽有班主任,总支书记及同组同学劝我再坚持一个多月就毕业了,先不要退学。我们知道你还在生气,没有必要去生气,但我己下定决心要退学,而且我明榷不向学校提任何条件如肄业证或学习证等一概不要。只在全班同学要求下集体合影留念而矣。留影拿到像片后我立即返回武汉军区空军卫生部报到。

离校回到武汉空军卫生部,办公室秘书告诉我,你在去年十二月份已被分配到空军成都医院担任药师了,你既已回来,就到空军成都医院去报到吧,好不好,若没有其他问题我就给你开介绍信?我说服从领导安排,我很快就会起程,紧跟着我又到财务处去领了所需路费,然后回到家里,辞掉保姆,告诉妻子冉丽华我要到成都四五二医院去上班,说走就走,免得夜长梦多。

经过三天准备,我带上夫人和儿子一起乘船向成都前去,经过六七天才来到空军成都医院。报到后,走到工作区出大门时收发室杨老头喊住我说,你才来,今天就有你一封公函,我一看信封是武汉军区空军后勤卫生部的信,拆开一看：岳凯同志，空军成都四五二医院己在今天被军委空军划归兰州军区空军管辖，若你返回武空,部里重新为你安排工作,倘若愿留在成都也无不可，你自己作决定。武空卫生部*月*日。看完我立即随手撕掉,连冉丽华我都没有告知这封信一个字。为什么?因为我在武汉和南昌,或是南京,上海,北京等地不管多么繁化,均不如成都自然环境好。我愿意在这个在我我心目中当时不是十分理想的很发达的城市,但工作和生活却是我心目中很理想的城市。因而我就安心在空军成都医院工作。

到空军成都医院不久就参加了反右倾学习,学习刚结束,又在大搞技术革新运动,我自已选择搞从末未搞过的一个项目.即从红苕中堤取葡萄糖。说起来容易搞起来难度很大。首先在七月红苕尚未成熟,还不能开始工作,这时我在细心准备工艺流程的材料,等到八月中旬勉强可以挖红苕,我去空军医院背后生产队和种有红苕的队长协商，落实地块和挖后补裳金额标准。这些办妥后我才提着口袋和锄头去挖红苕,挖完背回医院要先一一洗干净.再将红苕切成两公分大小小块,然后借来家用小石磨磨成糊状,称取一定量,再进行酸化处理和加温熬制。在这个工作的全过程中只有王振华支书对我连续八天的不分白天黑夜，守护操作表示慰问。使我很受感动。最后终于试制成功.但因数量太少,仅1.2公斤。在此之后接院办通知称：空军卫生部要在安徽举办全空军医院革新成果展,医院党委决定药剂科送展两项,即卜萄糖和四碘酚酞钠两个成品。决定一下来,科主任焦急,他除亲自参加挖红苕和磨浆工作外,还指示其他同志也要帮忙,从而使工作时间缩短至五天,重新生产出卜萄糖粉两公斤。至于四碘酚酞纳,原先是由候宝树司药试制的,但他己调走,因我是唯一的药师,故也交由我来试制,我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料作参考,我只好查阅候司药很不完整的试制化学反应式为依据,进行试制。还好,经过两天准备,备齐各种原料药品和仪器,又经过两天试制,终于制出二百克成品四碘酚酞钠.这使药剂科同志都很高兴。选了几个合适的瓶子贴上标签.如期送往安微去参加全军医院革新成果展,并在展完后受到好评,也为医院争了光。

我在空军成都452医院因患肾结核腰痛,两次住院治疗,腰痛症状没有改善。经送请四川省人民医院秘尿外科,省内专家刘勇耀会诊,并作逆行肾盂造影确诊为肾结核。他建议切除右侧肾脏,因结核已造成肾实质损害,不切除难以治愈。在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不同意切除左肾,如果万一左肾再感染结核怎么办,也再切除吗?我因除肾结核之外还患有非典型性结肠炎,也先后多次住院治疗,效果都不太好,所以我于1959年6月写报告给院党委要求转业,主要原因是因病,不再适宜军队工作才主动要求转业.但时至1960年元月尚未批示。

此后正好赶上兰州军区空军司、政、卫三个大部派出联合工作组进驻医院,了解药局王云青犯男女关系的错误情况。王系1944年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同志,时年己近四十岁尚未结婚,犯这种错误不难理解,我建议给予留党查看,行政记大过一次,降职为药剂员即可。可实际是开除党籍和军籍,判有期徒刑八年。这么重的判罚我连想都不敢想,军法处的依据是什么?我认为没有造成违害就不应当判那么重。在他们向我了解情况时,我除谈了处罚意见后也提出请求摧促一下有关我的报告,他们完全同意我的观点。1960年元月，药局只抽我一人去十三航校参加反右倾学习,时间为三周。刚去报到,这天夫人突发急性胰腺炎,入住华西大外科消化外科急诊病房,我也不能请假去照看,仅给她从工厂领了介绍信及住院费用结算证明就去到学习地点。

第一批参加学习的452医院共五十人.但第二批医院决定把药局除我以外其他六人全部都去学习,仅留我一人坚守岗位.我带领来院进修的两位学生工作,每天除正常药剂制剂调配外,还要配眼药水,注射用水和糖盐水大液体,所有灭菌制剂只能我一人一手在搞,连续三周我还要值夜班,白天也不能有一刻休息,对药局及院领导这样的安排我很有意见,但领导说这是对我的工作态度和能力的充分信任。你还能有什么可说的。

到了1960年3月上旬,兰政委和文院长两位找我谈话,即正式通知我说：你的转业报告兰空己批准。我问转到哪个单位,他们说是南光机器厂,知道后我请假到南光厂去找劳动人事部去询问到厂的安排,他们告知为：筹备厂医院并担任院长,得知情况后返回医院向领导提出不愿去担任院长,我愿继续搞药剂工作。他们同意我的意见,这时在三个多月前原在空军医院的副院长张志明来找我说：你就转到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我就在那里,那里也需要人,怎么样?我当即表态说可以,就这样我没有再要求到铁路医院去。

过了三四天,文院长和兰政委两又找我到他们办公室去看他们党委会的决定,即岳凯同志中共党员,1947年参军,现任一级司药,级别正排,军衔中尉,我们党委有同志在四九年就在一八六师卫生处对岳凯同志有充分的了解, 我院有原在一八六师卫生处工作过的同志。他由于在1951年以前一直单独自愿留在连队,1949年在甘肃甘谷时186师卫生处曾任命晋升为骑兵营医助，因他所在连队远离师直未能赴任，随后即由六十二军将工兵连收徧为军直工兵营。至今我们认为其军衔和级别相比较低,故党委认为军衔晋升为上尉,级别升为副连。特此呈报审批为望。我看后说：这是领导对我的关心,表示衷心感谢。领导想到我足己是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即己答应到中医附院去,那就在这几天就去。兰政委说你先别急,我们还要在一起吃顿饭,院领导代表全院职工欢送你,吃过饭以后再等那个报告批下来再走也不晚,不急在这几天。我说吃过饭的第二天我就走。政委还对我说,有一项规定,在去年九月一月开始转业军人转业安置费被取消，这是全军统一规定， 医院也不能另行发给其它费用。我说我没有其它任何要求我已把工作完全移交完毕，就在三月初离开空军医院到中医附院去报到。因为即已决定，早一天比晚一天好。于是在1960辛3月某日空军医院派了一辆吉普车带一个拖斗就把我的一个家的全部所有及三口人送到四道街的中医附院了。

到中医附院快一个月的一天下午张志明副院长找到我对我说，关于空军医院党委在你转业前打的晋升级别及军銜的报告，空军十三航校以你人已离开为由不予批准。空军医院虽再次向十三航校干部部说明和爭取，但那里就是不批。空军医院兰政委还说他曾劝你等报吿批回后再走，你当时不听劝致使十三航校有了借口。你是不是没有听兰政委的劝？是的，我那时只想到，即已决定了单位，早点走好些。沒想到出了这种怪亊，但我有个理想的工作已经不在乎什么官衔了。

2010年9月11日初稿完成

后 记

读着老人用手一笔一划写出的回忆录，老人的形像在我的心里一下子变的高大起来了！很早以前，在我童年的时候仿佛记得伯父就是个当过兵、打过仗的军人。和我们和平年代一样的军人，平平凡凡的后勤兵而已。随着年龄的增长知道伯父是个医生，而且是个了不起的医生。总拿想象和伯父往一块套，伯父的形象慢慢的变得淡了。当回忆录中一幕幕战火与浴血奋战的场景再现，一次次生与死只在呼吸间转换的危险生涯使我对伯父有了新的认识。

伯父是解放战争中千百万人民解放军中的普通一兵，没有指挥百万大军消灭过大批敌人。也不是我军的高级将领，甚至连一个中下级军官都够不上。但他所经历的正是无数人民解放军战士为了翻身解放，投身战场，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报国的一个缩影。他走过的脚步正是千千万万人民子弟兵战士，在那战火纷纷年代里的艰难历程。共和国有今天是他们昨天抛头颅洒热血拿生命换来的，没有老一辈革命家的拚命哪有我们今天的安居乐业！？伯父曾给我说过，他是当年从兰州步行进入四川的。我多次开车翻越秦岭、经宁强、广源、剑门关进入成都，路途的艰险使我体验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是姑妄之言。今天，如果让我们骑着马从成都到兰州开会或者去旅游，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吃得了这种苦。不用说饿着肚子用双脚走着，还要肩负战斗任务。吃水不忘打井人，青年感恩老一辈！让我们记住过去，记住为了新中国解放事业战斗过的每一个老前辈！

伯父从部队到转业直至退休这个过程前后有六十多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也有着很多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我们期待着他老人家把他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经验、早日奉献给读者。让我们以史为镜，明鉴过去，少走弯路，直通未来。让我们年轻人不要忘记过去，把老人历经的磨难和不易作为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让老一辈革命家精神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我们前行的脚步，鼓舞我们永不懈怠。

岳晋峰

2010年11月20日星期六 初录

2012年12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