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照中追问

木铎金声

在比照中追问

——就柳袁照校长教育提问的点滴所思

上个星期，柳袁照校长在“2020教育改进行知班”群中，作了《改进学校先改进校长》的专题讲座。当然，他的讲座，还有一个副标题——“以蔡元培的视角思考当下学校教育。”

百年回溯，叩问当今。通篇以北大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视角来烛照当下，在上下百年的新旧比照中，去追问当下的教育问题。

《史记》有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柳校长的追问如黄钟大吕，訇然有声，发教育人之深省！

教育的宗旨是什么？教育是为谁服务的？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民国校长，他们曾经提出过的问题，现在得到改进了吗？——一次次的追问，让我们深思教育的圆点问题。

讲座结尾处，柳校长又提出了以下四组问题：

1.为什么一百年来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蔡元培、陶行知等人提出的问题，至今改进不大，或者说几乎没有改进？

2.蔡元培、陶行知这样的教育家太少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如此，特别是当下有可能再产生蔡元培、陶行知这样的校长教育家吗？

3.蔡元培、陶行知有局限性吗？假如有，表现在哪里？现在提倡教育家办学，都在层层培养教育家型的校长，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4.阅读当年教育改进社那些先哲的文章，他们反映的教育问题还存在，相比较，现在的教育理论却大大推进了。当下一些教育名人的教育论述都比他们高深，蔡元培、陶行知、梅贻琦、叶圣陶等人却显得“浅显”，是什么道理？

针对柳校长的追问，思维链接、随思随记，谈谈个人点滴思考，并请教于方家。

一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 柳校长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有些答案已隐含其中，不言自明。比如问题4——个人认为：不是民国先贤们的教育论述““浅显”了，而是现在某些所谓的教育专家，脱离了生活实际，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只会“玩概念”、“耍花腔”，坐而论道，玄之又玄。而民国的那些校长们，注重的是“行胜于言”，是用实际的付出，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完成教育改进。就表象比较，就有民国校长“浅显了”、“落伍了”，而现在的专家们理论很高深的错觉。

当然，柳校长提出的某些问题，是需要深入思考，追溯源头，积极思辨，去伪存真的。

比如，柳校长提出的第一组问题。我个人认为，更具思考价值。但要想探究其因，首先要搞清楚他所说的，“学校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蔡元培、陶行知等人提出的问题”，究竟具体指哪些方面？

对照柳校长的讲话稿，在我看来，他提的问题，指向了这几个层面：

其一，大学应该倡行怎样的风气？

其二，教育家要具备怎样的头脑？

其三，学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蔡元培先生履职北大前，腐败盛行，学风败坏。“两院一堂”，前清纨绔子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一堂”指的是京师大学堂，即北大前身。

蔡元培1914年初到北大，即着手两方面的改革：首先，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以引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其次，改革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改革整个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将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注入北大（当然，后来还有修改讲义，实行教授管理制等等举措）。

不拘一格，广揽人才。蔡元培上任不到一年，北大气象焕然一新。他的现代大学改革理想“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也开花结果。

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中写道：“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

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称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 ，而且还成为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罗素称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

杜威来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也是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人。”

——可见，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民国校长，对老北大的改革，尤其是学习风气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教育救国，学术救国，是蔡一以贯之的教育理想。他在北大的教育改进，对整个民国时期的高校教育改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照当下，在文章中，柳校长揭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育现象——（现在的）“北大、清华几乎囊括了各地高考的状元。这些状元进了学校，入了什么院系？……现在，可以舍了‘做官’这一环节，直接进入能“发财”的金融等专业。”

现代的育人模式似乎重走了改革前北大功利化路线，读书是为了“当官”、“发财”。或者，这一现象是现代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后，“拜金主义”盛行的一种新的异化？总之，勿庸讳言，以应试教育衍生出的现代育人目标，已偏离了教育应有的价值取向。

钱理群先生曾提出一个新名词，即“精致的利已主义者。”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钱老的言下之意，是我们的高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精致的利已主义者”。 “精致的利已主义者”，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DNA中自带属性。换言之，现代教育办学宗旨已发生明显偏差。几乎没有多少学子，是为了真正做学问，为了服务社会，为了将来服务大众而努力读书的。

撑篙远行，让我们再次回溯民国。1919年，叶圣陶在苏州的一个古镇当小学老师，他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中指出：小学教育是为着小学生的，小学教师是栽培小学生的，我们究竟希望小学生达到怎样的地步呢？

教育如同播种，到底要把学生培植成怎样的人？——这，可以叫做“叶圣陶之问。”他这一问，可以与“钱学森之问”进行比较。钱学森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相比之下，叶老的发问或许更为关键：“教育到底要培养怎样的学生？”。他这一问，问到了教育的根本。

而民国的那些教科书里，则回答了叶圣陶的问题。教育在于“培养大国民”——“ 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

民国的校长们提倡培养大国民，后来，他们都做到了。对于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现在的校长们，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吗？即使有，恐怕也很难做到。所以，寻找答案，无疑不容乐观。

因为，今天中国的教育是行政主导着一切，而以科学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最后无一不是降低为术的教育，是可以量化的教育，知识碎片化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透析，苛刻地讲，中国今天没有教育；客气地说，今天中国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也不是终极意义上的教育。

二

对于柳校长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当下有无产生蔡元培、陶行知这样校长教育家的可能。循其思路，予以探究，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思考：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先生、校长，或者人生榜样，只不过取舍的标准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和社会环境不同了,装备和资源都不同了。

民国的校长是民国的产物，有其时代的独特性，是那个大时代，造就了校长们的独特个性。

比如蔡元培在选择教授时就颇具个性：他“三顾茅庐”请没有学历的陈独秀做文科学长；在杭州西湖边上办国立艺术院，他请年轻的画家林风眠当校长。

南开是私立的，校长张伯苓的个性对学校的成长有关键性的影响。他向军阀、官僚筹款，认为叫军阀拿出钱来支持办学总比随意挥霍强，还说了一句非常有个性的话:“美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培育出来的。”

还比如说这些大学校长保护学生的例子多得很。竺可桢始终相信学生都是好的，他也从心底里爱护自己的学生，学生有事他一定会挺身而出。

……

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民国校长。不论是梅贻琦，还是胡适、张伯苓，面对违背了教育规律的事，跟蒋介石都能争执。他们不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能倾情投入，不为名利缰索所缚。心无旁骛、天高云淡，既有中华“仁义礼智信”的学养，又受西方“自由、民主、博爱”之熏陶。

当然，他们也焦虑过，但为创新途，即便被害也能忍辱负重。

——他们是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启蒙者;性情、经历、作为有传奇性;对当代教育也具有参照和启迪。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在烽火连天的战乱中，在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

 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汪曾祺在小说《徙》中，这样怀念民国先生们：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

而陈丹青在《新周刊》中则说：“这类动物已经绝种了。”

……

对照当下，有人说，做老师有三重境界。即饭碗、事业、宗教。把教师当饭碗者比比皆是（职业为衣食之谋，这一点亦无可厚非）；把老师当事业的则寥寥星辰；把老师当宗教的，却更是廖之又廖。

有一次，陶行知先生到蒋梦麟校长家做客。他执意教会了蒋家几个佣人识字。蒋说你是有传道精神的人。当然，陶行知先生是有过基督教的教育背景的。

三

第三，也谈蔡元培、陶行知等民国校长的局限性。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赞齐曾说，梁漱溟、晏阳初、 陶行知等人都有可能成为甘地式的人物，但他们最终都没能成为甘地，其中一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和权力的产生，使得他们必须首先获得权力才能实现理想。”

陶行知是很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勿论权力，这使得他的教育实验屡屡遭遇挫折。

费正清曾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陶行知与政治当局的关系是矛盾的。他的乡村实验终于不能获得任何当权者的有效保护。蒋介石本人曾短暂对晓庄学校的进展感兴趣，但在1930年下令关闭该校，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该校有社会方面激进的可能性。”

政治上不为高层所容，教育改进又如何推进？

在经济上，民国积贫积弱，民国校长们为了筹措教育经费，经常四处化缘。蔡元培在北大提出修改讲义之举，最初源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他经常要到教育部去讨要；陶行知借了教会的儿童服装，需亲自检视，及时归还；张伯苓向军阀、官员募捐……这些，都是时代赠给民国校长们的局限……

最后，回到教育改进的原问题上来。“2020教育改进行知班”组织的活动非常好，十场专题讲座，各位名校长的思想，足以启迪思维，打开认知之窗。无论是北师大株州附校余总的观点——学校改进从老师自身开始；还是柳袁照校长的观点——改进学校先改进校长。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我都欣然接受，非常认同！

诚然，如柳校长所言，“学校改进是一个系统工程，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协同。”如果某一天，有一位政府官员戄然跳出来，也作振臂一呼：改进教育，从“顶层设计”开始！以此印证当下的新高考，我想，研讨群里一定会欢呼雀跃，沸腾起来。

——愿以萤火虫的微光，聚集教育改进的能量……

（ 草于2020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