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

西子

　　2018年9月19日是我们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日。半个多世纪风云过后，当年不谙世事的我们也即将迈入古稀之年。本篇这些珍贵的照片和文字真实地记录了初一.二班同学当年在农村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广阔天地的青春岁月是我们今生刻骨铭心的记忆！

　 1968年9月19日，我们离开了母校——辽宁省实验中学，奔赴农村上山下乡。短短的校园生活只有一年，留给我们的印象很浅很浅。我们是老三届中的老初一，下乡时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刚满15岁，不仅没有知识，身体也没完全发育成熟。但我们在广阔天地的时间却很长很长，在那里慢慢地长大成人。

　　全班有30名同学插队落户来到昌图县大洼公社，其中10名同学在长岭大队，20名同学在刘家大队，5名同学去了沈阳郊区造化公社，有9名同学跟随哥哥、姐姐和朋友一起下乡，还有3名同学下到其他地方，共计47名同学上山下乡。

长岭大队

下乡到长岭大队的10名同学：

丁玉然、戴少侠、雷克勇、刘林林、沈洋、任丽蔚、戈阿丽、江瀛、杜敏、马秋林。

长岭六队青年点门前。

后排左起：戴少侠、丁玉然；

前排左起：杨晋平、李晶、李苏。

长岭八队青年点门前。

左起：杜敏、戈阿丽、江瀛、刘林林。

长岭大队男知青。

左起：李笑、丁玉然，戴少侠，吴锡京、雷克勇。

田间地头。

前排左起：江瀛、刘林林、戈阿丽；

后排左起：戴少侠、蔡大俐、李苏、杨晋平、叶勃利。

戈阿丽与江瀛。

长岭六队青年点门前：雷克勇、刘晓威、戴少侠。

戴少侠和李坚。

　　1972年夏天，长岭大队几位同学在辽宁工业展览馆前。

左起：戈阿丽、丁玉然、刘林林、戴少侠、杨晋平。

左起：刘林林、戈阿丽、丁玉然、杨晋平、戴少侠。照片中只有刘林林当时还在青年点。

当年回忆

　　插队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也充满乐趣，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城市学生，一切都是新鲜的。长岭大队同学的回忆严肃、紧张、活泼、风趣。

无偿献血

丁玉然/文

1969年6月初，我和社员正在苞米地铲地，突然生产队会计跑到地头，通知知识青年马上到长岭五队，有重症病人急需输血。我们男生听到以后二话没说，扔下锄头，向长岭五队奔去。

长岭五队在长岭六队西边，是离我们最近的自然村。从干活的地头到五队五里多路，我们很快就赶到了。大队书记吴杰在村口正焦急地等着我们，他说大队民兵连长朱喜贵的母亲难产需要输血，他呼吁村民们献血，但毫无反应。人命关天刻不容缓，他马上想到了知识青年，便通过有线广播通知了我们。说话的功夫，四队和八队的男同学也陆续赶到。

我们一起来到朱喜贵家，房屋门口有几个人在紧张地忙碌着，从他们严肃的表情可以看出病人的病情十分严重。孕妇昨晚临产折腾了一夜，早上家属赶马车到公社把医疗队接到了家里，准备在家里接生。医生诊断认为孕妇还有其它疾病，不可能顺产，决定进行剖腹产。为预防产后大流血，必须准备血源。门口站着三位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他们是沈阳市第四医院巡回医疗队的。护士立刻给我们验血型，我和刘晓威是“AB”型，与病人血型一致。我俩留下来等候采血，其他同学回队了。

等候采血时我打量了一下朱家小院。三间新盖的房子，院子一角的猪圈里，两口小猪在哼哼唧唧地吃食。房前有棵粗壮的大梨树，树上开满白色的梨花。院里种着小葱、韭菜等各种菜苗，绿油油的一派生机。6岁的小男孩正和一只小黑狗在窗前玩耍，多么平和温馨的庄家院，现在却危机四伏。

上午11点多护士把我们叫到屋里开始抽血，针头扎到胳膊上有点紧张，看到鲜血流到瓶子里，心里更加紧张。护士在我和刘晓威身上各抽了200CC血，也从病人儿子身上采了200CC。

采血后我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病人家属给我冲了一大碗很浓的红糖水，平时红糖水很好喝，那天觉得就像喝中药一样，苦涩难咽。下午生产队长没让我干活，给我记了一天的工分。回到青年点以后，同学们都很关心我。高中大姐李晶认为我才17岁尚未成年，特意在村里买了一筐鸡蛋，做了卧鸡蛋给我补养。我好像产妇一样，一口气吃了十几个鸡蛋。

回队以后心里一直惦念着产妇，盼望着产房传喜讯，但传来的却是不幸的消息。由于病人的病情比较严重，医生竭尽全力，最终仍没能挽救大人和孩子的生命。

农村的贫穷落后让我亲眼所见，生育是女人的鬼门关，也让17岁的我真实地见证了一次。

冬日送公粮

雷克勇/文

看到同学们插队生活的回忆，我的思绪也被渐渐带回到那久远的年代，带回到那广袤的辽北大地。

首先想起跟车送粮的一段往事。下过乡的同学都知道，每年各生产队将丰收后的苞米、高粱、大豆等直接送八面城粮库，然后从粮库取回现金，回到队里根据工分分配。从1970年起，每年冬季我都跟老板子送粮，当“掌包的”。每年打完場，粮食入囤已是11月底，送粮都在12月以后。那时的气候早已是天寒地冻、北风呼啸。送粮当日早上2、3点钟起来，协助老板子牵出马匹套好车，拿出青年点里带来的尚有余温的大饼子咬上几口，随着车老板“驾、喔、欤”吆喝声，一路小跑跟着马车出发了。我们队一般每次出两驾马车，每驾车跟一个“掌包的”。开始都要跑上5、6分钟，只有这样才能使浑身的血液流通起来。隆冬季节、凌晨3点，四周漆黑一片，只有马蹄得得声及胶轮压在冻土道上的滋滋声。虽然穿着棉袄棉裤、棉大衣、大头鞋、狗皮帽子，如果坐在马车上，几分钟就会冻透。跟着车跑得浑身微微出汗，再跳上车能多坚持一会儿，我坚持跑步锻炼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至今受益。

途中还要下车小跑几次，老板子也不例外。大约两小时左右到达八面城粮库，这时早上5、6点钟，天还未亮。各公社来送粮的大车在粮库四周按秩序排队等候。我拿过马槽子，倒入草料，马儿迅速低下头咀嚼起来。环顾四周，成百辆大车排列，很是壮观，至今回想起来历历在目。那个年代，农民一年辛苦所得都能变现，还没有打白条的事发生。

有一次在八面城偶遇高平原，哥俩吃完饭喝红茶，那时用竹皮暖瓶沏茶，连续加了三暖瓶水，都不知怎样喝进去的。

送粮入库，是粮食生产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下乡四年，从种到收历经四个生产周期，我们深深体验到了“粒粒皆辛苦”。

吃 鸡

戴少侠/文

大概是70年的冬天，当时在青年点里只有我和李晶、李苏姐俩。

早上醒来，窗外飘起了雪花，冬天里本来就是农闲，下雪了就更没有什么事了。闲得发慌，想起四队的叶勃利说过他会做熏鸡，心想，反正没事，不如今天就去四队吃熏鸡。

劳务是勃利，食材还得我们出。当年夏天，我们青年点买了20只小鸡，养到现在，还剩下十几只，其中有6只是公鸡。下雪了，地里也找不到吃的，还得喂这几只干吃不干活的家伙，真不如现在就把它们解决了，给我们打打牙祭。打定主意，找了条麻袋，把这几只公鸡装到麻袋里，背起就向四队奔去。

当时四队也只有大胖和勃利两个人没回家。进了门，发现不知啥时李笑也来到了四队，李笑是八队的，是李晶的弟弟，李苏的哥哥，这年冬天也没回去。这样，我们大队三个青年点的留守男生就都聚在一起了。

他们看我带鸡过来了，马上就开干。我在青年点是“屠夫”，杀鸡宰猪都是我的事，勃利烧水准备褪鸡毛, 李笑就去刘家合社打酒。一切就绪，勃利先将鸡配上佐料煮熟，然后晾起控干水分。这时李笑也从刘家回来了，下雪了，刘家也没酒了，最后只好买了瓶五加皮药酒。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勃利就用箭杆在锅里樘上，然后将李笑买来的白糖放入锅内，再放上控好的鸡，用小火慢慢地将糖烤糊，不知不觉，熏香味开始弥漫起来。

这段时间太折磨人了，闻着熏鸡的味道，想象着吃到嘴里的感觉，再加上也是饭时了，早已饥肠辘辘，简直是度时如年。

终于揭锅了，勃利的手艺还真叫不错，油亮的鸡皮上呈现出咖啡色的色泽，熏鸡的香味直入鼻孔。

六只鸡，装了满满一洗脸盆。我们坐上炕头，一人面前摆放着一只鸡，还有两只，那是留给我们队的李晶、李苏姐妹俩的。开餐了！撕着大块肉，喝着大碗酒，那叫一个爽！风卷残云，一会儿，面前堆放着一堆鸡骨头，四个人面面相觑，个个甜嘴巴舌的。

忽然，李笑说：我妹妹不吃鸡！这句话如同大赦令一样，几只手同时伸向了一只鸡。一会儿，这只鸡也变成了骨头。还有最后一只鸡，不过那可是留给李晶的。大家都看着李笑，只有李笑有决定权。最后李笑狠了狠心，“我姐吃不了那么多，给她留两只大腿吧。”当最后的那只鸡也变成骨头时，谁也不敢奢望那两只鸡腿了，那是我们的底线啊！

猛然间，有人惊叫起来，我们太浪费了！低头一看，成堆的鸡骨头上还有些残肉，于是，这些骨头又在我们嘴里过了一遍......

刘家大队

到刘家大队插队的20名同学：

张汉生、嵇爽爽、王岩、孙晓旭；王岳生、李鸿飞、刘和平、孙小娜、冯素妹、郑子平；杜林州、王永年、李建威、陈文博、牛秀兰、韩淑娟、钱洪莹、徐颖、潘荣、潘曦。

刘家一队青年点。

刘家二队青年点。

刘家三队青年点。

刘家大队男生，大约是70年初秋。

左起：杜林州、王岳生、李建威、刘和平、王永年、李鸿飞、嵇爽爽。

中间的两位同学是杜林州和嵇爽爽。

刘家一队全体男生。

左起：嵇爽爽、李国运、张汉生、葛运建、梁科。

刘家一队青年点，嵇爽爽拉二胡。

十七、八岁的爽爽，多么天真可爱！

刘家一队女生。

左起：殷岳、王岩、吕纯信。

刘家二队青年点小乐队。

左起：李鸿飞、王岳生、刘和平。

刘家二队地头演出。

表演者：郑子平；伴奏：王岳生、刘和平、肖燕、史伟芬。

刘家二队女生郑子平，飒爽英姿！

杜林州在刘家三队青年点菜地里。

刘家三队女生在青年点外。

左起：阿向朴、牛秀兰、潘曦、徐颖、潘荣。

1970年秋，刘家三队男生。

左起：杜林州、刘潮、李建威、顾光复、李惠力、王永年。

1971年春，刘家三队女生在队部后面读报学习。

1971年夏，刘家三队同学与公社五七战士在青年点小菜园。

1971年夏，刘家三队女生在苞米地。

左起：潘荣、牛秀兰、徐颖、潘曦、钱洪莹、韩淑娟、史怀明。

1971年夏，刘家大队女生。

左起：王岩、韩淑娟、潘荣、钱洪莹、郑子平、徐颖、牛秀兰、殷岳。

苦辣酸甜

　　刘家大队同学的回忆可谓苦辣酸甜、五味杂陈。

卖 马 记

王岳生/文

69年春节将至，生产队准备卖掉一马一骡，换成现金。一是社员分红，二是为来年春耕做准备。队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周奎。

夜深人静，我和周奎大哥全身披挂上路了。

周奎在村里是周家的老大，四十多岁，是个经过历练又精明强干的人。这一次卖马，队里也是经过慎重考虑，一是冰天雪地要熟悉路径；二是必须熟悉马市之诡道；三也是最重要的，为人必须正派老实，大家信得过。这三点，使周奎成了不二人选。北风刺骨，颳在脸上像刀割一般。我们大约走了三个小时，眼毛上、帽子上的白霜开始变成水珠，嘴里也开始喘着粗气，每迈一步都显出艰难。再看两匹马，小心翼翼，趑趄前行。还是周奎大哥发现了问题，马蹄子上不知什么时候挂上一层厚厚的冰。“得找个东西拾掇一下，要不然马走不了了。”

又走出二里地左右，前面是一个村庄。来到一个屋檐下，我们只好半夜敲门，向老乡借小镐给牲口去冰。这家还不错，开开门，递出一个小镐子。我们给两匹马八个蹄子逐一去冰，折腾了一气。

天亮时分，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好似辽宁和内蒙的交界处，叫什么不记得了，只知道离大洼公社25里地，通汽车，是个很火的“马市”。大约五六点钟的光景，这里已是门庭若市。很大的一片开阔地上，用抱杆围成马栏，人们或三或五的对众多马匹分别评头品足，指点称道。在每群人中，都有一个身着长袍蓝衫、长袖口、头戴一顶小毡帽且手执马鞭的人，很是显眼。原来，此人正是马市的交割、中介者。

　　一中年汉子牵来一匹棕色马，有一个买家，他们一起来到“蓝袍”面前。那中年汉子上前嘀咕几句什么，蓝袍伸出袖口，那中年汉子也将手伸入其中，两人就在袖中做着讨价还价的交易，那买者也重复着相似的动作，据说这叫“袖里吞金”。估计在袖中已将价格，甚至回扣都达成了一致。大约有二十分钟时间，操作完毕。只见“蓝袍”伸出右手，将马嘴从下往上一擎，左手掰开那马的上唇，“三岁口”，他说。忽然，蓝袍一扬手，一个干净漂亮的转身，往马屁股上“啪”的就是一鞭子，那马扬开四蹄，飞驰而去。

“四千!”

好家伙，一锤定音!

看似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买者花四千元把马牵走了。

我们牵来这一马一骡，骡是正当年，也就三四岁。马是一匹小马，只有一岁多。周奎大哥也重复前一个人的动作，经过“袖里乾坤”的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小马卖了1500元，那头骡子还没遇到买主(后来卖了6000元)。

今天晚上生产队就要分红了，得尽快把钱送回去。我俩商量后，由我将钱送回，周奎大哥继续在马市卖骡子。我来到一个僻静处，把钱装入里怀，扣好扣子，腰间捆上一条麻绳，这样似乎多了一道保险。要知道，这1500元可是全队社员一年的分红钱啊，我感觉肩上的压力瞬间增加了不少。

周奎大哥送我到汽车站，带上两个大饼子，乘坐中午车，经过一个多小时到达大洼公社。大洼到刘家没有汽车，18里路只能靠腿量。为防止意外，我找来一根木棍做防身家伙，就大步流星往刘家方向飞奔而去。一路疾驰，越坎爬坡，到达刘家二队天还大亮，队长欣喜地拍着我的肩头说，“好样的!”

社员们当天晚上拿到了分红钱。

看到大家满意的笑脸，我心中充满成功的喜悦。

盖 房 子

潘曦/文

刚下乡时，我们队男生住在生产队队部，女生住在胡大爷家，做饭也在队部。

队部只是个临时住处，下乡半年多后，我们开始筹划盖青年点。房场选在三队最大的地块——十天地。队部位于小村中心，十天地离小队部只有五、六十米，越过一条沟则是大队部所在地。选中十天地除了它的位置好，最主要的是它的地势高，站在十天地上可以看得很远。东南方的二队，西边的刘家粉房（大队部）都在视野中。远处正南方山梁上的三棵树看得清清楚楚，那是生产队的钟。干活儿的人就看那三棵树，只要太阳偏离过了三棵树，就该住工回家吃午饭了。

房场选定后开始规划设计蓝图。青年点一共17个人，我们决定盖七间房子，四间宿舍，两间仓库，一间灶房。房子大门朝南，进门是灶房，六间屋子分在两边，各有独立房门，由北面的走廊连起来。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设计方案。四间宿舍全部是暖山墙，冬天北面的走廊上挂满了白霜，可屋子里烧热了炕暖洋洋的一点不冷，东西尽头两间仓库较大（没有走廊），门对开，可以堆放许多杂物。西面仓库后来做了“五四Ｏ六”菌肥厂的厂房。

有了设计方案，就考虑怎么实现了。当时村里最好的房子就是土坯造的，比干打垒垛墙的好很多。我们选择了当时村里最高的建房标准，土坯墙、玻璃窗、芦苇房薄。

建房标准也有了，接下来第一件事是买木料，这是建房的主材，没有木料一切都是幻想。上级给每个知青256元的安家费，最大的支出就是建房，而木料则是建房的最大支出。上面给的木材指标只够作门窗口料，盖房需要的房梁、檁子等大宗木材只能到市场上议价购买。当时高中男生顾光复曾和队里的木匠到八面城和四平市看过木材，结果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没有木料，盖房只是纸上谈兵。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刻，有人发现盖房的木料了，那木料远在天边，却近在眼前。原来大队就有不少原木，是准备修水库用的，可是当时水库项目已经取消，这批木料闲置放在大队，借来盖青年点岂不是天意。可当青年点点长向大队提出借木料盖房时，干部们竟没人点头同意。这毕竟是大队很大一笔财产，“借”给学生们盖青年点？这账怎么算？

当时我们下乡已经快一年了，女生住在老乡家，男住在队部。17个人就在队部做饭、吃饭。牲口圈就在队部院里。冬天，队里分的白菜怕牲口吃只好扔在房顶，冻的邦邦硬，我们吃了一冬的冻白菜。夏天，由于紧临牲口圈，苍蝇嗡嗡的。做菜时灶里烧火，锅里的油稍微一热，苍蝇就噼里啪啦掉在锅里做了葱花。青年点盖房的事情迫在眉睫，决不能再拖延了。有条件要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盖！几个高中男生一核计，想出一条妙计，先下手为强，先斩后奏。一天晚上住工后，李惠力领着几个高中男生套上马车赶车来到大队，七手八脚装了满满一车木料，通讯员问是谁让拉的？一个男生很淡定地说，“老孟（大队书记）同意的”，说完鞭子一甩，三下五除二木料就拉回了队里。回到队部男生们指着孟宪民大笑不止，原来他就是“老孟”！木料拉回来时队里的木匠正候着，于是连夜动手开始做木工活儿。等大队发现情况，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盖青年点最大的工程是制作土坯。七间房子大约需要一万多块土坯，这么大的工作量一般人家是没有力量完成的。三队的社员真是好，队里答应利用挂锄时间为我们脱坯。至今想来，这是全队老百姓们出工出力为我们盖房呀！挂锄期间队里的壮劳力都在脱坯，不少男同学也在其中。农村干活儿四大累，其中就有“抬大泥”、“脱大坯”。男劳力们干了很长时间，一万多块土坯终于脱好、晾干、码垛了。

青年点既然是农村里的农户，办事情就要随乡入俗。在农村盖房子、办红白喜事这些大事是要请帮工的。土坯脱好，木匠活儿完工，秋天开镰之前青年点的房子动工了。拉坯那天，全大队六个生产队的十几辆大车都来支援。邻队车老板子来帮工，按照农村的习惯，主人要请帮工的人吃饭，饭的质量会影响帮工人的情绪，从而影响干活儿的速度和质量。为了把土坯拉到房场，我们也拿出了最好的伙食——白面馒头，招待车老板子。知青第一年下乡吃供应粮，有一定比例的大米白面，我们大约有三十来斤白面，全部拿出来蒸馒头。高中女生史怀明是大厨，头一天就在生产队的炕头发上了面，第二天，几个小班女生帮厨烧火蒸馒头。老板子们知道午饭是馒头，干活儿格外卖力，待住工回来热腾腾的白面馒头也出锅了。他们甩开腮帮子开造，馒头很快就供不上吃了，史大姐急中生智又做了一锅高粱米饭补救。老板子们吃光了馒头大约也有八分饱了，下午住工的时候，所有的土坯全部拉完了。我们一个馒头也没有吃到，主要是对老板子的食量估计太不足了。在每人每年只有几百斤毛粮的年代，一顿白面馒头对这些年轻力壮的老板子来说可以算是过年了。

撮排（立房架）的日子选在我们下乡一周年纪念日——9月19日，那天全队的男劳力几乎全部出动。有了吃馒头的教训，我们特意用队里做豆腐的大锅焖了满满一锅秫米干饭（高粱米），做了一大锅鸡蛋甩袖汤，这一次饭没有吃光，房架子顺利的立起来，接下来用土坯砌墙就顺利多了，不用每天再请社员们吃饭了。

青年点的七间房子矗立在北杜家最高的山岗上了，周周正正，亮亮堂堂，大门两侧各有三扇明亮的玻璃窗，天蓝色的油漆窗框，八个墙垛上端端正正写上八个白色仿宋体大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房子门前还打了一眼小井，解决了吃水用水问题。七间房子深入地块二十多米，房前是菜园，一条小路从地头径直延伸到门前，将菜园分为东西两半儿，西面菜地的南端是猪圈，房山两侧是男女厕所，鸡窝垒在西边宿舍窗户下，柴禾垛在西菜园的北面。

我们搬进了新房，可拉回来大队的木料怎么结算？正当青年点建房工作顺利进展时，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 禁止侵占挪用知青建房经费。于是，我们辗转把建房经费搞到自己手里。在结算木料款时，大队要按市场价结算，我们不同意，经过交涉协商，将市场价和计划价格折中了一下，结清了账目。房子盖好结算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我们用结余下来的钱买了两头活猪，自己宰杀吃肉。杀猪时，我们邀请了一队、二队的同学，刘家知青欢聚一堂，三队青年点比较舒适幸福的生活开始了。

我们的百草园

王岩/文

农村的生活有艰辛，有苦涩，也有靠自己劳动开垦的乐园。

鲁迅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是我最喜欢的课文。在农村的广阔天地，我们用双手编织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枝繁叶茂、五彩缤纷的百草园。

下乡历经一段粮食不够的时期后，国家对青年点的口粮提高了标准，按毛粮600斤统一分配。饭可以吃饱了，但是要吃菜、吃肉就要和农民一样靠自己栽种和养殖。1969年春季，队里为我们买了一个两间的土房（原房主应征入伍），我们几个女生从赵大爷家搬到这里。

新家在村子中部的一片空地上，房子东面是小队部，西面近处没有人家，两间土房在一片撂荒很久的土地上显得十分凄凉。随着我们来到这里，房间里就有了灯火和笑声。我们贴上新窗纸，贴上“山村北京千里远，毛主席和咱心连心”的对联，小小的青年点在山乡大自然的阳光中立户了！但更让我们惊喜的是，房前的一片地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留地！

泥土在春风中刚刚松软，早春备耕的战役已经打响。一下工，不管多累我们都会一头扎进自己的这片宝地，翻地、施肥、播种、浇水。乃林还从远方带来了豌豆等稀有蔬菜品种，我们要把这片荒地变成我们心中的百草园。

辛勤的劳动使我们的小菜园丰富多彩。窗户前种的是一排花，接着是芝麻、一池韭菜。这边是黄瓜、豆角、豌豆，那边是西红柿、茄子、水萝卜，后面还有一片可串根的地环，周围种了一圈向日葵当围栏。园子前面靠西一侧有一猪圈，里面有我们养的小肥猪。房子东面一侧还有一间小屋，是几只母鸡住的“小阁楼”。

夏天来了，菜园子里各种蔬菜开着黄、白、紫各色的小花，这里也是蜜蜂、蝴蝶、蜻蜓、螳螂、蚂蚱的乐园。我们在这里抓蚂蚱、扑蜻蜓，不时欢快地大叫，“啊，我的蟋蟀们！啊，我的覆盆子们！”释放着一天的辛劳。远方的小客人殷岳到我们这里来落户了，她的小笑话常常笑得我们前仰后合，增加了我们的快乐。这里也是我们梦想的乐园，我们把西红柿与黄瓜嫁接，幻想结出红色的黄瓜和长长的、绿色的西红柿。

到了盛夏，菜园里琳琅满目，挂满了黄瓜、豆角、西红柿。加上纯信、乃林的厨艺，我们的伙食可丰盛了许多，拌黄瓜、炖豆角、炖萝卜、炒豌豆、炒鸡蛋......。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菜园摘黄瓜，只听正在做饭的纯信在喊，“快去看看有没有鸡蛋，酱已下锅啦！（没有油，用酱和水炸锅）”我跑到鸡窝一看，还不错，有两个白花花的鸡蛋，一摸还热呼呢，赶紧掏出来拿给纯信，纯信笑着说，“这鸡蛋可真新鲜啊”。

我们把大萝卜切碎晒干，用绳子穿起来挂在屋檐上，冬季就是最好的咸菜。我们像社员家一样渍酸菜，用糊好的黄豆做酱，把做好的粘豆包冻起来，放在门口的大缸中，我们的小日子真是很红火啊！

我们用汗水浇灌的“百草园”，使我们单一的劳动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在这里，我们享受着自己辛勤劳动的菜蔬果香，尽情地释放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梦想。在这里，我们在人生的迷茫、希望和艰辛努力中何尝不期盼人生的百草园呢？

马肉饺子

牛秀兰/文

记得有一年冬天队里死了一匹马。那年冬天队里去四平拉粪，在四合那边过河时马在冰上滑倒腿摔折了。马腿折了不能干活儿了，回来不久就把它杀了。杀马的时候我可没敢看。我的感觉是杀它的时候大家感觉挺可惜，可分马肉时却轰轰烈烈，忧伤荡然无存。马肉是按人头分的，社员人人有份，不伦男女老少一人半斤。这次分马肉青年点没占着便宜，因为我们都是整劳力。

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是分马肉以后发生的事情。那阵子正好是我做饭，当然我去领马肉。我端着带血腥味的马肉往青年点走，眼前老是出现那匹马的眼睛，越来越害怕。端着马肉走到屋里，一下扔在地上了。我心里害怕，明天这马肉咋做啊！还是点长安排得好，告诉我“明天用这马肉包饺子，多放点大葱，白菜”。我是真不敢切那马肉啊！但又不敢说，我就说那得找个帮厨的，一个人包不过来。为了这顿百年不遇的马肉馅饺子，点长安排了两个帮厨的，应该是小钱和杜林州。不知为什么李建威那天也没上工。剁馅和面，盆不够了，杜林州喊，“小李子拿个盆过来，大点的！”过一会儿，只见李建威笑嘻嘻地从男生宿舍出来，递给杜林州一个大花脸盆。杜林州一看顿时哈哈大笑，就是不接这个盆。他俩推了半天 ，我看这盆挺新的就抢了过来用它和面。就看李建威乐得前仰后合都要差气了。杜林州平时还是挺稳重的，那天就是乐。他俩这出整得我和小钱一头雾水。小钱偷偷跟我说，吃顿饺子至于乐成这样吗？

饺子包的确实挺成功，同学们都说好吃一个都没剩。我一个也没吃，是心理作用，一想到那美丽的马眼睛就没胃口。

可你们知道李建威那天为什么那么乐吗？因为他借给我和面的花脸盆是他们的尿盆！如果我当时知道的话，饺子恐怕要扣他脸上了！

回家之路

韩淑娟/文

1969年年底我接到家里来信，说有要事相商，立马决定请假第二天回沈阳。 请假时，恰巧大班的孟宪民也请假回家，太好了，正好一块儿搭伴走。明天要回家同行又有伴儿，我真太高兴了。我们商量第二天起早，赶最早一班四合到双庙子的汽车，从双庙子坐火车回沈。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起了床，因为太早，饭也来不及吃，穿好大衣背上书包就出发了 。开门时觉得门被什么东西挡住了，费了很大劲才推开。原来昨夜一直下雪 ，大雪把门封住了。院子里白茫茫一片，天上仍飘着大雪片，风也很大。我有点犹豫了，这么大的雪四合到双庙子的汽车肯定停运了，走还是不走呢？孟哥说：“有我做伴儿没车大不了咱们走到双庙子，或许半道还能搭上车呢！”看孟哥那么坚定我也回家心切，于是咬咬牙，我们顶风冒雪出发了。

从北杜家到四合公社12里地，还要翻过一道山梁。刚开始走我们还有劲，虽然顶风冒雪，12里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到了车站果然不出所料，因雪大车停运了。我心里不免有些发愁，步行到双庙子累点倒不怕，怕的是赶不上当天的火车。正当进退两难时，有个去双庙子的老乡说可以带我们走小道，能近五六里地。我俩听了喜出望外，这样可以节省些时间，肯定能赶上回沈阳的火车。于是我们迈开步子顶着北风烟雪前行了。开始我们还边走边唠，有说有笑劲头十足，可走着走着都没声了。他俩在前面大步走，我在后面一溜小跑。小道不如大道好走，垄沟垄台被雪盖住分辨不出来，走不好就崴脚。我连跑带颠，累的上气不接下气。风呼呼地刮，雪花落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围巾被呼出的哈气冻在嘴边，头上的毛线帽子和眉毛粘在一起，两条腿越走越沉。过了鴜鹭公社感觉脚掌隐隐作痛，一定是脚打泡了。孟哥看我有点跟不上趟，就谢了老乡让他先走，于是我俩减慢了速度。大约走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到达双庙子。看到车站就在眼前，我们喜出望外，忘掉了一路上的劳累，撒腿就向售票处跑，感觉这趟车肯定能赶上。可是到了售票处我们却目瞪口呆！

售票厅里边空荡荡的没有人。我们以为车已开走，大失所望。一问才知道，原来四平铁路段货车肇事，全线停运。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反正火车一时半会儿也通不了，想起还饿着肚子，赶紧找了家小饭馆每人吃了一碗面条，立马感觉身上热乎了，于是回到候车室等待通车的消息。

候车室里的人真不少，绝大多数都是知青。快到年底了，尽管天下着大雪也阻挡不住我们回家的脚步。知青们仨一帮俩一伙带着大包小裹，有的窃窃私语、有的大声喧哗 、有的叼着烟卷在候车室来回度步。我俩没行李也就没地方坐，只好靠在墙边默默地站着。大家都在烟雾缭绕的候车室里焦急地等待着通车的消息。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要通车的消息时不时地传来，引起一阵骚动。可是虚晃一枪一会儿又平静下来。就这样盼啊盼，大约晚上11点多钟左右突然有人大声喊：“这回真的通车了，火车快要进站了！”候车室立刻沸腾起来，大家都开始整理自己的行囊物品。我和孟哥只背个书包很轻松，精神精神就行了。可我冷不丁想起，我们还没买票呢！我和孟哥说：“票还没买呢，赶快买吧，一会儿不赶趟了。”我的话音刚落，旁边一个人马上搭腔：“买啥票啊，别说都耽误这么长时了，就没这事也不买票啊！”又有人附和道：“就是嘛，这一年到头分值这么低，咱也没挣来车票钱哪，哪有钱买票！”说话的人都理直气壮的。我低声说：“都不买咱也不买了？”孟哥说：“看看再说吧。”过了片刻，车站工作人员喊着：“检票了！”话音刚落候车室里的人如潮水一般一窝蜂往站台上挤。说检票，实际大门一开，根本没人检。我们夹在人群中间，拥挤着到了站台里。不一会儿火车真的开了过来。车门刚一打开，站台上的人蜂拥而上，有的人挤不到车门口便使劲敲车窗，有的车窗被打开了（原来人家是一伙儿的，先挤上车的），车底下的人就把行李、粮食从打开的窗口往里扔。我俩也拼命从车门往上挤，孟哥有劲在后边使劲推着我，因为我们没有行李，挤上车比别人容易许多。上了车终于松了口气，我心想：别管有票没票，只要上了车很快就要到家了。

这趟车是从齐齐哈尔开往济南的长途慢车。本来就是年底，又加上列车段出事故，车厢极度超员，过道上堆满了包裹行李，连个下脚的地都难找，车厢里一片喧嚣。这些知青如同讲别人笑话似地讲着青年点的日子过得如何艰难，有粮没菜没柴火；吃饭就咸盐水；屋冷炕凉墙上结冰，睡觉只好带皮帽子；同学之间不团结，动不动就打起来；更有甚者嘴馋了偷鸡摸狗，让老乡逮着不依不饶......。这些胡诌八扯的话现在想起来都是真实的。

他们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听得全神贯注。这时列车员过来了，“开始检票了！”车厢里立刻静了下来，都不说话了。列车员一连查了几个人都没有票，于是说：“没来得及买票的赶紧到xx车厢补票！”可是半天也没见有人动，于是又喊，“昌图站到了，没有票的赶快下车。”还没查到我和孟哥时， 昌图站到了。怕再查票我们赶紧下了车。昌图站是大站停车时间长，看到别人从这节车厢下来又从下节车厢上来，我俩也急忙上了另一节车厢。真是“傻子过年看隔壁（音：借比儿）”，我们竟躲过了查票。

火车前行着，时间已过了午夜。车厢里非常安静，似乎每个人都进入了梦乡。可刚过了开原站没一会儿，列车员又来了。这次没说检票，进车厢拿起一个包裹就问，“这是谁的？”这一声把乘客都唤醒了，本来安静的车厢一下子骚动起来。列车员看没人答应就说：“没人认，到站就往下扔了！ ”就这样，到站之后又有一批没票的乘客被撵下车，我俩自然在其中，但很快我们又上了另一节车厢。几番折腾，列车终于在清晨四、五点钟时到了南站（现在的沈阳站）。

下了车，我问孟哥：“咱咋出站台啊？”他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么多人都没有票肯定有办法，咱就随大流走吧！”于是我俩就随着人群，不走出站口而是顺着铁道往北行。走出站台，又顺着铁道走了好远好远，眼前是一列列货车，原来是到了北货场 。我们靠着墙根沿着小道走，看那些身背粮食的知青个个累得气喘吁吁也全然不顾。天还没亮，我们看到前面的人隐约在往墙上爬。啊！原来有一段墙被人推倒了一截，墙矮了一些。到了跟前才明白，要想出去就得翻墙。尽管墙被扒掉一些砖矮了点，但就我这个头， 仍旧爬不上去。孟哥说：“我蹲下你踩我肩膀往上爬。”我当时真的不好意思，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听话，踩孟哥的肩膀爬上了墙头，又拽着他的手，一起翻出了墙外。

这次我们可是真的没有买票逃出了火车站。互相告别之后，我俩直奔各自回家的汽车站。

夜走杜家沟

徐颖/文

记得那是1974年的秋天，我在三队当队长。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大队孟书记带领各小队队长去参加会议。会议结束时，已近晚上9点左右。当时公社梁副书记（五七战士）把我留下谈话。谈完话时间就更晚了，本应在公社住下，但考虑到第二天的生产安排，我决定连夜往回走。

我们刘家三队距离公社很远，走小道18里，走大道25里。在选择走大道还是走小道时，我想不会有人能想到深更半夜会有一单身女子从此处经过，所以我会比较安全。于是我借着月光，毅然踏上了小路。在经过一片苞米地的毛道时，远远看见一束手电光由远而近向我走来，估计是一个看青的。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赶紧钻进苞米地深处，等灯光走远后，我才重新走回毛道。更惊奇的是，等我走到大队部时，恰逢孟书记领着的一帮人也刚刚走到大队部。当他们听说我一人走小道回来时，担任大队民兵连长的江海洋，拍着大腿惊叫道：“我地妈呀！我们一帮人都没敢走小道，你竟敢一个人往回走？”这就是我青春年少时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同学们，你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抢救马驹

潘荣/文

1973春天，生产队的一匹母马临产了。刘家三队的人们喜出望外。喜的是生产队又多了一笔数额不小的财产，三年之后生产队的畜力又增添了生力军。当年，一匹马值2000元，折成国家收购价0.082元一斤的玉米，计24390斤，以亩产400斤计算，抵53亩地的产量。

为了给母马接生，我和徐颖消毒了剪刀和包脐带的白布、结扎脐带用的白棉线，生怕出什么闪失。

母马生产的过程很顺利。我和徐颖用肥皂清洁了双手，用双重结扎法结扎了脐带，用消毒的剪刀剪断了脐带，小心翼翼地用消毒的白布包好，就像给马驹打了一个白色的箍。母马是青白色的，可她儿子是淡黄色的，鬃毛和尾巴是浅棕色的，瞪着蓝眼睛。我俩仔细检查了马驹的身体，一切正常，我们放心地离开了牲口棚。

天有不测风云。马驹出生的第四天早晨，老更官报告马驹出现异常。我们跑到队里一看，都吓坏了。原来活蹦乱跳的马驹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只喘气不睁眼。队长吩咐车老板套车，拉着马驹，带着母马去临近的高平兽医站看病。

去看病的车回来了，马驹躺在车上，母马不停地嘶叫。车老板扔给我一张药费收据，上面写着“安纳茄”，这药是牲畜用的镇静药。原来兽医看马驹病得太重，治疗无望，给用了镇静药，就打发车老板回来了。这个可怜的马驹被宣判了死刑。

我和徐颖围着马驹，回想着接生的每一个细节，思量着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传染病，其他牲畜没有症状；如果是细菌感染，我俩操作没问题。如果马驹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真不甘心。打了败仗，却不知败在何处，忧心如焚啊！看症状像是感染，可病灶在哪里呢？我们刚到农村时，队里死过马驹。老更官用秫秸棍儿切断脐带，造成感染，用老乡的话说，“七天风八天扔”。我们到这里以后，采用严格消毒的方法，保证了马驹的成活。以前没出现问题，这次为什么出问题了呢？按照感染的病程推算，这马驹已经活到第四天，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疗，只能再活三天到四天的时间了。

母马不停地嘶叫，用蹄子刨地。它怀孕11个月生下的孩子危在旦夕。我和它一样痛彻心扉。也许老更官不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也许是对马驹的生命不抱什么希望，端着草筛子边走边说，“马驹子不行了，放外边吧，这母马太闹了。家趁万贯，带毛的不算。”我俩和他商量，马驹还是先放屋里吧，有一定时再说。我摸摸马驹鼻子，没反应，翻开眼皮，发现眼睛是绿色的，再看另一只，眼睛是蓝色的。可以判定，是眼睛感染。我又让徐颖确认一下，意见一致。我俩分工，她留下看着马驹，我去大队卫生所想办法。

每逢春天昌图都刮大风。刮风有“风三”之说，第四天才能停。我顶着大风，走三步退一步，来到卫生所。傅大夫听我介绍了情况，当即表示支持。他从卫生所存量不多的药中给我拿了两大盒青霉素，配齐了蒸馏水、碘酒、棉球，还拿了一支人用的注射器和两个针头。傅大夫嘱咐我，第一次用双份量，每六小时注射一次，见好再减为半量，八小时注射一次。小心使用玻璃注射器，千万别打碎了。我小心地揣好药，顺风一路小跑回到队里。

消毒，扎针，马驹没反应。晚上給它扎了第二针，还是没反应。在母马的嘶叫声中，我俩依依不舍，摸了又摸，看了又看，才回去睡觉了。半夜，我俩跑到队里给马驹扎针，见马驹还是没反应，心里真的凉了，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第二天早晨，我俩到生产队看马驹。刚进院，就见老更官笑呵呵地迎出来。我觉得峰回路转了。老更官说，“半夜你们走了，我也睡着了。一觉醒了，听听马那边没动静，赶紧起来查看。你猜怎么着？马驹子起来吃奶了”。老更官高兴得见谁跟谁说。

我俩觉得奇怪，这马的眼睛是怎么受伤的呢？仔细查看才知道，马驹出生那天，为了清理地面的污物，老更官在地上铺了马槽里剩下的谷草渣滓。马驹刚出生时站立不稳，摔倒时被草棍儿扎伤了眼睛。原因找到了，我俩心里乐开了花，与老更官说明了原委，让他心服口服地清理了地上的草棍儿。

又过了两天，发现马驹全身发抖。我俩仔细研究起来，觉得是药量大了，将药量减下来。几个小时以后，马驹发抖的症状消失了。

那几天，给马驹打针严格遵守时间，全靠那只旧闹钟。有一天晚上，临睡前明明上了闹铃，可到时没响，醒来时已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俩跑到队里，把老更官吓坏了，忙问“出啥事了？”马驹活泼起来，打针时要几个人才能按住。大约一周时间，药用完了，马驹的伤也好了。我俩测试了它的视力，发现并未受影响，瞳孔未受伤，只是在虹膜上留下了白色的点儿，一个“玻璃花”。

难忘的记忆

张汉生/文

      69年初夏，我们青年点买了两只猪崽。原以为养大就可吃肉了，可老乡说必须先劁猪。就是请兽医把猪的睾丸或卵巢割掉，这样猪长大后会无欲无求，心无杂念，只会傻吃傻睡，自然也就肥肥胖胖了。 

      这天上午请来了兽医，高中同学满院子跑着抓猪，引来不少老乡围观。我和爽爽也挤在人群中看热闹。兽医是个黑瘦的老头，嘴里叼着一根线，手握三角形小刀，一条腿压在猪身上，找准位置猛的向下一划，那猪崽撕心裂肺的开始嚎叫。几乎与此同时，人群中也发出了一声惨叫。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邻居安大嫂（其夫是公社助理）。大嫂怀里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孩子脸无血色，眼睛向上翻得只能看见眼白，手脚抽搐，全身缩成了一团。大嫂一边哭一边拼命地喊着:“小丫！小丫！你怎么了？”慌乱中有人说可能是惊吓所至，于是一女知青拿来银针(当时很多知青自学针灸)，将针刺入孩子的人中穴和合谷穴。针刺入后，孩子的症状似乎得了缓解，手和脚不再抽搐。可是针一拔出来孩子立刻就又抽上了。这可怎么办？大家手足无措，都沒了主意。当时我想只能去大队请医生了，而且大队有电话，可以通知孩子的父亲安助理。于是我让爽爽留下帮助照顧孩子，我去大队请医生并通知安助理。

        青年点距大队约三里地，我很快跑到大队部，打电话、请医生，一切都很顺利。我以为医生到了，孩子就能得救了，可偏偏事与愿违。 

      医生是个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在前面，我在后面跟着跑。奇怪的是他对孩子的状况亳不关心，一句询问都沒有。进屋后医生先给孩子测了体温，然后打了一针。约十分钟后又打了一针，孩孑抽搐的手脚似乎放松了下来。这时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孩子的心脏，然后掏出一瓶酒精，一边向手上倒着消毒，一边对安大嫂说:“孩子不行了。”我问了一句:“她是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医生说:“急性传染病。”我紧接着又问:“具体是什么病？”医生看了我一眼，带着高贵和不屑的神情对我说:“那你得去医院化验一下，我不知道。”天哪！前后不到一小时，一个鲜活的生命逝去了，结论竟是不知道！   

      医生走了，安大嫂惊天动地的哭声也停止了，然而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安大嫂扒掉了女孩的衣裤，扒得一絲不挂，然后用半截炕席把孩孑裹了起来。她一边把孩子递给爽爽，一边对爽爽叮嘱着什么。爽爽边听边认真地点着头。两人谈完，爽爽对我说:“走，跟我去把孩子扔了。”我见他扛着孩子，就去给他开门，可他说:“不能走门，只能跳窗走。”于是我赶紧上炕开窗，两人跳了出去。 

      爽爽扛着孩子在前边走，我在后面跟着。走了一段路后我看坡地上有个坑，就想把孩子放坑里埋掉，可爽爽坚决不干。他说大嫂交代了，一定要放在最高的地方。如果扔坑里就喻意添不满的坑，以后有孩子还会死掉。沒办法，只好跟着他往坡顶爬。中途我想接过孩子让爽爽休息一下，他又表示不行，大嫂说中途不能换人。我看他呆劲上来了，只好听他的。

        两人气喘吁吁的爬到坡顶，找个最高点放下孩子，歇了好一会，才慢悠悠往青年点走去。

　　我和爽爽还沒进屋，就看到安助理拿着点心和水果急匆匆地回家了。过了一会儿，屋里叫骂声撕打声和悲惨的哭诉声响成一片。

安助理铁青着脸找来了，他说想再看一眼孩子，我们只好带着他又一次爬上坡顶。 远远地我看到几只野狗在围着孩子转，我怕它们伤及孩子的遗体，赶紧捡起石块驱赶它们，可爽爽和安助理都拦着，不让打它们。怪事。

安助理打开裹在孩子身上的炕席，赤身裸体的小女孩立刻暴露在炎炎的烈日下。孩子呈青紫色的遗体在烈日的照射下格外刺眼，我把脸转向一边，努力地不去看她。突然，我听到爽爽大喊一声:“活了！活了！"。

我赶紧向孩子看去，只见孩子的鼻孔处慢慢的冒出两个亮晶晶的鼻涕泡。安助理嘴里不停地喊着孩子的名字，一双大手无限疼爱和温柔地轻抚着孩子的身体。鼻涕泡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终于轻轻地破灭了。我摸了一下孩子的脉搏，根本就沒有跳动，身体也已经僵硬了。

爽爽呆性又发作了（这小子外号叫呆子），坚持要给孩子做心脏按摩，安助理跪在地上帮助爽爽。他俩的情绪让我不敢阻拦，但我心里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天气炎热，烈日曝晒，孩子遗体腹中的气体受热后肯定要膨胀，再加上安助理对孩子的抚摸挤压，气体从鼻腔出来后就冒了鼻涕泡，而爽爽以为孩子会呼吸了，她活了。 几只野狗在远处向这里张望。爽爽和安助理忙得汗流浃背......。

终于，安助理提出放弃了按摩，三人准备回家。我想把野狗打跑，免得伤害孩子遗体，可他们坚决不让我打狗。爽爽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告诉我，当地的风俗就是让野狗把孩子吃掉。如果野狗不吃，老乡们则要在尸体上浇上油烧出香味，引诱野狗来吃。这样以后的孩子才好养，农村很多孩子叫狗剩，就是狗吃剩下的意思，好养活。

当天午饭和晚饭我都沒吃。夜里失眠了。只要一闭眼睛就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她孤伶伶地躺在山坡上，等待野狗的撕咬......。我把头蒙在被子里哭了，为这片贫瘠的土地，为缺医少药的人们，为无知和愚昧的陋习，为被践踏的人的尊严。

回忆李建威

潘曦/文

      在三队青年点，李建威有个雅号——小李子。与高大威武的大李子相比，小李子的确名副其实。其一小，年龄小，老初一的，68年下乡时刚满16岁；其二小，身量小，不到1米6的个子，体重不足百斤，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可这也怨不得他。他在家排行最小，父亲50多岁时有了他，可没足月他妈就生了。尽管后天父母百般娇宠，但他还是羸弱不堪。进中学体检时，体重只有49.5斤，可怜的让人心疼。小李子的父亲是辽大历史系教授，他家与实验中学校园只一墙之隔，所以中学念书时他一直走读。

        就是这样一个小李子，在上山下乡时却令人刮目相看。他没有要求学校照顾到郊区插队，却跟大帮儿去了昌图。1968年9月19日，小李子和16个同学一起来到大洼公社刘家三队，成了一名年纪最小、文化最少的知青。

        从大城市来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很难想象小李子是怎样和大家一起熬过最初的生活关和劳动关的。但是小李子与众不同，下乡没多久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我们下乡不久就是68年的国庆节，大队通知新来的知青到公社开会。10月1日一大早，我们背着红宝书排着队去公社开了一天会，来回急行军18公里，傍晚时分回到队里。刚一进院，做饭的胡大爷就吵吵扒火的跟排长王香云告起状来。原来小李子和另外一个小班男生没去公社开会，在村里买了2只小公鸡宰了炖肉吃。由于不会烧柴锅，把一捆引火的麻杆儿全烧光了，气得大爷鼻孔冒烟，排长好说歹说赔了不少不是才算罢了。

        其实贫下中农们对身小体弱的小李子还是很照顾的。春天让他赶毛驴压地，夏天的俏活儿是看沟子（不知道看什么），庄稼灌了浆自然就看青了，一直到场院粮食进库。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小李子没有跟大帮儿下地干过什么上趟子活儿。可是下乡几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却见到一个惊人的场面。

那是场院苞米入库的时候，这个活儿是这样干的，一人撑着麻袋，一人装苞米棒子，过秤后两人将麻袋高高悠起来，另有一人往麻袋下一钻一顶一立，麻袋上了肩，扛起来一溜儿小跑到仓库，卸了玉米再来下一趟。小李子竟做了扛包人。一麻袋苞米棒子少说也有百十来斤，就算少装点也有七八十斤与他体重相仿了。小李子扛着鼓溜溜的玉米包比别人吃力多了，脸红红的，额头微微冒着汗，但他笑着。此刻他一定有了做男子汉的骄傲和威严，累并快乐着。

        小李子与其他知青不同，日子过得很潇洒。

         雨后，他会在沟边采摘新长出的蘑菇带回家，让做饭的大师傅给少油少菜的汤里增加些许鲜味。

        夏天，他带着青年点的狗去桥北水库，不会水的他在那里学会了游泳。

         青年点养的狗咬死社员家的鸡仔儿人家找上门来，他把小狗吊在门前的小树上拿着鞭子和死鸡仔儿教训。

         有一年春天，大约是身体欠佳，他每天早上拿出四个鸡蛋，让做饭的同学放在饭锅里给煮熟。我做饭时常私下里窃笑他“好像坐月子”。也不知他身体怎样不好，吃了鸡蛋好些没有，今天想来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72年的夏天，小李子从社员家买了一对小鹅仔儿。2只毛绒绒的小鹅一天天长大，开始在青年点门前走来走去。小李子天天喂它们，大家也都很喜欢。可是有一天2只小鹅突然失踪了，找遍了青年点四周却一无所获。小鹅会自己跑下岗去沟子里找水么？三四百米的距离太远了，小鹅那么小，还不能长途跋涉呀。青年点在山梁上，附近根本没有水源，小鹅会到哪里去呢？小鹅丢了，小李子整天失魂落魄的，每天都仰脸对着天空自言自语，“嘎嘎，嘎嘎，我的小鹅呢？嘎嘎，嘎嘎，我的小鹅呢？” 悲伤的样子令人感叹。接下来的日子小李子依然悲伤不止，我们则渐渐地平复了。那些天井里的水有些反常，打上来的水清清亮亮，就是有股子异味儿。

过了约么有一个月，天不下雨园子旱了，有一天傍晚大家决定夜战打水浇园子。连续打了几十桶水后，井干了。突然，摇辘轳的乃林姐大声疾呼，“你们快来看，这是什么？”众人走近一看，刚打上来一盆的泥汤里有几根羽毛。啊！这不是小鹅的毛吗？大家急忙把铁钩子顺到井底，打捞上来的正是失踪将近一个月的2只小鹅。我们的小井是用烟囱管下的，内径只有20公分，可小鹅仔儿更小。不知它们是否站在井沿上看见了水，或者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总之，两只小鹅勇敢地跳了下去，扑向那美丽的水面，扑向它们美好的理想。

         小鹅事件以后，小李子情绪有点反常，整日里眉头紧缩沉默寡言的，也不去桥北水库游泳了。一天晚上他突然失踪了，天已经很黑了还不见他的踪影。点里的同学万分焦急，生怕有什么不测。那是挂锄的季节，青纱帐起来了，浩瀚的绿色海洋淹没了杜家沟。要在青纱帐里寻找个把人，真好比大海捞针。可越是这样就越要找。乃林大姐急不可耐，告诉大家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小李子。男生们拿着镰刀冲入夜色中，女生也跟着找了半宿，仍不见人影。大家心急如焚，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男生们一夜未归，女生们几乎一夜未眠。天亮的时候，传来了好消息，男生们在二道沟的山梁上找到了小李子。黎明时分，他眼望星空静静地躺在车道沟里（车辙）。为什么他一个人躺在车道沟里过夜？这一夜他看着满天的星星想了什么？经历了怎样痛苦的心灵挣扎？这一切我们永远不得而知。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不跟大家说话。再卑微孱弱的植物也有花期，小李子也不应例外。也许他有了心上人？也许由于自卑他不敢向对方表白？也许……也许他根本不该出生在那个年代。

        72年的9月19日是我们下乡四周年的日子，每年这一天我们都纪念一下。那天可能是八月十五，月亮特别的圆，特别的亮。晚上，我们围坐在4号房间（西边第一间）的桌子旁，没有人说话。小李子默默地掏出一盒烟，每人发了一支，包括所有的女同学，大家没出声都把烟点着了。那是我第一次抽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感觉自己真的长大成人了。 自71年9月并点以后，青年点里16个人又走了5个。可那一年，相邻桥北十队的知青孙松阳在大灾之年带领社员夺了高产。9月13日公社在桥北十队开了知青现场会，号召大家向孙松阳学习。我们是坚定信心扎根农村干革命？还是为自己的前途努力争取早日回城？或者这二者并不矛盾，干好了早回城？当时林彪事件已经传达到基层，我们不明白党章里规定的接班人为何迫不及待地要篡权？但是571工程纪要里的说法还是有些蛊惑人心，想起这些事大家心情有些沉重。可能想明白什么呢？静静的过了一会儿，有人打破了沉寂，大家开始说笑，或者还喝了土老烧……。还有11个人，还是过好眼前的日子，其余的事情交给上帝来安排吧。孙队长此刻正摩拳擦掌带领三队打翻身仗，无论如何，这件大事聚拢了大家散乱的心。

理想比较美好，现实比较骨感，在任何年代都是这样。72年冬的一天，小李子跟我们拉家常，说他父亲已经75岁，体弱多病（我姥姥那年才70岁）。他外甥（姐姐家的孩子）又得了白血病，钱几乎花尽，可孩子的性命只能听天由命。听了他的话我大吃一惊，想象不出他家里是怎样一种光景。

73年春节我回沈时去了小李子家，开门的是他母亲，一个头发花白的知识妇女。进门的时候他父亲好像刚刚解过手，尿盆还在地上。老父亲同样瘦小枯干，花白的头发有些凌乱，虚弱得几乎没有力气说话。我们很快转到另一房间交谈。亲眼得见小李子父母，和他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心中的酸楚无以言表。后来得知他父亲曾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反蒋）的知名人士，文革时期自然是历史反革命了。怪不得他没去郊区，原本是他没有被照顾的资格。

回到青年点，小李子表面依然平静，但在他平静的外表下面有一颗不平静的心。小李子想得比我们远，或者说想的比我们多。平时他对我们说话总是一副尖酸刻薄的腔调，他笑话我们为了省钱使用最原始的无罩煤油灯，每天早上起来鼻孔黢黑，有时还被燎了头发。这话确实在理，后来我们换上了带罩的煤油灯，晚上看书亮堂多了。他还觉得我们每天只知道下地干活儿，挣那几毛钱的工分太傻。不知从何时起小李子就开始自学文化课，代数、几何......。虽然是知青，可他时刻在为将来做准备。

72年已经有大学招收了工农兵学员，我们点的牛秀兰从工厂被推荐上了中国科技大学，这也正是我们最大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小李子在默默地准备着。当时社会上也有传言，说大学将要考试招生。不管消息真与假，受他影响，我们也要做点准备。家里闻听此信，给我借来了数理化课本。我也利用闲暇时间学习了一些初中简单的数理化知识。平面几何就是73年春节期间自学的，还做了不少习题，我第一次感受了数学的严谨和美丽。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感谢小李子的讽刺，他的确比我们想得多、看得远。当时的努力并未白费，79年我考上了电大，为后来从事技术工作打下了基础。

73年12月份小李子办理病退回沈阳了，分配在皇姑区“五一”商店肉食组。74年春节后我去五一商店看他，他身穿着黑色胶皮围裙，脚上是黑胶皮靴子，缓缓地从柜里走出来，笑嘻嘻地对我说：“肉食组可是好地方，年前我就卖了3000斤冻带鱼。”看他并不讨厌这份工作，我的心少许安稳了些。

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时，没听说他去应试，也许经过多年的打磨他变得现实了。但无论如何，他与我在农村认识的小李子不太一样了。

小李子究竟还是与众不同。后来他结婚了，听说他爱人曾结过婚。再后来他有了儿子，小日子过得不错。可是小李子很少与同学们来往，一般的聚会他都不参加。86年春节前史伟敏大姐曾组织了一次青年点同学聚会，我因孩子有病没去参加，记得聚会合影里好像有小李子。再以后就听到了他因心脏病去世的消息，到现在也许有十多年了吧？后悔他在的时候没有多联系，现在已是天上人间阴阳两隔了。

年轻时候我们和小李子在农村一起生活了虽然艰苦，同学们还能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到了社会上，江湖险恶也没有人能再罩着他了，他自己单枪匹马的闯荡一定很累。那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小李子你在天堂还好吗？大家挺惦记你。祝愿你在天堂里平安快乐，祝福你的家人幸福安康!

忆嵇爽爽

张卫国/文

        在实验园老三届中，嵇爽爽名不见经传。一是无知名的家庭背景，少有人关注；二是学业一般，考试无惊人表现，老师未加传播；三是相貌平平，生性腼腆，不善社交，接触圈子很窄。

嵇爽爽出生在安徽。刚上实验中学时，我俩家都居住在铁西区14路一带，相距不远，因而周六放学回家自然一路到底。他家就处在我的小学母校西墙外，因此到他家串过门。他家系一片简易平房中某趟房中的一间。家居陈设与我邻居相似，进屋即炕，一只炕琴，一摞被褥而已。

        他就读于铁西肇工三校。该校坐落于沈辽西路南废砖场，上世纪60年代，铁西区工人子女爆炸性增长，为解决上学难，政府、包括企业仓促成立若干小学校，肇工三校即其中之一（我就读的小学也如此），他的小学母校没有辉煌历史，没有优质学苗、也无名师。家庭、学校能带给他的教育肯定是低标准的。但他在肇工三校中空前绝后，考上省实验了。

和我班其他同学相比，我与嵇爽爽关系近便些。一是家距不远，上学住读，周六回家同路坐车聊天1个多小时。二是班级中的同学大半来自实验小学、八一小学、育才学校、南京二校（现南京一校）等名校，知多识广，伙伴成群，我和嵇爽爽都来自非著名小学，形单影只，难免有些眼热，自然较为接近。三是身高相近。记得刚入实验做体检，我身高142厘米，体重28公斤，可怜得很。嵇爽爽也不例外，身高与我相同，体重稍重。都属羽量级。队列活动前后站队，难免勾肩搭背。

        在学校，嵇爽爽肯定是个好孩子，安静、倔强，不太合群。考入省实验后，我们大部份同学放松，不认真完成作业，看小说、打球、逛北行，游北陵。他不，稳稳当当在教室或宿舍呆着。嵇爽爽入校不久即得一外号——嵇呆。年深月久，记不清其呆的具体事例了。大约是上课时常凝望操场，同学操场玩耍，他常稳坐在教室中，并不学习或做作业。那时，正教改减负，作业极少。也许是家庭琐事烦心吧。因为在校期间，他母亲与他继父离婚了，他和妹妹随母亲搬家到了铁西路官地区，居住条件更差一些，经济方面恐怕也更困难了一些。

           1968年9月，嵇爽爽到昌图县大洼公社刘家大队一队插队。当时我班同学与高三同学混合编排下到各青年点。不分高低贵贱，大家都下乡了。下乡后，国家为我们提供一年口粮、生活费。也许是经济方面减轻了家庭负担，他心情似乎好些了。闲暇时开始寻找乐趣，拉二胡、下象棋、游泳等等。几位高中大哥很照顾我们初一小弟，我经常到嵇爽爽的青年点串门，对我也很关照。我们兴隆泉青年点的一次红烧肉的做法，就是我一丝不苟从他们青年点照搬来的。

        1970年夏，西丰钢铁厂建设招工。从我所在大队选派路子看，被抽调到西丰钢铁厂的同学，应当是大队革委会认为表现良好的。在那次招工中，全公社上铁山的，多半是高中同学，初一同学被推选的好象极少。但在刘家大队，嵇爽爽被推荐走进西钢，上了铁山。嵇爽爽之被选中，他表现好是一方面，各个同学知道他的家庭状况，包括高三同学主动相让，积极推荐也是重要因素。

        嵇爽爽天资聪明。二胡自学成才，拉得有腔有调，曲目是赛马、光明行、二泉映月什么的。下象棋的水平神速提高更是可佐证。在学校时，似乎未见到他下象棋。下乡后有机会下棋时，我也与他交手过，水平不高，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他上西钢了就再未切磋。恰好后来我结交的围棋好友（1968届市第二中学高中朋友）中，也是1970年夏抽调到西钢，并与嵇爽爽为厂内一个部门的同事，同住在一盘炕。他们的象棋棋力与我相当或略高于我。他们俩说嵇爽爽在入厂后，下象棋初期棋力较差，但提高很快，后来与他们基本相当。

        大约1971年，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鼓噪中，嵇爽爽的母亲和妹妹从沈阳来到西丰钢厂，投奔他讨生活。后来他母亲也在钢厂就业了。母子一个单位未能相助，反而成了他的压力。

       然而，嵇爽爽与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一样。1976年清明节当晚，听完广播后，他竟离家出走了。当时他的心境、出走时的目的，已无从了解。但他的西钢同事一致认定嵇爽爽的出走与当天新闻报道直接相关。当时西钢革委会对职工十分负责任，先后多次派员到他可能去的沈阳、北京、安徽等地寻找，终杳无音信无功而返。

        一个朴实向上的青年消失了。有的学友、朋友判断他可能到安徽找生父生活去了。我的估计则较为悲观。在当时，一个青年没有户口、粮票、工资、单位，想在国内任一地生存难度都较大。

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生活蒸蒸日上，信息沟通手段花样繁多。但30多年间，我班同学和嵇爽爽的西钢工友都未收到他任何信息。60年代的青年，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尽管岁月峥嵘，物质匮乏，但精神交流的快乐，凝结的友谊，我们至今不忘，历久弥新。他能忘么？嵇爽爽，你在他乡还好吗？

造化公社

去沈阳郊区造化公社的5位同学：

杨时霖、李亚文、张丽华、李声萍、刘小平。

左起：张丽华、李声萍、刘小平、杨时霖。

李亚文，与其他几位同学不在一个小队。1970年7月被抽调到本钢。

造化公社同学的回忆。

插秧时节

插秧时节

张丽华/文

1968年9月20日，我们来到造化公社插队落户。这里以稻田为主，旱田，蔬菜为辅。我们亲身参加了稻米从种到收的全过程，真正体验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每年的清明前开始席苗，在村里就近把地修成宽一米长三四米左右一畦一畦的，在上面施肥撒种育苗。这时的天气还挺冷，为保湿保温撒种后盖上塑料薄膜。大约一个月左右，小苗长到半尺来高，就可以起苗移栽到备好的水田里了。

席苗同时水田开始修整，田埂放水耙地了，谷雨前后也就是阳历四月下旬到五月初就开始插秧了。

起苗我们那叫起稻栽子，是最轻的活，一般由年纪大点身体差点的女劳力干，蹲在地上或拿个小板凳坐着干。先把苗起下来在水里把土涮下去，然后捆成把，就像我们买韭菜的把一样，把的大小以单手能攥住为宜。

运苗是个体力活，全部由青壮年男劳力负责。插秧的水田离村子都很远，要用马车把苗拉到离地最近的路边，然后用土篮挑到插秧的地里。到了地头再把稻栽子一把一把抛在准备插秧的地里，小伙子们一会水里一会田埂上，那田埂一会儿就变的滑吧叽溜的，光着脚踩上去呱叽呱唧的。看那窄窄的田埂上，小伙子们挽着裤腿，挑着挂尖的土篮，肩上压得弯弯的扁担，快步如飞，就像走在平坦的油漆马路上。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插秧时节的主战场当然在水田里，主力军则是女将了。队里集中了最精干的女劳力，多为大姑娘小媳妇，我们几个女生当然在内。

早上，我们打点好行装：腰里别上一块塑料布，穿上塑料凉鞋，天蒙蒙亮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塑料布是蔽雨用的，人说春雨贵如油，可是，每到插秧时就不知突然从哪漂来一块云就是一阵雨。雨虽不大，一会儿就停。不论下多少，衣服都要湿的。那是真没地方躲呀，举目望去，汪洋一片，水天相连，如挨浇只能用身体騰干。

到田里，我们每组十多个人按间距约一米排成一排，在我们前方的两端有两个人牵着一根绳，这根绳相当于木匠的墨线，用来指引插秧的位置，我们管它叫“杆”。这十几人按杆插秧才能插得齐，插完一行，向后倒退一步，杆向前挪一步，再插下一行。这一组人要速度一致，同时插完，才不窝工。即不能杆等人又不能人等杆，打杆的和插秧的要配合默契。

我们先要回身捡起一把秧，迅速解开放在左手，右手从左手分出几棵，用姆指、食指和中指将苗插入泥中，深度要适中，浅了可能顺水漂了，深了缓苗慢，影响分蘖（俗称科杈）。这些动作都要在瞬间完成。只见杆带着水花挪的飞快，杆起之处不见人抬头只见绿秧成行。那个季节，我们每天就是这样，进了地弯着腰除吃午饭直到天黑。

插秧时节日复一日，我们每天都累的腰疼腿疼，后来就不知哪疼了，全身都疼啊！到歇憩时我们这些姑娘们躺在湿漉漉的田埂上，没过一会儿就鼾声四起。对我们最大的考验还不止是这些，最难耐的是寒冷，刺骨的寒冷！东北的四月底天气已转暖，人站在外面是不感觉冷的，水田里则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水下的地还没化透，泥下就是冰碴。光着脚踩进冰水里，落在冰碴上，顿时寒流袭遍全身，立刻全身发抖，好像血液都凝固了。春风在地面上吹是暖的，可是刮到水面就是冷风了。身体在冷风、冰水合力攻击下达到了忍耐的极限！我们几个女生，特别是我们仨竟没有一个掉队的！我们坚持下来了！而且与那一望无际的水稻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连做梦还梦见那整整齐齐的风中摇曳的秧苗。

69年2月8日，初一.2班部分女生合影。

前排左起：钱洪莹、徐颖、韩淑娟；

中排左起：牛秀兰、潘曦、刘小平、张丽华；

后排左起：李声萍、王志凌、潘荣。

李声萍、刘小平、张丽华下乡到沈阳郊区造化公社，王志凌跟哥哥下乡到新民。

散兵游勇

　　除了跟班级下乡到昌图县大洼公社长岭、刘家大队的同学以外，还一些同学跟哥哥姐姐下乡到大洼、东嘎公社的其他大队，或者插队落户到其他县、公社。

张卫国（左二），1968年9月19日跟哥哥张全新（初三一班）到大洼公社兴隆二队插队落户。

照片为张卫国与初三一班同学。左起：郜小敏、张卫国、陆曙光、吴卫平、张全新。

兴隆二队青年点。前排左起：张卫国、郜小敏；后排左起：吴卫平，陆曙光，张全新。

1974年12月，张卫国抽调回沈阳第一粮库。最后两年，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一人坚守青年点。照片自左至右：张全新，张卫国，吴卫平，陆曙光。

高平原（左三），68年9月19日随朋友下乡到东嘎公社东双大队。

照片为71年冬（或72年初）东双六队青年点门前。照片左起：徐小平、黄小相、高平原、范乃宏、苏小燕、顾严平、苏林。

72年春，高平原抗旱拉水种地。

高平原在青年点喂猪（好肥呀）。

朋友自远方来。照片左起：高平原、徐小平、李坚、黄小相、刘林林、苏林、叶勃利。高平原1972年10月末抽调回沈。

此为71年抽调后，东双大队知青并点到六队后的合影。照片右起：高平原、苏林、范乃宏、苏小燕、徐小平、顾严平、黄小相。

霍晓兰，1968年9月19日跟姐姐霍苏苏（高一四班）去东嘎公社秦家大队插队落户。只有15岁的兰兰满脸稚气，分明还是个孩子。

霍晓兰（中）与姐姐霍苏苏（左）在青年点门前。

霍晓兰与高一四班同学在一起。左起：霍晓兰、陈积栋、郝安莉、罗群。

张振新（前排右一），68年9月19日跟姐姐张建新（高二四班）下乡到东嘎公社东嘎大队。

1971年抽调后，全大队知青并点到东嘎八队。照片前排右起：张振新、段平东、赵景云；后排左起：杨哲英、王丽宇、张小虹。

东嘎大队知青，后排左二为张振新。

李奇（前排右一），1968年9月19日，跟初一一班夏冬云下乡到大洼公社广元大队。

1971年抽调到铁法矿。照片是下乡前夕与一班同学合影。后排左一为夏冬云。

訾梅（右一），1968年9月22日，跟哥哥訾禹新随我校高二三班、初二二班、初一三班150多名同学一起，到盘锦荣兴农场前进大队上山下乡。

訾梅（前左一），与同学们在自己盖的青年点门前。青年点盖的质量绝佳，五十年后仍然屹立不倒。

訾梅在农村时做广播员，她77年最后一批才被抽回沈阳。

谭秀文（左一），68年9月跟姐姐一起下乡到本溪县泉水公社。

下乡前夕与一班同学赵燕冬合影。

谭秀文同学回乡的回忆。

逆 境 生 存

谭秀文/文

1968年我随姐姐下乡后，父母也去了乡下，到了我的老家本溪县泉水公社谭家堡子大队。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想的，一个戴着内控右派帽子的父亲，竟然自己选择回到了爷爷是地主成分的老家。而且把我和姐姐也调回了家。

和父母团聚本是件好事，可刚到家里的第二天清晨，广播喇叭里就传来四类分子谭会忠的名字。我听了心如刀绞，后悔怎能回到这个地方。第一天干活，下地打茬子，从没有干过旱田活的我，十个手指头磨出了13个大泡，当时在医大工作的大姐整好探亲回家，看到这个情景，摸着我的手心疼得直掉眼泪。

1971年3月26日，那天天下着雨，生产队砌墙。队长用大锤子打石头，我给把钎子。白灰下面存有雨水，我脚一动就滑倒了，手正好放在要落锤的大石头上。霎那间，我的手被轧在锤子底下。当时我手上戴着两副皮手套，手套拿下来，手指血肉模糊。到了县医院，大夫让去市里，妈妈决定让我回沈阳治疗。当天没有车了，只能等第二天。那一夜我疼得直叫唤，父母心疼得陪着掉眼泪。第二天早上妈妈陪我到沈阳正骨医院，确诊右手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当时外伤很严重，每次换药我都疼得昏迷过去。养手时期，队里让我跟队长的弟弟一起放牛。这样一来我就有时间看书看报了。我开始写稿，并不断给公社广播站投稿。

当时激励我坚强走下去的就是毛主席的教导：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走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坚信自己是好样的，于是每天干完活就写稿。那个时期公社广播站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土记者谭秀文的名字。

当时泉水公社党委副书记姓丛，他听到公社广播站几乎天天播放我的稿，就来西沟找我，问我还会什么。我说会唱歌，他说公社成立了文艺队，你去吧。第二天我走了20多里路到了公社。那时的文艺宣传队已经聚集了各队有特长的人。等我到了宣传队，丛书记给大家开会说：“你们会唱歌、会跳舞、会伴奏，谭秀文会唱歌还会写稿，让她当队长！”从此我当上了泉水公社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第一任队长。

从那以后，我和20多名小青年被公社安排在打石厂工作。我们白天打石头、搬石头，晚上排练、演出。宣传队演出到哪里我就把演出词写到哪里。我们参加了本溪县文艺汇演被评为优秀宣传队，还被选拔到本溪市里参加汇报演出。

下乡这段经历使我深刻体会到：人，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坚持。一定相信自己。努力坚持，路就在脚下。

做 豆 腐

杨喆/文

        1968年9月，我15岁半，去沈阳市郊长白公社中夹河生产队插队当知青。到12月初，我经历了锄地、挑粪、放水、施肥、收菜、进城掏粪、挖菜窖等农活儿的磨练，还赶了两次装满大白菜的牛车，送到城里副食品商店。

        在东北农村，每年进了十二月也就是阴历冬月，人们基本上就开始“猫冬”了。这时，生产队派我去队里的豆腐坊做豆腐。豆腐坊在村口西头一座孤零零的平房里，工作时间是每天晚上12点至早上7点。豆腐坊一共有五个社员，负责人是四十多岁、镶着两颗金牙的“老冒”。做豆腐是个技术活，每个环节都需要他检查指导，到了用卤水点豆腐这个节骨眼，只有他亲自上手操作。除了他还有三个年轻女社员和我，属于干杂活、卖力气的小工。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上夜班对人的健康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当年我这个正在长身体不满十六岁的孩子。

        为什么选我去豆腐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不过那时我长得比较“着急”，身高至少一米七五以上了，加上我喜欢力量练习，文革中和胡同里的几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玩石锁、举杠铃、做引体向上和俯卧撑，身上逐渐有了一点凸起的肌肉。农村有句俗话叫“身大力不亏”，老百姓认为个子高一定有力气。这可能就是选我去做豆腐的原因。

        为了方便晚上到豆腐坊上班，我从知青点搬到了村口社员张同生的家里住。他家是土垒墙、房顶苫着稻草的破旧房，只有里、外两间屋，外间是柴灶杂物间，里间是只有一铺炕的卧室。他父女俩睡炕头，我睡炕稍。张同生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多病的鳏夫，一张长有 “麻子”的愁容满面的脸，独自带着一个七、八岁脏兮兮的女儿。他原是山东八路军，渡海到东北参加了辽沈战役。进军关内时，他和本村的一个年轻女人谈恋爱，然后私自脱离部队结婚，留在了这里。他老婆生了几个孩子都夭折了，生这个女儿时自己去的难产而亡。张同生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伤病，虽然是“逃兵”，但是我很敬重他，同情他的坎坷经历。他有个头疼脑热，我时常从城里帮他买药，偶尔也送他女儿一点糖果零食，我与他们父女俩相处得很好。

        每天晚上十一点半，张同生就把我叫醒，睡意正浓的我咬着牙爬起来，穿好棉猴、棉裤，用冷水擦把脸，腰上系根草绳子，拿着一根打狗棍出门，踩着厚厚的积雪走向三百米开外的豆腐坊。在北方农村，冬季的夜晚是寒冷的，有时鹅毛大雪，有时北风呼号，我在黑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去。

        到了豆腐坊，我先要到仓库扛三、五麻袋黄豆（每袋150斤）泡到水池中，为次日磨豆腐备料。然后拿一个梯形铁皮桶，从水池中舀水提到灶台，倒入两口直径约一米五的大铸铁锅里，每口锅倒三桶水，外面有一女社员专门负责烧火，这时我用“洋井”（一种铸铁虹吸式抽取地下水装置）压水到水池里。负责磨豆子的女社员开启电磨，将头天泡胀的黄豆不断地舀进磨眼，粗豆浆（含豆渣）不断地从磨缝中流淌出来。这时候锅烧热了，豆浆也磨出来了，我便用铁皮桶将豆浆舀进大铁锅，并不停地用铁锹从锅底向上铲，翻动煮沸的豆浆，防止巴在锅底煮焦，还要不断加水进去，稀释粗豆浆。粗豆浆煮好后，负责“过包”（滤豆浆）的女社员，将特制的方形纱布四个角拴在房梁上吊下来的一个木制十字架上，形成一个布兜。我用铁皮桶舀起粗豆浆倒入纱布兜，女社员前后左右地摇晃，纯豆浆被滤进下面的大水缸里，滤出来的豆渣则倒入脚旁的大铁桶里，铁桶盛满后我再将豆渣倒入豆渣池里，作为精饲料用来喂生产队的骡马和肥猪。

        记得豆腐坊好像有两排大水缸，每排四口一共八口。通常情况下，我一晚上就是要用两口大锅熬煮若干锅粗豆浆，通过“过包”，滤出八大水缸的纯豆浆。纯豆浆装满一缸后，就开始点豆腐，即在豆浆中加入卤水，通过化学反应使豆浆慢慢凝固，这是“老冒”的绝活儿，旁人不得插手。最后将点好的水豆腐倒在豆腐板上，压榨去水份，豆腐才算做好了。

        我在这一晚上做豆腐的过程中，大概要拎三、四百铁皮桶水（或冷、热粗豆浆，豆渣），加上不停地铲搅熬在锅里的粗豆浆，脱掉棉猴、绒衣，只穿毛背心和衬衣仍然大汗淋漓，体力消耗很大。当年的食物营养差、没油水，所以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地叫了。实在饿慌了，我就抓一把豆腐渣填到嘴里充饥，虽然已经没什么营养，但还是很香的。在“老冒”看不到时，负责过包的女社员，会从围裙口袋里抽出一根筷子，把纯豆浆上面凝结的豆腐皮挑起来送给我吃，那滋味实在是太美了。

        早上七点多钟，拉豆腐的马车来了，我和大家一起把做好的豆腐抬上马车拉走，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完成。我可以回去休息了，等吃过晚饭，睡到半夜再去豆腐坊上班。就这样周而复始，我在豆腐坊干了一个冬天。

       腊月初的一天，生产队通知晚上召开社员大会，评大寨工分。由于太疲倦，我在烟雾腾腾的队部大炕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醒来时，被告知我每天工分是9.5分，比全劳力10分只少了0.5分。春节前分红，每个工分一毛七分多，我一个月能挣将近5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

        我对自己的“高收入”没有丝毫的兴奋，反而心情很忧郁。只读了七年书，就这样在农村呆一辈子了？我不甘心却很无奈。

王泰廉，68年9月跟姐姐到昌图县通江口公社黄家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12月入伍参军。

王志凌（后排左二），1968年9月20日跟哥哥到新民县大民屯公社后栏杆大队插队落户。1971年9月抽调回沈阳。照片是青年点同学与生产队长（前排中）一起合影。

王志凌，学校田径队队员，成绩极为突出。1970年新民县组织农民蓝球赛，河东五个公社比赛，她所在的大民屯公社夺得冠军。照片里全是知青（沈阳市三十一中），前排中为王志凌。

刘凤云（左一），原准备进厂接父亲（工伤）的班，1968年12月跟随街道下乡到新民县公主屯公社，71年抽调到沈阳卫校。

冯素妹，1968年9月，下乡前夕。

孙小娜（挥手者），1968年9月，下乡前夕。

孙小旭，69年离开青年点，70年底当兵。

69年夏，长岭四队女生回沈合影。前排左起：沈洋、任丽蔚、刘林林；后排左起：戈阿丽、任丽稼。

1972年8月1日，曾经在一个青年点的三位同学，一个当兵，一个进工厂，一个仍是知青。左起：刘林林、戈阿丽、沈洋。

从1969年起，陆续有同学离开青年点参军，进入解放军这所革命大熔炉，保卫祖国，百炼成钢。

孙小娜，1969年离开刘家二队参军。

冯素妹，1970年末离开刘家二队去参军。

孙晓旭，69年离开刘家一队，70年底参军。

陈文博，1968年12月离开青年点，70年底参军。

任丽蔚，1969年离开长岭大队，考入到沈阳前进歌舞团。

沈洋，1969年末离开长岭大队入伍。

雷克勇，1972年12月离开长岭大队，从大洼公社征兵入伍。

王泰廉，1969年底离开通江口公社入伍。

杨喆，68年9月只有15岁，下乡到沈阳郊区长白公社。1969年底离开青年点入伍参军。

王沙西，68年9月下乡到吉林省柳河县时家店公社路林大队，1969年入伍。

　　1975年8月，长岭大队杜敏、刘家大队潘荣最后离开青年点被抽调回沈阳。至此，到昌图县大洼公社插队落户的30名同学全部离开农村，结束了长达7年的上山下乡生涯。

　　五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广阔天地流淌的青春血汗，使我们心智成熟，老而弥坚。祝愿祖国昌盛，辉煌在明天！

70年校庆全班合影。

前排左起：潘荣、杜敏、戈阿丽、张丽华、郑子平、潘曦、谭秀文、牛秀兰、韩淑娟、訾梅、王沙西；

中排左起：江瀛、刘林林、王志凌、李亚文、高平原、张汉生、戴少侠、张卫国；

后排左起：王泰廉、王岳生、雷克勇、刘和平、沈洋、陈文博、丁玉然。

照片提供：丁玉然、雷克勇、戈阿丽、张丽华、张卫国、何小兰、谭秀文、訾梅、王志凌、高平原、王沙西、王泰廉、李亚文、张汉生、孙晓旭、孙小娜、冯素妹、陈文博、梁科等同学

文字供稿：丁玉然、雷克勇、戴少侠、王岳生、潘荣、牛秀兰、王岩、潘曦、韩淑娟、徐颖、张汉生、张卫国、张丽华、谭秀文。

编辑制作：潘曦

完稿于二O一八年十月

修改于二O二O 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