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进京之路

晓明印记

1997年9月，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即将建成，我和时任内蒙古外经贸厅厅长常万富在三峡大坝合龙前去成都和重庆调研并顺流而下参观了即将和龙的三峡大坝。路过北京的时候，我向常万富表达了想到北京工作的想法，此时常万富也即将退休，他对我的选择表示赞赏，他说请富强出来吃饭吧，都是家乡人，我和常万富在王府井松鹤大酒店宴请富强和薛建设，我记得那次宴会还有我小时候的伙伴纪博源等人，他们都在富强面前为我说话。

1997年12月，我陪同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宣传部部长周德海和他的夫人到北京看病，那时周德海即将在换届中担任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周德海是文革前南开大学哲学系高材生，文革中下放到内蒙古科左后旗劳动锻炼，在我记忆中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次和几个儿童伙伴在旗委收发室和周部长下过象棋，那时他在我的眼中就是大人，我一直称呼周部长为周叔，称呼他的夫人老李为李姨。

在北京期间，我向周部长提出想到北京工作，想去富强任社长的报社，周部长说你这么做是对的，他支持我的想法。他说你通知富强，请他们两口子出来吃饭。那天是时任全国人大调研室副主任史文清做东，请来了富强和薛建设两口子，席间周部长对富强说晓明的事情就这么定了，富强表示周部长怎么说就怎么办。富强告诉我当年周部长在科左后旗宣传部任职，有时候带队和文工团一起下乡演出，演员不够的时候周部长也上台客串表演，和富强自然熟悉关系良好，周部长1983年就担任哲盟盟长，1988年担任哲盟盟委书记，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地委一把手。我还问周部长，我说周部长您是北京人，怎么不到北京工作呢？周部长说年龄大了，算了吧。一个典型的北京人，更是一个扎根内蒙古的内蒙古人，有时候也在北京孩子身边，我还一直想把富强和薛建设一起三家聚会呢，可惜富强走了，没这个机会了。

调动工作在进行中，已经是第二年春节了，调令迟迟不来，我有些着急了。春节的时候富强到呼市老妈身边过年，他每年春节都要在老妈身边，我请富强到家中吃饭，还请了哲盟的老书记时任自治区副主席阿拉坦敖其尔，我爸爸也在场，富强再一次表示没问题。

春节后我的调动问题已经是沸沸扬扬了，包头市委常委昆区区委书记苏和告诉了时任包头市市长牛玉儒，很快我周边的人都知道了，不可能保密了，经贸厅常务副厅长白盾找我说你去北京问问吧，能调动就走，不能调动就回来好好工作。我给富强打电话告知我去北京找他，富强说来吧。1998年3月2日我到北京去了报社，富强见到我转身到办公室对办公室主任刘莉说给高晓明开个调令，我拿到调令了。

这是我第三次离开呼市，第一次是1964年是随着爸爸妈妈工作调动到了哲盟科左后旗，那年我9岁小学三年级；第二次是1988年离开内蒙古党校到海南，我33岁，那年海南建省；第三次是1998年已经43岁的我带着8千元钱开始了北漂，现在在中央社保平台领着养老金，我很感谢当年的老领导常万富，我的调动还惊动了两位副主席周德海和阿拉坦敖其尔，谢谢他们。

照片说明：这是我在呼市家的书房，书架是我自己设计的，下面三层放16开大册书的，上面六层是放32开书的，我收藏的书都是知名出版社，都是第一版，侧重于人物传记、文学名著、历史词典和杂书类。我收藏了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1992年第一版共73卷精装本，当年的价格是3000元。1998年到北京后因囊中羞涩，不得已把这些书3万元卖给了内蒙古一位知名的企业家李广富，当年李广富拥有亚洲最大的马铃薯全粉加工厂，我给他写了一篇《走中国特色的马铃薯产业化道路》长篇报告文学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几年我一直和他联系想赎回这些书，可他音信全无，今年大年初一他突然给我来电话，原来他被判入狱现在出来了，我说把我的书给我吧，还你的三万元，他说那些书一点没动，你拿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