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未曾远去

张玉军（潍坊）

谨以此文纪念67军参加对越防御作战35周年，并献给所有参战的战友们。

作者：王学伦

编辑：张玉军

本文为原创

引 言

2019年9月17日至22日，我和原67军机关及部队的一众战友，重返阔别33年的老山。追寻留下青春印记的地方，祭奠长眠于红土青山间的战友，回味昔日战火硝烟的浓烈，探访今日边境地带的现状。

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

寻梦之旅虽然时光短暂，引发的思绪却绵长悠远。三十多年之后回望那场让国人牵肠挂肚的边境战争，特别是我们这些亲历参与者，真是个中滋味五味杂陈啊！

我们穿行于当年战场和作战双方的边境区域，面对着那一条条长满青苔的战壕，面对着那些冷峻墓碑下长眠的曾经鲜活的生命，面对老山地带那依然醒目的“雷区，禁止入内”的警示牌，面对边境两侧辛勤劳作的平民，我们在感慨过往、痛惜战友的同时，也在默默祈求告别战争，让和平的阳光永驻人间。

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

途中我心潮澎湃，难以自抑，写下一首诗《我为何要重返老山》:

我为何要重返老山

重返老山

是我三十多年的心结

重返老山

是我三十多年的夙愿

也许你不会理解

也许你有许多疑问

你为何要重返老山啊

为什么要重返老山

请让我来告诉你

那里有我长眠的战友

那里有我青春的情殇

那里有炮火连天的回响

那里有我芳华岁月的闪光

那里有我人生恢宏的乐章

那里有我对祖国的忠诚

那里有我辞别父母的牵肠

那里有我用忠诚浇灌的红土地

那里有我凛然柔美老山兰之吟唱

那里留下我矫健的身影

那里留下我勇往直前的渴望

那里是我心中的圣地

那里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云南麻栗坡天保口岸

自老山返回济南，我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以后，回想起此行所见：昔日被战火烧焦的土地，已经被翠绿的山林和成片的香蕉树所覆盖；曾经居住过一年的军指挥部所在地落水洞帐篷区，也被一所现代化的军营所取代；当年镌刻在印象里的许多痕迹，已经荡然无存；当年拔刀相向的边境口岸，矗立起高大的国门。两国民众穿梭往来边贸繁荣，整个交战区域旧貌换新颜。

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

第一章 出征前后

那场被称为“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战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底至八十年代底，是一场跨越十年的中越边境军事斗争，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个方向与一个国家进行军事斗争最长的一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漫长历史的浓重一笔。这场军事斗争开始于1979年2月17日，1989年10月结束。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对越自卫还击战；第二阶段收复老山、者阴山作战；第三阶段叫对越防御作战（轮战）。这场战事的实质是越南的侵略和我国的反侵略斗争。

持续十年的对越军事斗争，原因大致有以下三条：首先是反对地区霸权主义，支援柬埔寨。1973年3月，美军从越南战场上灰溜溜地失败回家， 1975年3月，越南一举完成了南北方的统一。此时的越南当局，霸权主义欲望膨胀，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与当时的苏联南北呼应，企图吞并柬埔寨、老挝，做印度支那联邦帮主，把我国维护和平、坚持正义的主张看作是他们推行霸权主义的主要障碍，加紧推行反华、仇华、排华的政策，仅1978年、1979年两年就驱赶华侨达20多万人；推翻过去对中国领海、领土主权的承诺，霸占我国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对中沙、西沙群岛也都提出了领土要求，把其北部湾领海线划到了我国的海南岛，对陆地边界也不断提出领土要求和侵犯袭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几十万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约500公里的战线上整体推进，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实施了有限度的军事打击。彻底击垮了越南妄图在地区称霸的嚣张气焰和狼子野心。

其次是为改革开放打造一个安全环境。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但边境不安宁，人民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我们怎么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没有安定的投资环境，外部资金与技术很难进入我国，对外开放就是一句空话。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极大地凝聚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决心，是献给“改革开放”的奠基礼。实践证明：敢战才能止战，能战才有和平。

考验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际作战能力，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在此之前，人民解放军已有三十年没有打过仗，军队战斗力如何？能不能肩负保卫祖国安全的重任？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政治、军事答卷需要实战的检验。经过为期十年特别是后期六大军区部队的轮战，锻炼和培养了新一代的年轻军人，为军队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次大范围的军事行动使许多年轻官兵经历了战火的考验，培养了一大批作战骨干，也发现了在编制、装备、指挥、战术、训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军队改革探明了方向，使部队的合成作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1985年，我所在部队——原济南军区陆军第67野战军（1985年6月，在百万大裁军中改为集团军）军部带领所属主力师199师、炮兵第12师及各种保障分队，配属陆军第46军138师，共计19931人（到达作战地域后，先后配属我军指挥的各军种及保障部队，达到3万多人），开赴云南老山地区，执行对越防御作战（轮战）任务。

我当时27岁，在军政治部电影队当放映员。我转为志愿兵已经三年，是电影队的业务骨干，正踌躇满志要在部队干一番事业。出征时组织决定由我代理电影队长，带着马春福、朱长怀两名放映员，在军政治部宣传处编成内，赴老山前线执行电影放映和宣传保障任务。

67军是1985年1月中旬接到中央军委参加轮战命令的。军长张志坚、政治委员姜福堂等首长，随即召开会议，传达军委命令和军区指示。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应该算是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之一。因为我们电影队负责保障军部会议室的音响设备，重要会议都由骨干保障操作。所以，几次重要的传达、部署会议，我都在设备间得以“偷听”。那几天，我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早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之前，上级就从我原来所在的部队601团抽调战斗骨干充实到昆明军区作战部队。我虽然那时在团业余宣传队，也和许多战友一样激动得彻夜难眠，纷纷向领导递交了按有血手印的请战书。政治处领导对我们说，这次抽调的都是战斗班排军事技术过硬的骨干，你们这些机关后勤兵可不够条件，别再凑热闹瞎起哄啦！领导这一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们要求参战的热情给浇灭了。

没想到时隔六年以后，参战的机会又一次来临。特别是1984年10月，我刚刚参加了北京国庆35周年阅兵。今年要是能够跟随部队到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摸爬滚打一番，作为和平时期的一名军人，那当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啊！在我看来，军人只有走上战场，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才能算得上不辜负这身军装和军人的称号。

67军明确赴老山作战任务以后，所属参战部队迅速展开思想动员、调配干部、补充兵员、检修和补充武器装备、进行临战训练、落实各级指挥编组、拟制部队输送计划等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电影队的上级单位是政治部宣传处，临行前明确指定由我代理电影队长，带领两名放映员随部队赴滇参战。人员和任务明确以后，参战部队和机关各部门紧锣密鼓地开展战前准备工作。使命感和责任感督促着我，日夜思考、完善细节。电影放映、音响保障、宣传鼓动所需的设备、器材、用品，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原则下，该买的买，改换的换，很快就非常顺利地准备完毕。

此后，我又受领了一项新任务——前往军区政治部录像室（后改为新闻电教室）领取电视报道设备。我当时也不知道这套摄像器材是军区政治部配发给67军的还是由军部申请的。处领导反复交代，不仅要把设备领回来，还要能够尽快熟悉使用。我明白，从此以后自己要在当好放映员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个角色——电视摄像员。

在军区政治部录像室，面对一整套半新不旧的、全是英文字母标识的摄像、录像和编辑设备，我彻底蒙圈啦！我不但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视报道设备，更没有学过英语啊。但是，这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我无论如何不能够败下阵来。我豁出去了，虚心向录像室的同志请教学习，跑到书店买回来几本电视摄像设备原理与操作使用方面的书籍，彻夜恶补。拼命啃了两、三天时间，总算把摄像设备的使用方法和基本要领，掌握得差不多了。

回到军里以后，领导认为我是放映员，转行搞电视宣传肯定没问题。殊不知，电影放映与电视摄像、电视宣传根本就是两码事。电影放映是借助与运用照相、化学、光学、机械学、电子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和原理。电视摄像则是把景物光像转为电信号的装置，借助与运用“光——电——磁——电——光”的原理。两种设备机械原理不同，工作的技术支持和侧重点自然也就不同。电视宣传工作者除了熟练操作使用摄像、录像、编辑设备之外，还要具备文字记者的功力。当然，在全军电视宣传队伍起步初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由电影放映员改行过来的。

部队出发

当时，我对电视摄像和电视宣传心里没底，忐忑不安。但是，战士不能对任何战斗说“不”。我携带着这套摄录编设备，随军机关基本指挥所于1985年3月14日13时40分，从军部驻地淄博市博山火车站，踏上了一路向南开行的专列。

军基本指挥所专列加挂了几节绿皮硬座车厢，比基层部队乘坐的铁皮闷罐车，条件要好得多。我们最起码可以在车厢内来回走动，可以观赏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唯一的麻烦，是一车厢人如何解决睡觉问题。那时候的军人，都是从艰苦训练摸爬滚打中挺立过来的，这点儿困难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入夜以后你就看吧，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趴在座位上睡，有的在过道里或者座椅下睡。更有甚者，爬到行李架上睡。

飞驰的军列

白天时间过得快，大家有说有笑。有的看书，有的聊天，有的看着窗外，有的神情凝重地想着心事。看似略带轻松的气氛，却掩盖不住这些年轻军人们眉梢眼角透露出来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情。为了打发枯燥单调的长途开进生活，军机关还在车厢内进行穿戴防毒面具、识图标图、简单越语对话等作战常识性训练。

途中教学

我们出发时，北方正值冬春交替的季节。温度低迷，树木刚刚泛出淡淡的青色。随着军列向西南方向开进，气温越来越高，窗外景色也在不断变换。进入四川境内，遍地的油菜花映入眼帘，提醒所有的人——春意正浓。隔着车窗，我看到携妻带子出门踏青的人们，安详地徜徉在和煦的阳光下。他们哪里知道，有一批年轻军人正肩负着保卫祖国边疆的神圣使命，满怀豪情地奔赴烽火硝烟、生死未卜的战场。

神情凝重的参战官兵

我们的军列出淄博，跨徐淮，过中原，经汉水，入剑门，越凉山，进成都。之后军列驶入了被称为中国最险铁路的成昆线（成都至昆明），成昆铁路全长1096公里。资料显示，它始建于1958年，在1959年至1969年期间，多次停工、多次复工，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才全线竣工运营。

成昆铁路全线有隧道430多座，其中3千米以上的长隧道9座，总长340多公里。有桥梁近千座，总长100多公里。全部加起来，桥梁隧道总共440公里，占了全线总长的百分之四十。为了修筑成昆铁路，牺牲了近千名铁道兵官兵和铁路建设者，平均每公里埋藏着一位忠魂。

军列途中补给

成昆铁路与美国的阿波罗带回的月球岩石、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被联合国并称为“象征二十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

军列在川西南和滇北的崇山峻岭中穿行，频繁的进出隧道，使车内的光线忽明忽暗，我们都极力适应着光线的瞬间变化。

军列在崇山峻岭中穿行

千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部队八千里南下，于3月19日深夜抵达云南昆明东站，结束了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铁路输送。

军列卸载后，我们电影队的三人，又坐上装满物资器材的解放牌军用汽车，随部队向军部集结地域——云南文山州开进。我们所乘坐的军用汽车，都是昆明军区汽车团提供的，每辆车的车厢都有倒U形的顶杆，外面用帆布搭盖伪装。兄弟军区负责保障的官兵们尽职尽责，把所有的汽车伪装得非常好。我们坐在车厢里面，只能够通过车厢后部两片竖帘中间的间隙看到外面一些情况。我们在车上把器材箱调正摆平，放上铺板铺开被褥。这个有限的空间，成为我们三个人的临时卧室。

摩托化开进（视频资料截图）

从昆明到文山，行程400多公里。云贵高原的山路，路况要多么复杂就有多么复杂。汽车一会儿攀上山顶，一会儿冲入谷底，一会儿走在云上，一会行在雾下。我们在车上被颠簸的晕头转向，七荤八素，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这样，见头不见尾的车队，载着军基本指挥所人员昼行夜宿，于3月22日到达文山州集结地域，才算是完成了长途战略机动行军。

运输机输送（视频资料截图）

过后得知，我们军这次跨越大半个中国的长距离投送，动用了铁路、摩托化输送和空运三种方式。共计：60趟专列，3000台汽车，25架次运输机。

第二章 生死考验

文山是云南省的一个州，全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东南部，东与广西百色市接壤，西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毗邻，南与越南接界，北与曲靖市相连。文山以盛产“三七”而闻名，属于亚热带地域，山地平均海拔在1000米至1800米之间。

部队在文山地域集结以后，立即开始了针对性很强的临战训练。这个阶段，我们电影放映和宣传保障任务不多，原计划让我兼任的电视摄像和宣传工作也做了调整。原因是随着全军百万大裁军的展开，裁撤昆明军区的动向逐渐明朗，昆明军区机关的人员逐步向各部队分流。昆明军区政治部新闻电教室（中央电视台昆明军区记者站）干事冀保安（祖籍河南）此时突然调到67军宣传处负责电视宣传工作（他是想随67军轮战后调回河南老家，但就在我们结束轮战前，他又决定留在昆明，没有随我军回撤山东，这是后话）。此前，我没有得到他要调来的任何信息。他过来以后，这一块工作以他为主，我给他当助手。

部队从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实打实地进行了两个月的临战训练。5月18日至30日，67军各部开始陆续接防南京军区1军的阵地防务。

老山、八里河东山沙盘

老山战场地域有一条河，从我方流向越南，我方称其为盘龙江，越方称其为清水河。199师和138师两个步兵师，分别接防了老山（盘龙江西）和八里河东山（盘龙江东）两个作战方向的阵地。5月28日，我们随军基本指挥所由文山县城前移至麻栗坡县的落水洞地区。

落水洞位于麻栗坡县城南面23公里左右一座不高的山峰北侧，离边境直线距离6至7公里，在敌远程火炮射击范围之内。落水洞是一个深约80米的自然坑洞，成椭圆形状。地表水流入地下，在地面形成一个与漏斗相似的溶洞故而得名。此地四面环山，山峰突兀如竹笋。早晨和夜晚多雾，袅袅娜娜似白纱飘摇，很是奇特。

这里原来是边防部队一个营级单位的营区，除了两栋砖石结构的二层楼房之外，很多是前期参与轮战的南京军区1军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和帐篷。从1984年到1989年，这里一直是昆明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兰州军区、北京军区、成都军区所属陆军6个野战军/集团军（第14军、第11军、第1军、第67军（集团军）、第47集团军、第27集团军）的指挥部，是战场的中枢神经。从这里发出的每一道指令，关乎战局的胜败，关乎士兵的生死。在战争环境下，这里忙碌而又紧张，神秘而又神圣。

落水洞军指挥部局部

我们电影队进入落水洞之初，住在营区东西走向主路北侧单独一栋木板房里。两间板房内放着两张高低床，剩下的空间堆满了各类器材。主路斜对面是政治部机关食堂，吃饭倒是方便，抬腿就到。部队接防以后，我们在防空洞内为首长和机关干部战士放了几场电影。随着战事逐渐紧张，电影放映等娱乐活动越来越少。本来，我这个在前线的机关兵，是没有机会到作战一线经历炮火洗礼和生死考验的。但是，难得的机会在不经意间出现了。

67军参加轮战，济南军区各新闻口都派出记者到一线部队采访、拍摄新闻稿件。军区新闻电教室干事李士文（那时都称他李记者），带着摄像器材来到前线采访。他需要一个助手，领导就把我派了上去。当时的摄像机和录像机，是分离式的。摄像机通过一根14芯的连线，连接录像机。摄像机、录像机都各有一个一公斤多重的方形电池供电，整套设备重达30多公斤。所以，必须有一个助手背着录像机，跟随抗摄像机的记者行动。

落水洞军指挥部

1985年7月6日至8月17日，我在40天的时间里跟随李记者从老山到八里河东山，从船头到那拉口子，跑遍了前线大大小小30多个阵地和炮阵地。我们用摄像机镜头记录了前线官兵与越军斗智斗勇，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对祖国忠诚。在一次次往返各阵地间，我们遭遇到不少险情。1985年7月6日至8月17日，我在40天的时间里跟随李记者从老山到八里河东山，从船头到那拉口子，跑遍了前线大大小小30多个阵地和炮阵地。我们用摄像机镜头记录了前线官兵与越军斗智斗勇，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对祖国忠诚。在一次次往返各阵地间，我们遭遇到不少险情。

经历空爆弹

7月11日早上，我们从炮兵22团基本指挥所驻地磨刀石出发去老山主峰。老山主峰海拔1422.2米，位于中越边界骑线点上。1979年，我军完成自卫还击作战任务以后撤兵，越军随即侵占老山。越军不断向中国境内农场、村寨、学校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境军民数百人。1984年4月28日和30日，原昆明军区14军、11军等部队经过26天炮火准备，突然发起攻击，一举收复老山、者阴山等高地。激战数天，我军不仅守住了收复的阵地，还攻克了老山以东的八里河东山。

李士文（左）、作者（右）在老山前线

送我们上阵地的吉普车开到半山腰，因为道路狭窄泥泞坡度大不能继续前行。我和李记者跳出车子，背着几十斤重的摄像器材，在596团一位阎姓（记不清具体名字了）干事带领下，气喘吁吁地往山上攀爬。沿途看到道路两侧电话线纵横交错，路面随处可见大小不一的炮弹坑。新形成的弹坑比较干燥，旧弹坑则积满了泥水。行进间，突然看到八、九个战士抬着两副担架冲了下来。我迎上去问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们告诉我两名军工被手榴弹炸伤。救护车在山下等着，得赶紧转送野战医院。越往山上走，离一线阵地越近，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味也越来越浓烈。

与李士文（左）在老山前线

我们转过山头进入一片山坳，茂密的树木令空气愈发闷热。这里是596团一个营的指挥所，能够看到附近有三三两两的官兵匆匆而过。我正在打量有没有可以抓拍的新闻亮点，空中突然传来“咣”的一声巨响。随后，一片很大的、像是什么东西砸到树叶上“哗哗”声响传入我的耳中。几乎同时，有人大喊：“空爆弹！赶快隐蔽！”我和李记者等人头上没有戴钢盔，身上也没有任何防护。听到喊声，赶紧就近往路旁的猫耳洞里钻，由于不得要领，我的头被猫耳洞的工字钢磕碰出一个大包。这是我在前线第一次遇到的险情，想想真是后怕。如果当时警觉性低一点儿，反应速度慢一点儿，不是恰好进入茂密的树林中，很可能就会被敌人发射的空爆弹碎片击中。所谓空爆弹，是指在炮弹的弹丸内加装时间电子引信，以控制弹丸的爆炸时间，内装黑色炸药和小钢球、钢柱、钢箭等，能在预定的目标上空及附近爆炸，杀伤面积很大。打那以后，我们再去一线阵地采访拍摄，都会要一顶钢盔戴上。

596团团长刘安民（左二）、李士文（中）、596团政委吕嘉明（右二）

前沿布地雷

662.6高地，又称松毛岭地区，是老山向东方向延伸的一条山腿，是扼守老山的重要门户。该地区一旦失守，老山将无险可凭。662.6高地南侧，可以俯瞰、钳制牛滚塘、南嘎一线，是控制船头地区的战略要地。此地的防御，由597团2营担负。我们在199师师部采访了解到，该营为鼓舞士气，让官兵们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在战斗间隙为战士过生日，受到战士们的欢迎。我们决定去662.6高地，拍摄一组别具特色的战地生日画面，给坚守阵地的战士们鼓劲儿。

坚守阵地的官兵

7月30日凌晨四点，我们和师宣传科干事王毅一起向662.6高地进发。西南边陲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出发的时候雨雾蒙蒙，走着走着雨停了。天色渐渐地亮了，雾却升了起来。道路泥泞不堪，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得踉踉跄跄。即将到达662.6高地的时候，遇上一队军工给阵地送给养。他们有的穿着短裤，有的穿着长裤，有的光着脊背，有的仅穿分不清颜色的背心。泥水混合着汗水涂满了他们的身体，他们背负着几十斤重的给养拼命往前赶。见此情景，我们赶紧打开摄像机抓拍起来。

运送给养的军工战士

前线有一句话很流行——苦不苦，累不累，想想咱们的军工队。这是老山前线将士们对担负着前送后运艰苦任务军工战友，发自内心的热情赞誉。军工战士就像老山上的无名小草，在英雄谱中、在立功人员的名单上并不显耀。但是，他们把数十万件构筑工事用的材料、数千吨的弹药和食品，肩扛背驮，顶着烈日风雨，冒着炮火枪弹，运送上各个阵地。军工战士们不顾个人安危，把负伤的战友和牺牲的烈士及时抢运下来。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军工战士负重攀爬陡壁，在工事内艰难行进，一线阵地战士看到送来给养的欢欣等。真实感人的画面，都被我们一一摄入镜头。

662.6高地距离越军前沿阵地只有二十多米远，有时都能够听到对方说话的声音。所以，在工事内只能够低姿挪动不能够抬头。我们到达阵地的时候，有几名战士正在工事前沿布雷。所谓布雷，就是把一个巴掌大小的72式防步兵地雷，将引信旋入雷体底部，拉出保险栓，抓一把工事里的烂泥把地雷团一团，随手扔到工事外面使其陷入泥土之中，防止越军偷袭。这种防步兵地雷，我们战士叫它“文明雷”。草绿色塑料外壳，脚踩上去就爆炸，一般会导致一只脚或一条腿伤残，从而失去战斗力。若救治及时，一般没有生命危险。

前沿观察所

我1979年下半年在师教导大队作为训练骨干，进行过三个月的强化训练。当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我们训练科目之一就是练习打坦克。不仅要练习如何打，还要练习如何防。脸盆大小的防坦克地雷，我们挖了埋、埋了挖。可以说，我对地雷并不陌生。看到战士布雷，我忍不住技痒。如法炮制，亲手将几颗防步兵地雷扔到阵地前沿。

随后，我们成功拍摄了该营六连为两名战士过生日的画面。在阵地过生日其实很简单，既没有诱人的蛋糕，也没有温馨的烛光，更不会唱什么生日歌。只是在一个较大的掩体里面，打开几盒罐头，摆在炮弹箱上。营连领导和过生日的战士围坐一圈，倒上一铁碗白酒，大家轮流喝上一口。领导讲几句鼓励的话，战士们表个态也就结束了。

坚守阵地的战士

连队干部告诉我们，这个过生日仪式虽然简单，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其内在动力，是无法估量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战士过生日还是一件挺奢侈的事情。特别是一些农村籍的战士，根本就没有过生日的经历。在敌我交战的前沿阵地，谁也不知道明年的生日还能不能来临。所以，能够有营连领导像父兄一般陪伴着过个生日，必将成为战士们永恒的记忆。

深夜迎勇士

8月2日下午，我们在199师（临时番号为40师（乙））指挥所曼棍洞，拍摄了一组师首长在沙盘前研究作战的画面。我们得知夜里那拉口防御方向，将有部分官兵从前沿阵地轮换下来休整。李记者提出我们要前去拍摄从阵地下来的官兵，师首长起初考虑到我们的安全不予同意。李记者具备一位战地记者的优秀素质，坚决不肯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我们反复请求下，师首长指示有关部门配合前往，务必保障我们的安全。

途中小憩

傍晚，我们乘车赶到595团指挥所。团首长派遣侦察连一个排长带领一个班的士兵，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跟随我们完成拍摄任务。班长和三名战士在前，我和李记者在中间，排长和四名战士断后。天色完全黑下来以后，我们冒着小雨出发。带队的排长反复向我们强调，行进中一定要踩着前方的脚印走，千万不可擅自走在没有人踩踏过的地方。

当时整个老山地区，经历了越军占领——我军收复——南京军区1军轮战。为防止对方偷袭，双方都在阵地前或者交通要道上布下了无数的防步兵地雷。这些地雷经过雨水冲刷、泥土裹挟，遍布整个战场。几十公里的作战区域内，谁也不知道哪块泥土下面就会藏着地雷。1989年中越战争结束以后，我军在云南、广西作战区域内，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扫雷行动。

雷区的警示牌

2018年10月11日，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队四队，在云南省麻栗坡县某雷场进行扫雷作业。作业组长杜富国在排雷作业中身负重伤，失去双眼和双手。2019年5月22日，杜富国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我们一行在夜幕掩护下，小心翼翼地缓慢行进在泥泞的山路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在黑暗中使劲睁大双眼盯着前面战士的脚后跟，生怕把脚踏入没人走过的泥淖。我想，这就是真的“不敢越雷池一步”吧！此时天空中飘起了小雨，雨水、汗水顺着我的脸颊和脖子流淌。身处战场的雨夜中，两只耳朵特别灵敏。“刷刷”的雨声，“吧唧吧唧”的脚步声，远方不时响起的冷枪冷炮声，声声刺激着耳膜。

两公里的夜路，我们走了整整三个小时。午夜时分，终于赶到边防团位于天保农场南面盘龙江边的马店营房。在一个老式石头建筑的宽敞房子里，已经有一些从一线阵地轮换下来的官兵在休息。虽然屋子里面蚊子“嗡嗡”作响，官兵们依然鼾声四起睡得香甜。他们知道这里是相对安全的地方，他们实在太累啦！我们不忍心打扰他们的睡眠，就坐在房子门前的水泥地上等着。夜色太浓，我看不清楚四周是否有围墙。

凌晨两点多钟，又有6名战士从111号阵地上替换下来。这些战士已经在前沿阵地坚守了两个多月。天气炎热多雨，气温最高达到40多度，战士们或轻或重都身体不适，精神疲惫。迎面走来的他们晃晃荡荡，乍看上去，酷是溃退的散兵游勇，但在我心目中，他们却全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除了两只眼睛里面闪烁着夺目的光亮，浑身上下都像是从泥塘里滚过一样。

我赶快打开电瓶碘钨灯，李记者迅速用摄像机镜头记录下战士们疲惫不堪、被蚊虫叮咬、感染的身躯。由于长时间居住在狭窄、潮湿的猫耳洞中，战士们个个裆部都溃烂的不忍直视（这些画面都被作为资料保存起来，没有在公开的宣传节目中采用）。这里离一线阵地比较近，又是在夜晚。我们的碘钨灯亮度太高，很容易被越军发现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们仅仅拍摄了两三分钟的视频，就结束任务回返。到达曼棍洞的时候，东方已经破晓。为了两三分钟的画面，我们一夜没睡，很困很累很危险。但是，我们很满足——我们拍摄到了难得的画面。

坚守阵地的官兵

五过生死线

去过老山前线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三转弯的“生死线”。到达老山主峰，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曼棍向右前方，由老山西北侧上山；一条是从曼棍向左前方，沿盘龙江右岸盘旋而上，由老山东南方向上山。所谓的三转弯“生死线”，就处在盘龙江右岸这条线上。那个地方距离前沿阵地虽然有一段距离，却是面向越军。占据小青山的越军通过那拉口子，可以通过观察镜甚至直视这段道路。越军的炮火时常封锁这一地段，发现我方指挥车辆便会用火炮追着打。在天气晴朗视线极佳的时候，甚至会用狙击步枪射杀我方徒步通过此路段的官兵。凡是经过此路段的人，都不免心生寒意。

撤离阵地的官兵

跟随李士文记者在前沿阵地采访的日子里，我们一共有五次从三转弯“生死线”通过。其中四次是趁着雨雾天气掩护，经过时虽然忐忑不安，却并没有感到特别害怕。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8月12日那一次穿越。那天，天气晴朗。中午我们在松毛岭一个阵地，拍摄了连队指导员在山东大学八名女大学生赠送的锦旗面前讲课的镜头。从阵地上下来，就走上了那条直面越军的“生死线”。

当时是下午两点多钟，从越军小青山主阵地看向我们是顺光。即使不用高倍瞄准镜，也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运动。我们在团宣传股一位干事的陪同下，抗着摄像机，背着录像机，大摇大摆地走在那段暴露地段。那个地段不知道被哪支部队、什么时候搭建的伪装网，已经被风雨和炮火摧残的稀稀落落，根本起不到伪装遮蔽作用。

路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几辆被敌人炮弹击毁的运输车辆散落在路旁。在我们的侧后方，就是两个月前敌我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211”高地。

211高地

这个被称为“绞杀场”的小山头，已经被双方炮火炸成白花花的一片，就像采石场一样，与周围葱绿的山体极不协调。看到这些场景要说心里面不害怕，那肯定是假话。但是，在前沿阵地闯荡了这些天，我们的胆量也确实大了起来。李记者甚至停下脚步，拍摄了盘龙江迷人的风光以及路旁亚热带典型的像长着长胡子一样的大树。

我们走走停停，不停地拍摄。看似若无其事，其实心里面都很清楚——这里是非常危险的暴露地段，随时可能发生险情。我观察好了靠近山根的排水沟，虽然只有三四十厘米深，一旦遭遇枪击炮击，顺势卧倒在沟里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依然记得耳朵被高度紧张的神经调动的像雷达一样灵敏。时刻倾听着周围的动静，不时用眼睛瞄向越军小青山方向。身体紧绷，做着随时闻声而卧的准备。

也许是那段时间双方没有大规模战斗，抑或是越军看到我们是非战斗人员，并没有向我们开枪开炮。我们有惊无险，通过了那段死神笼罩的道路。

作者（左一）、李士文（左二）、卢学强（右一）、施文标（右二）在老山前线

那堆脚掌

战争是残酷的，它的残酷性表现在与战争有关联的方方面面：鲜活的生命瞬间消失；白发人送黑发人；美好家园瞬间被击毁；国家资源持续被消耗等等。我认为最大的残酷是生龙活虎的军人，在瞬间就因伤截去的一条腿或者一只脚。带给伤残军人心灵和肢体上的终生痛苦，是外人难以感受和想象的。真实的战争，远比《芳华》等影视作品残酷百倍。

坚守阵地的战士

1985年12月，老山地区进入旱季。我军A师（乙）即199师，趁对面越军换防，新上来的部队立足未稳、情况不熟、防御不力之际，经过精密筹划，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出击作战任务。战斗从12月2日上午7点30分打响，中午近12点结束。我军干净利落地夺占了301、302、405和603、604、968高地。

运送伤员

当日，我在军指挥部落水洞，也感受到了前线战事的激烈。不仅炮声隆隆不绝于耳，运送伤员的车辆也是来回穿梭。随同军前指驻扎在落水洞的第142野战医院，在落水洞中心区域搭设了几顶大帐篷，作为抢救伤员的场所。此次出击作战受伤的官兵，在一线或者营卫生所、团卫生队做过简单地包扎处理后，都被送到这里救治。上午十点多钟，我凭着职业敏感，扛起摄像机去到142野战医院拍摄抢救伤员的镜头，准备留作资料。

当我走进写着“外科”标识牌的帐篷时，看到偌大的帐篷内一溜设有四张手术台。每张手术台前，都围着医生、护士。有人在为伤员清理缝合伤口，有人在为伤员取出留在体内的弹片。最里边的那张手术台，正在为一名被地雷炸伤脚部的战士截肢。刺耳的电锯声，令人闻之毛骨悚然。医生从战士的脚踝往小腿上方一厘米左右的地方，截下了被炸得血肉模糊变紫发黑的脚掌，扔进旁边的一个筐里。我看了一眼，发现那个筐里大概已经有十几只脚掌。躺在手术台上的勇士，在麻醉状态下毫无知觉。他哪里知道醒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成了仅剩一只脚的残疾人。我为这些战士惋惜不已！

抢救伤员

两位护士提着装有十几只脚掌的筐，出了帐篷向西边山根下一条水沟走去。我边拍摄边跟了过去，看看她们如何处理这些截肢下来的脚掌。谁知她们走到沟边，就把那些脚掌倒在了沟里。那条水沟的沟沿不是陡坡，而是缓坡。缓坡上已经有不少白花花的脚掌，还有两只老百姓散养的猪在那里觅食。猪把那些脚掌拱过来拱过去，非常瘆人。

我心中充满悲凉——这些脚掌，可都是我们受伤官兵身体的一部分啊！再紧张，也应该给予掩埋或者焚烧处理。怎么能够随便丢弃在野外，任由雨淋、日晒、牲畜作践呢？

抢救伤员

回到野战医院，我找到一位副院长反映了我看到的景象，谈了我的建议。他很无奈地说，战时挽救受伤官兵生命是第一位的。此次大规模战斗导致伤员很多，野战医院所有力量都投入到急救当中。根本没有多余的人手对这些截下来的肢体进行无害化处理，目前野战条件下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一时无语，我既不是他们的领导，也不是医院的一员，更不是哪一级的记者，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的脑海里面时常浮现出水沟坡沿儿上一片白花花的脚掌，两只猪拱来拱去的画面。每当此时，一颗心就止不住地颤抖。

2019年10月11日，原步兵第601团大功三连战友在山东省沂源县城聚会。这次聚会使我平静多年的心，又一次颤抖了起来。学生兵江宏伟是1980年9月入伍到大功三连的，1985年7月随连队从原601团整建制编入598团三营八连，并担任一排长。他跟随部队于8月3日开赴老山前线，执行作战任务。1986年2月，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救护战友，他被炸掉双脚，炸瞎双眼。后来经过再三救治，仅存的左眼戴上一千度眼镜后，视力才恢复到0.1度。战后，他被评为一级伤残，荣立一等功。

江宏伟（左）、作者（右）

10月13日，聚会结束的那天早上，我看到江宏伟在妻子的陪伴下，借助手杖，迈开安装了假肢的双腿，向长途汽车站走去的背影。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颤抖得厉害：多么伟大的中国军人啊！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当战火熄灭和平降临，他们又背负着战争留给自己身体的创伤，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享受和平阳光的人们，又有谁会记得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呢？

当时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快速地通过嘀嘀打车叫来一辆出租车，把他们送到长途汽车站。

第三章 迎来送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我们67军轮战期间，全国有句非常响亮的口号是：“国威军威看西南”。实际上，也就是看我们坚守的老山方向。因此，全国全军各层次的文艺团体，都组织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当时，军宣传处人手少，文化口只有王灿星干事一个人，迎来送往接待陪同根本忙不过来。这个时候，我这个志愿兵也就被处领导作为“干部”使用了。

好在当时随着军队百万大裁军的展开，部队也换发了“85”式新军装。这个款式军装的一大特点，就是志愿兵和干部军装、领章、肩章、大盖帽完全一样。我这个由志愿兵代理的电影队长，摇身一变成了电影队王队长，这给我参与接待工作带来许多方便。

接待总政歌舞团

1985年中秋节前夕，总政歌舞团赴云南前线慰问小分队，带着三总部首长的委托，来到老山前线，所到之处受到战士们热烈欢迎。在那个年代，总政歌舞团以其鲜明的时代精神、浓郁的民族特色、英武的军旅风采而享誉国内外。带队的团长是著名作曲家、总政歌舞团团长傅庚辰，副团长是曲艺家刘炽炎，队员有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军旅歌手彭丽媛、熊卿材、阎维文、柳陪德等，还有部分曲艺、器乐、舞蹈演员，以及著名词作家李幼容，著名指挥家刘云厚。

傅庚辰（中）、刘云厚（右一）、彭丽媛（左二）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小分队从马街到文山，从麻栗坡到落水洞，从老山主峰到那拉口子，去过很多阵地。所到之处，官兵们都争相观看他们的演出。因为大家知道，总政歌舞团是全军乃至全国最高水准的文艺团体，能看到他们的演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最高荣誉的享受。若不是处在战火轰鸣的前线，基层部队官兵那里能够轻易享受到这种殊荣。《十五的月亮》《望星空》《我爱你老山兰》《阵地上的思念》等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寄托着官兵对亲人思念的心声，表达着官兵守好国门的坚定信念，这些歌曲久久回荡在南疆的山岳丛林。

演出现场

当时，前线战士特别喜欢青年演员彭丽媛。不仅是因为她的歌声像银铃一样悦耳动听，像潺潺流水般滋润着战士们的心田，大家还都知道她是来自山东郓城的老乡，是从济南军区走出去的战友。只是多数人不知道，还有一个不能言明的原因，也是所有宣传中从没有提及过的，她弟弟就在防御老山的199师服役，跟着师张政委当警卫员。当然，彭丽媛对67军部队尤其是199师部队也特别亲切，每到一地演唱歌曲是唱了一首又一首，不能到的哨位她就拿起电话，对着电话的听筒，为战友们清唱。许多官兵都争相与她合影、签名留念，她几乎是有求必应。

彭丽媛给战士们签名

1985年10月9日，军领导让我带大小三辆车去昆明机场送演出小分队返回。几十个人的队伍，长途几百公里的行程，吃住行都由我一个人筹划安排。当时，通信联络不像现在这么便捷通畅，遇事也没法请示军指挥部的领导，全都要靠自我决断，这对我确实也是个不小的考验。好在凭着我认真负责和周密细致的工作，以及这些军旅艺术家的密切配合，整个送行过程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关键这些艺术家都是军人，又非常的平易近人，集合出发，乘车住宿，参观游览等等，都听从我这个“兵”的指挥安排，使我能够顺利地完成送行任务。10月13日，他们乘上了飞往北京的专机。

陪同八一厂演员剧团

1986年春节前夕，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组成慰问团赴前线慰问，我奉命从落水洞带车去昆明机场接机。

慰问团领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田华，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电影演员，也是我们国家电影界的重量级人物。1950年拍摄的电影《白毛女》，1958年拍摄的电影《党的女儿》等红色经典作品，影响了中国几代人。我作为放映员，能与银幕上著名的电影工作者近距离接触，心里也是够激动的。

不仅仅是田华，还有一批耳熟能详的电影界大腕闯入了我的视线：毛泽东主席的扮演者——古月，《牧马人》中许灵筠的扮演者——朱时茂，《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1985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表演小品《卖花生仁的姑娘》一举成名者——岳红，《天云山传奇》中冯晴岚的扮演者——施建岚，《回民支队》中马本斋支队长的饰演者——里坡等，一共有18人。里坡还是多年前从我们67军走出去的电影演员。

他们从昆明下了飞机，马不停蹄地赶到前线。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深入前线阵地、炮位、指挥所、医院等，开展慰问演出活动。有的哨位实在上不去，他们就用电话给战士们唱歌、朗诵、讲故事。他们从一个阵地跑到另一个阵地，从一个炮位跑到另一个炮位，从一个“猫耳洞”钻到另一个“猫耳洞”，前线战士戏称田华率领的演出小分队是“八一敢死队”。

左图朱时茂（左）;岳红（右）。

右图祝新运（左一）;王灿星（左二）;赵守凯（右二）

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还先后参与接待了东方歌舞团的牟炫甫、郑绪岚，电影演员龚雪，曲艺演员张志宽，相声演员笑林和李国胜等观众非常喜爱的演员。

山东大学慰问团来前线

在前线期间，我参与接待保障了很多文艺团体以及慰问团。其中，山东大学生慰问团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这个慰问团的主体是八名女大学生。

我们67军参战部队，多数都是驻防在山东各地。从我们开赴云南老山作战之后，山东人民和广大青年学生都在热切地关注着我们。我们的战士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塑造了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并自下而上地开展了“祖国在我心中”活动。

山东大学八名女大学生

山东人民为拥有这样的子弟兵，感到骄傲和自豪。山东大学生物系（八四级）郭琳、吴平英、刘红、蔡雪梅、孙杰、舒东、何才姑、许梅8位女同学，满怀对前线将士无比崇敬的心情，精心绣制了“八颗丹心向红星”的锦旗，邮寄到老山前线某部高机连，引起了部队的强烈反响。

山东大学党委及时抓住这个典型，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战士在我心中”的活动。由此，一个群众性的“战士在我心中”活动，很快遍及山东、遍及全国，与前线部队战士开展的“祖国在我心中”活动相呼应、相融合，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爱国主义洪流。这一活动，得到了党中央、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的肯定和表扬。中央和地方各级报纸、广播、电视媒体，都作了充分报道。

前线部队开展“祖国在我心中”活动

1986年春节期间，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乔幼梅，带领包括八名女大学生、以及后来成为山东大学党委书记的张乐岭（时为校宣传部部长）、成为山东大学校长的展涛（时为研究生会代表）在内的慰问团成员到前线慰问。我对山东大学生慰问团，感到分外亲切。这不仅是前线将士与后方大学生之间开展“祖国在我心中”“战士在我心中”“双心活动”引起了我的共鸣，也是由于当时我哥哥和我三弟同时都在山大上学，乔幼梅老师还是我哥哥的任课老师。乔老师给我带来了我哥哥和弟弟录制的录音带，听着兄弟们带着浓重乡音问候的话语和介绍的家中情况，我泪眼朦胧，激动万分，顿时感到慰问团成员都像是自己的亲人。

山东大学慰问团在老山前线

1986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一大早，慰问团要前往老山主峰，部队领导安排我负责录像保障。我头天晚上就把一台小型摄像机（掌中宝）充好电，备好了录像带。浓浓的晨雾中，一台大北京（北京吉普车的一种，车后部有向外开的两扇门，车内两侧为纵向两排座位）和一台盖着篷布的大解放车，载着慰问团成员向老山主峰进发。

一路上，八名女大学生和慰问团其他成员表情都很凝重，看得出她们内心是非常紧张的。也难怪，哪有从后方歌舞升平环境中来前线不紧张、不害怕的。由于我多次往返老山主峰、一线阵地与落水洞之间，对战场环境和途中安全系数心里有数。所以，我非常放松地给她们介绍情况，讲一些战场趣闻轶事或啦啦家常，使她们紧绷的心弦渐渐放松下来。

在老山主峰，596团团长刘安民，向慰问团介绍了老山防御部队的作战和生活情况。一场场惨烈的战斗，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道道渴望的眼神，她们听的是那么认真，记的是那么仔细。

山东大学慰问团在老山主峰

随后几天里，大学生们还分头前往一线阵地慰问。与一线阵地的官兵一样，啃一口压缩饼干，喝一口白开水。战士们“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铿锵誓言，感染了这些天之骄子。天之骄子们与八十年代最可爱的人相处融洽，谈理想话人生，相互激励，同表共同肩负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理想与决心。

兄妹相会在老山

八名女大学生从前线返回学校，将爱国拥军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当中。她们都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如今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吴平英已于2015年不幸因病去世，生前是某省安全厅的副处长。其余7个人，4个博士，2个硕士，一个高级工程师。郭琳毕业后又读了两个研究生，改行做了医生；刘红博士毕业在某医疗部门从事研究工作；蔡雪梅现在欧洲是中国驻外企业的代表；孙杰是某单位的高级工程师；舒东毕业后参军入伍，现在解放军总部工作；何才姑博士现任大学教授；许梅博士毕业后在某大学搞科学研究。

让当年我们参战老兵们，再一次记住她们吧：郭琳、吴平英、刘红、蔡雪梅、孙杰、舒东、何才姑、许梅！

第四章 趣事三则

赴老山前线参加轮战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经历了许多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有些事情随着时间流逝渐渐忘却了，有些事情却时不时地从大脑存储器中被激活，映现在无形的屏幕上，愈发地清晰闪现。

闻声而动

那是到达落水洞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们电影队三个人正在室内收拾整理放映器材。突然，几声炮响清晰地传入耳中。我们以为是越军火炮打到了我们的住处，抓起钢盔戴在头上跑出门外。在文化干事王灿星带领下成一路纵队，向附近的一个防空洞跑去。

马春福（左一）、作者（左二）、朱长怀（右一）、王灿星（右二）

落水洞是军部驻地，原来是边防部队的一个营区。营区东北角，有两栋砖石结构楼房（2019年9月19日,我重返老山时，专程到落水洞寻找参战痕迹。这两栋楼还在，只是已经废弃不用，周围长满了野草）。楼房二层有一个凉台式的走廊，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都住在楼上。当时刚刚吃过晚饭，很多医护人员在二层走廊上纳凉。他们看到我们几个戴着钢盔从楼东侧急匆匆跑过，都在窃窃私语，指指点点。有些人觉得莫名其妙，发出笑声。

废弃不用的二层楼

我们几个跑了一阵子，看到整个营区并没有遭到炮击后的烟尘和慌乱。大家都悠闲地该干嘛干嘛，我们也只好停下脚步，悻悻地往回走。路上碰到两个小护士，问你们慌慌张张地干嘛？王灿星干事非常机智地回答，我们训练呢！我们几个会心地一笑。瞬间，减轻了些许尴尬。

事后才知道，响声是落水洞西南方向一个采石场作业放的炮。这件事情传扬开来，一时成为大家的笑谈。有的人“表扬”我们警惕性高，有的人笑话我们“军人的是，军事的不懂”。想想也是，前线的军级首脑机关，哪能开设在敌人炮火覆盖范围之内？哪能对敌人炮火不设防呢？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中央军委让各军区部队参加云南前线轮战，是多么必要而又英明的决策啊！

火炮射击

从后方来到前线，特别是在抵达前线初始，哪有不紧张的？据说，驻守一线的官兵，更是一听风吹草动，立马草木皆兵。那一段时间，每天都有十几起误伤、自伤的事件发生。这也说明，部队由平时转到战时，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一名军人真正成为战场上骁勇战士，更需要一个加钢淬火的过程。特别是心理素质方面的提高，更是必不可少。

拖鞋上床

我们军机关指挥部人员到达落水洞以后，先期住房都是临时性的。我不知道这些临时住房是前一批轮战部队遗留下的，还是我们部队临时搭建的。原计划轮战为期半年，住房的修建和选点并没有下太大功夫。当时已经进入雨季，整个落水洞地区笼罩在细雨朦胧之中。小雨、雾水轮流登场，整天滴滴答答下个不停。隔三、五天，就要下一场大雨。

一天晚上，我们听着紧一阵慢一阵的雨声进入梦乡。迷迷糊糊睡到半夜，我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漂到了床边。用手一摸，是一只拖鞋。我惊呼一声挺身坐起，赶紧开灯一看，房间里全是水，拖鞋浮在水面上，晃晃荡荡快要上床了。我的惊呼声唤醒了马春福、朱长怀，他俩瞪着两只眼睛也愣住了。谁也不知道这满屋子的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住的就是这样的活动木板房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住的板房，是在东西路的北边。再往北还有几排板房，都是依着山坡地势向上修建的。我们这排板房，处在山坡最低处。可能是连续两天大雨下个不停，饱和下泄的雨水灌进了室内。室内没有污水排放出口，积存的雨水便涨到了床沿。按理说只要是门朝外开，打开门积水就会自然下泄出去了。可是，偏偏我们的房门是朝里开。在巨大水压作用下，门被顶得死死的。情急之下，我说赶快拿锤子砸南面靠路边的墙（南面墙外，地势较低）。说实话，我是一个仔细人，早就观察到板房墙壁是纤维板中空夹层。我们工具箱有现成的锤子，朱长怀拿起锤子对着墙壁就是一顿猛砸。墙壁很快被砸出几个窟窿，满屋子的水不多时就下泄一空。

望着水儿吧唧的地面，这一番折腾着实把我们吓得不轻。要是再晚发现一会儿，我们还不得都打了水漂啊？更可怕的是，瞬间把板房冲走的危险也不是没有可能。庆幸的是我们三个人完好无损，只是苦了放在地上的放映设备和保障会议的扩音设备。这些淹过水的设备，一时半会儿是万万不能通电的。一通电源，肯定就要报废了。此后一连几天，我们把被水淹过的设备一一打开，用电吹风把每一个元器件吹干，小心翼翼地安装调试，才逐一恢复了设备功能。

这次“水漫金山”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怪不得从古至今，行军打仗时都要把宿营地的选择视为重中之重。尤其是老山地区的雨季，房址选择既要避开低洼地带，住房四周的排水沟渠也要完备。此后不久，军机关所有人员都搬到了新建的板房区。新建板房地基平整牢固，排水系统完善，生活设施配套。直到此时，才算是真正拉开了长期作战的架势。

上台当“托”

1985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们部队接防不久，到前线慰问的团体逐渐多了起来。只有比较大的慰问团，才能够在军机关安排一场慰问演出或者开一个欢迎大会。比较小的慰问团，基本都是婉言谢绝不要到前线来。即便是来了，也是安排下边师团接待。那时的慰问演出，多是在露天场地。没有专业音响设备，多数都是用我们电影队保障会议的音响，最多加上两个立杆有线话筒。

1985年6月25日，全国青年艺术家慰问团（也称八省市青年慰问团）在军机关落水洞进行慰问演出。我当时正在台口右侧专心控制扩音器，调控音响。龚雪、郑绪岚、笑林、李国盛、于民刚、王作欣、于淑琴等青年艺术家的歌声、舞蹈、相声，博得了台下官兵的阵阵掌声。

配合演出

当文山州歌舞团两位魔术演员（参加全国青年艺术家慰问团）登台演出时，为增加节目的互动性，需要一位观众登台配合演出。在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就被叫到了台上。主演魔术的演员，交给我一个用白手帕包裹的方盒，我就很听话地两手紧紧按住那个盒子。他手里拿出一枚硬币，并展示给观众看。然后在手里几经倒腾后，摊开双手，硬币不见了。我在台上离他很近，也没发现这枚硬币是怎么不翼而飞的。就在台下观众一片惊呼时，他让我打开手中的手帕，又打开精致的小盒。小盒里面，还有一个精致的小方盒。我一层层打开以后，发现那枚消失的硬币居然就在里面。我一脸懵圈的瞬间，被军摄影干事卢学强永远定格在了胶片上。我之所以现出懵懂的样子，是因为对魔术确实无知。

配合演出

现在想想，不是魔术师手里的硬币跑到了盒子里，而是盒子里早已放着一枚一模一样的硬币。只是魔术师通过障眼手法，把手里的硬币藏了起来而已。

演出结束后，台下的官兵都涌到台上，请演员们签名。我在台口工作，近水楼台，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本子冲到台上，求到了这些艺术家的珍贵签名。说实话，过后还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

部分艺术家签名

许多给我签过名的艺术家，都出席了198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有意思的是，青岛市歌舞团独唱演员于民钢和我们部队的军人杨晟，还在春晚上举行了婚礼。新郎杨晟是青岛人，当年在老山前线参战。新娘于民钢是杨晟的同学，两个人离开学校以后并没有多少交集。1985年夏天，于民钢同全国青年艺术家慰问团到老山前线慰问演出，部队派杨晟出席观看演出。得知情况的主持人和战友将他们俩推到台上相见，瞬间燃起爱情的火花。这份爱情，一时传为佳话。

于民钢、杨晟在1986年春晚上（视频截图）

第五章 飞翔的家书

67军在轮战期间，取得了不俗的战绩。我们接防阵地以后，两次挫败越军大规模反扑行动（即5.31战斗、7.19战斗）。后来又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了4次出击作战（“9.8”出击作战、“9.23”出击作战、“12.2”出击作战、“1.28”出击作战）。

在老山地区的一年防御作战中，67军所属部队共歼灭越军8400人。其中毙敌4000余人，伤敌4390人，俘敌10人，摧毁敌军各种火炮225门、各种车辆27台、各种工事1150个，缴获火炮3门、各种枪支141支及大量军需物资。同时自身减员2186人（含非战斗减员）。在参加轮战的各军（集团军）中，成为歼敌数量最多的部队。自己的伤亡减员，则仅次于14军位居第二。

出击拔点作战誓师大会

1986年5月，我所在部队胜利完成轮战任务，在与兄弟部队换防后，后撤到云南文山州休整总结。

在撤回文山州城里的宣传车上

隆重热烈的表彰大会过后，部队采取摩托化行军方式，直达昆明火车站换乘列车北上，开始了真正的凯旋之旅。



火车出昆明，到峨眉，经安康，抵西安，日夜兼程，转入陇海线。当时我一直在想，部队返回山东驻地，列车肯定走津浦线，我家所在村庄，就在津浦线一个小火车站旁边，相距不到200米，甚至在开行的列车上，就能看到我家房顶。战后归来，心情急切，当然很想回家看看，可又根本不可能。火车不是汽车，不能随意拐弯，也不能随便停车。用什么办法，让家中父母兄弟和结婚刚一月就分别的妻子，能知道我从南疆战场平安回来的消息呢？我为此很是动了一番心思。

凯旋的部队 沿途受到热烈欢迎

在我内心深处，总觉得在列车上一闪而过，与家乡亲人擦别而去，杳然相失，很是不甘。心里一直在想：我已平安回来，再让家人继续提心吊胆过日子，还在遭受牵肠挂肚的思恋折磨，这很不公平，也很不应该。哪怕是让亲人早一分早一秒得知我平安归来，都是值得的呀！这成为我在凯旋途中一直在思虑的“头等大事”。经过一番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列车飞鸿”的妙计。说给同车战友听，都对我这个谋划拍手叫绝，既感到挺新鲜，又觉得很刺激。一位战友笑说：“40多年前，‘铁道游击队’在你家乡‘飞车夺枪’，如今你这是‘飞车传书’啊！”于是，我的“飞车传书”计划，很快传遍整个车厢，成为这些历经战火洗礼、同样思亲心切的青年军人关注的“焦点”。

在回撤途中

计划就这样确定，随后就抓紧准备。我把写好的家信，装在牛皮纸信封里，再用一条红绸带，绑在从前线带的一个军用铁皮黄桃罐头上，并在信封上写下我家住地火车站旁村名，留下父亲姓名，注明请捡到此信人留下罐头算作酬谢，只求把信快快送到我家。一切准备就绪后，只盼着那一刻快点到来。



记得有句古诗，意思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可我觉得自己是“近乡情更切，寄托沿路人。”那份激动，那种兴奋，那一不安的心情，简直难以言表。

我所在集团军机关，乘坐的是专列加挂硬卧车厢，全车厢战友都在不时问我：“到你家没？还有多远？”看得出，大家和我的心情一样，都恨不能立马将平安走下战场的消息告诉亲人。可是，他们只能等着回到驻地再寄家书或拍发电报。那时哪像现在，通信手段这么方便快捷，几乎家家有电话，人人有手机，手指一按，即便远在天涯海角，也能即刻联系沟通，几十年间真是沧桑巨变啊！

用炮弹壳做的和平鸽

有些不巧，经过推算，列车经过我家附近那个小站的时间是在午夜时分，这为我“飞车传书”计划成功实施，平添了不小难度——深更半夜，黑咕隆咚，列车在高速行驶中，经过小站也就几秒钟的空档，成功概率能有多大，我心里也没有底。但是，纵使只有万分之一希望，我也要坚决试一试，一定要亲手把平安家书投下去，让老父老母和妻子早点得到我的消息！我暗下决心：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夜幕降临，火车经开封，过商丘，进徐州，驶入津浦线。从那一刻起，我就打开车窗把头探出车外，手握捆绑好的家书，做好随时抛投出去的准备。因车速很快，耳朵听到惊涛拍岸般的呼呼风声，鼻子不时嗅到家乡麦子收割后的阵阵清香。在此之前，我对铁路交通图做过深入研究，知道从徐州到我家村旁小站只有70多公里，中间有韩庄、井亭、薛城、官桥等11个大小不等的火车站。有些小站只有两三排房子，夜间列车飞驰而过很难区分。所以，我连眼都不敢眨一下，生怕眨眼间错过了时机，使自己的“飞车传书”计划泡汤。车窗外夜空漆黑一片，星星显得那么遥远，月亮也躲起来睡觉去了，只能从那一晃而过的站台，判断经过的是第几个火车站。第9，第10，第11，列车驶过官桥火车站——这一站是与我家附近车站相邻的车站。我记忆的天幕立时清晰起来，当熟悉的道路、桥梁、河流一一经过，知道我的目的地——滕州南沙河火车站就要到了。这时列车右前方隐隐现出几团昏黄的灯光，而且越来越近，我断定这是南沙河火车站，就是我“飞书计划”实施点。就在列车与车站平行的一瞬间，我看到那熟悉的站名，看到有一值班人员站在灯光下。说时迟，那时快，我屏住呼吸，怀着一击必中、一投必准的信念，把捆绑好的“家书罐头”，朝着那人站立的位置抛掷过去。在苍茫夜色中，“家书罐头”划出一不大的弧线，被列车远远地甩在后面。列车瞬间驶出车站，冲进无边的夜幕之中。

“飞车传书计划成功实施啦！”一直陪伴我好几个小时的十几位战友，此时都为我松了口气。我看了一眼从云南边境花5块钱买的电子手表，是1986年6月8日凌晨1时45分。我在那天夜里，激动地无法入眠，暗暗祈祷有人能早点捡到那封家书，能顺利送到我的家中。

我老家的村庄——滕州市南沙河镇辛庄

“飞车传书”效果非常明显，部队返回三天后，妻子就到部队来看我，她也是集团军机关第一个来队探亲的军嫂。当我看到因思念担忧而非常消瘦的妻子，内心一种歉疚之情油然而生。



军人在战场上奉献青春热血甚至生命，这是军人的天职，而他们的亲人却也要承受比常人多得多的精神压力，这也是一种既痛楚在心又默默无闻的深情奉献啊！

纯朴实在的妻子告诉我：在6月8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车站上就有人把那个摔得伤痕累累，但并没破漏的铁皮罐头和书信送到家。随后又有十几拨人先后到家里捎口信，告诉父母说，你儿子昨天夜里坐火车去济南了。等到吃早饭时，消息已在村里家喻户晓了。

当夜在车站值班并捡拾家书的张丰（左）

又过了一星期，我回家探亲，专程去南沙河火车站，感谢那位当夜值班的工作人员。没想到，那人我参军前就认识，他叫张丰华，是一位忠诚职守数十年的铁路工人，我和他儿子是小学同学。他告诉我：“当时军列通过瞬间，看到有一个东西从窗口扔过来，等军列过去后，那东西却不见了，我就打着手电筒，在乌黑的夜里找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躺在枕木中间的那封信。还多亏有那条红绸带，灯光一照还挺显眼，不然很难被发现呢。”他对我能想出“飞车传书”这一招很惊奇，觉得特别有创意，非常了不起。他钦佩道：“你们军人的情感还真是挺丰富啊！”我对他说：“军人就应该这样，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要能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就还要继续扮演好儿子、丈夫和父亲这些平凡人的生活角色……”

结束语

硝烟未曾远去，记忆永驻心间。今年是67军参加对越防御作战（轮战）35周年，我把我这段参战经历写出来，不是为了说明我的经历多么惊心动魄、丰富多彩，或者有什么英雄事迹，而是从一个士兵的角度，把我有限的观察和感受，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也借以纪念那些长眠在地下的战友。其中当然难免有不够准确和偏颇之处，但我相信，每个普通参战官兵的记忆，都是那首恢弘乐章的一个音符，都是为了让人们记住那场离我们最近的边境战事，让以无私奉献为主基调的老山精神永放光芒！

注：

1、嘉奖令中的35276部队，即67军参战时的代号。

2、感谢谢建平、卢学强、李士文战友提供的资料照片。

作者：王学伦，退休军官。曾任中央电视台济南军区记者站站长。先后参加1984年建国35周年国庆阅兵，1985年至1986年云南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电视宣传报道。偶有作品被报刊和平台采用。

编辑：张玉军，1963年2月生，山东省东营市人，1980年9月自地方考入济南军区军医学校，1983年7月毕业至2004年11月在步兵第138师医院先后任化验员、检验军医、主治医师、防疫所长。1985年3月至1986年5月参加对越防御作战（两山轮战），时任步兵第138师医院化验员，参加了“5.31”、“9.23”、“1.28”等战斗的伤员救治，完成了战时的医疗保障任务，1985年5月在云南老山前线入党，1986年4月在老山前线师后勤部嘉奖。在部队20多年受嘉奖多次，1998年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一次。2004年12月转业地方，选择“自主择业”，现在潍坊市区某综合门诊部工作。2015年1月加入公益组织——潍坊市奎文区徒步协会，任宣传部部长，2016年至2019年连续四年获得“最佳宣传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