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春秋赋华章（吴军编辑整理部分摄影）

无花果

“鲁艺”创立的时代背景

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学内迁。在大量青年和文艺工作者被迫迁徙到西南后方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特有的潮流—“到延安去”。他们从华北、华东、东北乃至东南亚等地涌向这里，延安一时成为全国各地和海外知识青年心中向往的圣地。

在通往延安的途中，越接近“红色首都”，就看到越多年轻中国人的身影，他们个个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到这里，希望能加入到梦寐以求的八路军。他们是被战火从学校里赶出来，背井离乡，期望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瑞士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1938年春）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门前，爱国青年络绎不绝从这里转赴延安。据统计，“1938年5月到8月，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有10000余人。”

另据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讲，抗战爆发后，到延安的青年有四万余人，仅归国华侨就有六百人。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已经成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青年，如《大刀进行曲》的词曲作者麦新、《骆驼祥子》的导演凌子风、印尼华侨孔迈等等，他们来到延安走进鲁艺学习或工作，构成了鲁艺新型的师生群体。

当远远地遥望到宝塔山时，我虽觉疲惫，扛着行李的身子也很不便当，仍然弯下腰，伸手抚摸延安的土地，用鼻子闻，用嘴亲—鲁艺文学系二期学员李清泉（1938年）

延安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唱歌。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在青年人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忆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何其芳《我歌唱延安》（1938年11月16日）

“鲁艺”创立缘起及经过

1937年11月，为纪念“广州起义”10周年，刚进入延安不久的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推出了多幕话剧《广州暴动》，受到延安各界的一致好评。次月，为纪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6周年，新组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二团又推出多幕话剧《血祭上海》，这是根据抗日英雄胡阿毛的真实事迹创作的话剧，在延安取得了很大成功，该剧的创作与演出人员，集中了当时延安文艺界的众多知名人士，毛泽东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也和老乡一起冒着严寒观看了演出。1938年2月，连续上演20天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中央招待所专门举行了一次会餐，用简单的饭菜招待该剧的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凯丰、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会见全体演职人员并参加了会餐。席间毛泽东非常高兴，连连称赞戏演得好，他形容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文艺队伍是“山顶上”与“亭子间”的结合（所谓“山顶上”指的是来自苏区与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文化人；而“亭子间”指的是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化人），建议“这伙人不要散了”。表示应当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一所抗大与陕北公学式的文艺高校，毛泽东的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纷纷赞同。有人急切地询问毛泽东这所院校叫什么名字好呢？这时毛泽东放下筷子，想了一想，把大手有力地一挥，说：“我看就叫鲁迅艺术学校吧”。

1938年1月《血祭上海》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1938年春，中央决定以参加《广州暴动》、《血祭上海》创作和演出的全体演职人员和演出团体为基础，组建鲁迅艺术学院。随后就宣布成立了艺术学院筹备委员会，成员有沙可夫、朱光、徐一新、吕骥、左明等。大约一周后，由毛泽东亲自领衔，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作为发起人，留苏出身的戏剧家沙可夫主持起草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鲁艺创立的初衷：“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不容稍缓的工作。”

《缘起》阐述了鲁艺的创立目的与教育宗旨，且规划了戏剧、音乐、美术与文学四个专业。

为什么命名“鲁艺”？在《缘起》中同时解释到，“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鲁迅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他逝世前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成为整个抗战时期的文艺方针）

鲁艺在筹备阶段就成立了董事会，除七名联署《缘起》的发起人外，“校董”还有蔡元培、宋庆龄、何香凝与许广平等不在延安的社会名流。在所有的延安高校中，只有陕公与鲁艺一度设置有董事会，这不能不说是很有意义的高校体制创新。

初创时的“鲁艺”在延安旧城北门外云梯山的文庙台上选定了校址（现北关军分区一带），这里原来有上下两排20余孔朝东南方向的土窑洞，师生员工自己动手，在半山坡盖起了10多间简陋的平房，在西侧山腰新挖了两排土窑洞，山下一处旧文庙废墟，经过修整，作为教学活动场所。1938年3月7日宣布了鲁艺的行政和教学机构，正院长暂时空缺（原因是由于毛泽东是鲁艺的第一位发起人，大家都希望他兼任鲁艺院长，但是他怎么也不答应，所以院长的位置就暂时空缺下来了），由副院长沙可夫主持工作并兼任教务处长，训育处长徐一新，秘书处长魏克多，戏剧系主任张庚，音乐系主任吕骥，美术系主任沃查。这三个系共招收学生60多人。由于缺少教员，第一期文学系没有招生。

1938年3月8日，鲁艺三个系已招满学生，3月14日正式开始上课。

1938年夏鲁艺全体师生在延安城北门外校址前合影留念

1938年4月10日，鲁艺在延安城内的中央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毛泽东在开学典礼讲话中强调了“山顶上”与“亭子间”的团结问题。在他看来，“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把两者组织在一起，就形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

图为参加开学典礼的全体人员在延安城内中央大礼堂门外合影留念

1938年毛泽东为鲁艺题写的校名

鲁艺成立初期的教学实践活动

鲁艺创办伊始，学员在学习组织上按系别组成大队，设大队长，并有指导员负责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工作。大队分若干区队，设区队长，班组设组长，生活军事化，政治气氛很浓厚，学习空气紧张。与抗大、陕公一样，既要掌握专业知识，也要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以适应随时随地可能面临的战斗需要。另外，为解决前后方急需的文艺干部问题，鲁艺教育最初以短期培训为主，将学制定为“三三制”，即先在校学习3个月，再到前线或农村实习3个月，最后回到学校学习3个月。而这只是学制的一个基本规定，许多学员经过短期培训后，因抗战工作需要，在前线或农村工作了3、4年才返回学校，有的则长期工作下去了。此外，鲁艺在办学方式上也是灵活的，除了派出各专业学员去前方为抗战服务并经受锻炼外，同时也吸收前方有实践经验的文艺战士来学校进行短期训练。以此形式，鲁艺相继办过“普通科”、“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前方艺术干部训练班”、“地方艺术干部训练班”等，培养了大批前方队伍迫切需要的“一专多能”的文艺宣传人才。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艺，在鲁艺窑洞前的空地上发表演讲，他这次主要讲“鲁艺人”要走出“小观园”走到“太行山、吕梁山”的“大观园”问题。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他号召师生“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他指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据此，鲁艺的教育方针由中宣部讨论拟订，经中央书记处通过，确定为：“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

在国民党和日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延安当时极度缺乏颜料、纸张、画笔、画布等绘画用品。而用于木刻的梨木板和枣木板在延安非常方便找到，木刻刀、印制木刻的纸张和油墨在延安也能自己生产，再加上木刻有一版多印的特点，更适应广泛宣传的需要，具有其它画种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美术系初成立时将木刻作为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美术系也几乎成了“木刻系”。

1938年底，在鲁艺木刻研究班的基础上组成木刻工作团，开赴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宣传三年之久，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图为鲁艺木刻工作团成员左起：彦涵、华山、胡一川、罗工柳

鲁艺美术系学生在刻木刻

鲁艺王式廓同志露天条件下给美术系学生讲课

鲁艺美术系师生在野外写生，与老乡变工请为模特合影

鲁艺木刻研究班在街头创办的抗战美术墙报

鲁艺第二届开始增设文学系，系主任先由周扬兼任，教员有何其芳、沙汀、卞之琳等人。鲁艺结合教学与抗战实际，于1938年11月至次年底，两次组织鲁艺文工团赴前线实习与采访，为前线输送文艺骨干。鲁艺文工团与120师部队行军、采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写出了30万字的作品。鲁艺教师沙汀的长篇报告文学《贺龙将军在前线》就创作于这一时期。

鲁艺于1938年8月1日组建了实验剧团，其宗旨是“要成为抗战戏剧实际行动的模范”。实验剧团集话剧、歌剧、京剧、曲艺综合表演为一体，与戏剧系教学结合一起，创造了鲁艺建校初期抗战剧目演出颇为频繁的局面。

图为延安乐器实验厂，戏剧系学员自己动手制作乐器。

1939年，戏剧系学员在紧张的排练中

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鲁艺就是这歌咏城的中心，因为延安鲁艺汇集的音乐人才最多，作曲家、作词家最为集中，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一大发源地。多数抗日歌曲都是从这里传向全国的。

音乐系的学员在上指挥课

郑律成（1918—1976）朝鲜全南道人。1937年到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艺声乐教员。1942年8月，赴太行山任华***革命军政学校教育长，1941年1月返回延安。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朝鲜，1950年定居北京并加入中国籍，先后在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等单位从事音乐创作工作。

1938年夏日的一个傍晚，当时还是鲁艺学院音乐系学生的郑律成和同学们刚刚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看到成群结队的战友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返回各自的岗位；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们英姿勃勃，步伐整齐，全城内外，抗日歌声四起，革命圣地欣欣向荣的动人景象，激发了郑律成的创作激情和灵感，他鼓动身旁的文学系同学莫耶“给我写个歌词吧！”同样心潮澎湃的女诗人当即拿出纸笔，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名为《歌颂延安》（后定名为《延安頌》）现场即景的歌词，拿到歌词的郑律成兴奋异常，表示一定要为歌词谱出最好的旋律。几天后，在有毛主席等重要领导人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律成亲自弹琴，并演唱了这首歌曲，博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也得到毛主席赞许。就这样，一首歌颂革命圣地延安的时代頌歌诞生了。

1939年，郑律成又与公木创作了《八路军大合唱》，其中的一首套曲《八路军进行曲》建国后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莫耶（1918—1986）福建安溪人，《延安頌》词作者。1937年10月到延安，在抗大、鲁艺学习，1938年底赴晋察冀边区，在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任编剧。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甘肃日报》副总编辑、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等职。

《延安頌》这首歌曲表达了千百万革命人民向往延安、热爱延安的强烈愿望和真挚情感，加上优美妩媚的旋律，虽在抗战八年中没有正式出版过，但它一经传唱，便象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至海外。当时很多人正是唱着这支歌，冲破险阻，奔向延安，投入革命洪流的……

光未然（1913—2002），原名张光年，湖北省光化县人（现老河口市），现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他一直从事文艺活动，代表作有《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屈原》等。

1939年1月，光未然率领抗敌演剧第三队由晋西抗日游击区奔赴延安后，创作了朗诵诗《黄河吟》，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会上朗诵此作，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表示要为它谱曲。

图为1939年3月光未然在创作《黄河大合唱》时留影

冼星海（1905—1945），曾用名黄训、孔宇，出生于中国澳门，毕业于巴黎国立音乐学院。1935年回国后，积极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在上海、武汉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创作有《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随即于同年11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携妻子离开武汉去延安，担任延安鲁艺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

图为冼星海在延安土窑洞里创作。

1939年春，冼星海创作了他在延安的第一部作品《生产大合唱》，这是一部在民歌与民间歌舞基础上创作的声乐套曲，于3月21日在陕北公学礼堂预演，当即获得成功。紧接着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洞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于3月31日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作曲。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礼堂，由抗敌演出队第三队首次演出《黄河大合唱》，邬析零指挥。首演后引起巨大反响，迅速如星火燎原般传向全国，成为抗日救亡的号角。

1939年夏冼星海指挥“鲁艺”合唱团排练《黄河大合唱》

1939年5月11日在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时，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并为鲁艺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刘少奇的题词是：“为大众文艺的创作而努力”，陈云的题词是：“抗战建国中的一支大力量”。在当日庆祝晚会上，冼星海指挥10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

周恩来虽然因公在外未能参加纪念大会，但他对鲁艺是十分关心的。在一次听了鲁艺集体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后，他亲笔题赠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这些题词既是对鲁艺工作的勉励，也是对革命文艺工作的导向。因此，鲁艺的教学特别重视政治思想课和文艺理论课。

鲁艺教育的课程从总体上看由3部分组成：政治教育、文艺思想教育和业务教育。在教学安排上，鲁艺规定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是全校各系共同的必修课，课时安排几乎占总学时的四分之一。业务教育分业务知识教育和业务技术教育，业务知识教育以“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新文艺发展状况为主，还包括世界革命文艺、苏联文艺与解放区文艺的各部门状况以及中国革命文艺各部门作家与作品的研究等，实际上也渗透着革命文艺思想教育。

除此之外，鲁艺与全国其它艺术学校比较起来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参加劳动。这一方面是为了克服边区生活困难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改造知识分子自身思想感情的有效方式。当时鲁艺规定所有师生每周劳动2～3天，其它为教学时间。通过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学校自身的经济困难，同时也锻炼了师生，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

冼星海（前一）参加生产劳动

鲁艺师生在开荒中野餐

鲁艺师生在纺线

鲁艺师生纺线织衣，自给自足。

鲁艺生产模范合影，后排右起第二位华君武

1939年夏，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抗日前线，坚持华北抗战，开展国防教育。鲁艺抽调师生90余人组成华北大学文艺部，由沙可夫任部长，吕骥任副部长。出发前毛泽东来到鲁艺为学员作报告，说：“当年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给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一样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你们到前方去就不要怕困难，不要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艰苦而麻烦的工作。”

在沙可夫离任期间，由赵毅敏副院长主持鲁艺日常工作。

位于延安城东川5公里处的桥儿沟天主教堂建于1934年，高25米，宽16米，是一座欧洲哥特式建筑。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里曾做过中共中央党校的校址，教堂是党校的礼堂。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39年初中共中央党校迁至延安城北小沟坪。1939年8月2号党中央觉得这所教堂非常适合排练和演出，于是就把鲁艺从延安城北门外整体搬迁到这里。图为鲁艺新校址—桥儿沟天主教堂外貌

鲁艺新校址大门，门口悬挂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校名

1939年11月28日，根据中央的决定，留在延安的鲁艺部分师生恢复鲁艺，任命吴玉章为院长。

图为吴玉章在鲁艺给全院师生作报告时的情景

周扬任副院长，主持鲁艺的日常工作

鲁艺的正规化教学和发展

1940年4月，鲁艺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的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和目标，鲁艺在总结过去两年文艺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和教学机构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制定了趋于正规化和专业化的教学计划及其实施方案，进入了正规化教育阶段。

修订后的教学计划明确规定，鲁艺教育的基本要求为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以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教育的具体目的，为培养适合于抗战建国需要的文学艺术之理论、创作，组织有某种技术专长及其具有历史知识与艺术理论修养的人才；教育精神为学术自由，各学派学者专家均可在院自由讲学，并进行各种实际艺术活动。此外，明确从第四届学员开始，鲁艺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各专业的学制一律改为3年，以保证学员在校能够得到较全面、系统的艺术教育。

1940年6月，毛泽东为鲁艺题写了校训。

1940年7月，朱德视察鲁艺，向全体师生作了题为《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艺术工作》的报告。

朱德在给鲁艺作报告时就如何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时谈了他的观点，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一个政治家。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艺术家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并且，“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他不应当站在群众之外，而应站在群众之中；不应当是旁观者，而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除此之外，朱德还希望艺术工作者学习军事，“因为我们生长在伟大的武装斗争的时代，不但因为要表现这个斗争必须具备军事知识，而且你们也应当，也可能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的工作。”

1941年3月，鲁艺再次发动教职学员全面地检查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对教学体制和组织机构方面做了大规模调整，主要是对各专业的教学、研究、创作和演出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组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4个专业部以及教务、编译等4个行政职能处，使鲁艺进一步纳入正规化、专门化的教学轨道。

转入正规化教学的音乐系，以冼星海、吕骥等一批卓越的音乐家为领军，大力提倡中国新兴音乐的理论提高与加强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研究工作，汇集了李焕之、瞿维、寄明等音乐人才，他们用音乐来提高抗战时期的文化生活水平，宣传群众，服务抗战，他们创作并演唱的《生产大合唱》和《黄河大合唱》获得巨大成功，将延安抗战歌咏运动推向高潮。

1939年春，鲁艺在音乐系的基础上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1年2月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以陕甘宁边区为核心，辐射至各抗日根据地。1940年至1942年共计搜集民歌2000余首。

1940年7月15日，鲁艺以音乐系为主成立了音乐工作团。其主要任务是研究音乐理论、普及及音乐知识和举办音乐会。1942年1月21日，在边区参议会礼堂，鲁艺师生共同演出了由郭沫若作词，吕骥作曲，李焕之指挥，寄明伴奏的大型合唱音乐作品《凤凰涅槃》。当时伴奏的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周恩来把它转赠给鲁艺，这也是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

鲁艺音乐团在街头为群众演出抗战歌曲

《黄河大合唱》乐队伴奏

1939年春夏之交，为了研究京剧如何为抗战服务，鲁艺成立了旧剧研究班。同年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鲁艺成立了剧组。1940年4月5日，鲁艺以研究、改革京剧为宗旨，成立了鲁艺平剧团。为能演出古戏，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人把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得的车马费共计2000元全部捐出给鲁艺购买“戏箱”。

1940年元旦起，《日出》在延安正式公演，一连演了12场，非常成功。此后，一批名作家的作品和一些外国名剧如果戈里的喜剧《婚事》《钦差大臣》，契诃夫的《蠢货》《纪念日》《求婚》，苏联名剧《钟表匠与女医生》《海滨渔归》等陆续出现在延安的话剧舞台上，影响和推动了延安话剧活动的深入开展。

平剧院演出《四郎探母》

中央党校俱乐部新编京剧《逼上梁山》

鲁艺实验剧团演出话剧《带枪的人》

青年艺术剧院演出话剧《雷雨》

正规化教学期间，鲁艺文学部的力量得到加强，周扬、沙汀、严文井、陈荒煤、舒群等先后担任系主任，教员有周立波、箫三、箫军、曹葆华等当时已经知名的文艺家和诗人，他们创办文学刊物《文艺战线》《草叶》及诗刊、墙报等，提携和培养了诸如贺敬之、李季、郭小川等一大批新中国年轻的诗人、文学家。他们按照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指引，与战士、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广大人民群众火热、丰富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将之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据统计，文学系仅1941年5月至1944年6月在延安报刊上发表的各类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就达330篇。

1940年5月，茅盾与家人由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前往拜见，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与茅盾畅谈《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毛泽东对茅盾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遵照毛泽东的建议，茅盾搬到桥儿沟住鲁艺东山的土窑洞里。期间，他应鲁艺全院师生邀请讲授文学课。每个星期他都要骑马进城两三次去参加延安的各种学术讨论会、哲学座谈会和中宣部组织的各种报告会。1940年10月上旬，鉴于茅盾的特殊影响和作用，中央特地安排他前往重庆参加国民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茅盾到重庆不久，就以延安的这段生活为题材，发表了散文《白杨礼赞》《风景谈》《记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文章巧妙地以景写人，以物言志，深情地描绘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积极向上的生活。

图为茅盾给鲁艺学员讲授《市民文学概论》课

鲁艺美术系汇集了江丰、陈铁耕、华君武、胡考等活跃于上海等地的左翼木刻家和漫画家。他们于1940年前后先后来到延安鲁艺，他们带来了鲁迅所大力倡导和精心培育的中国新兴木刻，带来了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艺术传统和创作经验，形成以木刻为主，漫画、雕塑为辅的画种结构，引导和培育出一大批青年木刻家、漫画家和雕塑家。

鲁艺美术工场位于鲁艺的西山上，是在美术系基础上成立的主要进行研究与创作。负责人先后是钟敬之、江丰等人。美术工场创作了中央党校礼堂上的毛泽东浮雕像、胸像、中共七大会场马恩列斯浮雕像等许多优秀作品。

鲁艺王朝闻在鲁艺美术工场做雕塑

鲁艺美术系雕塑组在翻石膏

1940年延安战地写生队写生画展，右起：许诃、力群、蔡若虹、马达、华君武、吴咸、王荻地、王式廓、陈布文。

1941年延安鲁艺。前排左起：王式廓、马达、胡考、华君武、胡蛮；后排左起：蔡若虹、王曼硕、力群、江丰。

抗日漫画巡展

1941年8月，全国美协陕北边区主办美展，其中大部分展品是美术部师生的作品，图中右起：江丰、古元、焦心诃、力群。

1941年当时兼任鲁艺院长的吴玉章（右一）接见教职员，左一为华君武。

从“小鲁艺”到“大鲁艺”的转变

鲁艺新的教学计划的贯彻执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具体实施中也产生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偏向。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作家周立波回忆说：“我们和农民，可以说是比邻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窑洞，但我们都老死不相往来，而且这样的文化在当时的延安，不单鲁艺有好多，别的文艺团体，也不在少数……”。曾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作家严文井后来也回忆道：“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艺术家。农民当然不在我们眼下的……我们有的人坐在窑洞里，就写自己五年以前，或十年以前的爱情。”

事实上，鲁艺前后两年左右的教育和实际严重脱节，仅仅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问题。“延安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界，还有“暴露”与“歌頌”之争，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问题等等。一句话，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去，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非常重视鲁艺的引领作用，1942年4月，他专门约见多名鲁艺师生座谈延安文艺问题。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鲁艺共有49人参加了会议，占会议代表的近半数之多，足见鲁艺在延安文艺界中的地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出文艺与工农兵结合，与时代结合，并在普及基础上进行提高的文艺方针。

5月30日，毛泽东再次来到鲁艺为师生作了重要讲话。他针对鲁艺一度出现的“闭门提高”和脱离实际的现象指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要到“大鲁艺”去，到工农兵群众火热的生活中去学习，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久，鲁艺认真组织学习了《讲话》精神，为做好贯彻落实，鲁艺专门抽调师生开展“七月宣传”活动，下工厂和农村去巡回演出，实践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后，鲁艺师生空前活跃，教学和创作实践出现了新景象：作家、艺术家们纷纷打起背包，下农村、去部队，向民间学习，向人民大众学习，利用各种民间形式，旧瓶装新酒，推陈出新，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人民大众生产、生活的喜闻乐见的作品。如秧歌剧《兄妹开荒》《二流子转变》《挑花篮》等。从此，群众性的广场戏代替了舞台剧，延安文艺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阶段。

毛泽东、朱德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留念

1943年2月5日，延安各界两万多军民聚会，举行春节联欢活动。鲁艺教师王大化、学员李波表演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非常受群众欢迎，毛泽东看了演出后说：“这才像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嘛！”

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表演划旱船。由于鲁艺秧歌队表演的秧歌和节目内容贴近群众生产、生活，演员表演艺术性又高，群众非常爱看，走到哪里，群众跟到哪里，秧歌队被群众亲切地称呼为“鲁艺家的”。

1943年春节，延安鲁艺秧歌队在边区政府门前表演《歌唱南泥湾》。

青年剧团在街头演出

文化沟广场各单位秧歌队演出盛况

美术家们也认真领会《讲话》精神，与党的时代方针紧密结合，创作内容更加丰富，更加贴近人民大众。像古元的《马锡五调解婚姻诉讼》，彦涵的《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等。力群、古元、彦涵等人的作品被周恩来带到重庆，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在重庆参观完全国木刻展之后，在《新民报》上发表文章，热情称赞古元是“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

1943年4月，鲁艺并入延安大学，组建延安大学鲁艺文艺学院，简称“鲁艺”。

延安新城延安大学新校址

延安新城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新校址

1944年，延安鲁艺演出“粮食”。

1944年冬，鲁艺在新秧歌运动的基础上，开始集体创作大型歌剧《白毛女》。该剧是根据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改编而成的，主要编剧为贺敬之和丁毅。1945年6月10日，鲁艺首次为“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之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群众的意见，歌剧《白毛女》被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很快传遍了各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白毛女》还被译成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语言，在世界多个国家的舞台上演，成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一个经典力作而永载史册。

《白毛女》剧照

抗战胜利后的鲁艺及历史贡献

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鲁艺陆续开始告别延安，奔赴各根据地和解放区。

1945年9月，延安文艺界（含鲁艺部分人员）奉命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于9月2日出发，奔赴东北解放区，后全体转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春电影制片厂）。

1945年9月，延安文艺界（含鲁艺部分人员）奉命组成华北文艺工作团，9月20日出发，奔赴张家口市，全团转入华北联大文学院。北平解放后，1950年全团转入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

1945年11月中旬，党中央决定延安大学各学院（包括鲁艺）奔赴东北解放区办学。由校长周扬和沙可夫带领迁离延安。行至河北境内时，因东北战局变化，迁校队伍到达张家口与华北联大汇合。周扬、沙可夫留任华北联大。鲁艺队伍在张庚和吕骥的带领下，继续向东北进发，于1946年8月到达佳木斯，成立东北大学文艺学院，后改组为四个鲁艺文工团和一个音乐团。1948年沈阳解放后，改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以鲁艺各系为基础，又组建了鲁迅美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和东北人民艺术剧院。

鲁艺迁校后，在延安设有留守处处理未了事宜。1946年7月，中央管弦乐团成立，留守处人员全部合并至该乐团。至此，鲁艺在延安、在桥儿沟结束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1945年9月，由舒群、田方率领的“东北文艺工作团”成员。出发前在延安“鲁艺”校门前合影。

1945年9月，延安文艺界组成由艾青、江丰率领的“华北文艺工作团”成员。图为“华北文艺工作团”出发前在延安“鲁艺”校门前合影

从1938年到1945年，鲁艺在七年半的办学过程中，共开办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五届，培养学生685人（不含短期培训人员）。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

解放后，鲁艺师生们带着在延安形成的文艺观念和文艺经验，先后随军进入全国各主要城市，从事各项文艺工作。他们像种子一样洒遍了全国，并在全国各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和坚强骨干，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鲁艺旧址的保护和鲁艺精神的传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桥儿沟鲁艺旧址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遗迹，得到有效保护。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鲁艺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3月，陕西省政府、延安市政府决定依托鲁艺旧址实施延安鲁艺文化园区（中国革命文艺家博物馆）项目。该项目是陕西省30个重大文化项目之一，包括核心遗址保护区、延安文艺纪念馆区、东山革命文艺家个人馆区、西山艺术家实践体验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5个部分。项目定位是：成为一个活的当代中国文艺和革命文艺史的课堂、一个集中国革命文艺家和共和国文艺领军人物之大全的博物院，全国唯一的革命文艺家博物院。

2020年5月23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8周年之际，位于延安鲁艺旧址后面200米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供人们参观、学习。图为纪念馆外貌

鲁艺东山旧址已为鲁艺院领导沙可夫，文学家茅盾、丁玲、周立波，音乐家冼星海、向隅、唐荣枚、安波、马可、瞿维、寄明、贺敬之，美术家蔡若虹、彦涵、胡蛮、石鲁，表演艺术家田方、于蓝，曲艺家韩起祥，农民歌手李有源，陕西著名作家柳青、杜鹏程、李若冰建起了个体馆。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抗战胜利后，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解放战争后期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任陕西省中共长安县委副书记，后辞去副书记职务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14年。“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是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

杜鹏程（1921—1991）原名杜红喜，曾用笔名司马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21年农历3月28日出生于陕西省韩城县夏阳乡苏村。1938年奔赴延安，先后在八路军随营学校、鲁迅师范学校、延安大学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在西北野战军任随军记者，转战大西北进军新疆。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集《年轻的朋友》等。

李若冰（1926年10月—2005年3月）笔名沙驼铃、李丹人，曾用名杜徳明。陕西泾阳人。1938年10月参加延安抗战剧团，194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1945年毕业后历任中央宣传部助理秘书，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1950年5月从西北军区政治部转业到西北文联，同年冬天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1953年6月调回西北文联创作室（1954年改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9月至1956年初，兼任西北石油管理总局酒泉地质勘探大队副大队长。“文革”期间被迫搁笔。1979年2月当选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后历任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并兼秘书长，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文物厅厅长、党组书记，陕西省文联主席。所作《在勘探的道路上》《柴达木手记》《塔里木书简》等作品为祖国石油工业树起了一座丰碑，1993年被青海油田授予“特殊贡献奖”，1999年中国石油文联授予首届“中华铁人文学贡献奖”，被誉为“石油文学的奠基人”和“西部文学的开拓者”。

马可（1918—1976）江苏徐州人，1935年参加“12.9”运动，1937年底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赴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任教，1945年11月赴东北，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室主任、歌剧系主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音乐室主任。1964年参与筹建中国音乐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代院长兼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1976年病逝于北京。

马可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在歌曲、歌剧、管弦乐、戏曲音乐、电影音乐等方面创作了600余首（部）音乐作品，在民族音乐、戏曲音乐、歌剧音乐、冼星海研究方面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及著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蔡若虹（1910—2002）原名蔡雍，笔名张再学、雷蒙、雷萌，著名美术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

1910年1月26日出生于江西九江市，自幼爱好诗词、绘画。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火炬画报》上发表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画。1930年秋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次年毕业后参加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1936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8年10月离开上海辗转赴延安，1939年5月起先后任鲁艺美术系教员、系主任。1945年随鲁艺文艺工作大队到达张家口，先后任北平《解放三日刊》、《晋察冀日报》美术编辑，后调入《人民日报》并进入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副局长、中国美协副主席，1957年任美协党组书记，长期主持美协工作；1976年起先后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院领导小组成员、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美协顾问等职，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5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向隅、唐荣枚，均为湖南长沙人，早年同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音乐。1943年结为夫妻，并一起投身于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放弃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相继来到延安，参与创办鲁艺音乐系。向隅历任音乐系教员、研究室主任、代系主任、副系主任、鲁艺实验剧团音乐顾问、“星期音乐学校”校长。1945年参加歌剧《白毛女》作曲并担任指挥。代表作品有歌剧《农村曲》、歌曲《红缨枪》、《歌颂毛泽东》等。

唐荣枚担任鲁艺的声乐指导和音乐系教员，常在各种集会、晚会及重大演出里担任独唱。代表演唱曲目有《延安頌》《黄河怨》，苏联歌曲《夜莺》等，被赞誉为“延安夜莺”。两人都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5年向隅夫妇前往东北参与创建东北鲁艺，1949年参与接管上海音乐学院。后长期在音乐界担任领导职务。

瞿维（1917—2002）江苏常州人，原名瞿世雄，中国著名作曲家、原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935年在上海、湖北宜昌等地，以音乐为武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0月受邀赴陕西宜川第二战区民族革命艺术学院担任音乐系主任。1940年2月赴延安鲁艺任教，沟任音乐工作团研究科长，歌剧《白毛女》主要作曲者之一。

寄明（1917—1997），1937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曾在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委员会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就职，她以《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为教材，在鼓舞全民抗战的歌咏运动中贡献了青春的热血。1938年8月，辗转到达延安，取“寄希望于明天”意，改名寄明，是当时延安的第一位钢琴演奏家。

1942年共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6年后，瞿维、寄明夫妇先后赴华北、东北等地参加土改运动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分别在电影音乐、交响乐、声乐创作自己培养人才等方面，奉献了毕生才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2018年4月10日，纪念鲁迅艺术学院成立80周年大会在延安鲁艺旧址召开。此次活动的主题为“永远的鲁艺”，活动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等共同主办，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延安革命纪念地管理局、延安鲁艺文化园区共同承办。活动的目的在于学习和传承鲁艺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艺校友、艺术家及各界代表出席会议。纪念仪式上，鲁艺老校友、来自全国的知名艺术团体和艺术家们一起在鲁艺旧址广场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这些文艺节目都是由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作品。纪念会和文艺节目之后，参加大会的各位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鲁艺校友、传承单位等有关人员移步到鲁艺西山共植鲁艺纪念林。

2019年10月18日中央音乐学院向鲁艺致敬“未来音乐会”3D音乐中国十二生肖成功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