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炬才的美篇：军营二十年

闲云野鹤

七、人生舞台

我未料到，在部队期间，我会和文艺结下不解之缘。

就我本身素质来说，根本不是搞文艺的料，身材中等偏下，长相平平，嗓子喑哑，不知“多、来、米”，只知“一、二、三”，虽爱读文学作品，但从文艺起步，并小有成就，却是始料未及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当时，部队坐落在确山县城西北边的一个军营内，部队纪律极严，营房是不能轻易外出的，当时一个连队也就四个外出证，所以，想到确山县城一趟，相当困难。因为外出很少，加之”文革”初期，上级规定“军队不准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外面的世界怎么样，运动发展到什么程度，知之甚少。只是从在县城上班的干部家属中传出来一些零星消息，某某的辫子被剪了，县剧团的戏装被一把火烧掉了等一些破四旧的信息。战士家中也不断传来某某父亲是走资派，已经被打倒了等等。

军队和地方完全隔离是不可能的，说军队不介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早就介入了。于是，根据上级指示，炮二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应运而生了。我由于在团里搞联欢会时演过对口词，便也入选，当了一名宣传队员。

你还别说，时间不长，还真搞出了一台像模像样的节目。于是，我们下农村，进工厂，到兄弟部队慰问演出，最后竟得到了武汉军区的调演，调研结束后，又代表武汉炮兵，在武汉三镇也着实的风光了一阵儿。

后来，宣传队简直成了师政治部的喉舌，在驻马店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和后来各县成立革委会时，总是由领导带宣传队前往祝贺，几乎踏遍了驻马店的山山水水，炮二师也名扬中州。宣传队也被誉为驻马店地区的“样板戏”，连确山县剧团拍“智取威虎山”彩排时，也请宣传队的几名“导演”前去审查一番。我自然也在被邀之列。

1968年8月7日，是河南“二.七”公社（河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成立半周年纪念日和郑州警备司令部的入城式。我们8212部队也作为河南“支左”的一面红旗，自然也是要参加的。这个任务就由宣传队来承担。

入城式大游行时，游行的组织者作为对解放军的热爱，将我们的车辆排在了最前面。八月份，正是河南的秋老虎季节，酷热难当，我们虽只是在车上坐着，仍热得满头大汗。沿途群众为怕我们热坏了，往我们的车上搬冰块、送冰糕、送茶水，尤其感人的是沿途围观的的老大娘、老大爷们，还没等我们的车子停稳，就用扇子朝我们使劲的扇，尽管他们也热的满头大汗。我们无以回报，只有使劲的高呼“向二七公社学习”！“向人民学习”！“毛主席万岁”等口号，以表达当时的心情。

近8个小时的游行结束了，我们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但大家兴奋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记得那晚议论了很长时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造反派。

我们在郑州演出了18天。

演出单位由我们炮二师宣传队，空军轰炸师宣传队和河南省文艺界造反委员会下辖的省话剧团、歌舞团、说唱团、戏校等组成的宣传队共同组成。

当时的文艺界思想是相当活跃的，由于“左”的思潮泛滥，他们也自诩自己是最革命的，并且以他们是省会的造反派自居，对各地的文革形势也经常指手画脚，我们这些常年待在军营的大兵，哪见过这种场面。但18天的接触，18天的耳濡目染，竟使我们这些只知道舞刀弄枪的大兵，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师里的支“左”政策说三道四，甚至发展到不顾师政治部的劝告，9月4日，开着宣传车，放着高音喇叭到确山县城支持了另一派群众组织。后来，宣传队把这一天称为“黑色的9月5号”。

部队内部的的混乱必然导致地方形势的混乱，这是规律。

9月5日，部队原来支持的一排，召集了几千名群众，包围了师部大楼，非要个说法不可。并且动用了炸药包、红缨枪等武器，师部大楼的玻璃全部被震碎。

部队完全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支持“左派”的呼声响彻了军营。建制完全被打乱，战士们纷纷自动组织起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凡是干部，统统靠边站，对于不同观点的，统统“修理”，师长、政委也下落不明。无政府主义严重泛滥。要不是军区及时派人来稳住了局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事件发生的当天，宣传队不在军营。

9月4号下午，“洛阳红灯记兵团”（洛阳8.16造反派组织）宣传队到炮二师慰问演出，我们宣传队接待了他们。当晚，我们还在院里开了联欢晚会。第二天他们要到158部队（和我们师支“左”观点不一致）去慰问演出，政治部为了搞好和兄弟部队的关系，让我们宣传队陪同前往，并同台演出。而“9.5事件”就是在宣传队出发后一小时才发生的。

“9.5事件”后，从领导到战士，都把责任推倒了宣传队头上，说是由于宣传队上街表态后引起的。更有甚者，说“9.5事件”是宣传队指挥的。

实事求是的说，因为当时部队中对确山的两派群众组织的不同认识，早已产生了两种观点，即使不出现“9.5事件”，也会出现其他事件。两个团之间不是曾经因为观点不一致而弄的剑拔弩张差点儿发生火并吗！

当时，宣传队的无组织、无纪律，严重的违反了部队要保持高度稳定的大局，不管主观愿望如何，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极坏的作用。说“亲自指挥”虽系子虚乌有，但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却是不可推卸的。

宣传队终于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

由于宣传队自身形象的原因，它已不能担负起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任务，它的归宿只有一个———解散。

记得解散的那天，大家都哭了，都委屈而又无可奈何的哭了！

多好的集体呀！曾经南下北上，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呐喊，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处奔波。农村的泥巴地上，流下了我们的汗水，迎来了农民兄弟的笑容；工厂的工地上，回荡着我们的歌声，鼓舞着工人老大哥“抓革命，促生产”的斗志；学校的课堂里，荡漾着解放军与师生的笑声。这些，都曾经使我们激动过、自豪过，也曾经因为是宣传队中的一员而骄傲过、陶醉过。

而现在，宣传队却要解散了。既不甘心、而又无可奈何。

我们都带着许多迷茫和遗憾，又回到了各自的岗位。

后来，又几次参加宣传队，但身份已不是一般的演员了。而是作为领导者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