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意肖像摄影鼻祖：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

王坚敏

　　伟大的画意派肖像先驱、英国女摄影家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由英国画家George Frederick Watts所绘。

　　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是一位不可忽略重要人物。这位英国妇女在48岁时才开始自己的摄影生涯，虽然仅仅从事摄影11年，却在人像摄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1815~1879 ，英国）是摄影史上的传奇人物，也是早期最为重要的女性摄影家，以抓住模特个性的柔焦人物像著称。她还拍摄带有寓言或宗教意义的舞台照片，类似拉斐尔前派的画作。

卡梅隆夫人出生于印度的加尔各答，但她是一个血统纯正的英国人，出身贵族，从小接受优越的教育，自幼在语言，音乐艺术方面都禀赋出色。

1848年卡梅隆夫人回到英国。1863年在她48岁生日的时候，她女儿送了她一部相机作为生日礼物。用意是排遣她的孤独感。“母亲，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有趣。在你在Freshwater一个人生活时，尝试一下拍照”，她女儿还附加了一句话。

命运之神让她与摄影相遇，让她的名字铭刻在摄影史上。她沉寂多年的对艺术的爱好，在此时此刻被全然唤醒，“相机越来越激起我内心原有对美的爱好。它在我手中，已经变成一件有生命的东西，具有声音、记忆和创造力。”

就此，卡梅隆便开始了她的摄影生涯，“我把我家的煤房改造成了暗房，把我送给我孩子的一个玻璃鸡舍改成了我的玻璃房！”

卡梅隆对摄影陷入到痴迷的程度。

在维多利亚时代，摄影是由男人主导的领域，人们大多将摄影视为科学而非艺术，大多数人的目标是精准，没有艺术和情感的表达。

丰饶的家庭土壤滋养她成为了一个高雅的文艺女青年，或许正是贵族的傲慢与清高成就了她后来不顾众人的非议，一路坚持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卡梅隆离经叛道地挑战这些传统观念：使用舞台布景来拍摄的宗教和文学场景；让照片失焦、采用当时难以掌握的湿版照相法，用摄影来尝试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

短短11年的摄影生涯，她拍摄了大量精彩的人物肖像作品。当时英国许多名流贵族都是她照相工作室的常客。她的模特也不乏有名的艺术家、文学家，包括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达尔文、约翰• 赫歇尔爵士、玛丽•斯帕塔里（Marie spartali）、艾伦•泰瑞（Ellen Terry）、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和瓦茨等。她坦率开放，十分后现代。

她的肖像作品不同于当时主流的肖像摄影对于清晰的追求，她喜爱柔和的、模糊的人像效果。这种模糊的效果往往更有助于表达被拍摄对象的内心活动和性格。

卡梅伦夫人最关键的一步是建立了审美效果的基础，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一种拍摄方式和主题选择的艺术标准。

卡梅伦夫人的艺术体现出来的是对于现代技术权威的“胜利”，也表明了一位摄影师的历程首先要远离最基本的摄影惯例。

当时英国拉斐尔前派的几位艺术家都是她的座上客，后人把他们这个时期的摄影作品看作是当时贵族摄影的一个代表。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拍摄的作品也仅仅用于朋友间的欣赏交流。但恰恰是这样的态度使得他们的作品成为了对摄影艺术最为原始的探索。

她同当时英国著名的摄影家奥斯卡·古斯塔夫·雷兰德、刘易斯·卡罗尔等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往来。她的许多作品中明显带有宗教意味也恰恰反映出她也受到了当时英国艺术界拉斐尔前派的影响。

　　著名科学家赫歇尔爵士 Sir John Herschel 1867

卡梅隆为Herschel拍摄的《赫歇尔爵士影集》也被后来的英国政府视为国宝，珍藏于英国国立画像馆中。

大卫王习作 Study of King David 1866

　　书籍封面《站在那里！她喊道，坚定不移的摄影师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

　　肖像摄影师

从摄影史的角度看，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的拍摄标志着人像摄影的开始。还不止这些，她还是理查德·阿维登（Richard Avedon）和史蒂夫·麦考瑞（Steve McCurry）这样的人像摄影师的鼻祖（让肖像呈现出艺术品味的摄影风格）。实际上，她也是第一个引入柔焦技术的摄影师。她那些略显失焦的肖像是用火棉胶玻璃底片做成的，被同时代的人认为是技术错误。不管如何，茱莉亚更像是一个影像创作者，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摄影记录者。通常她会从完成后的火棉胶作品上擦掉一些区域，或者用墨水在作品上涂抹。她没有遵循传统的方式制作照片，而是以各种方法进行尝试效果，这使得她的每幅作品都与另一幅不同（虽然拍摄的是同一事物）。

　　1866年2月21日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伦与亨利·科尔爵士的通信。亨利·科尔爵士在1865年为卡梅隆举办了她人生中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博物馆展览。

　　“在不该洗的时候洗出来的照片”

当时正处摄影史上所谓的“湿片时代”，卡梅隆使用当时复杂，难以掌握的湿版照相法等方法拍摄。

有人对此嗤之以鼻，“照片模糊破裂、脏兮兮、看不清，有时候甚至没法看，这些照片几乎全都在不应该被洗出来的时候出现了。”

她说这是她故意的。

留下缺陷，就像你在化学实验品使用过程中留下的斑点和漩涡，亦或是像湿盘子留下的印记。这些都是其他摄影师会避免的失误，她所做的似乎只有接受、至少是保留它们。

埃伦·特里（Ellen Terry），1864年

16岁的莎士比亚女星埃伦·特里（Ellen Terry）在她结婚后不久，朱莉娅给她拍的照片。

　　“从第一刻起，我小心翼翼、充满感情地调弄着镜头焦距。这台相机在我手中，已经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具有声音、记忆及创造力。”

——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玻璃屋手记》

在具象摄影当道的历史中，不乏制造梦幻的“另类”大师，但很难想象，英国“业余”肖像摄影家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便开创了一种“非传统”的美学典范，为后世留下了伟大的艺术和精神遗产。

从48岁开始、短暂而辉煌的12年摄影生涯中，卡梅隆夫人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她从未宣扬过自己的摄影理念或观点，只是安于拍摄个人审美范畴内的肖像照。

她极擅长捕捉人物蕴含于表象中的神韵，展现他们内在的精神气质，近身像或特写、神话和圣经中的人物群像常常是她表现的主题。这一切仅仅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而进行的。

天然和自发性，这大概是卡梅隆夫人创作中最难能可贵的天赋和品质。她在创作时会故意延长曝光时间以增强动感，有时则刻意不将焦点合在实处，甚至在镜头上涂抹油脂来实现一种强烈的虚晃感，仅仅因为那是她眼中的完美画意。这种独特的创作手法被世人沿用至今。她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少女、儿童或者老者总是焕发出令人动容的精神气场，神似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笔下的素描人物，并具有一种印象主义的朦胧质感。

然而卡梅隆夫人的这种拍摄手法在当时并不为业界认可，她因此成为了一个主流之外的“业余”摄影家。甚至有专家误将她刻意为之的创作手法当作是技术上的失误。英国当时的《摄影杂志》甚至用讥讽的口气评论道：“卡梅隆夫人要是先学会了使用照相机，或许会拍得好一点”。

但她的朋友，著名科学家赫歇尔爵士（Sir John Herschel）却认为卡梅隆的作品真正刻画了人物的心灵，他写道：“您的水泽仙女真是一幅宛如深浮雕般的杰作，她羞怯却精神焕发，所具有的生命气息让她在相纸上砰然欲动。这正是您个人的独特风格。”

直到卡梅隆夫人去世之后，她的作品才受到真正的重视，这正是因为她的作品展现出的维多利亚时期人类灵魂的魅力和纵深之美。

卡梅隆夫人的摄影无疑受到了当时旨在复兴绘画艺术的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的启发，因为她可谓是将反风格主义（Mannerism，或译作矫饰主义）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同时，她无意中开创的美学典范也反哺了诸多后世艺术家和肖像摄影师，带来了极大的启示。

但最为重要的是，她的摄影之道揭示出艺术创作的真谛。就如抽象派绘画大师马克思·罗斯科在《艺术家的真实》中提到的，“我们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技巧有多么少，而技巧在填补真实艺术创作动力匮乏时，是多么于事无补。”罗斯科还提到，“关于技巧，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评价，即‘越少就是越多’。”也就是说关于艺术，更多的是一种理念的表达而不是技巧的炫耀，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摄影。同时，只要能维系一种纯粹，艺术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更多是一种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可以说卡梅隆夫人凭借个人实践所努力证明的这种精神无疑是才是她留给现代摄影人的伟大遗产。

“邋遢”的失焦

卡梅隆夫人的摄影作品，具有散焦的特点，并常在冲洗照片时加入刮擦、污点等痕迹。这些在当时看来打破常规的摄影技巧并未受到所有人的认可。

这种拍摄方法几乎不在意拍摄精度。那个时代曝光时间要十多分钟，这个过程中模特稍微一动，都会让照片模糊，那时可没有专业模特。

有批评家认为她“成为第一位把失误化为成功的人。”而这些“失误”是否就是她刻意为之？

她的回答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当镜头聚焦到我觉得非常美丽时，我就停下了，而不是像其他摄影者那样旋转镜头继续对焦。"

梅·普林斯 May Prinsep as Beatrice 1866

梅·普林斯 May Prinsep，英国著名的普林斯家族成员，是卡梅隆姐姐的养女。May时常造访她的宅邸，并因此成为了她最著名的模特。May在那里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并与自己后来的丈夫Hallam Tennyson的家族结缘。

希腊女诗人萨孚 Sappho 1865

　　希腊女诗人萨孚 Sappho 1865

水泽仙女 The Mountain Nymph Sweet Liberty 1866

　　戴帽子的约翰·赫谢尔爵士，1867年4月

科学家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爵士是茱莉娅一生的朋友，也是蓝晒印相的发明者。两人之间的频繁的摄影交流是茱莉娅学习摄影的理论源泉。

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朱莉娅尽力在肖像摄影中捕捉到人的本质。这张照片是诗人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朱莉娅在英国那段时期拍摄。

朱莉娅在英格兰东南部，住所经常被维多利亚时代杰出人物光顾，如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住在他隔壁的是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应他的要求，为他的书“国王之歌”（1856~1885）进行配图拍摄。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茱莉亚的侄女和著名作家，把她的生活和时代写进了小说 “Freshwater”（1929），据作者说，朱莉娅和“女权主义者和名人”组成的圈子是一些古怪而又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事实上，茱莉亚的友善的性格也推动了她的摄影师生涯，她经常摆布她的朋友和熟人进行拍摄，形体动作持续好几个小时。

　　将摄影视为艺术

“我曾渴望捕捉映入眼帘的一切美，这一渴求终于得到了满足。”

没有什么比软聚焦、夸张的闪光和拍摄对象的情感表达更好了。卡梅隆夫人说，“哦，人把心灵敞开多好啊。

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对被摄者的观察、认识、感受和理解中，洞察人物内心深处。看着她的肖像作品，让人感觉似乎和被摄者的灵魂在交流。

她写道：“我渴望捕捉住所有来到我眼前的美，而这个愿望终于得到实现。它的困难反而增加追求的价值。我从一无所知开始，不知道暗箱放在哪里，如何对准焦距……我们这个岛上的农人都很好看。男人、女人、少女和小孩，都成了我喜爱的题材，这是所有喜爱我的照片的人所周知的。”

卡梅隆渴望捕捉的美，或许可以从她为约翰·赫谢尔爵士拍摄人物肖像照时的一个细节中读出一些。

在拍摄前，卡梅隆甚至命令爵士洗头，把头发弄乱，以塑造一种眩晕的错觉。照片中的约翰·赫谢尔爵士疲惫，头发蓬乱。

伦敦科学博物馆馆长克拉克·提姆说，“如果其他人给赫谢尔爵士拍，它可能就是一个正式的肖像，相当生硬。这张照片不是这样。卡梅隆把镜头推得非常近，展现了赫谢尔爵士的个性。”

而当时的《摄影杂志》却嘲讽道：“卡梅隆夫人要先学会了使用照相机，也许会拍得好一点”。正如许多伟大艺术家的境遇一样，百年之后，她的摄影作品的价值被英国人视为国宝，也成为了摄影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英格兰Freshwater的女人

朱莉娅的作品中，妇女和儿童是经常的主题。这幅肖像是来自英格兰Freshwater的一名当地女人。

“从一开始，我就让我的镜头温柔又不失激情。” ——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

　　Virginia Woolf的母亲Julia Jackson

和她同名的侄女、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母亲，Julia Jackson是卡梅伦最喜欢的拍照对象。

什么是焦点，谁可以定义什么才是合规的焦点？“ ——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伦

祈祷的少女 Young Girl in Prayer 1866

等待的我

茱莉亚大量汲取了圣经的故事题材，经常把小孩拍成天使的样子。这幅作品的标题是“等待的我”，拍摄的是她的侄女瑞秋·格尼Rachel Gurney。

Annie Philpot的肖像

Annie Philpot的肖像照，被卡梅隆夫人描述为“第一个成功的摄影作品”。

传说

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是十九世纪最杰出的女摄影师。然而，像大多数艺术家一样，茱莉亚的摄影在她的时代并不被理解。在她最终搬到斯里兰卡前，曾拍摄过1000多张照片。

无题习作 1860年代

　　爱丽丝·利德尔 Alice Liddell 1867

刘易斯·卡罗尔著名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爱丽丝”的原型，利德尔家族的小女儿。

作为一名摄影师，除了拍摄天使般的母亲和孩子，茱莉亚还涉猎了其他主题，她拍摄的一些半裸儿童惊撼了很多人。事实上，茱莉亚的作品影响了很多人，例如Sally Mann，拍摄了很多更具争议的儿童肖像作品。在许多方面，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隆打破了传统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拍摄形象，具有强烈的超时代性。

在那个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Julia Margaret Cameron 拍摄了诸多社会名流。她的作品形式在当时的摄影界有些反传统。一反当时大部分作品追求严肃、刻意、经典的审美风格。

Julia Margaret Cameron 更注重展现人物情绪和灵魂。她所拍摄的人像不再是正襟危坐、面无表情、动作呆板，而是表情丰富、体态柔和自然。整体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和梦幻色彩。

虽然在那个时代 Julia Margaret Cameron 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是随着摄影的发展，其艺术价值被逐渐认可。尤其是她的特写肖像类作品对人像摄影流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即使是在现当代的人像摄影中，Julia Margaret Cameron 的作品仍然是一种典范。

吟游诗人乐队 A Minstrel Group, 1866

哈姆莱特中的奥菲莉亚 1875

天使习作 1860年代

圣·艾格尼丝 St Agnes 1865

莫德 Maud 1875

行佩鲁吉诺礼 After the manner of Perugino 1865

Claud & Lady Florence Anson 1870

Julia Jackson Duckworth 1867

茱莉亚·杰克森·达科沃斯——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画家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的亲生母亲。与卡梅隆同名的侄女，其的肖像是卡梅隆作品全集中最令人动容的，Cameron未将Julia当作一位缪斯女神或圣女来描绘，而是将她展现为一种通俗意义中纯真、美丽、优雅的化身展现出来。

　　玛丽·菲舍 Mary Fisher 1860年代

这位面容忧郁的女子是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阿姨，茱莉亚·杰克森·达科沃斯的妹妹。

扮演碧翠丝的梅·普林斯 May Prinsep as Beatrice 1866

　　用湿版造梦

从卡梅隆夫人的《手记》中来看看她是怎样对待“焦点”这一摄影的简单技术问题：“我在对焦的时候，当影像在我眼中非常美时，我就不再调整到更清晰的焦点。”

显然，她是一位注重直觉，以直觉为出发点的创作者，尤其是她注重人物面孔所浮现的心灵，这才是她唯一要拍摄出来的。

当我们谈论摄影史上杰出的女摄影家卡梅隆时，必须把思考的时空回溯到1851年，那时，司各特-阿切尔(Scott Archer)发明的湿版照相法一般需要五分钟进行摄影曝光，而且拍摄时，要把刚刚涂布好的玻璃感光版用胶棉保持湿度，要是干了，感光版也就作废了。这就是摄影史上的所谓“湿片时代”。卡梅隆正是采取这一照相术进行摄影创作的。

传记作家格拉翰(Janet Graham)为这位早期摄影史上伟大的女摄影家卡梅隆所写的传记是这样开篇的：

“1860年夏天，到英国怀特岛度假的人，常会在淡水湾散步时，遇见卡梅隆这位奇人而大吃一惊。她是个矮胖的中年妇人，脸上、手上、鲜红天鹅绒的衣服上，都沾满刺鼻的显影液黑斑点。她会突然从花丛背后伸出头来，用沙哑的声音命令：请进，来个仪容不朽吧！”

1863年，卡梅隆夫人48岁时，收到一架相机。她在《玻璃屋手记》中写道：

“我的第一部相机是我的女儿及女婿送给我的，他们希望它能帮助我打发在淡水湾独居的日子。这个具有纪念性的礼物，越来越激起我内心原有对美的爱好。从第一刻起，我即小心翼翼、满有感情地调弄着镜头焦距。它在我手中，已经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具有声音、记忆及创造力。”

这位老妇人用这件消遣品，拍摄出了史无前例的优秀人像作品，为摄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她把家中放煤的屋子改成暗室；把装有玻璃窗的养鸡棚改成摄影间。由于她本人有很好的艺术修养，一旦得以通过摄影艺术进行创作，很自然地就有不同凡响的结果。

人物肖像是摄影诞生以后，从传统绘画艺术中“夺”过来的一种艺术样式。尽管有人一再指责“照相只能形似”，但人像摄影家们的创造，打破了这一偏见。

卡梅隆夫人开创的具有“摄魂”魅力的人像摄影，不容置疑地证实了肖像摄影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肖像绘画。

卡梅隆夫人对人物性格有敏锐的观察力，她不仅掌握人物外形的特征，同时还把其内在的性格拍出来。她这种通过人物外形表象而进入到心灵底层的探索，几乎是一种天赋。她是以“特写镜头”表现人物的开创者。

卡梅隆在其《玻璃屋手记》中写道：“当我的照相机前站着这样一位人物时，我的全副精力都落在怎样忠实地纪录被摄者的内在神韵，以及他的外在容貌……这样摄得的照片，其状当如一位祈祷者的化身”。

卡梅隆夫人在为她的对象摄影时，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对被摄者的观察、认识、感受和理解，洞察人物内心深处的机微。特别是她对自己面前的对象有着一种女性或母亲般的挚爱，和对友人的敬重深情。她写道：“我渴望捕捉住所有来到我眼前的美，而这个愿望终于得到实现。它的困难反而增加追求的价值。我从一无所知开始，不知道暗箱放在哪里，该如何对准焦距……我们这个岛上的农人都很好看。男人、女人、少女和小孩，都成了我喜爱的题材，这是所有喜爱我的照片的人所周知的。”（《玻璃屋手记》）

她在自己的“手记”中还记下了每一张照片的拍摄经过及发生的趣事。有时因沉醉于喜悦之中，还写成短诗吟咏。她不宣称艺术观和摄影使命，但从其“手记”中却可以感受她对摄影的独有情愫。

卡梅隆在第二年开始把作品送到展览会上去参展。可是，有的作品画面焦点不够清晰，影像有点模糊。这种技术上的“失误”，在当时的英国摄影界是不能接受的。《摄影杂志》甚至用讥讽的口气批评道：“卡梅隆夫人要先学会了使用照相机，也许会拍得好一点”。

焦点不清晰，可能有好多原因，事实上，卡梅隆夫人有时是故意选用低质镜头，把人物轮廓照得模糊。她还别出心裁，减少曝光，以便在名人脸部造成戏剧性的效果。

卡梅隆所摄《赫舍尔爵士像》，特写的构图、虽老但有神的眼睛、紧闭的双唇、飞起的一头白发和极富特色的眉毛、以及额头深深的皱纹……都表明赫舍尔(J-Herschel)是一位有思想、有性格的人。

卡梅隆用强烈的光比，浓重的阴影把赫舍尔的性格特征强化和突出出来，在当时画意摄影盛行的情况下，乃至今天看来，这都是一幅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佳作。

据说当时卡梅隆的人像作品，使得画家们感到迷惘，因为她的肖像照片，比画家所画的肖像更能把那个时代人物的真实面孔刻划出来。

卡梅隆夫人在她的玻璃屋里拍摄了十二年人物肖像。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些名人、科学家、诗人、画家、发明家、预言家应邀到怀特岛的玻璃屋里做客，并留下一张张不朽的影像。其中卡梅隆夫人为赫舍尔爵士拍摄了一本专集，送给了她心仪的前辈。1974年，美国的一位鉴赏家用五万二千英镑购得《赫舍尔影集》，可是英国政府拒绝签发出口证。因为卡梅隆夫人拍摄的这本影集被视为国宝。于是发起了募捐活动，有四千个团体和个人热烈响应，买回了这本影集，珍藏在英国国立画像馆中。

卡梅隆夫人自23岁起，就随同丈夫在印度加尔各答生活居住。她抚养自己的六个孩子，还领养了五个孩子，同时热衷于慈善事业，从事德文小说翻译和写散文。

1848年她随丈夫退休回到英国，而后定居在怀特岛，直到六十岁时离开了她的“玻璃屋”——那座她拍摄了无数名人肖像的摄影工作室。享年六十四岁。

　　今天，卡梅伦因其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饱含情感的肖像而闻名于世。但在当时，她的柔焦风格却受到许多致力于追求严肃、刻意、经典审美风格的评论家和摄影师的嘲讽。卡梅伦的作品更注重展现人物情绪和灵魂。她所拍摄的人像不再是正襟危坐、面无表情、动作呆板，而是表情丰富、体态柔和自然，整体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和梦幻色彩。

虽然在那个时代卡梅伦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但是随着摄影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其艺术价值被逐渐认可。尤其是她的肖像类作品对人像摄影流派的发展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谈论摄影史上杰出的女摄影家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 1815-1879)时，必须把思考的时空回溯到1851年，即138年前摄影术诞生仅仅12年的时候。那时，司各特-阿切尔(Scott Archer)发明的湿版照相法一般需要五分钟进行摄影曝光，而且拍摄时，要把刚刚涂布好的玻璃感光版用胶棉保持湿度，要是干了，感光版也就作废了。这就是摄影史上的所谓“湿片时代”。卡梅隆正是采取这一照相术进行摄影创作的。

传记作家格拉翰(Janet Graham)为这位早期摄影史上伟大的女摄影家卡梅隆所写的传记是这样开篇的：“1860年夏天，到英国怀特岛度假的人，常会在淡水湾散步时，遇见卡梅隆这位奇人而大吃一惊。她是个矮胖的中年妇人，脸上、手上、鲜红天鹅绒的衣服上，都沾满刺鼻的显影液黑斑点。她会突然从花丛背后伸出头来，用沙哑的声音命令：请进，来个仪容不朽吧！”

1863年，卡梅隆夫人48岁时，收到一架相机。她在《玻璃屋手记》中写道：“我的第一部相机是我的女儿及女婿送给我的，他们希望它能帮助我打发在淡水湾独居的日子。这个具有纪念性的礼物，越来越激起我内心原有对美的爱好。从第一刻起，我即小心翼翼、满有感情地调弄着镜头焦距。它在我手中，已经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具有声音、记忆及创造力。”这位老妇人用这件消遣品，拍摄出了史无前例的优秀人像作品，为摄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她把家中放煤的屋子改成暗室；把装有玻璃窗的养鸡棚改成摄影间。由于她本人有很好的艺术修养，一旦得以通过摄影艺术进行创作，很自然地就有不同凡响的结果。

人物肖像是摄影诞生以后，从传统绘画艺术中“夺”过来的一种艺术样式。尽管有人一再指责“照相只能形似”，但人像摄影家们的创造，打破了这一偏见。卡梅隆夫人开创的具有“摄魂”魅力的人像摄影，不容置疑地证实了肖像摄影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肖像绘画。卡梅隆夫人对人物性格有敏锐的观察力，她不仅掌握人物外形的特征，同时还把其内在的性格拍出来。她这种通过人物外形表象而进入到心灵底层的探索，几乎是一种天赋。她是以“特写镜头”表现人物的开创者。卡梅隆在其《玻璃屋手记》中写道：“当我的照相机前站着这样一位人物时，我的全副精力都落在怎样忠实地纪录被摄者的内在神韵，以及他的外在容貌……这样摄得的照片，其状当如一位祈祷者的化身”。卡梅隆夫人在为她的对象摄影时，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对被摄者的观察、认识、感受和理解，洞察人物内心深处的机微。特别是她对自己面前的对象有着一种女性或母亲般的挚爱，和对友人的敬重深情。她写道：“我渴望捕捉住所有来到我眼前的美，而这个愿望终于得到实现。它的困难反而增加追求的价值。我从一无所知开始，不知道暗箱放在哪里，该如何对准焦距……我们这个岛上的农人都很好看。男人、女人、少女和小孩，都成了我喜爱的题材，这是所有喜爱我的照片的人所周知的。”（《玻璃屋手记》）她在自己的“手记”中还记下了每一张照片的拍摄经过及发生的趣事。有时因沉醉于喜悦之中，还写成短诗吟咏。她不宣称艺术观和摄影使命，但从其“手记”中却可以感受她对摄影的独有情愫。

卡梅隆在第二年开始把作品送到展览会上去参展。可是，有的作品画面焦点不够清晰，影像有点模糊。这种技术上的“失误”，在当时的英国摄影界是不能接受的。《摄影杂志》甚至用讥讽的口气批评道：“卡梅隆夫人要先学会了使用照相机，也许会拍得好一点”。焦点不清晰，可能有好多原因，事实上，卡梅隆夫人有时是故意选用低质镜头，把人物轮廓照得模糊。她还别出心裁，减少曝光，以便在名人脸部造成戏剧性的效果。卡梅隆所摄《赫舍尔爵士像》，特写的构图、虽老但有神的眼睛、紧闭的双唇、飞起的一头白发和极富特色的眉毛、以及额头深深的皱纹……都表明赫舍尔(J-Herschel)是一位有思想、有性格的人。卡梅隆用强烈的光比，浓重的阴影把赫舍尔的性格特征强化和突出出来，在当时画意摄影盛行的情况下，乃至今天看来，这都是一幅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佳作。据说当时卡梅隆的人像作品，使得画家们感到迷惘，因为她的肖像照片，比画家所画的肖像更能把那个时代人物的真实面孔刻划出来。

然而，这幅精彩的肖像摄影作品，焦点虽不十分清晰，并不影响对这个天文家、发明家也是摄影家的赫舍尔的艺术表现。说明艺术作品根本的、重要的是心灵的产物。我们再从卡梅隆夫人的《手记》中来看看她是怎样对待“焦点”这一摄影的简单技术问题：“我在对焦的时候，当影像在我眼中非常美时，我就不再调整到更清晰的焦点。”显然，她是一位注重直觉，以直觉为出发点的创作者，尤其是她注重人物面孔所浮现的心灵，这才是她唯一要拍摄出来的。卡梅隆夫人在她的玻璃屋里拍摄了十二年人物肖像。当时英国社会的一些名人、科学家、诗人、画家、发明家、预言家应邀到怀特岛的玻璃屋里做客，并留下一张张不朽的影像。其中卡梅隆夫人为赫舍尔爵士拍摄了一本专集，送给了她心仪的前辈。1974年，美国的一位鉴赏家用五万二千英镑购得《赫舍尔影集》，可是英国政府拒绝签发出口证。因为卡梅隆夫人拍摄的这本影集被视为国宝。于是发起了募捐活动，有四千个团体和个人热烈响应，买回了这本影集，珍藏在英国国立画像馆中。

卡梅隆夫人自23岁起，就随同丈夫在印度加尔各答生活居住。她抚养自己的六个孩子，还领养了五个孩子，同时热衷于慈善事业，从事德文小说翻译和写散文。1848年她随丈夫退休回到英国，而后定居在怀特岛，直到六十岁时离开了她的“玻璃屋”——那座她拍摄了无数名人肖像的摄影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