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自叙

曾经沧海

家世概述

我的家乡沁县地处上党之北，太行、太岳两山之间，东临襄垣，西接沁源、平遥、祁县，南抵屯留，北与武乡相连。沁县古为赤狄之地，春秋属晋大夫羊舌氏食邑称铜鞮邑，西汉始称县，为铜鞮县，隋升为沁州，因沁河出于境内而名焉。明朝领武乡、沁源两县，民国废州为县始称沁县。1958年并襄垣、沁源、沁县三县为沁县大县，1960年恢复原建制。

沁县地处丘陵区，域内沁河、漳河流过，地下水源丰富，沁县城又称“北方水城”。故而沁县之地水草丰饶，宜种宜牧，是著名的产粮区，号称“上党粮仓”。谚曰：沁县三件宝，瓜籽、鸡蛋、吳阁老。说的就是沁县不仅农产丰富，兼且文化底蕴深厚，出过文化名人。“吴阁老”，名琠，字伯美，是清初康、雍间良相，为官清正，入祀贤良祠，故人称阁老。其实，清县最出名的是“沁州黄”，沁州黄小米产自沁县檀山凤凰台下的“九亩三分”地，由于独特的地脉环境，颗粒肥大而色泽金黄、味道香美，富含微量元素，最是养人的珍品，史称“檀山黄”。吴琠将檀山黄献之朝廷，康熙尝之大悦，赐封为“沁州黄”，列为宫廷贡品，沿袭各代，名扬天下。今市场所谓沁州黄皆非真正的沁州黄，实为沁县、武乡、襄垣一带所产的普通小米，颗粒甚小，但因这一带多红土地，土中富含铁元素，宜种谷物，故小米都普遍好于他地，用来冒充沁州黄，一般人哪能见到少而又少的真“沁州黄”呢？且而今种谷物多施化肥，致使米粒发柴，口感不佳，殊非沁州米原味，更遑论“沁州黄”呢？此是闲话。

一、纷乱年代与家庭的变迁

国家兴则人民安宁，国家纷乱则人民乱离。我的家庭就遭受了抗战前后和文革时期两次痛苦的变迁。

第一次家庭惨变

我老家的村子在城东南四十里处，村名“南集”，原属“南仁乡”，今归“故县镇”乡，地处边山丘陵区，生产条件不是很好。说到我的家世，必须从爷爷、父亲所处年代的時代背景和我们村子的特点说起。我家祖祖辈辈皆耕种务农，没有人学过文化、上过师塾，更不可能有《家谱》、《族史》之类文字传承。我所能追述的年代，最早也只能上溯到我父亲青年时代的“抗战时期”，所知历史也多为从上一辈人口口相传而来。

南集村不大，人口发展缓慢，从我记事起，直到现在始终是百十户人家，四五百口人，即使如此，在边山一带那也算大村子了。村中绝大多数为郑姓，只有少数几家姓王、姓刘。就是这个不算大的村子，却是沁县历史上“宗派斗争”闹得最凶的两个村子之一。历史上是村内两家地主在斗，以两家地主为代表，村中形成了对立的两个派系，互相仇视，争权夺利，历史上的村级政权就轮流掌握在这两家地主手里，不知翻了多少次烧饼，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相斗一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共产党、八路军进驻上党地区。政治形势变了，村里政权换上了一茬贫下中农，但思想体系上还是两个家族派系的代理人。一方面，民族矛盾上升，要抗日，要打鬼子，另一方面，宗族派系矛盾并未停息。我所能模糊了解到的就是这一段情况和之后亲身经历的几十年历史。

我家世代务农，抗战時期，家中人口最多时为9人，祖父、母，父、母，四个姐姐，中间还有过先后早夭的两个哥哥，所以家中人口始终保持在9人以上。全家劳动力2人（祖父和父亲），有山地27亩，窑洞4孔，楼房三间（沁县的楼房实际是带有储藏粮食的阁楼，只比普通房子高些，门、窗框用砖垒成，四壁皆为土坯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楼），马棚一间，牛腿一条（三家合有一头牛）家庭经济大抵为下中农阶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革命烈火燃烧到太行、太岳山区。那时父亲二十四五岁，正值血气方刚，抱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参加了牺盟会决死纵队第九团，同时参加了村级政权组织任财粮委员，为抗日做过不少工作。大概在抗战的后期，由于村里的宗派斗争仍在作祟，我父亲这一派系的人大多被排挤出班子，并被送往前线参军，这反而使得父亲于1946年正式出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在一次运动中（可能是“三查”运动），村内另一派的掌权者竟然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枉说村内有一个特务组织，而父亲与另一个还在村里的同派系观点的人为“特务头子”。运动中，村内那人被乱棍打死，村内还派人带着绳索到我父的工作单位“晋城汽车运输公司”去捉拿父亲。幸而父亲单位知道事情不对，偷偷通知了父亲，父亲在外躲避了一个来月，才躲过了这场灾难，又回到原工作单位。运动中村里因没有抓到我父亲，就以清算“特务头子家庭”的名义，没收了我家全部财产、土地，掃地出门。那时家里只有年迈的爷爷和体弱多病的母亲带着四个女儿和我，无依无靠，不知是怎么挺过来的。幸亏那时运动来得突然，纠偏得也快。大慨月数来天，上级“纠偏”指示就下来了，村内不得不给我父平反，并重新分了房子和土地。1947年土改中，我家被定为中农成份（因为是另一派掌权，平反后没有返还我家原有的房产，而是另安排了别的住处。）。

这次事变之后，到1952年，我爷爷年老去逝。次年，妈妈因受战争的折磨和家庭事变的惊吓，不幸身染肺病，也悲惨地离开人世。

第二次家庭惨变

        农村中根深蒂固的宗派斗争是几千年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顽疾，它像癌瘤一般，一遇合适的环境条件，就滋长恶变，危害人体。正是宗派主义这个毒瘤在20年后又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再次惨变。

1953年到汾阳后，次年我上了小学，接着，父亲与继母组成了新的家庭。继母来时带着甫过周岁的孩子，从此我有了第一个弟弟。再之后，继母又生下了六妹和三弟，家中人口最多时始终保持在七口人。（当时，大姐、二姐因解放前已被父亲带到当时已是解放区的运城上学，所以一直就留在那里，没有和我们一同生活。四姐已在四七、八年的时候因家庭困难被妈妈送给了别的人家。）

继母是旧大家人家出身，性格温厚善良，对我们前家的三个子女（我三姐、我和五妹）都很好，一家人和和睦睦，过着幸福祥和的生活。继母旧家出身，善烹饪，汾阳地方的家常饭菜做的很好，从此，我们也过上了汾阳人的生活，习惯了汾阳人的口味。

1966年，晴天霹雳，灾祸突然降临我家。先是，继母因病去世，接着汾阳汽车运输公司又通知我父说“我家的成份变了，”而且说是老家本村来的证明，说我父是逃亡的DZFZ，这真是祸从天降，不知从何说起。原来，文革开始后，各地各单位都在抓ZZP，恰好我大姐的工作单位襄汾县百货公司的支部书记也是沁县人，该单位派人去沁县去调查他家的情况。调查结束后，这两个调查人又商量说，“郑凤英家不也是沁县的吗？不如把她家也调查一下吧。”于是，二人又绕道专门到了我村。进村后，他俩找到工作队了解我家情况，当时，我村的SQ工作已结束，工作队正准备撤走，见有人来调查我家情况，工作队就对来人说，SQ时郑国材家无人在村，就没有给他家复议成份。不如这样吧，我们把现在的村领导班子找来，让他们复议一下。于是，他们召集了新领导班子成员和个别贫下中农代表进行讨论，于是，一个十余人联名的“联名回忆证明”就产生了。他们移花接木，把1946年制造的“特务组织”事件捏造为1947年的土改运动，说我父在土改中逃匿了，是逃亡的DZFZ，家产在土改中全被没收。两个调查人拿到“联名证明材料”如获至宝，以为是意外收获，立下了不世之功。那时候的人革命觉悟和革命热情可不是现在的人所能理解的。两人又商量说，这个新的发现我们襄汾掌握了，可能汾阳还不知道吧，不如我们转道去汾阳走一下，告一下汾阳运输公司，可别让这个可恶的DZFZ给蒙混过关了。于是他们又不辞辛苦转道汾阳将灾祸引到汾阳。

得知这不幸消息后，父亲立刻请假回老家找村里质辩，村里辩不过他，就挑唆村里小学校的HWB小将们将我父围攻，驱赶出村。但父亲此行也非是全无收获，一是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二是村里辩不过父亲，也觉得说父亲是DZFZ太说不过去，当汾运公司前去调查时，他们又将DZFZ改为FNFZ，可知他们陷人以罪是何等随便任意！

文革中清理階级队伍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但因为文革开始后不久就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两派武斗，清队工作被暂时搁置下来，父亲在煎熬中又苟延残喘了三年，直到68年中央“723”布告下发，69年军队对地方实行“军管”，地方上的武斗才被强制停止下来。尽管这种混乱的局面是以一派压倒一派的代价被强制停止的，尽管期间经过了一派斗争一派，压制打击另一派的现象，但混乱毕竟停止了，社会秩序开始走向正常。但可怕的清队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汾运召开了千人批斗大会，在声讨声中揪出了被称为“逃亡的FNFZ”的父亲，父亲从此被放进了“学习班”，强制劳动，交待问题，等待处理。

父亲住学习班后，家里只有已在汾运上班的五妹和已经辍学的二弟和尚未成年的六妹、三弟。五妹又要上班，还得管理三个弟、妹，家不成家，一切全乱了。那时我还躲在平遥四小学当代教，不敢回来（见拙作《心路集.客栈》）。

1969年冬，我辞掉在平遥四小学的代教工作，回汾阳寻找自已的出路。我虽然知道自已家遭受的是一场冤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翻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在运动之后国家“纠偏”时，才有自已申诉的机会。我必得在父亲被处理前先安排好自己的前路，如果被与父亲一同遣送回老家，将来告状、申诉就困难了。（见拙作《心路集.觅路》）1970年我带着二弟到汾阳阳城公社插了队，同年秋，汾阳县召开万人大会，将父亲当场五花大绑，宣佈带上FN分子帽子，遣送回老家原籍。

第二天，汾运派车、派人将我父遣送回老家晋东南沁县，父亲走时不得不带上尚未成年的六妹和三弟，此时，我与二弟插队留在汾阳，五妹先此已结婚成家，我的家庭就这样星散零落了。

父亲回家时，我陪父亲回村，那天，秋风凄雨好不悲伤，老家无处栖居，好容易求告，才问下了本家叔叔家的一孔不足10平米的放柴禾的小破窑洞，算是安顿下来。父亲回村后的第二天就倒下了，水米难进，吃不下饭，我以为父亲是因急火攻心上火了，也没有当回事，住了两天就急着回汾阳插队处了。不想父亲却从此一病不起，但父亲却怕我们知道后为他着急，竟不告我们。捱到第二年春，村里见父亲病得不轻，才给汾运拍了电报。五妹得知消息后赶快赶回老家，顧担架将父亲抬到沁县城，才坐上汽车回到汾阳。父亲回汾阳后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患了癌症，于是不得不留在汾阳就医，但可恶的汾运个别领导却因此说五妹和父亲划不清界线，以此开除了她的工作。五妹家小，又丢了工作，生活十分困难，父亲不得不住在洪南社村的三姐家养病。父亲离开老家后，未成年的六妹、三弟被丢弃在老家无人照管。1971年夏，父亲不幸含恨去世，父亲去世后，我回乡处理家事，把六妹接回我插队的地方，并被逼把三弟忍痛给了别人。从那时起，我们这个家就星散零落没有家了。

二、柳暗花明，小木逢春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国家形势逐步好转，文革中的诸多偏向逐步被扭转。首先是1972年秋，我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表现好的”身份较早地被吕梁地区药材公司招工录取，意外地参加了工作。紧接着，二弟也被吕梁钢铁厂录用。

参加工作之后，国家针对文革诸多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开始了。我一方面积极努力地工作，一方面抓紧调查情况，收集资料，着手家庭问题的申诉上访事宜，从此之后，好事一波接着一波。1973年夏，我由地区药材公司调孝义吕梁地区採购供应站任办公室主任兼统计工作，也就在这一年的国庆节我与爱人罗爱华在孝义结婚。1974年生下第一个女儿，1975年经过三年的申诉奔波，家庭历史问题终得解决，汾阳县政府召开万人大会为我父平反昭雪，九年间压在我心头，压得我喘不上气来的一块巨石终于被掀翻。同年秋，我被调到中共吕梁地委财贸政治部工作，紧接着，我向党组织递上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并于1977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又先后生下了二女、三女，爱人被调到吕梁地区外贸局工作，1984年，吕梁行署经委、财委合并为大经委，我被升任为吕梁行署经委财贸科副科长。1985年大经委又分设为经委、财委两个单位，我升任为吕梁行署财委办公室主任。1987年，吕梁地区石油公司组建党委，我被荣任中共吕梁石油公司党委书记职务，1998年，石油公司上划为央企“中国石化集团山西吕梁分公司”，仍任党委书记。2001年55岁时应企业改革内退，2006年正式退休，而今，三个女儿均已结婚成家，开枝散叶，育有5个外孙，家庭幸福美满。我退休后衣食无忧，孩子孝顺，关怀备至，过着悠闲自得的“中隐”生活。随着祖国建设的飞速发展，我的老年生活越来越好。

1971年父亲病逝后，我作为家中的长子，先后将年幼的弟妹们拖拉出来，在困难的环境下，帮助他们找工作、成家立业。随着国家大形势的好转，弟妹们虽曾迭遭艰难困苦的曲折，但后来的结局都很不错。而今二弟、六妹、三弟都各自开枝散叶，儿女俱已长成结婚生子，各成三世同堂之家，过上了美满幸福生活。

我的亲人们

祖父郑相洲，小名来来，生于清末光绪5年（公元1880年），卒于公元1952年。祖父一生务农，在我的记忆中，祖父是个干瘦的老人，脸上布满辛劳一生留下的皱纹。他留给我的画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每天下地回来，我都能看到他拖着佝偻的身躯，肩上用镢头挑着一梱圪针柴，从家门外的“沙圪墚”上步履蹒跚地下来。家院北墙内总是垛着五六米长，一人多高的圪针柴垛，有他在，家里的柴火永远也烧不完，这也证明，祖父是一个多么能吃苦的老农。祖父性严苛，寡言语，每天上地回来就蜷缩在他独居的小屋内抽旱烟，他的腰里永远别着一根铜头木杆的大烟锅，烟锅上连着烟布袋和打火的镰刀、火石。他抽烟时总是熟练地把烟鍋伸进烟布袋中，烟锅在袋中一拧，左手在布袋外一捏，一锅烟就装好了。然后放下烟锅，右手拿着火镰刀，左手揿着火石和取火媒绒，咔！咔两声，火石上溅出火星，取火媒绒便冒出了青烟，然后赶快拿起烟锅猛吸两口，媒绒便亮出火的亮光，猛吸两三口，烟锅中烟叶就着了。于是他就把着烟锅吸上两口，两眼眯着，口微张，鼻孔中窜出青烟，缭绕于室中，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吸不了两三口，趁着烟锅中烟叶未燃烬之时，赶忙弯下腰，将烟锅在炕棱上轻磕两下，一颗火球就留在了炕棱上，于是他就赶快再次将烟锅伸进烟布袋中装烟，然后歪着头将烟锅伸向火球就火吸第二锅烟，如是反复，吃不上三四锅烟，就烟笼雾绕，弥漫一室，看不清人影了。祖父劳动之外，其它兴趣不多，迷恋的就是抽旱烟，还有一宗，就是喜欢吃煮白面窝窝。这种吃食好像只有我们那一带才有。做法是把白面和起，里面包了葱或韭菜，再加少许盐、油、调料，捏成小饼状，在开水锅中煮熟，吃的時候再蘸上醋，吃到口中感觉筋道而有香味。我觉得，白面有许多种好的吃法，不知爷爷为什么只喜欢这种煮窝窝。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到了解放后的1952年，那时，父亲在汾阳工作，大姐、二姐都被父亲带到运城上学，因家中困难，四姐也给了人，家中只有爷爷、妈妈、三姐、我和还不懂事的五妹。那时，家中二十多亩山地全靠爷爷和十六七岁的三姐一老一少两个人耕种。那时，父亲是供给制，家里指不上一分，生活全靠爷爷劳动供养，妈妈有病，只能勉强做点家务，给一家做饭。妈妈是个贤孝的儿媳，即使家里再困难，也要千方百计满足爷爷爱吃煮窝窝的这一点点嗜好。家里仅有的一些白面，妈妈很少让我们吃，基本上都让爷爷吃了煮窝窝。有时候，家里一点白面也刮不出来了，也要东挪西借，让爷爷吃上他喜欢的窝窝。爷爷终日沉默寡言，我有些怕他，好像他也不太喜欢我这根家里的独苗，所以，我常躲得他远远的，大概是因为我小时不太活泼，比较腼腆，不能讨大人喜欢吧！可是，爷爷对三姐就不一样，三姐性格活泼，懂事，有眼色，从小就能帮爷爷劳动，每天回家都帮爷爷挠背。爷爷背上的老皮生硬，再怎么挠也不过隐，于是三姐就把指甲剪尖，在他的背上死劲抠，抠得背上满是白痕印儿，有时还抠得出了血痕，爷爷才满意的说好！好！爷爷一见三姐，眼晴就露出了笑意，三姐也常在他跟前撒娇，有时搂着他的脖子腻歪，爷爷会少有地发出笑声。1952年冬，爷爷忽然病了。这个一生在黄土地上操劳，从不得病的老人，一病就爬不起来了。见爷爷病势凶险，妈妈赶忙让三姐到八里外的故县镇给在外的父亲拍电报，及至爸爸接到电报从汾阳请假归来，爷爷已溘然长逝了。

从我懂事到爷爷的去世也就一年多时间，我对爷爷的事情所知不多，爷爷的沉默寡言大概与他在旧社会所遭受的折磨和家庭的变故有很大关系吧？爷爷一定有不少故事吧？可惜已无从知道了。

亲爱的父亲

　　父亲名国材，小名传孩，生于民国三年（公历1913年）。

父自幼聪慧，好文、性巧，家贫无以为学，乃于暇时从村中长者学字及珠算，于是粗通文墨，犹以珠算为精，可双手拨算珠。村中每岁征粮，父为掌记，右手执笔，左手拨算盘，记载清晰明白，未尝有谬。又乡政府曾集一乡会计比赛，唱数者报数以累百上千次计，父双手拨算珠不停，唱数者报数已，父双手应声而停，计数不差分毫，于是闻名乡里。父又记性极好，参加工作后终生从事会计、统计工作，父于每年的经营管理情况皆烂熟于心，每岁赴省司参加年会，父汇报工作，未尝看笔记、年报，皆以口述汇报，各种经营管理数字分毫不差，同辈皆服其能，传为美谈。

父自幼务农，凡田间作业，犁、耧、锄、耙无不精通，乡间称为全行把式。尝赴外乡大村为人佣工，为领工工头，人争佣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次年，战火燃至上党地区。时父正值二十四五年纪，血气方刚，以一腔热血参加牺盟会决死纵队第九团，并在这一期间参加了村级政权组织，任财粮委员。

 1945年间，由于村内的严重宗派斗争，村级政权翻了烧饼，父亲被排挤出班子。1946年父亲出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晋城汽车公司当了会计。父亲参军出走后，村中的宗派斗争仍不消停，同年，村内掌权者们利用当年突来的一场政治运动（大概是“搬石头”运动。）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谎报村中有一个“特务组织”，而且父亲是这个组织的头头。运动中，尚在村内的另一个头头（我童年的玩伴郑天祥的父亲）被惨酷地乱棍打死。当时，因为父亲已参军出走，村内便一面派人带着绳索赴晋城捉拿父亲，一面以特务头子家庭的名义没收了家里全部财产，扫地出门。村内派人去晋城抓父亲，幸亏单位发现情势不对，及时通知父亲出外躲避，才躲过了这场劫难。父亲当时及时把工作做了结挽，带了单位给开的路条，一路辗转逃到晋西北离石山区他的一个因工作结识的朋友薛恒秀家里躲避了半个来月，之后又辗转绕灵石、走赵城，经沁水回到了晋城原单位，前后逃遁了一个多月。那時的运动来的突然，结束的也很快，等父亲回到晋城后运动已结束开始纠偏平反。

1947年，父亲的单位随太岳军区转战晋南，47年底运城解放后，父亲他们在运城组建了“运城汽车运输公司”，1948年5月临汾解放后，又在临汾组建了“临汾汽车运输公司”，1949年4月底太原解放后，又建立了“山西省汽车运输公司”，随之，又建立了汾阳、榆次“汽车运输公司”，可以说，父亲他们是山西汽车运输部门的先驱者。

从1947年到1950年父亲先后在运城、临汾、太原汽车公司工作，任会计，1950年调汾阳汽车公司，一直在汾阳工作了21年，其间曾调到榆次汽车公司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历任汾阳运输公司会计股长、科长等职。

父亲十分关心子女的教育培养，即使在战乱年代也始终考虑着孩子们的前途，1947年到运城后，48年就赶忙回乡把大姐、二姐接到了运城，把她们安排到运城上学。那时，大姐已13岁，二姐11岁，都已超过了入小学的年龄，不得不插班、跳级，大姐终于完成了中级学业，于1956年运城女子师范毕业，较早地在运城专署工会参加了工作。二姐升入师范后，中途因病辍学，到58年后才参加了工作。父亲的果断决策改变了她们的命运，虽然她们那时年龄尚小，父亲转战南北，生活上无法经常顾及她们，她们确曾受了很多的苦，但她们终于离开了农村，走到城市参加了工作，不然，她们可能会终生伦为无知无识的农村妇女了。父亲带大姐二姐出外时，三姐、四姐年龄尚小，未能带出。其后，祖父年迈，母亲又身染肺病，三姐从十一、二岁時便随祖父务农种地，四姐因第一次家变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顿，母亲被迫把四姐给了外村，均未能随父出外。直至1953年家母病故后，父亲才回村把三姐、五妹和我带到了汾阳，但三姐时年已17岁，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说起这事，父亲也常常流漏出无奈和愧疚，说是他没有尽到为父的责任，耽误了三姐和四姐。其实这都是当时的家境形势所迫，形格势禁，怎么能怪得了父亲呢？可父亲还是难以释怀。唯有五妹和我是比较幸运的，五妹65年初中毕业后就较早地参加了工作，我则上完了高中，虽因文革没有能继续升学深造，但结局尚差强人意，不是父亲把我们带出了穷山沟，我们姊妹们的境遇不会有如今的结局。

父亲性格开朗、宽厚，为人正直，尤其重视对儿女的思想道德教育。父亲对我的学习情况不太过问，大概他了解他的儿子在这方面不会给他丢脸，抑或是他不愿意给我增加压力吧？但对我的为人处事，品行、道德诸方面却每多教诲。他常说：“一个人最大的德行是要爱国，没有国，哪里有家？哪里有个人的一切？所以一个人活着首先是要爱国，这是根本。现在你学习，就是要学好本领，将来有以报国！”他还常教育我，为人要正直善良，要多存感恩之心，永远要用善意来看待世界，看待周围的事物和人。记得在困难时期，他曾鼓励我说，“现在国家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这个困难的局面一定会过去的。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好起来，你们年轻人一定要有信心。”同时，他结合国际形势给我讲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围堵和苏联对中国的“逼债”给我国造成的困难局面，虽然这种局面不会一时好转，但共产党就是从艰难困苦中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推翻了三大敌人，建立了新中国，我们也将在敌人的围堵中强大起来，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父亲的教导点亮了我心中的明灯，使我在迷惘和焦虑中增强了信心，坚信跟着党走，我们的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

        父亲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工作之余，不忘照顾家庭生计。他每年都带我到炭场给家里拉炭，秋后到汾阳城外的野地里拾柴火。教我如何学汾阳人用胶泥土搅伴了短头发和泥抹火灶膛等等，一应家庭劳动事务，他都身体力行。那时，汾阳地面无论城乡都是烧炭火，但烧炭火在生火时必得有引火柴，所以柴火是家家必备之物。那时，经济比较宽裕的人家是买农民进城卖的五角钱一担的圪针柴来生火的，一般人家则用的是庄稼稭杆柴，稭杆柴中最好用的是棉花杆和高梁杆，但这两种柴是农家自用的，一般不容易拾到。我们拾的是每年秋耕后地里撂下的高粱茬子。父亲带我去田野里拾柴，先将高梁茬子根鬚上的土在田垠上磕干净，然后将高粱茬子杆朝里，根鬚朝外，码在一起码得整整齐齐，然后在地里找尚未干透的高粱杆在地上踩扁了，用作绳腰子，或者在田垠上拔取蒿草拧成草绳腰子。然后，将绳腰子插入码好的柴梱下，弯下腰，单膝跪在柴垛上，压紧了，再将绳腰子拽起来，三下两下挽在一起，柴垛被捆得结结实实，又整齐，又好看。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是件技术活。不会捆的人就捆不结实，从绳腰上插进手去，往起一提，柴梱就散架了。父亲总是捆好三个柴梱，然后先将用绳索绑好的一个柴梱帮我背在肩上，然后再用扁担去挑地下的另两梱用草腰子梱好的柴火。他挑柴火的动作十分娴熟而自然，他总是先用扁担一头插入一个柴梱，然后举起来，扛在肩上，将扁担的另一头顺势插入地下的另一梱柴，随着身躯的挺起，另一头的柴梱也被翘起，一担柴火就平稳地挑在肩上。这种山区农民挑担的动作自然而优美，我觉得是可以被舞蹈家编入舞蹈套路的一种艺术。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遗传给了我许多山区农民勤劳朴实的优良品貭。这也为我在其后的农村插队劳动中奠定了适应农村劳动生活的基础。

父亲性格豪爽而喜爱音乐，他走路时常轻声哼唱着一些晋东南山区民间小调或襄垣秧歌、上党梆子、上党落子戏曲选段等，如《十二月歌》、《金琢玉环记》、《宋江杀惜》、《十八里相送》、《十问》、《金沙滩》、《四郎探母》等等。如《十二月歌》：“正月里来正月正，白马将军小罗成。人说罗成年轻小，夜打登州救秦琼。二月里来龙抬头，孙膑下山骑青牛。怀抱一对弹弦拐，他要与庞涓切忧仇。三月里来三月三，三英大战虎牢关。虎牢关前战吕布，夜看春秋斩貂蝉。……”这些哩歌小调中韵含着不少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我最早就是从父亲哼唱中喜欢上了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

打我上学起，父亲就常从汾阳运输公司图书馆中借一些读物回来让我看，起先是小人书。印象最深的就是全套的《三国演义》和《朱元璋传》，那是最早的国画白描连环画，有图有文字。图画是纯用传统国画白描绣像手法，笔法粗犷，人物造型形象生动，全不似后来的小人书画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使得我在小学四年级前就能讲述全部《三国演义》故事，并从二年级起就喜欢上了美术，读书之余，就模仿小人书上的图画摹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到三四年级时我画的人物图画已经似模似样，如青巾绿袍、卧蚕眉、丹凤眼、抚胸长髯、手执青龙偃月刀的关羽；豹头环眼、虬髯怒张，手执丈八蛇矛，势若奔雷的张飞；形象怪异，长着一副鞋拔子脸的朱元璋等都能画得栩栩如生了。到四年级之后父亲给我借阅的书籍已由小人书变成了小说，并在学校给我订阅了《中国少年》杂志，而一般小朋友还是《少年儿童》杂志。所以我到六年级时已读完了《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三国演义》、《水浒》等大部小说。感谢父亲丰富了我的少年生活，为我提供了比一般小朋友更多的文化素养。1960年，我小学毕业，学校保送我到太谷航空学校学习，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念，父亲带我去北大照像馆照了一张合照，虽然太谷航空学校因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被迫下马停办，我最终未能去成，但我深知父亲对我期许甚深，我决心在别的学校也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已的本领，学成为国报效，不辜负父亲的期望。

1960年秋，因为大谷航空学校没有去成，实验小学老校长王安侯又亲自保送我与同班的阎日甫到汾阳中学上了初中，1963年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平遥中学。父亲见我考上了晋中地区的重点中学十分高兴，对我到外地上学多所瞩托和掛牵，虽然家里十分困难，粮食不够吃，但还是想尽办法省吃俭用给我准备了半布袋炒面和一布袋窝窝片亲自送到平遥去看我。不仅如此，1962年国家压缩城市人口，三姐也在六二压之列，压缩回三姐夫老家沁源后，因为生活过度困难，又托老乡的关系将户口转回汾阳猪马场的饲料基地汾阳洪南社村。转回汾阳后，因为生活毫无基础，揭不开锅，父亲就将家里不知如何节省下来的多半铁桶大米全给了三姐，帮她渡过了饥荒。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就是人间大爱，人间至情。资助三姐大米的故事，不仅是父亲的至爱，也包括继母的仁善之心。我们为子女者，永远报不完，报不尽父母的厚泽深恩！

1966年是不幸的一年，先是继母不幸因病去世，继而发生了家庭成份被村内宗派斗争的干扰和构陷一事。父亲既遭丧妻之痛，又遭政治上的无端迫害，还得照顾家里未成年的三个孩子，真是内忧外患，五内如焚，孤愤难抑，度日如年。因当时的形势不久就转入夺权和两派武斗，清队运动被暂时搁置下来，那时的父亲像被囚待判的罪人，其处境可谓“利刃悬头，苟延残喘”，其内心所遭受的折磨和煎熬是无法用笔墨所能描述的。悲夫！悲夫！至今思之犹使我痛断肝腸！1969年部队对地方实行军管，混乱的政局以一派压倒一派的结局而结束，但对于我的家庭来说，可怕的灾祸终于降临。先是父亲于69年冬被住进了学习班，1970年秋，汾阳县召开万人大会宣判父亲为“逃亡的FN分子”，被绑缚押解回原籍强制劳动。那时，我和二弟已先期到农村插队，父亲被迫带两个身患残疾，尚未成年的三弟和六妹回到老家山村。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星散零落了。父亲回乡后，身无立椎之地，只能蜗居于别人的柴草小窑窟中。（见拙作《尘封的往事》）天乎！天乎！何不稍假怜悯于悲人！

父亲回乡后，第二日就食不能咽，可是粗心的我却以为父亲是着急上火所致，并无大碍，因为父亲一向身体很好，夙无病痛。我返回汾阳后，父亲就一病不起了。可是父亲怕我们担心他，竟一直隐瞒病情不肯告我们。一直捱至1970年冬，村里见父亲实在病得严重了，才拍电报给汾运公司。

     

　　我1960年准备赴太谷航空学校上学前，父亲领我在汾阳北大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我知道，父亲对我的期许甚深。

　　五妹接到电报，火速赶回老家，见父亲已久卧病榻，病骨支离，形销神伤了。五妹雇人抬担架将父亲抬到沁县城，再转乘汽车返回汾阳。到汾阳医院一检查，已是癌症晚期，无力回天了。可悲之事还不仅如此，五妹带父亲回汾阳看病一事，被汾运个别当权者抓住了把柄，他们以五妹不能与父亲划清界限为由，将五妹开除了公职。使五妹在生活上遭受了更大的困难。

而当时父亲的养病问题因五妹成家不久，居处局迫，我又在农村插队，无法伺候老父，只好由三姐把父亲接到她家养病。父亲病痛难忍，五妹日夕给老父寻找杜冷丁、镇痛片，父亲受尽了病患的折磨。直捱到1971年夏秋间，父亲终因病痛难癒，含恨离开人间。那时，我正在太谷县东阳镇西贾村3202铁路工地劳动。父亲去世的那天，午饭后我正与工友们在老乡家午休，睡梦中忽觉头顶灯泡无故炸裂，顿觉眼前一片黑暗而被惊醒。醒来后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心烦意乱，百无聊赖。烦闷中一个人走到村外，在旷野中游荡了好久，又在田垠上独坐了好久，心绪仍无法平静。傍晚时分，有工友从队部拿回了一封汾阳给我来的电报，才知亲爱的父亲已经不幸离世。我后半夜赶到东阳车站，乘火车赶到介休，第二日从介休坐汽車赶回汾阳时，父亲已入土下葬了。

我是一个不孝之人，父病不能随伺病榻奉养，父死未睹亲严最后一面。最悔恨的是为人子者竟未能为慈严安置一处合适的坆莹佳地。父亲的坟墓安置在洪南社村西北的一条涧沟上端崖边的洼地地棱下，距南社桥不远处，东高西低，头枕高垣，西望老爷山，在一个部队的营房围墙之外。我不懂，也不相信风水堪舆之学，那时的条件，我也无能为父选择一处更好的安葬之所，全是凭了三姐在洪南社村的人事关系而安排的，据说当时还请了“先生”测勘了地脉，说是风水极好的。数年后，我又托家姨与表弟忠厚将家慈寄埋在老家的骸骨运来汾阳，与家严合葬于斯。八十年代初，炮营营房扩建，曾通知迁坟另葬，我因在汾阳人生地疏，择地困难，又自度慈严墓地地在涧河崖边，部队营房扩建未必能扩在其内，竟未亲赴汾阳交涉，及至次年清明回汾扫墓，始知墓地已被围在营房围墙之内，地势摊平，原地形状貌变更，穴位莫知所踪，若掘地寻求，工程过于浩大，已不可能，只得作罢。再其后，部队迁走，其地改为工商局家属宿舍，院中建了高楼宿舍，迁坟之事就更不可能了。其事虽因客观上有一定困难，但终因自已不加重视之故。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对生死轮回之事从不相信，对祭祀洒扫从不重视，总觉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仪式，只不过是后人对死去的亲人的一种怀念寄托罢了，故常以此念自我安慰。而今，社会对堪舆文化日浙重视，有钱人大建祖茔，竟相夸耀豪奢，愈演愈烈，而自已却未能为慈严安置一处可凭吊、好记认的安全平静之所，内心常不自安，不孝之行，莫此为甚，吾为郑氏子孙，愧对祖宗，考妣泉下有责，吾不能辞！

父生年五十有八，少遭家贫，后事稼穑，及长从军，从事山西汽车运输事业不为无功，奈青年时陷村内宗派斗争纠葛，后逢乱世，卒遭其害，父之一生亦悲矣！

父亲自幼失学，文化不高，于平生未留下片言只语。我与父亲一起生活，只在少年时代，于父亲一生经历所知不多，后外出求学，与父亲聚少离多，所知父亲往事唯此而已。谨以以上文字怀念我亲爱的父亲，并留示后辈使知祖宗之艰辛！

　　母亲姓李，闺名俊蘭。民国三年（公历1913年）生于距南集村20余里的老窑窟村。老窑窟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处于沁县到沁源县的咽喉要径，村子背岗面山，村前一条沟壑，沟底溪流淙淙，南坡上满坡尽是桃、杏、核桃等果木，再往上爬就是满山松涛的大松山了。村前、村后，庄户人家的房前屋后尽多花椒树，一到秋天红澄澄的一片包围着村周围，空气中弥漫着花椒香味，可以说，老窑窟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村庄。村子虽美，但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少，打下的粮食常不够吃，所以村民经济都十分困难，种作之外多靠山桃、山杏、松籽、野蘑菇、木耳等山货添补生活。村中一条小道穿村蜿蜒而过，翻上一座5里长的大山岗，还有一个叫碾跎盘的小村子，穿过碾跎盘，再往上就是沁县与沁源的分水岭了。老窑窟人都姓李，所以再往上一辈的人我都得叫舅舅、妗子。因为地处交通要径，我的姥爷曾经营过小客店，他又略懂医道，应当是全村最有文化的人了。姥爷生有五子二女，二舅、三舅民国间当兵不知所踪（可能死于战乱之中）。我见过的只有大舅、四舅、五舅和姨姨，母亲是老四，姨姨是老六，五舅最小，四舅、五舅都是解放军退伍军人。母亲就生长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母亲与父亲同岁，1927年母亲14岁时嫁到我家。刚嫁入我家时，家中人口少，只有四口人，家境尚好。二年后，母亲开始生养，从28年到49年先后生下8个孩子，其中我上面的两个哥哥先后早夭。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家境日浙窘迫。家庭人口最多时达十口人上下，只有祖父和父亲两个劳力，打下的粮食入不敷出，家庭的困难程度可知。为了解决家用，一度时期，父亲不得不出外当长工，即使如此，仍无法解决家庭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母亲是最吃苦、最受累，负担最重的人。

首先，解放前的乡村，封建礼教还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对妇女，家庭地位最低，责任最大，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家庭里，母亲一要上侍公婆，看公婆眉高眼低，祖父性严苛，不苟言笑。而由于我外公、外婆去世早，母亲嫁到我家后，还要牵掛尚未成年的五舅和小姨，他俩常来我家依靠长姐，寄人篱下，受人白眼，遭歧视的情况是难免的。我工作后与五舅接触过一段时间，谈起我的家庭，五舅对我祖父多有微词，虽未明说，可知他对我祖父是有一定抱怨的。当时母亲夹在公公与年幼的弟妹之间，左右为难，受的夹板罪只能含泪暗泣，有谁知道呢？幸而祖母慈祥善良，母亲与祖母婆媳关系甚好，父亲又是个慷慨磊落之人，与母亲琴瑟和谐，才使得母亲在困难之中尚有一丝暖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