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宋徽宗的《大观茶论》

茶者

　　应该说，宋徽宗赵佶是一个厉害的角色，他治国理政也许不行，成了亡国之君，自己和儿子双双沦为囚徒，亡命天涯，正如南唐的李后主李煜，也许，这是中国封建朝代更替的一种必然，不能怪宋徽宗或李后主本人。只怪他们身不逢时，在朝代气数已尽时在位。但不管怎么说，在茶者心目中，赵佶是一个优雅而内行的茶人，因为，他留下了一部独一无二的茶学专著——《大观茶论》。

       而且，这是古代茶学著作的一个高峰，茶者认为，它比唐代陆羽的《茶经》有过之而无不及，《茶经》主要是茶的史料和器具的记录，理论性相对不足，《大观茶论》和同时代蔡襄的《茶录》，黄儒的《品茶要录》相比，更有高度，内容更丰富，词句更典雅。而后世如明代许次纾的《茶疏》，黄龙德的《茶说》等虽然有些细节上的突破，但和《大观茶论》不在一个档次上，充其量是匠人的记事而已。

　　《大观茶论》开篇即显示出 恢宏的气势，给茶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将茶上升 到精神的境界，成为一株集天地之秀气，万物之灵禀的神物，具有“祛襟涤滞，致清导和，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的精神功用，不同凡物。像“ 中澹闲洁，韵高致静 ”这有优美辞句，茶者感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回闻”，这和唐卢㒰的七碗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从小熟读诗书的赵佶借鉴了前人诗书中的精妙之处，但从茶学理论的高度给予总结，毕竟是第一次。

       在其开篇序论中，还有一个突出的亮点，就是对茶的社会学属性的论述， 认为茶是盛世的情趣和时尚。茶不同于稻谷粟米是用来充饥，蚕丝棉麻用来御寒，这些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不论年景好坏，都要生产使用。而茶仅有在一个安定详和，物质充裕的社会才能得到发展与升华，人们不必为生活的细节琐碎而操碎心计，不必在某种重压之下惴惴不安，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对茶的清淡和雅韵心怀向往。换句话说，茶是盛世的产物。说到这里，茶者想起父辈们虽然一辈子事茶，但所做出来的茶都是销往国外，销往大都市，自己仅是抓出一撮茶未或茶梗，冲上一碗茶水而已。而现在，我们可以随时用精美的茶具，品鉴茶之美妙，品评茶之高下。可以经常观赏茶席，茶艺之表演。茶者觉得，从一杯茶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进步

　　如果仅仅如此，那《大观茶论》还是停留在文人论茶的层次，达不到茶人的境界，宋徽宗在叙述技术层面的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辨、白茶、罗碾、盏、筅、瓶、杓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标准，即水的标准与茶的品鉴标准。

        在水的标准上，陆羽在《茶经》中提出：“  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的概念。而唐张又新在所著的《煎茶水记》中记载，刘伯刍将天下之水分为七等，其中扬子江南零水为天下第一，陆羽将天下之水分为二十等，其中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还讲述了陆羽鉴别南零江水的神奇故事。这些排序和陆羽《茶经》中对水质的定义是矛盾的，茶者认为，其臆想或主观的成份较多，没有科学的价值，正如当今的某些天价茶，概念茶。而作为大宋天子的宋徽宗，对水的定义是朴实的。他认为好水的标准是：清，轻，甘，洁。“清”乃清澈之意，“轻”乃无重金属等杂质之意，“甘”乃水质微甜之意，“洁”乃无鱼腥等混杂之意，这个标准即使在当今科学的层面上，也是经的起推敲的。他还对唐人将茶水分等提出批评，认为不符实际，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山水上，井水下，江水弃”的概念。这无疑比陆羽的标准更合理。宋徽宗对水的看法，也从根本上杜绝了唐朝宫庭建立“水递”，到千里之外的无锡惠山泉取水烹茶的恶习。

      如果说宋徽宗水的标准还对陆羽《茶经》有所借鉴的话，那么他对茶之品质的标准则是前无古人了，陆羽对茶的内质标准不置可否，在“茶之造”篇中对茶饼的外观进行一番描述之后，对茶之内质的评判以“ 茶之否臧，存于口决，” 敷衍带过，也就是说，茶的好坏不知道，只能口口相传，没有什么标准，这种说法，明显与茶圣的身份不符。蔡襄在《茶录》中，仅以“ 茶味主于甘滑 ”一笔带过，黄儒的《品茶要录》没有涉及茶品的标准。而宋徽宗明确提出：夫茶以味为上。香甘重滑为味之全。每每读到这里，茶者便惊叹宋徽宗对茶的领悟之深。茶之品鉴标准是长期困扰茶者或茶界的问题。这个标准既使放到现在，也是极富创意和实用的，茶以味为上，不在意茶之外形条索如何，目前武夷岩茶的高价流行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坦洋工夫创新工艺红茶备受市场青眯也说明了这一点。外形隽秀与否不重要，关键在于内质。内质标准：香，甘，重，滑其四要素。香为醇香，幽香，甘为回甘，爽口，重为厚重，有内涵，富含营养物质，滑为凝重，油润，如油之入喉，茶者认为，重与滑概念的提出，使茶的内质标准形成一个飞跃，香与甘是常品，重与滑则是珍品了。可惜，现在市场难觅符合此标准的好茶，急功近利成为茶行业的固疾。茶者仅在曦瓜公司，喝到一泡鬼洞铁罗汉，稍有此韵味，香，甘易得，重，滑难寻啊！强烈建议一些茶叶专家或砖家在制订茶叶品评标准时，参考一千多年前宋皇帝提出的鉴茶标准，香，甘，重，滑并重。从而评定真正意义的好茶，使其不负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景像。

　　对于茶叶的香，宋徽宗沿及陆羽和蔡襄的说法，说是：茶有真香，非龙麝可拟。对于真香，他还有一个非常唯美的形容：馨香四达，秋爽洒然。这是现代人难以企及的审美境界。茶叶贵在本质的醇香，不应该添加原味之外的其它味道。唐人往往在煮茶时加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目前在西南少数民族和东南亚某些地方还存在此种煮茶法。陆羽言之，其似沟渠之水无异而。这一点已成现代茶行业的共识，当然，独具特色的茉莉花茶除外。

       无疑，在《大观茶论》中，最独特，最有唯美境界的是宋徽宗提出了点茶的七汤法，每次的注水量，注水的角度和用筅的力度不尽相同，其茶的生发程度也不一样，直至最后：“  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说是此时茶面上细乳如云雾汹涌，好像要溢出茶盏腾起，在盏的周围回旋不动，形成“咬盏”。这时，才可以慢慢品尝那轻灵、清浮、醇和的茶水。茶者觉得，这样的点茶境界应该是宋徽宗一个人的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是顶级的精妙之人，无从了解其精妙之处，何况如茶者这样的粗浅之辈，也衷心希望，一些茶界高人，俊男妙女们，能潜心研究，将宋徽宗的七汤点茶之法完整的再现在世人面前，阿弥陀佛，妙哉妙哉！

　　如果仅仅如此，茶者还可以理解，宋徽宗居庙堂之高，以悠闲雅致之心，在品鉴层面，对茶提出独到的理解。问题是，宋徽宗还对属于茶工制作范围的技术细节提出见解，这就让茶者有些匪夷所思了。比如在“藏焙”章节中，他不但叙述了焙茶的火候及其处理办法，而针对焙火的温度，时机提出不同前人蔡襄的看法，蔡襄认为，火的温度与人体温度适宜就行，并且要经常焙火才能保证茶香不减，而宋徽宗认为：焙火如人体温，仅能燥茶皮肤而已，内之湿润未尽，则复蒸矣。就是说焙火的温度如果仅达到人的体温，仅能去表皮的水分，茶内里的水分依然存在，对于焙的次数，宋徽宗提出，茶密封保存后，每年焙一次即可，也就是终年焙，常年焙则茶表干燥香气锐减。蔡襄曾任福建转运使，经常深入茶区第一线，还创造出“龙凤小团”，价值千金，世人公认，龙凤团茶起于丁谓，成于蔡襄，可见蔡襄的茶学功力不浅，正常应该是蔡襄更有经验才对，可现代的制茶理论和经验证明，宋徽宗说的是对的，你说气人不。同样，他对茶树种植的阴阳协调，茶叶采摘的时机把握，茶叶蒸压的过程以及茶器的制造等等都提出独到而正确的见解。那么，他是如果知道的呢，查资料吧，宋朝无资料可查，宠臣告诉的，宠臣未必能知。宋徽宗凭什么能够对茶洞察秋毫呢？茶者百思不得其解

　　宋徽宗不是正常的顺位继承大统的，是兄亡无子，他以弟弟的身份意外上台的，他能上台，也是经过了腥风血雨，登基之初，励精图治，他的第一个年号“ 建中靖国  ”就说明了这一点，“大观”是他使用的第三个年号，是上台后的第七个年头开始使用的。《大观茶论》就写于这个时期，此时宋徽宗是一个二十五左右的青年才俊，按照《大观茶论》的描述，此时是：百废俱兴，海内晏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熏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无疑是一个难得的盛世，至少在宋徽宗自己及群臣看来是如此，否则，他也不会如此平静的语调，写下这篇和治国理政 八竿子都打不着“植物志”，之后他重用蔡京为相先后长达十八年，还和其结为儿女亲家，大兴土木，从全国范围调运花石纲，同时也兴建画院，创造出一代画风，还联金灭辽，期待一洗祖宗之耻。可惜事与愿违，直接导致“靖康之耻”，北宋亡国，自己被俘，过着被肆意凌辱的日子，“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不知他在北方雪夜中，是否还会想起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壑源之品，是否还记得起自己撰写《大观茶论》时的志得意满。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的捉弄人。

       也许在大部分国人眼中，他是一个可怜可恨的亡国之君，是一个历史的罪人，而在我眼中，他是一个茶之性情中人，是一个留下茶学专著的优秀茶人，记录下了中国茶史中辉煌的一页，茶因有宋徽宗而更加饱满，他以悲喜交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他的聪慧，为我们奉献出一部如珍珠般的茶论，作为茶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缅怀他，不感恩他呢，亡国之痛属于他个人，属于赵家，我们所感叹的是因他的悲剧人生，使我们的茶失去更加绚烂的机会。

         写到这里，茶者突然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假如宋朝的祖宗们能够穿越历史的尘埃，像如今的英国，日本一样，宋皇仅是一种国家的像征，不必亲政，那宋徽宗该是一个多么称职的君王啊，集艺术才华于一身，不乏聪慧，仁慈，又是一个茶叶专家，在老迈之时，顺利传位于儿子钦宗，正如当今日本平成天皇传位给令和天皇，这该是一个多么圆满的结局。可惜这不是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事方式。

       “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这是《大观茶论》中茶者最喜欢的一句话，也是茶者最向往的一个生存状态，我们曾经为得到这样生存状态而浴血奋战，如谭嗣同，秋瑾等先烈，也曾经暂短的拥有这样的生存状态。 但现实是残酷的，历史是诡异的，我们还需努力并矢志不渝。

       国强，人和，才有茶之兴，茶运寄托于国运，这是阅读《大观茶论》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作者简介】李彦晨，现为“金红茶（福建）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83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历代事茶，祖辈为坦洋工夫创始人，父辈为出国援外茶叶专家，国有茶企负责人，家族传承已历七代，现为宁德市级和福安市级坦洋工夫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曾主持“复兴历史名茶坦洋工夫项目” ，参与福建坦洋工夫集团的组建，历任副总经理和总经理。致力于坦洋工夫新工艺及新设备的开发，获得三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一项发明专利和一项外观专利。公司被评为“福建省科技型企业”“宁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福安市十佳信誉茶企”致力于茶产业的理论总结和体系创新。撰写茶叶论文十几篇，提案建议案数十篇，茶叶随笔三十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