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香港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香港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简单而言就是一个双向的溶解过程。一方面，从殖民统治向民主制度的过渡，让社会治理对黑社会这一中间势力的依赖削弱；另一方面，个体也更容易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而不再需要用一种灰色形式来进行博弈。就是这一转化过程带来的强烈不适应感，随着规则的束缚被冲决，便产生了强烈的失序。<br><br> <p> 而我们的主人公雷洛就是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机会，成就了自己在香港警、黑两道无与伦比的地位。</p> 40多年前，香港是一个乱世。日军进攻香港，港英政府只用了17天就宣布投降，一部分黑社会成员回内地抗日，留在港岛的则多沦为穷凶极恶之徒。1940年11月，仅20岁的雷洛从潮州海陆丰逃往香港，为了讨口饭吃，他先后擦过鞋、卖过报，最后加入香港警队，成为一名巡逻小队的警员。他的成长十分迅速，很快锋芒毕露，几年内升为探长。但他的胃口随着他权力越来越大，大至5个亿，小至一碗饭。一边是探长，一边是渔民，一面是白，一面是黑。 后人回忆雷洛这个叱咤黑白的霸主，寥寥数语带过他的人生：在世90年，混道30余年，通缉34年。在半个世纪的漫长殖民岁月里，雷洛历任港岛、九龙总华探长，纵横黑白两道，只手遮天，建立了一套平分警、黑两道的贪污纳贿机制，人送外号“五亿探长”。警与黑两种性质相反的身份叠加在雷洛身上，他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代港人的写照，更是窥视那个混乱迷离时代变迁史的一面镜子。 黑社会之于香港，如黑手党之于西西里。关于香港黑社会的最早记录，可追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的反清秘密组织洪门。至19世纪末，会员人数约占据香港华人成年男性的1/3。他们都是社会边缘人，代表反精英、反士绅阶级的草莽庙堂，以原始“忠义”观念为精神号召，以粗暴严格的武力方式代替法律道德约束，逐渐演变为市井霸权，并且在边缘世界建立一个自成体系的秩序。黑社会最早的收入来源是黄、赌及“保护费”，从被管辖者那里收取利益，具有典型的社会控制特征，部分取代了政府职能。 1948年，民国特务戴笠的得意门生向前设在香港的“义安工商总会”被港英政府查封，向前将其改名为“新安公司”，也就是后来著名黑帮“新义安”的原型。向前共娶了四房太太，长子向华炎长大后接掌新义安龙头40多年，后娶了一个妻子吕乐华，其父吕六正是雷洛（吕乐）的叔父。历史经脉相连，风云变幻间，内忧外患的多重动荡还在积聚。<br> 国民党三大战役皆败，拥入香港的残兵被安排至西贡区将军澳对面的调景岭难民营。车夫葛肇煌也身处骚动难安的难民堆里，他虽已近中年却依然血气方刚，极端条件下挺身而出，一举创建了传说中的“14K”帮会。1956年10月8日，14K筹办“双十”纪念，在全港大规模悬挂青天白日旗，港英政府拆掉了一些旗帜，旋即引发了群起抗议。雷洛瞅准时机将反叛分子一网打尽。“双十暴乱”成为他的“事业”转折点，自此，雷洛受到官方重用。 “法外之地”是黑社会滋长和发展的必要土壤。1860年《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割让出去，作为香港历来人口密度最高的九龙城寨，正式在历史的风云舞台上翻涌起来。“界中之界”九龙城寨由清政府于1847年扩建而成，90年代被拆除改建之前，一度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三不管”围城，长期延用大清律例。中英黑白各大势力都往里面渗透，劳工、娼妓、无业游民混居杂聚，逐渐成为犯罪的温床。<div><br></div> 香港电影《追龙》还原了九龙城寨——当时各方势力盘根错节、鱼龙混杂的“界中之界”。雷洛与香港最大毒枭之一跛豪大战英警司后，两人在九龙城寨的天台点起了烟，共同品味香港属于他们的最后深夜。 1960年，内地爆发饥荒，30岁的吴锡豪（人称“跛豪”）随逃港热潮亡命南来，抵港就投身于当时很受欢迎的民间博彩业字花，到1970年代，他已成为香港贩毒的“四大家族”之首。<div> 雷洛和跛豪曾一度并居香港黑社会有重量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人物，二人都共同代表着游走于灰色边缘地带人士的鼎盛。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正义英雄，却得到身处困顿和压抑中的香港人认可，这离不开当时殖民统治的历史背景。<br></div><div> 雷洛纵横黑白两道，却深刻明白一条硬线不能越：“一个英国警察都不能杀”“香港是英国人的天下”；《追龙》里的跛豪则突进了这条线，他将自己置身死地，对英国警司亨特怒喊：“香港是你们的吗？是我们的！”<br></div><div> 影片反映出乱世双雄有了某种根植于家国精神、民族大义的共同发力点。跛豪和雷洛之间唯一颠扑不破的联结，是作为整体的香港，与宗主国英王国的对立。<br><br></div> 在当时殖民统治背景下，港英政府采取政治代理人制度，用根植于华人群体的黑社会“以华制华”。每个区都有“华探长”，向洋警司效力。而雷洛就是利用熟悉黑社会和警界的双重身份，建立了一套平衡警、黑两道的收费机制，，一时之间居然警匪合作井然有序，再加上雷洛对于英国殖民的顺从，得到港英政府的认同。这也是他立足之基。所以决定了他走上与跛豪不同的道路。 雷洛在身份认同上得不到的，只能通过攫取金钱来满足自己。在警界20年足足贪揽了5亿港元。5亿在当年的香港是什么概念？1960年代，香港房屋均价10000港元/百平方，几十万就可以买下一栋楼。 然而，自古以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巨额贪腐的背后，是越来越难以压制的民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年方半百的雷洛早闻风声，立马宣布提前退休，举家逃往加拿大。于2010年离世。 回视雷洛这号人物，似乎很难找到一个介于“功”与“过”之间的平衡，因为威名本质上是黑名。建立“贪污机制”，以维持社会某种意义上的安定，一边肆意贪污，一边却塑造秩序，这两件事其实都难以分开定性。雷洛的那碗饭，是历史给予的，也是历史砸掉的。 随着80年代内地市场开放，给香港注入了蓬勃的红利，香港人口激增，社会开启了一系列巨大转变。经济迅速腾飞，“亚洲四小龙”的神话变现，中产阶层规模膨胀。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逐渐成为新的主题。港英政府一度深信黑帮势力已被瓦解，1982年，警方正式解散成立多年的“三合会调查科”。但实际上，已有广泛社会基础和雄厚经济基础的黑帮尚未完全铲除。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后，黑社会分子都一直活跃于地下，以商业、服务等形式渗入暴利行业，比如演艺、影视圈。 现在的香江是浮世绘，也是“浮城”。“浮城”这个形容来自作家西西：“既不上升，也不下沉……许多许多年过去了，祖父母辈的祖父母们，都随着时间消逝，甚至祖父母们自己，也逐一沉睡。他们陈述的往事，只成为隐隐约约的传说。”<div> 租界消失了，四大探长时代褪去了，但时至今日，不少港人仍把一句形容挂在嘴边：“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在被条约框定的殖民年代，香港始终处于一种带着宿命论色彩的动荡之中。港人把自己当过客，心中多少揣着跛豪常挂嘴边的那句“生死有命”。而“借”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在高密度的现代化、城市化挤压后，香港仍遍地可见逼仄和压抑，不仅是空间上，更是沉淀在历史体肤内的心理上。</div> <p>关注我们呦</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