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歌的美篇（五）

君歌

　　难忘那些邻居

——“远亲不如近邻”

　　我出生在北京东郊的棉纺厂，我家在京棉一厂职工宿舍的2至3楼，在厂大礼堂的东侧。

三层高的红砖楼从东向西排开共有三个楼门，我家在最西边的门，楼门内每层三户，共有9户人家。旁边的两个楼门各有六户人家。家家都是两居室，都有宽大的厨房和卫生间。

听妈妈讲我家1953年搬来时，三层就我们自己，住房可自选。最初我家住北侧，我出生后因为天气太热，就换到了中间通风较好的单元。

整个2至3楼共20几户人家，每家孩子多的7-8个，少的也有2-3个，大部分都是50年代后出生的，经常是你的哥哥和我的姐姐或我的妹妹和你的弟弟是同年级或同班同学。

我们的楼门朝向东北，对面的3至3楼门朝东南，和我们相对。两座楼之间形成了一段狭长的空地，是我们这些孩子放学后玩耍的空场。男孩子们踢球、推铁环、抽陀螺、拍三角、弹球；女孩子们跳皮筋、跳房子、投沙包，经常是大人们喊了很多遍才跑回家吃饭。冬天狭长的空地上泼水造出的冰场，孩子们滑冰、溜冰车，好惬意。

楼前的空场，还种了对称的两排树，啥树我叫不上名字了，只知道树叶大大的，开着藕荷色的花，飘着淡淡的香味儿。夏天晚饭后，大人和孩子们拿着板凳和蒲扇在树下乘凉，唠家常、讲故事，感觉倍儿爽。

我们这些孩子，一起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上山下乡”、“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等等，见证着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物质条件是那么的贫乏，家家生活也只是温饱。记得小时特别盼望过春节，不光能有好吃的，偶尔还能有件新衣服。大年三十的晚上，把新的花衣服套在旧棉袄的外面，初一一早儿穿上迎新年。生活倒也无忧、乐呵！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发展，生活富足美好，不光吃的丰富多彩，打开衣柜，四季的衣服应有尽有，而且三分之二都是摆设。

从一个小小的电视机就可窥出时代的变迁。小时候真没有见过电视，但厂区内放电影倒是经常。看过：马兰花、神笔马良、草原英雄小姐妹、革命家庭、英雄儿女、平原游击队等好多好多电影，厂区的文化生活丰富了我们幼小的心灵。

真正见到电视是在70年代，真正自家有电视，是80年代的事儿了。我家买的第一台电视9英寸，屏幕前摆上一个放大镜，增加观看效果。每天晚饭后邻居们就聚到家里来一起看：“霍元甲、陈真、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等；后来换成了个大的、彩色的、超薄的，而且家家都不止一台。但最初邻居们聚在一起看电视的氛围是现在的人们体会不到的。

我家楼门内从南方到北京支援京棉一厂建设的有三户人家。分别是隔壁的杨家、二层的王家和龙家。杨家的女儿杨秋芳和王家的女儿王惠玲都是70届的，比我大一岁，我们常在一起玩儿。记忆深刻的是，每到节日前，我们三人会齐心协力从三层泼水冲下去，将整个楼道冲刷打扫一遍，每次都得到大人们的夸赞。

有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在北海的五龙亭，杨秋芳的弟弟杨荣在亭子里玩耍，一脚把鞋子甩得老高，掉进了水里，急得我们没辙了，准备让他把饭盒盖绑在脚上，穿着回家。但是杨荣死活不答应。幸亏来了三位解放军叔叔，跳进水里把鞋子摸了上来。高兴的我们和解放军叔叔约定，明年的“八一”还在这里见面。我们如约去了，可是解放军叔叔没来。杨荣后来进了北京足球队，踢前锋，带球跑得快、过人进球技术好，这和当年甩鞋的功夫也有点儿关系吧！



杨家最让我难忘的是小阿衲（上海话奶奶的意思），阿衲个子不到1米5，圆圆的脸，慈祥可爱，对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非常好。当年我经常早上上学前求助阿衲帮我梳小辫儿，然后风风火火的奔向学校。

二层的王家孩子最多——7个，王惠玲排行老五，我俩关系最好，一起参加少年宫的舞蹈队，“文革”期间一起组织楼里的女孩子们成立宣传队，排练节目，到周边的村庄（陈家林、黄杉木店村）给农民们演出。还在我们楼前挑灯照明给邻居们表演，当年在厂区内引起了轰动。我们编排的舞蹈“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舞台造型画面感极强，至今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子里。现在想想我们那时也就12—13岁，怎么会有那么强的组织和编排能力呢！

当然，我们的演出没有大人们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记得去农村演出，怕我们女孩子们走夜路不安全，住在东边楼门一层的家委会主任王兰英的爱人，还有“小阿衲”每次都会与我们同行，保驾护航。这些镜头也一定深深地印在了邻家小姐妹的记忆里吧！

二层的龙家叔叔善养热带鱼，他家的热带鱼品种名贵、稀缺，在家属区也是小有名气的。当年热情的龙家叔叔、阿姨给了我一次观赏的机会，使我大开眼界，（要知道可不是谁都能去他家观赏的）那是我见过得最漂亮的热带鱼。龙家叔叔的鱼养得好，可是讲学问的，要有合适的水温、照明和食物，哪一点做不好，鱼都成活不了。比起来我养的那些“小孔雀、黑玛丽”可就登不上大雅之堂了！

楼里其他几家都是北方人，二层的赵大叔、张大婶都是离休干部、老革命了，经常串门与我父母唠家常。记得我参加工作时，赵大叔特意送给我一支金笔，鼓励我好好学习，我留存至今。

张大婶、赵大叔

一层的董家妈妈和我妈妈是好姐妹。她在北京医院做护士长，人干净漂亮、穿戴总是那么得体。当年妈妈生我中暑住院治疗的那些日子，是董家妈妈为我哺乳，（她的儿子董义也是刚出生几个月）这种恩情我绝对不会忘记。

照片右上是董家妈妈

京棉一厂家属宿舍的第一排楼房号称是干部楼。我们2至3楼也确住有几位厂长和书记。我家二层的赵大叔曾是二轻局的党委书记、一层的孟家大叔曾是维尼伦厂的厂长。

赵大叔

隔壁楼门二层的郝永安叔叔，“文革”前任一厂厂长，他的儿子和我是同学，记得去他家串门時，郝厂长戴着一副深度、老式的黄色眼镜，待人特别和蔼。“文革”中因其地主出身全家被轰回农村，后来平反回京后住到大礼堂西侧的宿舍去了。郝厂长一家搬走后，这套房子曾经是生产“毛主席像章”的车间。

　　 杜书记

厂党委书记杜茂恒一家也住在二层。杜书记为人谦和，受人尊敬。杜家一家人都低调、友善。当年我父亲“文革”后的平反和去世后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事宜，都得到了杜书记的大力帮助，我们全家非常感激。

包锡芬叔叔

还有住在一层的包家叔叔和阿姨，是一对革命伉俪。包叔叔早年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就是共产党员，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有技术的党的干部，“文革”前任北京印染厂的厂长。

李树仁阿姨和她的老伴儿孙叔叔

对面3至3楼三层的厂党委书记李树仁，是革命圣地延安培养出的干部，是1953年到京棉一厂参加筹建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是我父亲特别尊敬的老大姐！记得“文革”前父亲曾让出一间房子给新入厂的工人，随着哥哥要结婚，两家人共住一个单元就很不方便。夏天时，父亲经常睡到楼下小树林的乒乓球案子上，是李阿姨看到后及时帮助我家解决了住房问题。

几位叔叔阿姨们，战争年代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热血，建国初期为国家的纺织事业艰苦奋斗，“文革”时期曾经受过迫害和不公正待遇，平反后他们依然为党忠心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们陆续进入幸福的离休生活。如今张大婶、杜大叔、包叔叔都还健在，衷心的祝福“九零后”的她（他）们健康百岁！

家家的老人们为祖国的纺织事业兢兢业业奉献，家家的孩子们也在风雨中历练长成。

特别是那些老三届的大哥哥姐姐们，当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了农村广阔天地，我们楼区中约四分之一的家庭有孩子下乡插队，有些家庭还不止一个孩子。他们有文化、能吃苦、敢作为，既是国家建设的奉献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我们楼中门三层葛家的小儿子“小牛儿”，经常听到他在阳台上练习小提琴，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琴声悠扬，特别好听。后来他去了陕北插队，听说凭着精湛的琴艺进入到陕西省歌舞团或西安市歌舞团，任乐团的小提琴首席。

对面3至3楼住在一层的杨家大儿子杨玉明。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山西黄河岸边插队。改革开放初期，他怀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毕业证书到瑞士自费留学。打拼了40年，如今拥有两家实力雄厚的瑞士钟表制造和加工厂，被称为打入瑞士钟表业“心脏”的中国人。我清楚的记得当年有些邻居曾担忧的议论：好不容易上个大学，学外语，还是小语种，这能用得上吗？将来能找到工作吗？

3至3楼住在二层的陆家儿子陆致诚，1968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了内蒙古，在艰苦的草原牧区干了5年，1973年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学习，后留在清华大学任教。1988年开始创业，成为赫赫有名的“清华同方”——高科技公司的总裁。他从大学教授到企业老板，血脉中始终流淌着陆氏家族几代人产业报国的情怀。

他们的努力和成功有赖于上山下乡知青岁月的锻炼，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更离不开国家的发展和开放的政策，同时还有小时候生活的环境——京棉一厂的养育。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国企“艰苦奋斗、勇往直前”的精神、父辈们“吃苦耐劳、宽容大度”的传统，是我们成长的良好基因。

“感恩东郊纺织城，

谢她伴我儿时行，

“酸甜苦辣”挥不去，

生命之基她育成”。

　　

如今在祖国繁荣昌盛的怀抱中，邻居们分布在北京和祖国的各处，有些甚至久居国外，再见面可能模样和名字已记不清，但棉纺厂的情结是永远抹不去的。

祝邻居们家家幸福，人人安康！

2020年7月24日编成

感谢提供照片和资料的邻居！

文章中邻居“杨玉明、陆致诚”的内容，来自网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