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55年向广大城市青年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这年正是我出生的年代,命运注定我一定要到深山老林里磨练一番。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十二月的寒风凛厉,小雪风飞。在县灯光球场里摆着十几辆从各单位调来的大货车排的整整齐齐,一声令下,我们几百个高中毕业的机关、街道的少男少女们告别父母,踏着人生的第一步,上路了。

我们车上有三个知青小组,都是一个公社,上面讲是石洪公社,当时的农村体制是公社为组织形式,我们这个组有三个人,我和赵长健,胡光年,方向是石洪公社新建大队一小队,还有一个组是新建大队二小队,另外一个组有个同学:彭友谊、许汉祥、姜红平、田开胜,以我们相距五里多路。

车开进了石洪公社,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迎接我们。我们这个组分到新建一队保管室西头的一间大套房里,走进房内,屋顶是大石板盖的,墙角有一个厨柜和一个大灶台,屋内还有一个大苕坑,盖着木板,有一股烂苕味从坑中飘出,我们来了三人,因上次有知青来过,所以小队的男女老少也不稀奇了,除了小队长马老和保管员小涂为我们安排,马队长为我们整床,铺稻草,有一张断了腿的书桌,小涂指着厨柜说:“这里面还有盐和油,你们省着吃吧。”我问小涂:“没有米吗?”马队长看了一下小涂后,转身对我们说:“走一个小弯,有一个公社粮店,你们就可以去买粮了。”原来马队长知道带来了半年的粮油票,可以不用队里粮油了,又为生产队省了一笔粮油。我们一看天色,快到晚饭时间了,赶快收拾一下,三人去公社粮店去买粮了,不然的话,当晚还没饭吃。

真得拐了一个大弯,来到粮店,真巧,粮店的营业员我认识,姓吴,我亲热地打招呼:“吴叔叔,您好。今后您要多关照了。”吴见是我,也很热情,还给我们倒了一杯茶。当我们拿出购粮本买粮时,吴说:“买粮要挞苕米的,百分之三十,这次就不挞了,下次要拿两个袋子来。”在那时,买粮都要挞杂粮,怎样做苕米饭,我们真不知道。

回到住处,天己黑下来,下了一天的小雪,路上稀里糊涂的,巴满了土,回屋后,黑塗塗的,当年电灯没有到农家,我们只能点煤油灯,这也是上届知青留下来的,我们打开水缸盖一看,没有水,我们只得挑起水桶到一里多路的水坑里挑水,三个人,一个人打着电筒探路,一个人挑着水桶,一个人跟着,准备换一下。水挑回来了,得好在墙角有一筐土豆和一包干菜。这样,我们三个人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合伙做饭,第一次点着煤油灯做自已的事,第一次感到新鲜,来日怎样,就不管了,我们边吃边议论,其他组的怎样,他们吃上饭了吗?

吃过饭,又要上厕所,可不在屋内,而要走出屋外,到一个搭起的茅草小屋里去解手,这茅房两旁里坟地,我们过去白天就怕到坟地去,晚黑了就更怕了,吃饱了,又要排出来,壮着胆子,打普电筒,走进黑炯炯的夜色,跨进茅房里,刚蹬下,突然“呼”里一声,紧接着喳里喳的响,一下子把我的头毛吓得竖起来,提着裤子就跑了出来,坟头里,有鬼,坟头里,阴沉沉,坟头里,有响动,一想起,浑身冷汗直冒,最后还是赵长建作伴,勇敢地走进茅房,装了一次“大爷家”,解了一次吓得要命的手。现在想起来真好笑,这就是现实生活,这就是锻炼意志,这就是体验农村生活的第一天。

回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微信特写)

劳动、生活笑话三则

从小在小城生活,在机关进出,农活怎样做,完全是一片空白。下乡后,苦不说,累不言,搞笑话也不少,听说刚下乡,多数知青小组只有包谷吃,有一同学,从大队加工厂里打包谷打成面后,看到包谷面掉进了许多灰,一般农民不把这事当回事,“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而这同学天生爱干净,何况面中掉了这么多灰尘。回到家中,他把包谷面倒到竹筛子里,端到小溪河里准备淘一下,没想到,溪水急,竹筛子有许多小孔,竹筛子放在溪水中,一眨眼,包谷面随着溪水漂走了,只剩下一点点包谷面在竹筛子上,他一看,傻了眼,他把竹筛子往溪边一丢,坐在石头上哭了出来,这是半个月的口粮啊。

我们这个小组还好没有犯过这样低级的错误,但劳动中也搞出了笑话。下乡第一年,队里安排我背麦草。土家族背麦草是用的木背架子,木背架子是土家人在劳动中创制的一种劳动工具,两根大酒杯粗的木棒朝上有一米八高,朝后一米六,作出木眼,暗接在一起,再用竹做两肩系,这样背草类、楂类就比较多。队里安排我背麦草,心想,我背百来斤是没问题,在说也简单,只要出力就行。

我和社员们一样,也背起了一百五十多斤麦草,从一个山包往队里保管室的草场背去,山包与保管室场子有里把路,中途怎么也要歇一脚。走了一会,前面的社员要歇一脚了,我也跟着歇一脚,可我觉得,说是歇一脚,我没感觉有歇一脚的轻松,反而越歇越感到重。我问身后的社员马大春:“怎么你们要歇一脚,我觉得越歇我越背不起了,”马大春也是我们同龄,在一起象兄弟,他一看,我把打杵歇在屁股上,马大春一下没忍住,大笑起来,不松劲,连人滚到水田里去了,马大春虽然滚得浑身是泥,爬起来还是笑个不停,高声对其他社员喊:“曹裕政歇在屁股上。”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大笑,我实在背不起了,只好歪到一边,出了一口大气,这是我下乡劳动时出的一次羞。

我们下农村后,都要自已做出来,才有吃的。第一次种小菜园子,几分小田我们种了广椒,茄子,西红柿等秧子,为了菜秧子长得快,上了水粪,我们又找到队里保管员,要了几大块菜油饼,倒粹后,把渣埋在菜秧子根部,当时,我们还得自洋洋,上了这么多肥,不愁长不好菜。第二天,我们到菜园子去看菜秧子,傻了眼,菜秧子全倒在土上,死了。我们请来翠姐来看,她问我们:“你们上的什么肥?”我们只得照实说,翠姐笑了:“生菜油饼埋到菜秧子根部,全把秧子烧死了。菜饼要发酵后才能用,怪不得这样了。”没办法,我们只得重新来,好的我们发现的早,没有出太大的损失。

是男人,做什么针线活,下乡了,衣服被柴楂子撕被了,在农田基本建设上,衣服被石头磨破上,又在屁股上,不补也是不行的,虽然生产队的姑娘多,肯帮忙的也多,就是开不了这口,回到住房,晚上在煤油灯下补衣服,这样的情况,只有在家里,看见妈妈,婆婆为我补过衣服,上个扣子,自已从来没动过手。我清楚记得,第一次补裤子,怎么针线把帐布连在一起了,等我做完后,把裤子一抖,蚊帐与裤子联在一起了,没办法,只有从头来。学会生活,学会针线,学会种菜园子,学会做包谷饭,学念煮苕,学会扎把子……一个农民家庭要做的事,你一个知识青年也要做到,几年来,我们在大山里,基本学会了农田活,看到了农民的艰辛,说句老实话,在那时农民要缴公粮,要缴公油,要缴这费那税,连杀猪也只能留一半,还有一半缴国家。那时我们的一天劳动的工分只有九分,合计人民币八分钱,拿现在来看,简直是开玩笑,想想那时的生活,我们掉过伤心的眼泪,更多的是笑,笑傲人生,笑傲经历,笑傲实践,我们勇敢地挺过来了,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又算得了什么?这真是:

上山下乡经锻炼,

农民艰辛知苦咸。

知青所遭事一切,

不过长征最普遍。

一个时代带着时代的烙印

时代在变,每个时代都印记着当时的烙印。我们上山下乡到农村,首先要认识各种票样,如粮票、肉票、布票、煤油票、付食票、肥料票、酒票等,几乎紧俏的物质都要票的限制。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较看重是肉票,一个人一斤肉的供应,在强度如此大的体力劳动下,消耗是相当大,对一个长身体的青年来说,一斤肉一天三顿都不够,这一斤肉是管一个月呀,一月三十天才有一斤肉油浑,真是看肉流馋,看肉心跳,看肉眼就盯着不放。吃到一点肉,就如过年一般快乐,能在公社的肉店多要一点肉,就是当时最幸运的人了。饿肉成了我们知识青年中一大心病,能在一月中多吃一顿肉,就是知识青年中最快乐的日子了,有时剩一点肉汤,也要添的干干净净。

当年煤油票也紧俏,下乡了,每天都要看看书,写写日记,而每月煤油票少的可怜。只有省点用,有时从家里带点,还是用点时间学习一下,我喜吹画画,所以自己做了本速写本,晚上在煤油灯在找几本连环画小人书,照着线条画着。

那时农村走亲戚送礼也很特别,两斤挂面十个鸡蛋就是拿的上桌面的礼物了。一份礼不知要转来转去转过多少人家。记得我们一次劳动回来,缸没有米了,我就找一户农家借了两斤面条,这户人家说:“你们买回来面条就赶快给我还回来,过两天有家要滿月子,要送去打喜。”我说:“没问题,明天到粮店买回来就还给你。”这农家对我们滿好,还送了我们三个鸡蛋。我们晚上可以吃鸡蛋面了。

回来后,我们烧开了水,把面条倒了进去,面条一进锅,漂起了一层带丝的虫子,面条长虫子了,我们的肚子还饿着呢,顾不得这么多了,捞起了虫子,把鸡蛋打进面中,一个,散了,二个,又散了,三个,也是散花子。没有一个好蛋。只能是这样,总还是面条,软省些,比吃包谷面还是好些,只少不哽喉咙。再说,那时在山区农村,两斤面条是很贵重的礼品。

记得在一个生产队,有一个漂亮刚过门的新媳妇,队长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一次机会来了,队长安排这家男人到公路上修路,一去有一个月回不来。这男人没有走三天,队长晚上到每家安排第二天的工,很晚了,队长又转回家,从猪圈里提出两斤面,直接到这新媳妇家中,得到了新媳妇的欢心,第二天就在保管室做轻杂活,工分也不低,说保管室的活儿是个仔细活,要特别负责的人才能做好,所以记工分也高,所以说,队干部两斤面条可以搞定一个新媳妇。

顺应时代,记忆时代,表白时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能体现的。在我下乡的生产队,有一户书香之家,夫妇都是教书的,男老师姓马,在一所农村初中任校长,虽然治校严谨,教学教管能力很强,那时“读书无用论”在学校广泛存在,学生都是“红小兵”“红卫兵”,动不动就有“黄帅”出来与老师对抗,所以教学都是应付而已,何况那时教材严重不足。

这对教师夫妇有五个小孩,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两个儿子还是双胞胎。他俩给五个孩儿取名为:马英、马勇、马红、马卫、马兵。联起来就是英勇红卫兵,这是多么响亮的口号,这就是时代的印记。这也记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这对教师夫妇对他们的儿女都教育的不错。改革开放大潮到来,大姑娘马英出来工作,嫁给了当了副县长的向贤海,大儿子马勇在建行系统工作,当上了县建行行长,还有三个儿女也出来工作了,个个在社会立足。现在这对教师夫妇儿孙滿堂,书香溢室,是一个快乐幸福的大家庭。这正是:

火红时代火红人,

有人吃苦有人甜。

印记烙在时代中,

人随时代奇缘见。

回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微信特写)(六)

发挥特长,争取进步

我们在石洪公社新建大队安营扎寨了。我们组三人都有特长,胡光年同学在学校是文艺宣传的骨干,班上和学校排节目都少不了他,在当时的东方红学校里,他曾演过郭建光,整场京剧《沙家浜》都演出来了,他不但自己演,也会排新节目,当时流行的忠字舞,《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洗衣舞》等,胡光年都可以编排出来,因此胡光年同学背后有人叫他“胡妖精”,他走路就带有舞蹈动作,成了学校的“戏迷”了。到了新的地方,到了广阔的农村,在当时缺乏文艺气氛的山村,贫下中农希望看到戏,回队生产的大姑娘,大小伙子们也希望演一演,凑在一起热闹一番。团支部书记马能翠也很赞同,在大队书记的支持下,生产队决定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在学校里,我主要是办班级黑板板,用红黄绿粉笔画工农兵等,我也演一演戏,在戏中担任一个新四军的角色。赵長建同学在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拉二胡,也能唱一唱,拉一拉。在当年,政治宣传是少不了的,我在学校就喜欢画画,办黑板报成了我拿手的活计,生产队有几块黑板报,这也成了我用武之地。

生产队要成立文艺宣传队,从小学、初中毕业回来的马姑娘、英姑娘、丁姑娘、姚姑娘、张姑娘、等十来个姑娘小伙高兴地跳了起来,生产队的保管员还为我们找来马灯,特批了煤油。胡光年同学可以利用下田时间在家里编排节目内容。

从此,我们住房外的麦场和堂屋中,都是欢乐的,热闹的地方,特别是几个姑娘,笑的真开心,心中的愉悦只有她们自已知道,我们心里有一道坎“不能越雷池半步”。

在胡光年的精心编排下,舞蹈,独唱,三句半,京剧片断,大合唱,诗歌朗诵等十几个文艺节日成功出演,为了不闹笑话,我们文艺宣传队首先在大队小学里公开演出,先给小学生演出看效果,就是有什么笑话,也不怎么样。没想到,在小学生中演出成功,小学生的小手都拍红了,这也不怪他们,这些娃们长这么大,没看过大人们化了装,穿了花衣裳,在台上跳起舞来,这也是小学生看到“真大人”在山中演真戏。

我们生产队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在公社引起轰动,在公社书记周耀才的鼓动下,我们到了很多生产大队去演出,好多姑娘和小伙也出名了,她们脸上都有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在我们宣传队,有一个刚从学校初中毕业的回乡女青年,她姓姚,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晴,小巧玲珑的秀气的小鼻子,一张樱桃嘴,瓜子脸上有一种古典的美,刚从学校回乡,还没脱了学气,八月里,在我们麦场里排节目,总要带一把小纸扇,看到赵长建拉二胡,主动上去给他打扇,赵长健拉琴的劲就更足了,大家一笑,姚姑娘见后,瞬间脸红了,不好意思扭着腰走开了,会说的眼瞅着赵长健不放开,然而,赵长健什么都不知,只到现在说起,赵长建说姚姑娘长的漂亮,但怎么也不会生歹心,更不知姚姑娘是怎么想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看到了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姚姑娘的眼晴又浮在我眼前,姚姑娘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林黛玉”,虽然姚姑娘只是初中毕业生,她那斯文,走形,手势,扭腰,笑姿都有一点古典味,可惜了,在那“读书无用”的年代,这样姑娘只有回乡种田,这是惟一的出路,二年后,我们告别了生产队,出走了大山,姚姑娘依然在那古老的乡间。这正是:

青春少年乡村间,

无忧无愁度苦年。

一台好戏演时代,

不知自己有姻缘。

作者介绍


    曹裕政,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生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办公室退休干部,祖籍大治市。

    作者善于写作,数十篇报告文学、通讯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调研报告《群众欢迎什么样的县、市委书记》,《什么样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受欢迎?》。在半月谈,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五十多家媒体刊登。

    作者是全国根艺学会会员,《千年灵芝》等作品获得三届在北京展出的金银铜大奖。获得了中国文联,中国广播电视总局,国家工业局,国家林业局,中国根艺美术学会的奖励。

    作者的《三峡根艺》画册,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同时他的《党旗飘扬在土家山寨》书籍,《长阳书画收藏集粹》,《博客诗画》上下册出版。多年来,曾任宜昌市《三峡林业》,《宜昌科技》,《扶贫开发》等内刊的编辑。

    目前作者正在筹划出版《中国土家族民间传统体育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