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里（微信特写：曹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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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55年向广大城市青年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这年正是我出生的年代，命运注定我一定要到深山老林里磨练一番。

那是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十二月的寒风凛厉，小雪风飞。在县灯光球场里摆着十几辆从各单位调来的大货车排的整整齐齐，一声令下，我们几百个高中毕业的机关、街道的少男少女们告别父母，踏着人生的第一步，上路了。

我们车上有三个知青小组，都是一个公社，上面讲是石洪公社，当时的农村体制是公社为组织形式，我们这个组有三个人，我和赵长健，胡光年，方向是石洪公社新建大队一小队，还有一个组是新建大队二小队，另外一个组有个同学：彭友谊、许汉祥、姜红平、田开胜，以我们相距五里多路。

车开进了石洪公社，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迎接我们。我们这个组分到新建一队保管室西头的一间大套房里，走进房内，屋顶是大石板盖的，墙角有一个厨柜和一个大灶台，屋内还有一个大苕坑，盖着木板，有一股烂苕味从坑中飘出，我们来了三人，因上次有知青来过，所以小队的男女老少也不稀奇了，除了小队长马老和保管员小涂为我们安排，马队长为我们整床，铺稻草，有一张断了腿的书桌，小涂指着厨柜说：“这里面还有盐和油，你们省着吃吧。”我问小涂：“没有米吗？”马队长看了一下小涂后，转身对我们说：“走一个小弯，有一个公社粮店，你们就可以去买粮了。”原来马队长知道带来了半年的粮油票，可以不用队里粮油了，又为生产队省了一笔粮油。我们一看天色，快到晚饭时间了，赶快收拾一下，三人去公社粮店去买粮了，不然的话，当晚还没饭吃。

真得拐了一个大弯，来到粮店，真巧，粮店的营业员我认识，姓吴，我亲热地打招呼：“吴叔叔，您好。今后您要多关照了。”吴见是我，也很热情，还给我们倒了一杯茶。当我们拿出购粮本买粮时，吴说：“买粮要挞苕米的，百分之三十，这次就不挞了，下次要拿两个袋子来。”在那时，买粮都要挞杂粮，怎样做苕米饭，我们真不知道。

回到住处，天己黑下来，下了一天的小雪，路上稀里糊涂的，巴满了土，回屋后，黑塗塗的，当年电灯没有到农家，我们只能点煤油灯，这也是上届知青留下来的，我们打开水缸盖一看，没有水，我们只得挑起水桶到一里多路的水坑里挑水，三个人，一个人打着电筒探路，一个人挑着水桶，一个人跟着，准备换一下。水挑回来了，得好在墙角有一筐土豆和一包干菜。这样，我们三个人第一次离家，第一次合伙做饭，第一次点着煤油灯做自已的事，第一次感到新鲜，来日怎样，就不管了，我们边吃边议论，其他组的怎样，他们吃上饭了吗？

吃过饭，又要上厕所，可不在屋内，而要走出屋外，到一个搭起的茅草小屋里去解手，这茅房两旁里坟地，我们过去白天就怕到坟地去，晚黑了就更怕了，吃饱了，又要排出来，壮着胆子，打普电筒，走进黑炯炯的夜色，跨进茅房里，刚蹬下，突然“呼”里一声，紧接着喳里喳的响，一下子把我的头毛吓得竖起来，提着裤子就跑了出来，坟头里，有鬼，坟头里，阴沉沉，坟头里，有响动，一想起，浑身冷汗直冒，最后还是赵长建作伴，勇敢地走进茅房，装了一次“大爷家”，解了一次吓得要命的手。现在想起来真好笑，这就是现实生活，这就是锻炼意志，这就是体验农村生活的第一天。

回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微信特写）

劳动、生活笑话三则

从小在小城生活，在机关进出，农活怎样做，完全是一片空白。下乡后，苦不说，累不言，搞笑话也不少，听说刚下乡，多数知青小组只有包谷吃，有一同学，从大队加工厂里打包谷打成面后，看到包谷面掉进了许多灰，一般农民不把这事当回事，“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而这同学天生爱干净，何况面中掉了这么多灰尘。回到家中，他把包谷面倒到竹筛子里，端到小溪河里准备淘一下，没想到，溪水急，竹筛子有许多小孔，竹筛子放在溪水中，一眨眼，包谷面随着溪水漂走了，只剩下一点点包谷面在竹筛子上，他一看，傻了眼，他把竹筛子往溪边一丢，坐在石头上哭了出来，这是半个月的口粮啊。

我们这个小组还好没有犯过这样低级的错误，但劳动中也搞出了笑话。下乡第一年，队里安排我背麦草。土家族背麦草是用的木背架子，木背架子是土家人在劳动中创制的一种劳动工具，两根大酒杯粗的木棒朝上有一米八高，朝后一米六，作出木眼，暗接在一起，再用竹做两肩系，这样背草类、楂类就比较多。队里安排我背麦草，心想，我背百来斤是没问题，在说也简单，只要出力就行。

我和社员们一样，也背起了一百五十多斤麦草，从一个山包往队里保管室的草场背去，山包与保管室场子有里把路，中途怎么也要歇一脚。走了一会，前面的社员要歇一脚了，我也跟着歇一脚，可我觉得，说是歇一脚，我没感觉有歇一脚的轻松，反而越歇越感到重。我问身后的社员马大春：“怎么你们要歇一脚，我觉得越歇我越背不起了，”马大春也是我们同龄，在一起象兄弟，他一看，我把打杵歇在屁股上，马大春一下没忍住，大笑起来，不松劲，连人滚到水田里去了，马大春虽然滚得浑身是泥，爬起来还是笑个不停，高声对其他社员喊：“曹裕政歇在屁股上。”大家听了，又是一阵大笑，我实在背不起了，只好歪到一边，出了一口大气，这是我下乡劳动时出的一次羞。

我们下农村后，都要自已做出来，才有吃的。第一次种小菜园子，几分小田我们种了广椒，茄子，西红柿等秧子，为了菜秧子长得快，上了水粪，我们又找到队里保管员，要了几大块菜油饼，倒粹后，把渣埋在菜秧子根部，当时，我们还得自洋洋，上了这么多肥，不愁长不好菜。第二天，我们到菜园子去看菜秧子，傻了眼，菜秧子全倒在土上，死了。我们请来翠姐来看，她问我们：“你们上的什么肥？”我们只得照实说，翠姐笑了：“生菜油饼埋到菜秧子根部，全把秧子烧死了。菜饼要发酵后才能用，怪不得这样了。”没办法，我们只得重新来，好的我们发现的早，没有出太大的损失。

是男人，做什么针线活，下乡了，衣服被柴楂子撕被了，在农田基本建设上，衣服被石头磨破上，又在屁股上，不补也是不行的，虽然生产队的姑娘多，肯帮忙的也多，就是开不了这口，回到住房，晚上在煤油灯下补衣服，这样的情况，只有在家里，看见妈妈，婆婆为我补过衣服，上个扣子，自已从来没动过手。我清楚记得，第一次补裤子，怎么针线把帐布连在一起了，等我做完后，把裤子一抖，蚊帐与裤子联在一起了，没办法，只有从头来。学会生活，学会针线，学会种菜园子，学会做包谷饭，学念煮苕，学会扎把子……一个农民家庭要做的事，你一个知识青年也要做到，几年来，我们在大山里，基本学会了农田活，看到了农民的艰辛，说句老实话，在那时农民要缴公粮，要缴公油，要缴这费那税，连杀猪也只能留一半，还有一半缴国家。那时我们的一天劳动的工分只有九分，合计人民币八分钱，拿现在来看，简直是开玩笑，想想那时的生活，我们掉过伤心的眼泪，更多的是笑，笑傲人生，笑傲经历，笑傲实践，我们勇敢地挺过来了，比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又算得了什么？这真是：

上山下乡经锻炼，

农民艰辛知苦咸。

知青所遭事一切，

不过长征最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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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带着时代的烙印

时代在变，每个时代都印记着当时的烙印。我们上山下乡到农村，首先要认识各种票样，如粮票、肉票、布票、煤油票、付食票、肥料票、酒票等，几乎紧俏的物质都要票的限制。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比较看重是肉票，一个人一斤肉的供应，在强度如此大的体力劳动下，消耗是相当大，对一个长身体的青年来说，一斤肉一天三顿都不够，这一斤肉是管一个月呀，一月三十天才有一斤肉油浑，真是看肉流馋，看肉心跳，看肉眼就盯着不放。吃到一点肉，就如过年一般快乐，能在公社的肉店多要一点肉，就是当时最幸运的人了。饿肉成了我们知识青年中一大心病，能在一月中多吃一顿肉，就是知识青年中最快乐的日子了，有时剩一点肉汤，也要添的干干净净。

当年煤油票也紧俏，下乡了，每天都要看看书，写写日记，而每月煤油票少的可怜。只有省点用，有时从家里带点，还是用点时间学习一下，我喜吹画画，所以自己做了本速写本，晚上在煤油灯在找几本连环画小人书，照着线条画着。

那时农村走亲戚送礼也很特别，两斤挂面十个鸡蛋就是拿的上桌面的礼物了。一份礼不知要转来转去转过多少人家。记得我们一次劳动回来，缸没有米了，我就找一户农家借了两斤面条，这户人家说：“你们买回来面条就赶快给我还回来，过两天有家要滿月子，要送去打喜。”我说：“没问题，明天到粮店买回来就还给你。”这农家对我们滿好，还送了我们三个鸡蛋。我们晚上可以吃鸡蛋面了。

回来后，我们烧开了水，把面条倒了进去，面条一进锅，漂起了一层带丝的虫子，面条长虫子了，我们的肚子还饿着呢，顾不得这么多了，捞起了虫子，把鸡蛋打进面中，一个，散了，二个，又散了，三个，也是散花子。没有一个好蛋。只能是这样，总还是面条，软省些，比吃包谷面还是好些，只少不哽喉咙。再说，那时在山区农村，两斤面条是很贵重的礼品。

记得在一个生产队，有一个漂亮刚过门的新媳妇，队长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一次机会来了，队长安排这家男人到公路上修路，一去有一个月回不来。这男人没有走三天，队长晚上到每家安排第二天的工，很晚了，队长又转回家，从猪圈里提出两斤面，直接到这新媳妇家中，得到了新媳妇的欢心，第二天就在保管室做轻杂活，工分也不低，说保管室的活儿是个仔细活，要特别负责的人才能做好，所以记工分也高，所以说，队干部两斤面条可以搞定一个新媳妇。

顺应时代，记忆时代，表白时代，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能体现的。在我下乡的生产队，有一户书香之家，夫妇都是教书的，男老师姓马，在一所农村初中任校长，虽然治校严谨，教学教管能力很强，那时“读书无用论”在学校广泛存在，学生都是“红小兵”“红卫兵”，动不动就有“黄帅”出来与老师对抗，所以教学都是应付而已，何况那时教材严重不足。

这对教师夫妇有五个小孩，两个女儿，三个儿子，两个儿子还是双胞胎。他俩给五个孩儿取名为：马英、马勇、马红、马卫、马兵。联起来就是英勇红卫兵，这是多么响亮的口号，这就是时代的印记。这也记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这对教师夫妇对他们的儿女都教育的不错。改革开放大潮到来，大姑娘马英出来工作，嫁给了当了副县长的向贤海，大儿子马勇在建行系统工作，当上了县建行行长，还有三个儿女也出来工作了，个个在社会立足。现在这对教师夫妇儿孙滿堂，书香溢室，是一个快乐幸福的大家庭。这正是：

火红时代火红人，

有人吃苦有人甜。

印记烙在时代中，

人随时代奇缘见。

回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微信特写）（六）

发挥特长，争取进步

我们在石洪公社新建大队安营扎寨了。我们组三人都有特长，胡光年同学在学校是文艺宣传的骨干，班上和学校排节目都少不了他，在当时的东方红学校里，他曾演过郭建光，整场京剧《沙家浜》都演出来了，他不但自己演，也会排新节目，当时流行的忠字舞，《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洗衣舞》等，胡光年都可以编排出来，因此胡光年同学背后有人叫他“胡妖精”，他走路就带有舞蹈动作，成了学校的“戏迷”了。到了新的地方，到了广阔的农村，在当时缺乏文艺气氛的山村，贫下中农希望看到戏，回队生产的大姑娘，大小伙子们也希望演一演，凑在一起热闹一番。团支部书记马能翠也很赞同，在大队书记的支持下，生产队决定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在学校里，我主要是办班级黑板板，用红黄绿粉笔画工农兵等，我也演一演戏，在戏中担任一个新四军的角色。赵長建同学在学校文艺宣传队的拉二胡，也能唱一唱，拉一拉。在当年，政治宣传是少不了的，我在学校就喜欢画画，办黑板报成了我拿手的活计，生产队有几块黑板报，这也成了我用武之地。

生产队要成立文艺宣传队，从小学、初中毕业回来的马姑娘、英姑娘、丁姑娘、姚姑娘、张姑娘、等十来个姑娘小伙高兴地跳了起来，生产队的保管员还为我们找来马灯，特批了煤油。胡光年同学可以利用下田时间在家里编排节目内容。

从此，我们住房外的麦场和堂屋中，都是欢乐的，热闹的地方，特别是几个姑娘，笑的真开心，心中的愉悦只有她们自已知道，我们心里有一道坎“不能越雷池半步”。

在胡光年的精心编排下，舞蹈，独唱，三句半，京剧片断，大合唱，诗歌朗诵等十几个文艺节日成功出演，为了不闹笑话，我们文艺宣传队首先在大队小学里公开演出，先给小学生演出看效果，就是有什么笑话，也不怎么样。没想到，在小学生中演出成功，小学生的小手都拍红了，这也不怪他们，这些娃们长这么大，没看过大人们化了装，穿了花衣裳，在台上跳起舞来，这也是小学生看到“真大人”在山中演真戏。

我们生产队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在公社引起轰动，在公社书记周耀才的鼓动下，我们到了很多生产大队去演出，好多姑娘和小伙也出名了，她们脸上都有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在我们宣传队，有一个刚从学校初中毕业的回乡女青年，她姓姚，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晴，小巧玲珑的秀气的小鼻子，一张樱桃嘴，瓜子脸上有一种古典的美，刚从学校回乡，还没脱了学气，八月里，在我们麦场里排节目，总要带一把小纸扇，看到赵长建拉二胡，主动上去给他打扇，赵长健拉琴的劲就更足了，大家一笑，姚姑娘见后，瞬间脸红了，不好意思扭着腰走开了，会说的眼瞅着赵长健不放开，然而，赵长健什么都不知，只到现在说起，赵长建说姚姑娘长的漂亮，但怎么也不会生歹心，更不知姚姑娘是怎么想的。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看到了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姚姑娘的眼晴又浮在我眼前，姚姑娘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林黛玉”，虽然姚姑娘只是初中毕业生，她那斯文，走形，手势，扭腰，笑姿都有一点古典味，可惜了，在那“读书无用”的年代，这样姑娘只有回乡种田，这是惟一的出路，二年后，我们告别了生产队，出走了大山，姚姑娘依然在那古老的乡间。这正是：

青春少年乡村间，

无忧无愁度苦年。

一台好戏演时代，

不知自己有姻缘。

作者介绍

    曹裕政，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生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委办公室退休干部，祖籍大治市。

    作者善于写作，数十篇报告文学、通讯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调研报告《群众欢迎什么样的县、市委书记》，《什么样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受欢迎？》。在半月谈，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五十多家媒体刊登。

    作者是全国根艺学会会员，《千年灵芝》等作品获得三届在北京展出的金银铜大奖。获得了中国文联，中国广播电视总局，国家工业局，国家林业局，中国根艺美术学会的奖励。

    作者的《三峡根艺》画册，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在2004年出版。同时他的《党旗飘扬在土家山寨》书籍，《长阳书画收藏集粹》，《博客诗画》上下册出版。多年来，曾任宜昌市《三峡林业》，《宜昌科技》，《扶贫开发》等内刊的编辑。

    目前作者正在筹划出版《中国土家族民间传统体育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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