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生活

王者归来

——胜利炼油厂第二批知青下乡45周年感怀

01

1975年9月17日，是我特别难忘的日子。这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了临淄区王寨公社插队落户，由此开启了我的知青生活。那年我17岁。

那天清晨，我早早醒来，心里有什么事儿就睡不踏实。我起来后，看到爸爸妈妈正忙着。妈妈做好了早饭，还另外煮了几个鸡蛋，做了我喜欢吃的，以备给我走时带着。爸爸翻出了我喜欢的老式军上衣，给我买了一块半导体收音机，帮我打着背包行李。

我找好了要带的其它物品，有炼厂知青办提前发的搪瓷脸盆、毛巾，还有印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字样的草绿色挎包和草帽。一样样的堆放在一起，东西可真不少，我背起来像全副武装似的，有当兵上前线的感觉。

我家住在炼厂二生活区，离下乡集结地点俱乐部广场比较远。一大早，爸爸推着自行车驮着我的行装，妈妈和姐姐、妹妹们一起跟着送行。妈妈一边走一边不停的对我唠叨着，昨天晚上已经叮嘱过我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哪个知青家庭何尝不是这样呢。孩子要下乡了，家里爸爸妈妈或大哥大姐的，少不了千叮咛万嘱咐的。

我们到了广场，人们陆续向这里集结。广场北面台子上拉着大横幅，上面写着：欢送炼厂第二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好几辆大解放汽车排成一队，车厢板上贴着红色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知青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和同学们都赶来送行，还有些看热闹的。有的围拢着说着什么，有的忙着往车上递送背包行囊。有的一家兄弟两个、三个一起下乡也来集合了。

知青都到齐了，知青办的同志给每个知青胸前戴上了大红花。一会儿那边响起了锣鼓声……看知青们那架势就像披挂上阵似的，我顿感心潮澎湃，激情振奋。炼厂知青办主任李世暖站在台子上代表厂革委作欢送讲话，对知青们提出要求和希望……

随后知青们按照提前分好的知青点和车辆编号陆续上车。站在车厢板上居高临下，能清晰的看到车下人们那一张张凝重的脸庞 。我看到妈妈在擦拭眼泪，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我掩饰着自己内心，微笑着向家人挥手。

此刻，大家都有着一样复杂的心境，父母看到儿女们第一次离家远去，难免有些不放心，看着儿女就像是刚刚会飞就要远飞的大雁，以后所面临的生活境况会是怎样，心里没底儿，父母们表现出来的是对儿女离别时的无奈、不舍和担忧。

在一阵锣鼓声中，满载着知青和行李的大解放汽车徐徐起步，大家挥手告别，亲人们目送着一辆辆汽车渐渐远去，心情难以平复。

石化总厂是从1974年开始落实上级指示组织知青下乡的。第一批知青去了敬仲胜利青年农场。当时总厂对敬仲胜利青年农场给予了积极扶持，农场有大片平整的土地，农作物主要是小麦、玉米和大豆，相对单一。知青们集中在一起劳动，有农村队长和带队干部带着，劳动环境还算可以。

相比之下到王寨下乡，组织、劳动方式不一样，知青们要插到生产队和乡亲们一起劳动，农活种类比较多，劳动强度比较大，所处环境比较复杂，生活条件比较艰苦。

当时 ，总厂知青办主任是朱树仁，他是团级干部从部队转业来的，高高的胖胖的很富态，很重视知青工作。还有一位从省里来的干部叫王桂香，年轻人都叫她王姨，她胖胖的，热情健谈，谁家有困难找到她，都会想尽办法帮助安排解决。知青办行政关系隶属总厂，业务关系归属临淄区知青办。总厂各二级单位都有知青办。

那时候凡是城镇户口的子女，满17周岁都要下乡，每家可有一名子女留城。我有个姐姐已经参加了工作，我自然要下乡。当时炼厂有些职工调到了七公司、二处等建设单位，其子弟都得以招工就业。

我们这批知青统一安排在临淄区王寨公社下乡，我被分在王寨东村王寨一大队。炼油厂当初就建在山沟里，所以到王寨隔着几座山，直线距离不算远，走大道有六、七公里的路程。

王寨在西面山区里，是个山谷盆地，四面环山，南北两三公里，东西五六公里的样子。南面山后是边河公社，西面与张店的沣水公社接壤，北面山后是堠皋林场，再往北是金岭镇公社。

王寨地势比较高，山坡地多，缺少地下水，常年干旱，四面山上都是石头，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的地方。那时候国民经济不发达，这里农村生活经济条件也相对比较落后。

我们这批到王寨下乡的知青共有300多人。开始是8个知青队，其中炼厂三个队，分别是王寨东村、王寨西村和左庄，化建三个队，分别是业旺东村、业旺西村和韩家，总厂、一化、医院和商业公司的为一个队在冯家，二化、机厂、胶厂、设计院和研究院的为一个队在洋浒崖，后来胶厂和研究院的又从洋浒崖分出来一个知青队到路口村。共9个知青队。每个知青队都有一名本单位派出的带队干部，我们王寨一大队知青带队干部是刘大华，公社总带队干部是炼厂团委的焦真同志。

下乡的第一天上午，大解放汽车把我们送到了王寨东村村口。大队书记革委会主任王通淮、副书记王道力、贫协主席王春德、老支书于兆华等大队干部，和老乡们早就等在了那里。车子停下来，很多大人孩子们围拢过来，向我们投来新奇、亲切和欢迎的目光。

王通淮用他那洪亮的嗓门说，知青们大家好！我代表全村老小欢迎你们来王寨一大队插队落户！你们来了就是到了家了。现在条件有限，知青点的房子还没盖好，大家暂时先住在这里。下午让贫协主席王春德带着大家先熟悉一下情况，来日方长。于是老乡们帮着知青卸行李，拿东西，知青们感到既亲切又温暖。

知青们暂住的地方，是大队的生产技术队。这里有一排土坯房，三大间屋子，房前是一块大点的空地。大部分知青住在这排房子，另有五六个男知青安排在后面不远处刚腾出的一家农户宅子。

在技术队房子的东头有个临时伙房，大队找了一位老乡暂时为知青做饭。中午开饭了，知青们刚凑在一起，有的互相之间还不熟悉，大家自觉的排起队打饭。主食是馒头，菜是茄子炒肉，还有玉米糊糊。师傅做的饭菜还不错，大家伙儿三三俩俩的，有的坐在墙根石板上，有的围坐在小方桌上，吃的饱饱的。这是我们下乡吃的第一顿饭。

知青下乡的第一年还是吃国家供应粮，有细粮也有粗粮。带队干部刘大华师傅在知青点厨房的门框子上贴上对联：馒头发糕窝窝头；吃饱喝足有劲头。横批是：知青之家。

当天下午，大队贫协主席王春德给知青们讲村史，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然后带着知青们去认“四类分子”的家门，告诫我们注意划清界限。知青们跟随着老王在村里转着，一边听着他的介绍，一边也熟悉着各生产小队区域以及村里小道庄户情况。

我们知道了四类分子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 ，文革期间加上右派分子又称为“黑五类”。

当时有个四类分子王XX，是反革命，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后来经常看到他跟着社员干活，直不起腰，捂着肚子。听说是大队让他做结扎手术后肚子疼。看到他整天耷拉着头，不说话，没人理，萎靡不振的样子，倒是觉得他怪可怜的。这天下午是知青们第一次集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王寨一知青队起初有30人，18名男生，12名女生。大部分是75届毕业同学，有少部分是低一届或初中毕业的学生，也有从抚顺、青岛等外地直接到这边下乡的。不久从四川转来一名知青叫吕桂珍，共31人。

这天晚上，知青队由带队干部刘大华召集大家召开全体会议。刘师傅是四川人，炼厂的工程师，他给人的感觉挺和善的，是个厚道人。刘师傅宣读了炼厂知青办的建议：由我担任知青队长，程贯桐担任副队长，田立娟担任政治队长。大队书记王通淮也到知青点，给大家介绍了大队有关情况，提出了希望。这是我们下乡第一次开的知青全体会议。

02　

第二天，贫协主席王春德带着知青们参加劳动。上午，来到村东面的一大片玉米地锄草。每人一垄，从北到南一趟有四百多米。在高过头的玉米地里，一边锄草一边往前挪动着，身上湿漉漉的，玉米叶子划在脸、脖子和胳膊上，一道道的红印子被汗水一寖火辣辣的，真不是滋味。

锄草的活看似简单，亲自干起来可就感觉不一样了，如果不得要领，就会感觉很累。开始时还有股猛劲，大家都是齐头并进，一会儿就没了后劲，这锄草的活一趟干下来，有的知青就落在了后面。

下午，老王又带着知青到北面山坡地收割大豆。顺着羊肠小道爬上山坡，这里有一些零散小块的山坡地，知青们每人一垄，用镰刀割豆，然后捆扎装运，背下山来。还得轻拿轻放，以免黄豆干了容易开裂豆粒崩出来造成损失。干到傍晚了才收工。

这一天下来，累得浑身酸痛。有的知青戴上了从家里带来的线手套，即使这样，细嫩的手上还是磨起了泡。很多男知青都感觉很乏累，女知青更是体力不支。这是我们下乡第一次干农活。

知青生活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那些天，大家在一起慢慢熟悉了，吃的是一锅饭，住的是一间房，感情上更近了，加深了相互了解。劳动时也能互相帮助，干得快的知青再回过头来帮助干得慢的干，男知青帮着女知青干，大家是团结互助的。

知青队的宋克治，是从抚顺毕业后直接来这边下乡的，他很快就融入集体中，高高的个子，体格健壮，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不怕吃苦，干起农活来上手快，是把好手，什么活都干在前面。还经常早起帮着伙房挑水，扫院子什么的，大家都看在眼里。

过了些天，知青队开会选出了队委会，由宋克治管生活，周卓然管会计，闫焕君管物资，这样就连同田丽娟、程贯桐和我一起组成了队委会。

又过了几天，大队把知青们分到小队干活了。王寨一大队有八个生产小队。我和周卓然、杨华、王爱华分在一小队，程贯桐、袁秀芝、李凤云和刘焕礼分在二小队 ，宋克治、郝秀芳、黄玉香和张敬利分在三小队，李盛云、郭光军、王淑贞和潘淑兰分在四小队，刘为民 、李放、张玉秋和吕桂珍分在五小队，田丽娟、邹德华和腾国起分在六小队， 李海泉、闫焕君、李良顺和高玉刚分在七小队，张玉华、山爱国、张务金和窦永发分在八小队。

从此后，每天就和小队的社员一起出工下地干活了。社员们把下地干活叫“上坡”。早上要出早工，夏天五六点钟就得起来出早工上坡，干到七点来钟回来吃饭，接着再去地里干活，中午有时候带饭有时候回知青点吃饭。

上坡下地干活没有确定时间，都是生产队长根据农活情况掌握着，一大早听到哨子响就是该上坡干活了，有时候晚上八九点了才收工回来。

刚下乡那会儿，知青们各自想法不同，有的认为下乡是无奈之举，慢慢熬吧，盼望哪天能回去。有的认为作为知青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在农村磨练一下自己没坏处。总体上大家思想是稳定的，态度是端正的，劳动是积极的。

记得我们毕业前夕，班里符合下乡条件的的同学写了决心书，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很多同学都签了字。王春峰同学的哥哥已经下乡了，她本可以留城的，却也签了字。有同学就质疑她是否真要下乡，为此她和赵学英打了赌。结果两人在王寨见了面，想不到她真的下乡了。赵学英按打赌说好的送给王春峰一支钢笔 。

其实，总厂知青办的王姨就是王春峰的母亲，王姨希望女儿上山下乡能起积极带头作用。

我们下乡后也都知道了同学们的去处，我一个班的王春峰、韩忠山分在了冯家。李明、赵学英、林喜全、孔玉等分在左庄，李明、张务海和赵学英是知青队长。蒋维明、徐晓华、林颐清分在洋浒崖，吴源、蒋维明、刘淑芳是知青队长。刘淑琴、陈明、杨明广、张彬分在王寨二大队，王伟、万建萍和许连生是王寨二大队的知青队长。

刚下乡那会儿，我琢磨着，为什么把我们称为“知识青年”呢，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初中、高中毕业，没上过大学，有的文化课也没学好，哪有多少知识啊？但是乡亲们却又很看重我们。 那我们就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盼，应该为大队和乡亲们多做些事情。一方面向贫下中农学习，积极参加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尽量展示自己的能力，努力在农村生产劳动实践中多发挥积极作用。

其实我愿意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和社员们在一起干活，既能锻炼自己，又挺有乐趣的。我坚持每天早出晚归，和社员们一起，什么活都干。那时候年轻体壮劲头足，干起活来有拼劲，不甘示弱，生怕落在后面。当时经验不足，后来知道，其实干农活不能太急，不能太猛，有了耐力和巧劲，反而感觉不那么累。

大队经常让我到大队部写黑板报。大队部在村里靠近六小队那个位置，里面是个大院子，有大队办公室，东边角落有个小屋是播音室，里面有个扩音机和包着红绸子布的话筒。在这个院子里经常召开社员大会、民兵和团员大会。有几次晚上知青们都来这里开大会，挺大的灯泡扯在外面，照得整个院子通明。

黑板报在外面的山墙上，又高又长，办起来是挺累的。有人羡慕我不用参加小队劳动了，其实我更愿意在队里干活。办黑板报不是那么好干的活，得组写稿子，搬桌椅，爬上爬下的。夏天晒的黝黑，汗流浃背的。冬天冻的伸不出手来，真不如在队里干活自在。但是，这是政治任务，必须要认真做好。那时每个月换一期黑板报，我都能认真及时完成。

下乡不久，大队安排杨华干了赤脚医生。当时是在靠近村东南角的地方有个大队卫生所，三队的王大爷是这个为生所的老中医大夫，杨华当了赤脚医生后，钻研学习，很快掌握了一些基本医疗知识，经常背着药箱到田间地头，问医送药，有时候到社员家为行动不便的病人针灸等，为农村基层医疗服务发挥了作用。

大队安排袁秀芝做妇女工作，她和妇女主任一起，为妇女、生育、绝育以及解决家庭矛盾等琐事，经常走街串户，做些宣传解释工作，也是挺忙活的。

大队安排了郭光军和腾国起学开拖拉机。拖拉机站一共有两台拖拉机，这是大队的主要机械生产力了。那时候拖拉机不好买，就指望这两个铁家伙拉货了，所以，开拖拉机的闲不着。

腾国起开的是12马力的拖拉机，郭光军开的是8马力的拖拉机，他俩很快成为拖拉机站的主力，整天没白没黑的干，挺忙累的。有时候拖拉机坏了，还要和师傅们一起修，整天弄的身上油乎乎的。

特别是那8马力，现在想想挺好玩的，冬天，郭光军裹着肥厚的棉袄，坐在上面包裹着拖拉机，显得拖拉机更小了，像儿童玩具车似的，很是引人注目。别看这8马力，劲头可不小，需要时还真能用得上，后来拉过篮球架子上大坡。

赶上农忙的季节，开拖拉机的就更忙了，他俩开着拖拉机在山坡小路上行驶运送农用物资，轮胎几乎就要掉到沟里，看着真是挺险的。

当时的大队书记王通淮（右）和王道力（左）如今七十五六岁了

03　

知青点的房子很快盖好了，知青们搬入了新家。

新知青点在村东边靠着三小队的位置，前后两排房子。房子是砖砌的，房顶铺了厚厚的麦秸，这建筑在当时村里是最好的了。 房子的周围比较开阔，北面不远是二小队的场院。南面不远是三小队的场院。东面一条小路，穿过一片小树林就是庄稼地。

据说知青点这片地原来是块坟地，在二小队场院靠近知青点的地方。村民曾挖出了坟墓，坟墓下层还有坟墓。下面是很大的青石板，里面主人的胡须、花翎等依稀可见，还有锡壶等物件，大概是清朝人士。

那时候知青们都不知道这些，在知青点新房子里住的很踏实。我用白漆在两排房子的墙面上写了大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二十多年后，我和几个知青回到知青点，看那房子还在，墙上面的字依稀可见。石化工人报刊登了那张由郭光军拍摄的房子的照片。

下乡的时候，前排房子东头第一小间是带队干部、我和刘为民住，旁边一个大套间是厨房，西面两个大间是女知青住的。后排东边两个大间是男知青住的，西头一大间做为会议室，还摆放了乒乓球台，这里是知青们学习活动的地方。

乡下的深秋来的似乎很快，刚忙完“三秋”，天气就转凉了。秋风呼呼的刮着，树上的叶子哗啦啦作响，落的满地都是。天又下起了雨，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阴沉的天气，让人感觉压抑郁闷。

很快就入冬了，天气变冷了。知青们开始添加衣裤了，大家穿的差不多一个样，特别是男知青，都穿着炼油工人发的带竖杠杠的蓝色棉工作服，两襟不系扣子，左右一裹掖，再用麻绳子扎在腰上，自我感觉像个农民似的。

我和他们不一样的是，穿的是爸爸以前的老旧式的军棉袄，用草绳子往腰上一扎，还真挺暖和的，也不怕弄脏了，在地里干活休息的时候，可以直接就势往草垛上一躺，挺舒服的。

乡下的冬天，寒气逼人，知青点屋里窗上结了一层霜花，尽管房间里靠生炉子取暖，可还是感到不够暖和。知青们白天出工干活，晚上回来饭后就围坐在火炉旁聊天取暖。

天气寒冷，对张务金来说如同雪上加霜，虽然年轻轻却有关节炎，大伙儿叫他“老寒腿”，到了寒冷的冬天，腿疼的厉害，他穿的棉裤比别人的厚，甚至穿到天热了也舍不得脱下来。

开始知青队安排他在伙房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大队安排他到大队机房，机房有粉碎机、磨面机。“老寒腿”虽然不用下地干活了，但是这活也不轻松，比较脏，粉尘多，靠时间。他很熟练的掌握了机器操作，吃苦耐劳，热情的为社员群众加工面粉。在那种环境下，每天都弄的身上脸上头上全是白粉，造的就像雪人似的。

大队书记王通淮是个很豪爽的人，他高高的个子，长方脸盘，说话办事干脆利索。他经常到知青点和大家座谈交流，有次他半开玩笑的和我说：回国，你在王寨扎根吧，我给你找个好媳妇，咱就不走了。我挺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不好回答什么。我不能虚伪的回答我做不到的事情，那时候知青们都知道自己早晚是要招工回城的。我能领会到王书记的好意。

过了不久，王书记调到王寨农具厂当厂长去了。农具厂就在王寨西村的西南角位置，离公社驻地很近。那时候全公社没有什么工业，除了有个拖拉机运输站外，农具厂就是最好的社办企业了。这个厂有二三十人，工作强度不大，工人们按时上下班，工分不少挣，能在这里上班是很多社员梦寐以求的。

有天晚上，王通淮书记到知青点找我，提出调我去农具厂干。我考虑了一下说：王书记，我还是不去了。我是知青队长，应该更多的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多和社员、知青们在一起。

我问王书记，推荐别人去可以吗？他同意了，于是我推荐了和我一个小队的王爱华。随后，我向带队干部做了汇报，并征得王爱华本人同意后，第二天她欣喜的去了农具厂报到。 后来潘淑兰、张玉秋也先后去了农具厂。我始终不会忘记王通淮书记对我们知青的关心爱护和对我的信任看重，从内心里感激他。

新任大队书记是王平香，王平香家是三小队的，就在知青点西边住。他在公社是年轻干部，瘦瘦的中等个，浓眉下有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是红扑扑的脸面儿，给人的感觉和蔼可亲，很有朝气。不久王平香就到公社担任了党委副书记、书记，同时兼任我们大队书记。听说王平香后来在南仇镇、边河乡政府任职，也在临淄区干过环保局副局长。

大队副书记王道力，家是六小队的，他后来主持大队工作，他话不多，沉稳，平易近人，有号召力，很受社员和知青们的尊重。

大队副书记王全忠，家在四小队住，他个子不高，纯朴实在，给人的感觉忙忙碌碌的。于兆华是过去的老支书，朴实厚道，热情待人，还有其他大队小队干部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些大队干部有个共同点就是工作热情高，待人实在，对知青们非常关心，经常来知青点和带队干部商量事情，和知青们交流谈心，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我们来王寨下乡有半年了，逐渐的熟悉了这里，感觉王寨的乡亲们挺纯朴的，这村那寨的离的不算远，每个村都有主要的姓氏，王寨一大队、二大队的村民大部分姓王，左庄的姓左的多，洋浒崖的姓谢的多，冯家的姓冯的多，于家的姓于的多，韩家的姓韩的多，业旺的姓汪的多……

我们知道每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谁，比如王寨一的是王平香，左庄的是左长治，洋浒崖的是谢中国，冯家的是冯加让等等，他们都是年轻能干的大队干部。

我们知青点的知青和社员们的关系很融洽，村里的很多年轻人愿意同知青们交往，一小队的王培庚等一些本村的年轻人也常到知青点玩。有的知青也经常到社员家里玩，有时候在社员家里弄上点小酒什么的。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麦地里的麦苗开始苏醒了，舒展开显得更绿了，这时候也更需要浇灌，春雨贵如油。

王寨是个比较干旱的地方，没有机井，更没有深井，别说灌溉农田了，就是吃的水都成问题。

我们一大队在村南道路下面建造了一个蓄水池，有四五十平方大小，三、四米深。水池的水是从大西边张店沣水公社用管道引过来的，每天定时送一定量的水。全村的人都到这里挑水，由于是露天水池，时间长了，水里自然有绿苔小虫什么的，不怎么干净。

知青点有个专门拉水的车，平时主要是伙房的知青拉水，有时候其他知青轮流值班拉水。

那天，我和伙房的一起拉水，遇到了洋浒崖知青点的王颜萍她们两个也到这边拉水。由于土坡道上溅上了水很滑，我们帮她们把车推上了大路。洋浒崖村在南面山脚下，可能因为地势原因或有时候水泵压力不足就供不上水，所以她们经常到这边来拉水。

由于干旱，王寨很少有水塘，在我们村的东北角，一小队和二小队的东边，有个大坑，有时候因为下大雨，山上的水流到这里，积成了水塘，鸭子进去一扑腾，就成了烂泥潭了，大部分时候是干涸的。

在技术队院子里，有口水井，实际上就是蓄水池，井壁是水泥抹起来的，里面完全是积攒的雨水。雨水沉淀后，还算比较清澈，但是里面也有很小的蚊子卵虫什么的。

那天我看到老贫农从井里提上来水拎进屋里做豆腐，我问，这水能吃吗？老贫农说，用这水做豆腐点卤水用效果特别好。看来很多事儿是我们不知道的。

赶上天气干旱的时候，眼看着庄稼缺水，就是浇不上地。为了抗旱，全村男女老少都得出动，赶着驴车，挑着水桶，端着水盆，从仅有的积攒的水塘里，往旱地里送水浇地。

栽地瓜秧苗的时候，也少不了水。拖拉机拉着水皮囊往山上一趟趟的运水，然后我们再挑上水桶往地里送。水啊，真是好东西。

下乡一段日子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常态，枯燥乏味的生活越来越显现出来。每天的劳作使得知青们感到很疲惫，加上伙食单调，每天吃的是以玉米发糕饼子和咸菜疙瘩为主的饭菜，很少有青菜吃，这让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们难免有思家的情绪。

有时候几个男知青到供销社买上两包金叶、金鹿的烟和香曲烧白酒，晚上就着在伙房打来的菜，随便喝上两盅，还挺解乏的。有时实在熬不住了，就找个借口请假回家待上一两天。每次谁回来都带些好吃的，有的主动分给大家吃。

周卓然带的咸菜特别好吃，是妈妈用咸菜配上碎肉块炒的，吃饭的时候大家围过来，你一勺，我一勺，一会儿就消灭光了。后来，周卓然招工回炼厂待了几年后，同家人去了香港定居。有三个女儿，生活很幸福，享受着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有一次他回来，几个同学相聚，我喝多了。

再说下乡，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知青们离家生活的能力和在乡下的适应性得到增强，与社员们越来越熟悉，增进了了解，相互交流也越来越多。知青们有什么事找到各小队，都热情帮助，比如知青点找哪个小队借用驴车，队长都很爽快。社员们有什么事找到我们，也都想办法帮助解决。

有一次，村里一位姓韩的社员因病去世，逝者是复原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个老党员。大队要为其举行追悼会，那时候没有照片翻拍放大技术，大队书记便找到我要帮助画张遗像。他家里没有别的照片，只有一张军人证上的一寸照片。照片太小，画像难度比较大。我心里没底又不好推辞，答应尽力帮助试试。

经过连夜加班，我画出了一尺见方的素描画像。他们看了都说很像，我也感觉那次画的很成功。保证了追悼会顺利举行。我为能帮助大队做这样急需的事情，很有成就感，打心里高兴。

04　

在王寨插过队的知青，都知道到什么时候要干哪些活，各种农活怎么干，因为知青们和生产队的贫下中农在一起劳动，经历了一轮轮春夏秋冬。

开春的时候，主要是小麦的田间管理，锄草、施肥等，这时候的麦地开始返青了，如果返青过快过早，还要镇压抑制麦苗过快生长，如果冬季能下两场厚厚的雪覆盖在麦地里是最好不过了，开春就可以少浇水。

到四、五月份就可以栽地瓜了，这得提前育苗，待地瓜苗长出一匝长左右，再移栽到地里，地瓜这种农作物基本上是在山坡地，知青跟随着社员们一起在一块块山坡地耕地扶垄，栽苗浇水。

到了夏季比较忙，所谓“三夏”就是夏收、夏种、夏藏。6月份麦子成熟了，也正是多雨季节，收完麦子得及时晾晒收藏，否则一旦下雨淋湿，麦粒就会发霉，所以也叫抢收。

那时候知青都在各自的生产队里，没白没黑的抢收小麦。在麦地里，用镰刀唰唰的割着，然后捆扎、装车、运回，堆满了场院。

接着在打麦场上，不停的往脱粒机投放麦穗，再扬场、晾晒、装包。晚上还要继续挑灯夜战，甚至通宵达旦，很多男知青睡在打麦场上，在场院守护。

收麦子的时候，社员们都很高兴，虽然忙活的很累，但是可以吃上新鲜的面粉了。那时候麦子产量不高，亩产才二三百斤，除了交公粮，生产队自留一块，分给社员的就很少了。这就是夏藏吧。

说起收麦子，王寨知青还曾经帮助过敬仲农场。那是1977年麦收时节，敬仲农场知青人力不足。为了抢收麦子，在总厂知青办的协调下，王寨知青集体乘坐解放汽车，到敬仲农场帮助收割麦子，忙活了一天。那边的麦子密度高，厚实，一把抓不过来，和王寨的麦子品种不一样。这活对王寨知青来说，还是不在话下的。

夏种就是抢种玉米。有的麦地提前套种了玉米，收了麦子随后玉米苗就长出来了。但是大部分玉米是收完小麦赶种的。如果麦收后不及时种上玉米，玉米错过节气就会影响收成。所以忙完了麦收，就得马不停蹄的耕地、翻土、点种玉米。

夏季七、八月份是最难熬的时候。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这样的天气不干活就一身汗，知青们再钻进庄稼地，上面烤着，下面蒸着 ，身上被叶子划着，那滋味可真够劲的。

到了秋季也很忙，俗话说：农忙不等人，可别晚了“三秋”。“三秋”是指：秋收、秋耕、秋种。

10月份收玉米，钻进玉米地，左右开弓掰玉米棒子，三四百米的距离，一干就是几个来回。掰完了玉米棒子，再用镰刀把玉米秸秆从下面割断，捆扎后运走。最后用镢头把玉米根刨出来。

接着就得抓紧耕地种小麦了。那时候有拖拉机耕地省事儿多了。社员们还要打土坷瘩、施肥。

施肥前先除栏，除栏就是把猪圈里积攒的厚厚的一层猪粪，挖出来掺上土混合搅拌，作为很好的农家肥，用独轮车推到田间地头，再一锨一锨均匀的撒开。

中午了，饭直接送到地头上，知青们刚抓过粪的手随便搓搓，在衣服上蹭两下，拿起干粮就吃起来。

平整好土地，扶成两米宽的垄，就可以种小麦了。这时候还有一些其它农作物，如地瓜、棉花、大豆、烤烟等大体也在此前后收获。秋收、秋耕和秋种是有季节性的，不能拖后，都是抢时间完成，否则，真就晚了“三秋”了。

秋季农活忙完了，还要沤绿肥。这活挺脏累的，就是割来一大堆各种青草绿植，粉碎后和泥土合在一起搅拌，因为搅不动，只能光着脚上去来回踩，踩匀踩透了，再把外层培起来摸平，让其发酵。等来年开春就可以成为肥料使用了。这活一干就要一气呵成，晚上挑灯夜战，秋天的夜晚凉飕飕的，感觉又饿又困，非常疲倦，再累也得坚持干完才能收工。

到了冬季，本是农闲的时候，可是在下乡那几年却是更忙的时候。主要是搞民兵训练、整修大寨田和出夫去修太河水库等。

说起民兵训练来，那可是真够紧张的，很不容易。王鲁生是刚退伍回村的，家是五小队的。他既是村党支部副书记，也是民兵连长。中等个子，瘦瘦的脸庞，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很少和大家交流。军训时喊起口令铿锵有力，讲起话来习惯的咀嚼一下嘴。他喜欢穿上一身棉军装，棉军帽，棉皮鞋，一看就是在东北那旮旯当兵回来的，很有军人的样子。

全大队基干民兵编为一个连，分三个排，其中全体知青单独为一个民兵排。王鲁生连长认命知青队的郝秀芳为大队民兵副连长，兼知青民兵排长，带领知青们训练。他要求大家很严，那段时间，天天早上晚上组织民兵训练队形、走步、跑步、紧急集合等。

冬天昼短夜长，有时候下大雪，天气很冷，白天要干活，本来就疲惫不堪，还要参加训练。天不亮，郝秀芳就吹起哨子，边喊边敲门。王连长也天天过来盯着。知青们实在是不愿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知青咬紧牙关，只能坚持起来训练。

其实郝秀芳也挺不容易的，要比别人更早的起床，环境促使她那样做，谁都没办法。事后大家是能够理解的。

一小队的王任远是大队团支部书记，田丽娟是团支部副书记，在田丽娟的介绍下，郝秀芳第一批加入了共青团，后来进入了知青队队委会。

再说说知青点生活。我们的带队干部刘大华下乡不到两个月，因厂里工作需要被调回了。同时调来了常德和，常师傅是个大个子，40来岁，是炼厂联合装置常减压车间副主任，厂党委委员。他地方口音比较浓，给人的感觉正统耿直，工作认真，曾经是炼厂的劳模。

他刚来时，有个别知青调皮，不是很听招呼。那天晚上开会，常师傅很激动的说：我是厂党委委员，是代表厂党委来的，你们要有组织纪律性，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我有意见可以提，但是必须遵章守纪，对自己负责。

常师傅保持劳模本色，言传身教，经常到各生产队参加劳动，没有一点架子，朴实憨厚，特别是和知青们増进了相互了解，赢得了知青们的尊重。

一年后，新来了带队干部刘华臣师傅，他看上去不到50岁，来自炼厂仪表车间。他工作方法比较灵活，注意掌握知青们的思想动态，和知青们谈心交心，关心个人成长进步，善于和大队干部沟通协调，为知青点解决很多实际问题。

再后来，带队干部是王春祥，他来自炼厂起重队，个头不高，工作认真负责，带领着知青队一如既往。

知青点伙房始终有两个人负责做饭。主要是轮流干，闫焕君、王爱华、张务金、山爱国、刘为民、李凤云、周卓然等都在伙房干过。每个人各有特点。要说还是闫焕君在伙房干的时间比较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虽然粗粮多，青菜少，油不够吃的，但是她还是尽量做好调剂。赶上节日，伙房改善一下伙食，包顿饺子，吃起来可香啦！一个人60个饺子，有的还不够吃呢。

知青下乡时间长了，肚子里靠的缺油水，难免想弄点好吃的。那次，正好赶上过了秋，各小队处理羊，只留下少部分做为种羊，这样可以保证过冬的饲料。

那时活羊两毛五一斤，现在看挺便宜的。程贯桐和几个男知青合伙买了一只六十来斤的羊，花了十五六元钱。并请二小队王通山帮忙宰杀处理，在场院西边支起一口大锅煮起来，大家伙儿吃的真解馋。这是头一次吃全羊，也是头一次感觉羊杂儿更好吃。事后王通山把羊皮处理得很好，拿到供销社卖的价格几乎和买羊的价格差不多，可真划算。

那时候，除了大队有两台小拖拉机外，驴车就是主要交通工具了。有一次我从小队借了一辆驴车，和刘为民、王爱华一起赶着驴车回炼厂买蔬菜。借机我们分别回家吃的中午饭。下午，我们在炼厂商店买好了蔬菜往回走，当路过炼厂西门时，赶上职工下班，突然驴车猛的跑起来，我使劲拽住缰绳，结果西红柿、土豆掉落了一地，顺着大坡往下滚，多亏工人师傅们帮我们全都捡了起来。我们还一起赶着驴车去庙子买过咸菜疙瘩。

后来经带队干部协调争取，大队领导给知青点在东边划出来一块地，作为我们的菜园子，知青们轮流到地里干活，种了茄子、豆角、西红柿等蔬菜，解决了知青点吃菜的问题。其实那时候社员们家都没有自留地，顶多在自家房前屋后种点方瓜、扁豆什么的。这是大队对知青点的特别关照。

05　

秋收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烤烟叶是怎么回事。烟叶属经济作物，卖给国家比较挣钱，生产队多少都种植一些，可以增加队里的收入。

到了烟叶成熟期，就陆续劈烟叶了。分时间段先劈下面的黄了的叶子，再劈中部的，最后劈上面的叶子，每棵一次只能劈三、四个叶子。

生产队都有烤烟炉，把劈回来的烟叶在炉前空地凉一夜。第二天早上妇女们把烟叶绑在竹竿上，男社员再一层一层的挂在炉子里的木杆上。封炉后，由有经验的的长者操作掌握火候和时间。烤完后缷炉，炉内温度还很高，人钻里面浑身是汗。等第二天早上烟叶软了，再按品质等级选烟叶。

很多知青都参与了队里的烤烟过程，休息的时候，掐点烟叶卷上一支抽起来，味道不错，烟劲不小。

有一回，程贯桐和二队队长王通山一起去湖田送烟叶。当时他赶着驴车，王通山坐在车上，从王寨往金岭的路是一路下坡 ，驴使劲的跑，程贯桐想那就随驴跑吧，累了就不跑了。

这时对面有个汽车司机探出头说：车上人掉下去啦！他回头一看，人没了，王通山已经掉坐在了马路上。他赶紧跳下车使劲拽住缰绳，一个180度转弯驴车才停下来。他们发现原来绑烟的竹批子把驴尾巴磨破了一块皮，所以驴痛的猛跑。他们重新封好车赶往湖田。

程贯桐回来说起这事儿，知青们开玩笑的说，这不就像欧阳海勇拦惊马吗，晚上喝点酒压压惊吧。那天晚上队长王通山约了程贯桐几个知青在家里院子里喝了起来。

说起来，到冬天本是农闲的时候，可在王寨却是更忙了。1975年冬天，大队党支部响应上级号召，积极组织全村广大社员、基干民兵和知青投入到了学大寨，赶大寨，修建大寨田的热潮中。

修建大寨田就是学习大寨经验，整地改土，采用统一规划、削高填低的办法，把过去那些高低错落、大小不一的零碎山坡地块，整修成统一标准、平平整整的梯田，也叫“大寨田”。

一大队修建大寨田的主战场就在北山那片山坡地，大队在现场搭建了临时指挥部，安上了大喇叭。工地上彩旗招展，标语醒目，一派轰轰烈烈的气势。大队书记王平香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后，社员们立即投入劳动。工地上分成了十几个小战场，知青队单独作为一个战场。知青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三人一组，按照划分好的区域开始干活，有翻土装车的，推车的，平土的，一辆辆独轮车，川流不息。

大队安排杨华负责广播宣传，并在地头给各小组推土车划正字记车次。郝秀芳和李海泉是兼职宣传员负责抽空写稿件。

大家不知道哪来的干劲，不知疲倦，互相飙着劲，看谁推土多，看谁干的快。独轮车有两个长型柳条筐，装满了土就很重了。这种独轮车，虽然便于在羊肠小道走，但是不太好掌握平衡，很容易歪倒，推这种独轮车不仅要有一定的力度更需要巧劲。

知青们早就熟悉了推独轮车的要领，为了多装土，在两个长条筐中间垫上隔板，就可以装的像小山堆一样，大家把这叫“泰山车”。有几个男知青推着“泰山车”呼呼的跑，女知青郝秀芳也不甘示弱，推起“泰山车”和男知青一比高下，带动了全体社员们的干劲，激发了大家的劳动热情。

冬天有时候天气特别冷，早上不到六点，天还没亮，知青们就到工地干了起来，不知不觉的等天亮了，大家相视一看，眉毛头发上都结了一层冰霜。早饭送到工地上，稍等一会儿，玉米糊糊上面就结了一层冰碴子。

知青们苦中有甜，累也快乐着。大家吃饱了饭干起活来就热火朝天，也不感觉冷了。 那天工地上已近黄昏。程贯桐是推车的，同组的人在装土，他坐在一边等着，手里拿着生地瓜啃着，本来皮肤就不白，加上晒了一夏天，显得黑黝黝的，猛然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亮晶晶的眼睛、白生生的地瓜和白白的牙。这一幕被郝秀芳推土回来看到了，她就笑个没完，大家也都跟着笑起来。这也是大家自找乐子吧。

不过修建大寨田这活也是挺危险的，不注意就会发生塌方，因为大家都希望把下面土抠的深一些，上面的土块落下的多一些，这样就更省事些。有一次，程贯桐在土壁下面刨土，突然两米多高的土壁开始松动了，旁边的人立即大喊：快闪开！可是来不及了，土壁哗啦啦倾倒下来，把程贯桐下半身埋没了，他一动不能动，旁边的人都慌了，等大家反映过来急忙用铁锹铲压在他身上的土，有个声音说：不能用铁锹，用手扒！大家协力扒开土，压得他下半身筋骨疼，真是万幸没有埋没上半身，此事让人后怕。

后来，公社也几次统一组织大范围的整修大寨田会战。曾在于家南山搞过大寨田。这次主战场是在左庄北面山坡，托盘厂西面那片山岭地。

全公社远近的各大队基干民兵、知青队都来参战了。公社用木头和苇席、松枝搭建了临时“指挥部”，大门两侧张贴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红对联，高高的杆子上挂着三个大喇叭，不时播送着各大队的施工进度、好人好事。

我没有直接参加整修大寨田劳动，被分在指挥部宣传组，还有王寨二大队知青张斌、洋浒崖知青队的李岩等也在宣传组，主要负责宣传板报、稿件和标语等。

那阵子我们几个把建好的大寨田外沿斜坡面，用白浆写上了“学大寨人，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等很多标语。还在王寨北面山上，写上“农业学大寨”等白色大字，每个字有五米见方大，远在两三公里外都清晰可见。这山上的大字写起来很费劲，因为山坡上不是平面，坑洼不平。我就想办法，先按照黑体字的比例在地面上画好线框，尔后五六个社员在线框内摆放石头，再用石灰拌好的白浆刷在石头上，这样远看起来就成了大字了。

整修大寨田虽然很累，但是也有乐趣，特别喜欢指挥部伙房的饭菜，大馒头加肉菜吃不够，比知青点的饭菜好吃多了。

　 修建大寨田的任务终于完成了。过去那片沟沟坎坎的山岭地，变成了一排排方方正正的整齐的梯田。有时候从这里走过，远望这片曾经洒下自己汗水的土地，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下乡的第二年，大队为了发展经济，因地制宜，在村南建起了砖厂。大队决定抽出各生产队的知青，统一到砖厂劳动。这活对我们知青来说并不生疏，因为在学校时就到砖厂学习劳动过。

砖厂从挖土、推运、切砖、摆放、入窑、烧制到出窑清理摆放等各个流程环节，都有知青们参与，也有从各生产队抽出来的年轻社员。砖厂的活虽然比较脏点累点，但是离知青点比较近，时间上按部就班。其中有个七小队小名叫“花子”的女社员，民兵训练的时候就和知青们在一起，这又到砖厂和知青们在一起，大家都很熟悉，有说有笑的，劳动起来互相配合，每天都能完成工作任务。

有一次，发生了安全事故让我很揪心。那天，出窑后，别人都从窑底爬上来了。山爱国看到窑底有很多碎砖头需要清理，他一个人主动留在窑底继续清理，过了一会儿，靠北面的窑壁松动了，上面的人发现后赶紧喊：墙塌了快跑！窑壁两侧距离也就三米，深有两米多。山爱国刚退到南侧，北侧窑壁哗啦啦就倒了下来，他本能的用左手去推挡，接着手就不能动了，一大堆壁砖埋到了胸口位置。

大家赶紧扒开砖块，把他抬出来，浑身是灰土。大队拖拉机把他送到炼厂医院，拍了片子一看，胳膊手腕几处粉碎性骨折。炼厂医院说伤情很重，最好转院。于是转到了洪山矿务局医院，打了石膏。过了一段时间拆了石膏，手却很麻木，经检查是神经断了，于是又做了手术处理，养了几个月。

后来我见到他说起此事儿，他说可遭大罪了。我感觉很内疚，因为我俩是炼厂二区的邻居，父母嘱咐互相关照点儿，是我没有照顾好他，险些送命。

在砖厂期间，有个技术员叫王营生，他是五队的，人很好，有一次他牵着一只奶羊，他看我很喜欢，就说送给你吧。我果真要了，并设法送回家。事后我很后悔要他的羊，一直想找机会看望他。王寨的乡亲们都是这样善良朴实厚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1976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对知青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那时候还没有电视，媒体传播主要是靠报纸和广播，经常看到听到的是“两报一刊”梁效（北大和清华两校的写作班子）的文章。

1月9日早上，乌云压顶，天气特别寒冷，知青们跑完早操刚进村，就听到村民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周总理逝世的消息，大家立刻停止了说笑，赶紧回知青点打开收音机，仔细地听着关于周总理逝世的讣告（8日逝世），大家都默不作声，心情沉痛。1月11日下午，知青们集体收听了中央广播电台播送的周总理追悼会实况。

7月初，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紧接着到月底，一场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那几天余震不断，人心惶惶的，有的知青晚上在外面搭上木板、铺上席子睡觉。

9月8日，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午夜时分，大队喇叭里突然传来民兵紧急集合的号声，知青们很快都赶到了大队部集合。

“注意，全体都有，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民兵连长王鲁生喊完口令，作了简短讲评： “这是一次演练 ，目的就是考验一下大家节日期间的警惕性，各排表现很好，特别是知青排动作快，雷厉风行……”

不成想到了第二天，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这让知青们感到无比震惊。从小就喊毛主席万岁，他老人家竟然离我们而去，感觉就像天塌下来失去了精神支柱似的，大家悲痛万分。9月18日下午3点，全国统一举行了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

10月底的一天，王寨各大队的知青都到公社大院大会议室，集中听取上级文件的传达，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家欢欣鼓舞。

那年，知青们怀着朴素的感情，经历了一件件重要事件的发生，从茫然、震惊、悲痛到欣喜，思想感情也随着形势的变化跌宕起伏，不断发生着变化。

06　

夏季的一天，我看到一个青年穿着运动短衫，胸前印着红字，挺精神的，不禁让我联想到，咱这帮知青也应该印点什么字。我琢磨干脆就印“农民”两个字吧！

我擅长写美术字，但印美术字不好看，便找郭光军写了繁体的行书“农民”两个字，我用硬纸刻出来。当时没有印背心的专用染料，我就用红油漆代替，进行了反复调试，浓了不行，稀了也不行，最后把“农民”两个大字成功的印在了背心上。

知青点的男知青几乎都让我在背心上印了“农民”。 那些天，知青们穿着印有“农民”字样的背心，挺神气的，干起活来很带劲儿。

背心“农民”很快传了出去，王寨二的，左庄的，乃至化建的知青都有来找我印“农民”的。在王寨，人们一看到背心“农民”，就知道是知青。回炼厂，人们看到背心“农民”就知道是王寨的。

那时候，农村的日常文化生活之一是看电影。我们村放电影的地方就在东西村结合的地方有个小学校广场。每到晚上放电影的时候，这里就聚满了人，外村的人也来这边看电影。

样板戏电影比较多，也放些文革时期的影片，有《决裂》、《春苗》、《红雨》等，后来《决裂》不让放了。

有一阵子放过《红雨》电影之后，村里有些半大孩子看到我就喊：红雨！说我像电影里面的红雨。那时候我经常穿一件橘黄色的老头衫，可能外形上有些近似。

那年公社举行庆“七一”活动，在公社大院组织了文艺演出。演出之前，集中在公社进行了文艺排练。我也在公社帮着制作庆“七一”宣传栏，抽空还到总带队干部焦真的屋里坐坐，公社管公安的冯助理也在。在旁边的会议室看到蒋维明、曹大祥等在练习演奏。

演出那天，公社领导和各村的大队干部及有关人员都来了，各知青队的知青们也来了，还有附近的社员群众也赶来。舞台前熙熙攘攘的挤满了人。演出的效果很好，展示了知青们的文艺水准。

记得有杨华、高玉刚的舞蹈，有张彬唱的阿尔巴尼亚歌曲，有路口的谷丽霞等人唱的《芝麻开花节节高》、《绣金匾》等，尤其是郭光军的一曲《挑担茶叶上北京》引起阵阵掌声。知青们的演出给大家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三夏”时节，公社为了促进督促“三夏”工作，成立了农村工作组，我被抽调出来，分在左庄。王寨二的许连生分在了冯家。我搬到左庄知青点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到生产队走访督导，了解情况，同时和左庄的知青生活在一起，也更熟悉了。

那段时间我把家里的自行车骑到了王寨放在身边，用着比较方便。有一次，曹大祥约我回炼厂找他姐姐有急事办，我就骑自行车带着他回炼厂，直接到沥青车间找到了他姐姐。那时候炼厂沥青车间在厂区南边，北沥青车间在大虎山北边还在建设中。曹大祥姐姐叫曹军，当时在沥青车间任党支部书记，给人的感觉很精干的。我陪着大祥办完事就回王寨了，我感到能帮知青做点事还是很高兴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回王寨一大队知青点住了。有一次，左庄知青点的李希全约我回炼厂。那天晚上去澡堂洗个澡，又看场电影就很晚了。当天晚上回王寨时，已经半夜了。回王寨一大队的路是直走，到左庄得左拐一条小路往南走。

那时候刚入秋，月黑风高，四周一片漆黑，路两边是茂密的盖过头顶的树枝，往左庄拐进去不远路边是一片坟地。我俩骑着自行车行进在沙石路上，到了左庄岔口，我俩该分路走了。他说，回国，你送我一段吧。我说好吧，我陪着他一路送到村头知青点。

我又独自往回返，路上四周死一般寂静，只听到车轮的摩擦声，两旁黑压压的树林向我压来，有些紧张，大气不敢喘。突然，呼啦啦的一声，一只大鸟从我头顶树枝飞起来，树枝回弹到我的脸上，不知是我惊吓了大鸟，还是大鸟吓到了我。我感到头皮一阵发麻，汗毛都竖起来了 ，联想到旁边就是坟地，惊悚的画面呈现在我面前，令我毛骨悚然，心里扑通扑通的跳。 我拼命的蹬着自行车，骑得飞快，总感觉好像后面有人在追，差不多两公里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等进了知青点大门，后背已经湿透了。

到年底了，该分红了。我们一小队一个男整劳力出一个工合2毛1分钱。基本上每个小队工分都在2毛钱左右。一年过后，我分得了62元钱，排在知青点第二。宋克治分了69元，是知青点最高的。有个别知青没能挣出自己的口粮。后来我们用王寨的玉米与敬钟青年农场兑换回来了麦子，弥补了口粮和细粮的空缺。

很长一段时间，知青点的面粉有虫子，有的知青还能将就着吃，还边吃边调侃说，这是天天吃肉了。可我是天生不敢吃带虫子的馒头，宁可只吃玉米面饼子。

我们王寨一大队知青队是个团结、战斗的集体，被社员和干部们所称道。那年被评为临淄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进集体。

我19岁那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公社党委书记王平香和大队书记王道力两位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培养和帮助我，也离不开其他大队干部和历任带队干部的帮助。

我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参加了淄博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代表工作会议。我们先去临淄区集合报到，再一起乘车到张店淄博宾馆开会。那时候临淄区的翟鲁宁、姚晓杰等先进个人就很有名气，我见到了她们，也见到任英民参会，大家都是一个代表团的。

翟鲁宁后来是临淄区知青办副主任，先后在区、市任团委书记，又在省政府多个厅任厅长，2016年任省政协副主席。

姚晓杰是从山西来临淄的回乡知青，她吃苦耐劳挽起裤腿子和社员一起劳动，有很多先进事迹，在大会上做了经验介绍。后来任临淄区团委书记，又先后任炼油厂化验室、生活管理部组织科长、齐翔公司党委书记和齐鲁石化公司纪委副书记等职。

下乡的事儿还得实事求是，不好的事儿也得说说。那时候，知青业余生活比较乏味，看到篮球架子很是羡慕，于是几个男知青琢磨着炼厂哪个地方有篮球架子想先借来用用。

经踩点儿，获悉研究院有篮球架，无大门看守可取之，逐制定计划。翌日实施之，三更时分，男知青几乎倾巢出动，驾“8马力”，直奔目标而去，装车毕，趁夜色掩护，前呼后拥，终抵住地。天大亮，男女知青见院内“庞然大物”，皆欢喜。

此事从谋划到实施均未告之带队干部，也有意回避我。

消息传的快，有知青点效仿，几日后，王寨二的知青把研究院的另一个篮球架拉走了。又过几日，左庄的知青把炼厂排水车间的两个篮球架一齐拉走了。我寻思着左庄这帮家伙够猛的，两个篮球架子是怎么弄回来的？当然他们也是寻找没有大门看守的地方下手。

这一连锁反应引起相关领导重视。不管怎么说，知青深夜借物其行为是错误的。尽管知青是有分寸的，知道内外有别，可是即使是总厂自家的东西，也没有不打招呼就拿走的道理。

后来经带队干部协调，由炼厂知青办申请批了钢管，分别由大队自行焊接了篮球架子。那几个拉来的篮球架子自然物归原主。

1977年夏天，又有8名新知青下乡插队来到我们知青点。我们把会议室那间房子腾出来，给几位新来的男知青住。大队把几位女知青暂时分在农户家住。记得刘慧萍分到的那家，把长期放在园子里的棺材木板临时当作床板用，她吓得摸眼泪。随后大队给作了调整。

1977年11月，全国恢复高考，我准备报考山师大美术专业，已经拿到了准考证。正赶上炼厂招工，我们队给了四个名额，大队和知青们推荐了我，我经过权衡没有参加考试。

那年12月，我离开了朝夕相处的知青们，离开了关心、培养和帮助我的大队领导、带队干部和乡亲们，离开了曾经摸爬滚打劳动过的这片土地，回城当了工人。

转过年来，大部分老知青都陆续招工回到了炼厂。

时光荏苒，一晃45年了，几近半个世纪。回想那青葱岁月，知青生活，不禁感慨万千。对于知青那段经历，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个共同感受是一样的，那就是“苦”。

其实苦中有乐，苦中有甜。我们有过酸甜苦辣，也尝过种种艰辛。正是有了这种“苦”，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才能让我们这些孩子，这些年轻人，学会怎样做人，如何做事，让我们懂得奉献，学会坚强，看到希望，健康的成长！

　　注：本文仅以个人视角，叙述自己知青生活经历的所见所闻，其所涉及的都是真人真事，并无虚构。因时间仓促，记忆模糊，未能精雕细琢，难免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因本人的局限性所致，一定有很多精彩片段未涉及。望知青们、朋友们指正，可及时修改补充调整。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与本人联系，我会及时予以删除，并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