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火车

戴钟伟

父亲的火车

父亲走了。一生以慢性子好脾气著称的父亲，这一次却步履匆忙地让所有人手足无措，始料未及。所有回忆被遽然的伤逝猛地撞成碎片，又瞬时淤积于心，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理智地整理。好不容易静下来冥思苦想，依然杂乱无章。

关于父亲的记忆，起点很清晰，也很奇怪——是火车，是四岁那年的一个夜晚的西安火车站。应该是冬天，依稀记得抱着我的舅舅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在四岁的我心目之中，舅舅是我整个生命里的英雄，是我最信任的人，每次只要抱着我出门，总带来惊喜和快乐。那天傍晚，舅舅像往常一样，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然后给我穿上了过年才能上身的新棉袄，还拿出一双外婆新做的棉窝窝（棉鞋）。舅舅是很少晚上带我出门的，我欣喜若狂。但不知为了什么，我执拗地不愿穿棉窝窝，僵持了很久。舅舅叹一口气，把棉窝窝塞在衣兜里，一把抱起我冲出了外婆家的门。夜色如黑墨汁从天边向我头顶倾倒，我好奇地问舅舅要去哪里，一向爽朗的他却躲避着我的眼神，重复着：到了你就知道了。路程比想象的还遥远，在车子的颠簸中，在舅舅带着浓重烟草味儿的怀抱里，我竟然睡着了。等舅舅把我摇醒，周围有好几个大人，有男有女，但都很陌生。在他们身后，是一列冒着白烟的绿皮火车。懵懂之间，舅舅像扔掉炸药包一般，把我狠狠塞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怀里，然后那男人和舅舅简单说了两句话，扭头就抱着我上了车。在阵阵铃声中，我完全清醒过来，惊恐万分地挣扎，冲车窗外的舅舅大声哭喊着——我穿棉窝窝，我要回家家。隔着玻璃，我看到舅舅佝偻着身子，满脸是泪，一遍遍唤着我的名字，但挥手的姿势却分明是在向我告别。凄厉的汽笛轻易地盖住了我那四岁的哭喊，火车开动了。我记得开始还能看到舅舅跟着火车跑，但很快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窗外一片漆黑，火车带我去往未知的远方。那个陌生男人死死地抱着我，一言不发，任由我放声大哭，坐在旁边的陌生女人好像一直默默叹气。在我先惊恐挣扎后绝望恐慌的哭声中，车窗外的天色亮了，又黑了，交替三次以后，火车终于缓缓地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新疆哈密。我顽强地哭了一路，从西安到哈密近两千公里的路程，对于儿时的我，如此漫长而煎熬，哭到无声也无力，整个人昏昏沉沉地，记不清是怎么被带到了一个房子里，也记不清是怎么在一张陌生的床上睡去。醒来后，看到的就是陌生男人的脸，他唤着我的乳名，说：叫爸爸，我是你爸爸呀！

那个陌生男人，就是我的父亲。和他一起的陌生女人，是我的母亲。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我的那次深夜历险记和后续的二度认亲故事都被父母和舅舅当作童年糗事反复提及。因为四岁的我，大概是始终无法从惊恐和怀疑中自拔，当父亲笑着向我张开双臂时，我也许还是想着故乡的外婆和舅舅，想着那个位于西安西郊南何村口的院子，想着榆钱儿的香甜和外婆灶头上的饭菜香，也反复想着那双舅舅忘记给我穿上的崭新的棉窝窝吧，我眉头紧锁，紧咬牙关，拒绝，抗拒，逃避都体现在一个执拗而幼稚的坚持上——我不肯叫父亲一声爸爸。后来父母说，我坚持了一个月不松口，最后单位同事传授经验，父亲“狠狠”揍了我一顿，我在哭喊中终于开口叫了爸爸，但还是不肯顺从乖巧地叫妈妈。最后母亲忍耐了三个月，迫不得已故技重施。于是，两顿“暴揍”，终于换来了完整的家庭亲情，一直是属于我们家庭聚会时的私藏笑料。开始父母回顾那段往事时，我年纪还小，每次听大人说起我儿时的幼稚举动，只能尴尬地陪笑，在我的内心世界里，不知是下意识回避还是别的什么动机，这段“泣血认亲”的记忆是模糊和不确定的。但大人们都言之凿凿，我无从辩驳，但也无法对自己解释，为何自己四岁以前的生命记忆里，竟然丝毫没有父母的印记，特别是父亲，从一出生就视我如珍宝的父亲。后来渐渐长大了，对于父母经历的那段年代有了回望的能力和探究的兴趣，慢慢地，从这些琐碎的尴尬趣事里，开始品尝出了属于那个时代一个平凡但不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小辛酸。时代动荡如火山喷发，一粒粒轻舞飞扬的火山灰，在整个大时代的试管里看似微不足道，但落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身上，都是一座看不到希望，也无力反抗但却只能死死扛住的山。

父亲和母亲风华正茂的那个年代，一种荒诞的血统基因论在生命科学至今没有得到重视的国度，被诡异地供奉入圣杯，家庭成分成了划分命运的冷血兵刃，割破了整个社会的动脉和静脉，一股洪流蛮横粗鲁地将无数人的命运宰割，也在无常流转中拼凑出一幕幕的人世悲欢，在颠沛流离的茫茫大海里，被动地冲积出一个个飘摇但温存的小小岛屿。很多年后，父母亲坦然回顾，如果不是因为分别背负着不同的黑色家庭身份，他们也许不会相识于媒妁，相守于边陲，最后跌跌撞撞、坎坎坷坷地相伴了一生。之所以平凡但不普通，就是在姐姐和我从冥冥青空投胎而来之前，父亲和母亲的身上，都有着和普通人划分社会身份界限的符号，那是当时很多人都无法幸免的滴血的刺青。父亲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因祖父的成分问题，被直接分配到了遥远的边疆地区。母亲也是因为外祖父的成分太重了，虽然成绩优异，却被夺去考大学的资格。无奈之下，在种种艰难的选择之后，随父亲远嫁哈密，只为逃离地主子女身份的压力。

当时的哈密，作为从内地进入新疆的第一个较大的密集人群居住地，虽然顶着城市的名号，但在频发的恶劣天气和匮乏的生活条件双重作用下，更像是一个散落在戈壁滩上的村落与工厂、学校的联盟体。父亲和母亲都是中学教师，却分派在两个相隔很远的地方。只有到了周末，父亲才能带着一些蔬菜和粮食，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跋山涉水去看望母亲和我。很多年后，母亲还会假作忿忿不平地和父亲“清算”他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封建思想。据母亲说，父亲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但在对待姐姐和我出生的下意识态度上，还是原形毕露。我出生在哈密的那天，据说父亲高兴地一夜没合眼，守在婴儿床边，分别给远在西安的祖父、外祖父写信，详详细细讲述我的每一个细节，一边写一边忍不住抚摸着刚刚出生的我。甚至还冒着张扬“四旧”思想的危险，认认真真算了我的生辰八字。工作压力大，我出生才两个月，母亲就带着我去给学生上课了，课间休息时见缝插针回住处照看我，难免顾此失彼，我长到一岁多的时候，眼看着从一个大胖小子变成了营养不良的豆芽菜模样，只能送回到外公外婆家。那时的农村虽然贫穷，但背靠黄土，还是能挤出一份口粮供我成长。以我成年后的理解，如果不是囿于困窘的生活，但凡还有一点点余力，年轻的父亲和母亲也不会舍得亲生骨肉这样人为地分隔千里。当四岁的我终于回到身边，却像个陌生人一样，不肯叫一声最基本的爸爸妈妈，父亲百般无奈狠下心，以极端方式唤醒我的亲情记忆时，他心灵深处的惆怅、悔恨、遗憾纠缠在一起的痛楚，应该远远超出我所承受的那一点点皮肉之苦。我在嚎啕大哭的时候，父亲心头应该也在滴血。在我生命起跑线后的第一段跑道上，父亲和母亲的痕迹，是中断的、不完整的。那不为人知的断裂处，堆满了时代黑色的积雪。那片黑雪，我原以为可以在后来的岁月里慢慢融化，但直到父亲离去，我才发现，那种被迫的和父辈之间的时空断裂和记忆消失，是我个体生命里永远无法弥补的残缺。

今年五一，父亲和母亲终于搬进了单位自建了十年之久的新居，那是父亲心心念念所盼望的一套带电梯的大房子。父亲患病多年，腿脚不便，每次上下楼梯都需耗尽全身体力，电梯房是他的梦想。趁着端午假期，我特地赶回西安看望。虽然交通已远较以前发达，但抛开路程，真正在家的时间也就是一天两夜。向来寡言，不喜欢表露情感的父亲却在这一天两夜里，见缝插针地和我说这说那，从我的高级职称评定与否，到我的影评创作为何起伏不定，等等等等。让我感到特别意外的是，父亲第一次和我完整回顾了家族的历史，包括祖父如何从陕西潼关风陵渡的一个身有残疾的少年，跟随名师经历十年寒窗，刻苦钻研岐黄之术，终于在陕西中医界一举成名，建国初期成为省内八大名医，又如何在最辉煌时横遭诬陷，身陷囹圄，直接导致家道中落，一大家子人胼手胝足，相互依偎着苦熬多年，才终于度尽劫波，到后来他历经磨难带着我们一家返回故里之后，自己在大学校园里，在学术上的种种奋斗、挫折和遗憾。七十岁之后，因父亲年事已高，彻底不再带课以后，他的记忆力一直在我们眼前以加速度衰减，但那一次，他却对数十年前的人和事如数家珍，历历在目。他居然还记得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大队开进西安城，经过祖父家门口的场景。在父亲的讲述中，最触动我的倒不是家族的那些隐秘传奇，而是父亲在讲述家史时，断断续续回顾的自己的一生。父亲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归纳总结那么坦然豁达，但却让我当时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如今心痛不已——父亲说他这一生始终都在和贫困抗争。贫困的阴影，自祖父入狱后，就如同魔咒一般缠绕着父亲，让父亲直到晚年回忆起当初，仍然心绪难平。父亲记忆最深刻的两次告别，居然也都和火车有关，与火车站有关。在那个早已改建消失在历史烽烟中的西安老火车站上，在四岁的我嚎啕大哭的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原来也见证过父亲的无助和忍耐，悲凉与悲壮。

第一次是父亲十八岁那年的夏天。父亲还在土地庙什子的街上和伙伴们玩耍，邻居火急火燎地叫他回家——高考录取通知书送到家了，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即使在五十年代，能够从关中考上京城名校，依然是光耀门楣的喜事，祖母却愁眉不展。解放后祖父行医收入颇丰，养活一大家子人绰绰有余。但自从祖父锒铛入狱，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轰然倒塌。父亲是家中长子，如果一走几年，祖母担心家中缺少了顶梁柱，会支撑不住，所以希望父亲放弃上大学，早点找个挣钱的工作养家。父亲回忆着祖母当年的神情和语气，认真地和我说：我当时想，如果我不上大学，随便去做个工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我认准了只有上大学，掌握更多知识，学会更多本领，我才能真正帮到这个家。父亲说他当时就跪下给祖母磕了个头，央求放他去读大学。祖母长叹了口气答应了。经过几轮社会运动震荡，家徒四壁，为了凑满父亲去北京读书的火车票钱，祖母从压箱底的最后一些私藏首饰中，拿出了几乎是家中仅剩的财富——两个金镯子，一个金戒指，到市面上换了20元钱——当时西安到北京的火车票价格是19元。父亲到北京的生活费，则是好心的街坊邻居又凑了20元钱。父亲就怀揣着那20元钱，背着一个简单的布包袱，独自一人，坚强而坚定地踏上了北上的火车。第二次则是在四年之后了，在父亲心目中，更是不堪回首的灰色记忆。那年父亲大学毕业，直接被发配到了新疆哈密，据说当时因为生怕他们这些大学生不服从组织安排，还专门有人押车，不许父亲先回家乡探望之后再行赴疆报到。那时祖父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出狱回家了，但行医生涯依然中断，父亲只是想去看望一眼祖父，说两句话，但却被生硬地拒绝了。父亲只好打电报告诉家里自己乘坐的火车经过西安的时刻表，约着在站台上短暂地见一面。火车停在西安站，好像也是晚上了。父亲从车上下来，走上站台，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祖父祖母带着九个弟弟妹妹，齐刷刷地站成一排，等着已经远离家乡四年之久，但马上又要漂泊不知多少岁月的家中长子。见面时父亲是否泪如雨下，一大家人是否紧紧相拥，他没有讲述，父亲只说，当时家里还是太穷了，但祖母想尽办法，缝制了两条新被子带到了火车站。祖父则买了两包点心，一包是桃酥，一包是江米条，带给父亲让他路上饿了吃。就这样，在车站收好了家里集全部财力物力拿出的两条被子和两包点心，父亲挥别祖父祖母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心如刀绞地踏上了吉凶未明西行的列车。再回首时，已是二十余年后了，青年已成了中年，儿子成了父亲。

听着父亲讲述着很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场景和细节，我有点恍惚。为什么我那么多年生活在父母身边，却从来没有感受到父亲的感受——自从四岁回到父母亲身边，直到十九岁考上大学离开家门，我和姐姐虽然知道自己不是生在富贵人家，但却从来没有感觉到父亲所说的“贫困”二字。在我所有关于童年和少年，关于新疆哈密的记忆里，核心的场景一直是那所位于哈密五中的苏式建筑，在那个层高很高的房间里，壁炉形状的火墙里源源不断地释放温暖，家里那台海燕牌收音机播放着欢快的歌曲，父亲和母亲还有很多同样来自“口里”（内地）的同事好友，一直都在说着笑着，饭菜香冉冉上升到屋顶，像一朵永不散去的祥云。这种记忆在父母亲后来对那段艰难时光的回忆比照下，显得那么地非现实主义和伪浪漫主义，但那确实就是我记忆中的童年和少年的基调。后来回到西安，家也经历了从学校操场边教舍改建的平房宿舍到简易的家属楼，再到新楼以及电梯高层的几轮迁徙，但那种温暖和富足的感觉一直贯串着我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像个美丽的电脑错误程序，在我脑海运行，潜移默化地改写着我的思想力，“错误”地引导着我的价值判断。高中时，在我懵懂的青春年代，曾情不自禁地对那个美丽的女孩子炫耀，说我觉得我们家条件可好了。记得当时那女孩子不知为何有些诧异，怔怔地看了我半天，想说什么又强忍住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体会到她的善良——她的父亲是我们那个西部省会城市某个委办局的领导，家庭条件才是货真价实地优越。她是用了多大的毅力，才忍住没有揭穿一个清贫教师家庭孩子的迷之自信呵。

我想，之所以我能持有那种自信那么多年，很大原因也许就是源于父亲一生贯穿始终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母亲无言默契的配合，他们用自己的宽厚和坚韧，谦和与温存，让我们迟迟没有接近世界残酷的真相。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在哈密那座鸡犬之声相闻的小城里，一个教师的影响力是独特的、超出想象的，记得小时候家里一年四季都可以收到学生从天南地北送来的礼物，都不是什么贵重东西，春天雨后有军马场的蘑菇，夏天暑热有农场里的瓜果，秋天风起有各地的农作物，冬天来了有人牵来一只小羊。我意识里满坑满谷，怡然自许的富足感，大概就是源于从童年记事起，周围都是这样满含真诚情谊，无关功利的收获吧？父亲和母亲出于本心的善良，或许也是出于教师职业的本能，用尽自己的所有智慧和热情，在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下，不仅维持了家庭的温饱，还让我们感受着独一无二的美好和丰富，像两个温暖的守护神一样，把物质的压力、攀比和人情世故挡在门外，不仅守住了一个孩子对家庭的信心，更守住了我们朴素但健康的价值观。父亲从未和我们宣讲过那些君子安贫乐道的儒家思想，但那份流淌在基因里的淡泊和清高，却润物细无声般地引领着我们，也深刻地塑造了我们。

我和姐姐从小到大，对于金钱的概念，对于财富的计算，相对于同龄人，都是显得较为木讷迟钝和天真幼稚一些的。作为家中幼子，我对家庭经济状况的觉醒更是来得特别晚。直到我大学毕业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母亲才终于松了口气，说家里可以开始考虑存一点钱了。父亲和母亲工作了几十年，前边的那些年里，父亲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有义务为远在家乡的九个弟弟妹妹尽可能撑起一些生存的空间，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了家中，连衣服也是穿旧了就寄回去给他的弟弟，我的那些叔叔们，像击鼓传花一样，递延传续，直到无法再缝缝补补。父亲在新疆工作二十多年后，终于拿到回西安的调令时，家中却根本没有积攒下什么值钱的家产，最后还是几个毕业的学生热心地去地区农场砍了一车木头，打了一套家具给父亲托运回乡，才让父亲不至于带着两床棉被和两包点心去，带着一双儿女两袖清风地归。回到西安，家中经济危机的主要源头就是姐姐和我的一路成长。供养两个大学生，身为教师的父亲和母亲的微薄工资，始终左支右绌——当年我在上海读书每月的生活费，就耗去了家庭总收入的几乎一半多，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家庭里，都是没有存款这一“奢侈品”存在的。听母亲解密家庭帐本，我才恍然大悟，为何父亲在那些年，无论寒假暑假，都要不辞辛苦地去省内各地参加函授教学，有些地区偏远且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父亲总是第一批举手的，父亲是希望用合法的“外快”，维持住我们这个家的运转，也维持住我们正常的心态，培育起我们那一份现在看来不合时宜的“自信”，让我们身处物质的清贫，却一直不觉精神的困窘，那么愉悦，单纯地活着。

如今回想起来，除了四岁那次“被迫”与父亲同乘一列火车远行，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印象最深，但也是最后一次和他一起坐在车厢里的画面，定格在小学四年级那年，我11岁，父亲44岁。那一年，父亲带着我们全家，踏上了盼望已久的返乡归途。后来知道，父亲还是和当年自己下决心赴京求学一样，为了我和姐姐能够有更好的教育环境，历经周折，才终于调回西安，即便放弃在哈密二十余年积累的辉煌和光荣——很多年来，我一直偏执地认为，父亲人生最艰苦坎坷，但也最意气风发，精神上最为愉悦的年华是他担任中学语文教师的日子，那是他的黄金时代。长大成人后，虽然父母亲如同话本小说一样娓娓道来当年在偏远之地拓荒的苦难家史，部分纠正了我的情绪地标，但我还是觉得在那些年里，父亲的生命之花是最为茁壮生长的。父亲是八十年代回到西安的，时隔近四十年，每年过年过节，总能接到新疆的问候电话，父亲在新疆的最后一批学生，如今也都接近退休年龄了。一直到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那个“不合时宜”打来家里的问候电话，还是来自乌鲁木齐，一个父亲新疆时期的学生。在父亲的教学生涯里，与学生们水乳交融的情感，我觉得那是身为教师的父亲此生最开心也最慰藉的事情。

父亲带着我们一家离开哈密的那天，成了轰动那座小城的大事件——父亲和母亲教过的学生都闻讯赶来送行，将整个车站几乎站满了，仿佛整个城市的大多半人口在那天都聚集于小小的火车站了。父母亲从进站到上车，迎面而来的握手和问候络绎不绝，密密麻麻的人群让父亲和母亲举步维艰。我和姐姐是被提前送上车的，我们看到那些各种年龄的大人们也在流泪，还有人呼喊着，老师不要走，老师留下来。在我邻座的一个乘客好奇地问我，他们在送你爸爸啊？你爸爸是干什么工作的？我哽咽着说，我爸爸是老师，中学语文老师。那乘客将信将疑地，赞叹说什么老师能够这么有威信呵！你爸爸一定是个大人物！其实，父亲一生耿直，不善曲意逢迎，阿谀媚上，从没有获得过什么正式的官职，在我看来，父亲在新疆时期的全自治区的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学会、在西安时期的陕西现代文学研究学会的副会长职务，都是踏踏实实靠业务搏出来的荣誉称号而已，父亲最有“实权”的也最有口碑的职务，在各个时期，也不过只是各个学校的教研组长，学科领头人而已。但是在11岁的那一天，父亲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高大极了。后来父亲也曾说起在陕西各地区函授授课时讲大课千人喝彩的得意场面，但我没有亲见，我脑海里，那一天的哈密火车站，父亲的学生们给他颁发了此生最耀眼夺目的一枚勋章，而且永不磨灭。火车终于开了，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的眼眶都是红红的，眼角的泪痕特别清晰。22岁的父亲被一路监视押送到达的那片流放之地，最后却成了他心灵永远的应许之乡。很多年以后，父亲和母亲曾回哈密故地重游，结果在那段时间里，每顿饭都有学生轮流宴请，据说一个多星期都没有重样儿。师生数十年未见，一见面竟然还是那样，诚挚如昔，温情如昨，那浓到化不开的情义，让父亲和母亲回到西安以后久久回味。那年的火车，让父亲和母亲带着儿女们的未来离开那座西部边陲小城一路向东行去，但父亲最珍贵的东西，一直都留在身后那个遥远的地方。

回西安之后，我再也没有和父亲一起坐过火车了。但我人生第一次独自坐火车远行的机缘，却是父亲创造的。第一年高考意外失利，复读期间，父亲偶尔在《陕西日报》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艺术高等学府：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启示，特地剪下来给我看。我如获救命稻草，虽无任何戏剧基础培训，决意去尝试一番。父亲没有阻拦，鼓励我独自去闯荡，他是在我脸上看到了18岁的自己的模样吧？我穿着父亲的旧风衣，背着父亲外出上课用的挎包，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披荆斩棘，过了层层筛选，我最后如愿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有部电影叫《没有航标的河流》，但人生的河流怎么能没有航标呢？父亲精心剪下的那张招生启示，就像是冥冥之中的一张命运车票，我就是拿着父亲递来的车票，踏上东去的人生列车，穿越平原、河流、隧道和山岭，而把父亲、母亲、故乡留在了原地。

每个人的成长大概都是需要经历那样一个过程——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不住向远处眺望，一直想挣脱现实都是共性的心理，我也未能免俗，像所有为了叛逆而叛逆的游子一样，“意外”来到了东海之滨的大都市求学，当全新的世界和新鲜的生活，像是一片浩瀚海洋展现在我这个黄土地的孩子眼前，我情不自禁地用尽全身力气去学习各种游泳的技能，好让自己不被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冲走。自从大学实习开始，我的每一个假期都更多地放在了这种冲浪的过程里。记得最夸张也最无聊的是大二那年暑假，为了一个渺茫的电视剧剧组打工挣钱机会，我整整在学校宿舍枯等了一个月，最后两手空空地悻悻回到家中。父亲和母亲并未责怪我浪掷时光，反而鼓励我继续再找机会。后来想想，这么多年来，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野心，我错过了多少再也无法重来一次的陪伴父亲和母亲的时光，而在我四处碰壁沮丧不已却始终不肯罢休的漫长岁月里，父母守候在身后的故乡，渐渐苍老，却不忍心提醒我一声。现在想来，那一个月无所事事的浪费，对于我能够陪伴父母亲的生命总长而言，是多么不可原谅的奢侈——工作和事业进入正轨后，代价也很明显，除了过年回家几天，一年到头，陪伴父亲和母亲的时间单位，是天，甚至是小时。

父亲最后一次乘坐火车还是和我有关的，那是2017年国庆节，父亲专程到上海来过八十大寿。73岁那年，父亲因心肺疾病报过一次病危，虽有惊无险，但病后恢复甚慢，后来又有腔梗、心动过缓等老年病陆续来袭，身体各项机能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明显衰退，特别是下肢力量始终无法恢复如常。以父亲的心肺状况，乘坐飞机是高风险的选项，上海之行本来很难实现，幸好那时高铁提速，西安到上海只要6个小时了。父亲当时虽然只能坐着轮椅出远门了，但终于还是踏上了久违的火车。那次高铁之行让他兴奋不已，对惊人的速度、车厢内的设施、以及接站乘务员的服务，父亲赞不绝口。由衷地说生活变好了，可惜我们老了，走不动了，但好在科技发达了，有高铁了，真正朝发夕至呵，想看你们，只要半天时间就见着面了，多好啊！据说父亲回到西安后，成了整个学校退休干部活动室里高铁的义务宣传员。高铁提高的何止是速度一项，它是极大地拉高了父亲对时间长度的渴望呵。那时的我们也和父亲一样，天真地相信科技的力量可以超越想象，可以抹平生命的断纹，抵挡疾病和死亡，可以让一切遗憾得到弥补，让那些小小的愿望包括善意的谎言慢慢地实现，让那些我们想见的人，可以一直相见。

端午节回家，不经意看到父亲的书房里，有一堆报纸剪报，和一张手写的工工整整的目录表——是我前几年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影评文章，父亲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一篇篇地列出来了。父亲认真地问我，为何前两年发表的频次很高，去年以来就没有写了呢？我讪讪地回答，去年以来一是忙其它事情，二是疫情来袭，电影停摆了。其实我没敢告诉父亲真实的原因——那些影评，并不是我特意专注地写作成果，而是我被迫离开创造性岗位，壮志难酬时期的闲情偶寄罢了。后来一段时间封笔不写，是我重新看到了一缕创造性工作的曙光，本准备全力以赴，但那曙光在种种因素作用下，很快暗淡下去，不如预期，我正在寻找新的力量唤醒我内心对事业和生活的热情。父亲并没有察觉我的灰色情绪，兴致勃勃和我探讨着作为影评创作的要点，鼓励我要坚持写下去，再多些积累，争取出版电影评论文集。看来，我的那些出于纾解郁闷心情的业余影评，居然成为了父亲这么多年，最嘉许我的一件事情——父亲对我这几年离开创作一线始终耿耿于怀，每每提醒我早日回归专业，回归业务。心里的惶恐和惭愧混合在一起，我向父亲保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动荡，我始终还是会牢记自己的初心和本分——我是一个创作者，一定不能虚耗时日，总要做些对得起自己的事情，也好对得起父亲的期望。我对父亲说起自己正在酝酿的创作计划，说等我的书出版了，带回来给你，你等我，你等着我，我会加快速度。可惜，这一次，父亲竟然失约了，他比我更快。

在父亲遽然离去之后，我一遍遍回想着父亲和我最后的那些对话，那我在惘然不觉时，父亲留给我的非正式遗言。我在想，父亲的这一生四处闯荡，到过那么远的远方，桃李满天下，应该是无悔的，但却也是有着深深的遗憾的。在他这始终没有摆脱和贫困抗争的生命历程里，真正属于他的时间，真正能畅快张扬他自己的心意的岁月，实在是太少了。年轻时的父亲曾去西安的照相馆拍过一张证件照，看到的人都说神似青年孙道临，那可是父亲母亲那个时代的偶像明星，父亲也很得意，后来一直引以为豪。虽遭遇少年家道中落，作为家中长子，早早就背负起一个大家庭的责任，父亲却始终就像那张照片上一样，目光炯炯，意气风发。年轻的父亲就像蒸汽机车的火车头一样，在一眼望不到终点的铁轨上，一刻不停地在燃烧着煤，奉献着热，仰天呼啸，砥砺前行。等到多年之后，火车调转方向东返，父亲这辆火车头的后面，又拖着我们这个四口之家的命运，奔腾不息，直到关键的齿轮戛然而止，火车头再也不能发出嘹亮的汽笛，喷射出蓬勃的烟雾。在我们眼中，父亲好像是突然老去的，突然到我们很长时间无法接受。但也许我们一直没有觉察到，在边疆苦熬的二十年里，在回到西安重新出发，努力拼搏的二十年中，父亲的那辆火车头内的燃烧阈值，一直超出了他生命初始的设计使用范围，他那乐观、仁厚，与人为善的表相，掩盖了超负荷的人生，我们一直都忽略了许多，许多。他很少表露出来的梦想和热爱，他在艰苦岁月里的不甘平庸，以及他和困扰自己一生的贫困的无言抗争。

2020年7月9日，怀里捧着余温尚存的骨灰盒，在送父亲最后一程的路上，看着窗外的田野和天空，我的泪水止不住地默默地流淌。阳光灿烂，道路泛着刺眼的白光，树林随风无规则地摇晃，骊歌的音符摇曳在葱茏繁茂的枝叶中，散落在潺潺的小河里。我忽然就想起了刺猬乐队的那首歌，虽然父亲这一生都没有机会去摇滚音乐节的演出现场，也从未听到过刺猬乐队的名字，但我却固执地觉得对于我的判断和选择，父亲是一定会喜欢的。父亲的这列火车，坎坷行驶了82个年头，在整个世界渐渐陷入混乱和封闭、猜疑和割裂，渐渐陷入停滞的非常时势下，他挥挥手，不再羁绊于人世的沧桑，以最迅捷的方式达到了解脱，从此抛开了身体和心理上重重的负累，潇潇洒洒地独自远行而去，向着他的梦想之地一路飞驰，哀伤的音乐是无法为父亲的生命伴奏的，能够与热爱自由的父亲相伴而行的，一定是那样一首热热闹闹的歌。我也坚信，在这摇摇滚滚的红尘里，一定还有那么一个夜晚，一定还有那样一个车站，会让我们终于不期而遇。到那时，我不会再像四岁的不经事的孩童那样了，我会像父亲当年抱着我那样，紧紧抱着父亲，叫一声：老爸，我从没有忘记你，老爸，我真的好想你。

那首歌叫作《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老爸，在暂时没有我们相伴的这些日子里，祝你快乐轻松，一路顺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