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地年轻，优雅地老去 ——致敬世纪老人楊绛先生

大海

民国世家传奇之一 摘编：金海炎 　　在民国才女之列，她是最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 　　1911年7月17日，楊绛出生于江南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楊荫杭是民国的大律师，姑母楊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校长。父亲给她取名季康，兄弟姐妹们“季康季康”叫快了，就成了“绛”的读音。后来写的话剧公演时，索性把“楊绛”做为自己的笔名。从小虽身材小巧，但学业精良，深得父亲宠爱。 因其父得罪了省长，楊荫杭被调到北京任职，他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北京。 　　所以，楊绛身上有着水乡女子的温柔和婉约，又藏着北方女子的倔强与傲骨。 1928年，一心想报考清华外语系而刻苦努力的她，因南方没有名额，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在校期间，不仅专业拔尖，在班里才冠群芳，还喜欢音乐，善吹箫，工昆曲。 大三的时候，振华女中校长为她申请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奖学金，但她只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终如愿考取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先后师从吴宓、朱自清等名师。 　　爱情总是不期而至，读研期间，她和钱钟书在校园相遇了。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 楊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门口，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 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与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 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了，这不是事实。” 楊绛也趁机说明：“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楊绛那颗芳心很快被融化了。 1935年7月13日，两人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后来，随钱钟书远赴英国牛津大学。 认定一个人，就与他相依为伴，相濡以沫，安稳一生。 随钱钟书英国的旅程，她发现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居然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把抓。在生活上，他完全失去了“翩翩风度”，成了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处处依赖她。楊绛曾说钱钟书老实得可爱。 在英国时，楊绛怀孕了。 钱钟书说了一句痴话：“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而那时的楊绛，对于“像我”，她并不满意，她要一个像钱钟书的女儿。 　　楊绛在医院坐月子期间，钱钟书过得十分辛苦。他一边准备毕业论文，一边要到医院看望妻女，还得独自料理日常生活。 一个人的日子不好过，钱钟书处处出错。 每每如此，他小孩子似的跑到医院对妻子说：“又做坏事了。” “弄髒桌布了；弄坏台灯了；弄烂门了，关不上。” 杨绛回答说：“不要紧，我洗，我修，我装。” 楊绛的“不要紧”三个字，成了钱钟书最大的安慰和寄托。只要妻子在，一切都安稳。 有一次，钱钟书额头上长了一个疔疮，久不见消退，钱钟书心有隐忧。见丈夫神色不好，楊绛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钱钟书一听，即刻心安。楊绛只是给他热敷，疔疮却真的被拔掉，半点伤疤也没有。 其实，她哪里会做？自小被女佣照顾的大家闺秀的她，在跌跌撞撞中却也学会了过日子。 为了钱钟书，她几乎变得无所不能，将两人的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佳酿尘封香更浓，相遇相守才更懂。一路走来，看罢太多。只有我们的喜欢，始终如一，不离不弃。 　　大家闺秀、豪门千金，下嫁寒门才子，原本门不当、户不对，更是不被钱钟书父母看好的“洋盘媳妇”的她，也能在这段同甘苦、共患难的岁月，赢得了公公“安贫乐道”的称赞，婆婆“愿与相随”的肯定。 　　《围城》是在沦陷上海时写的，为了支持丈夫写作，楊绛立即停止了手头的戏剧创作，全力维持生计。 楊绛说：“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1947年，《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言中说：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楊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在“大师”和“大师夫人”这两个角色之间，楊绛选择了后者。 是多么大的爱意，才能让她为了丈夫，放弃了自己在文学上的创作。 文字间的楊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智慧；而生活中的楊绛，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妻子的生死坚守。 同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 “赐予楊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66年，时势变动，人，也要跟着向前走，他们和之前所享受的知识分子待遇，一落千丈。 钱钟书和楊绛深受“文革”迫害，被整得苦不堪言。楊绛还被剃了“阴阳头”，她却连夜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被分配刷厕所，她把厕所刷得干干净净，随后一个人坐在里面看书。 1969年，她又被下放至干校，已年近60岁的楊绛被安排种菜。她索性白天管菜园，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膝盖当写字台，看书做笔记。她没有半点怨言，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她说：“文革对我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那几年，很多人劝他们夫妇离开中国，他们一口拒绝了。 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 …… 正是因为对自身的境遇不那么敏感，所以她才能随遇而安。也正是因为楊绛的坚强，才支撑这个家没有倒下。 她一生所求不多，只希望在动荡的乱世中，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在《将茶饮》里她写道：“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曾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留在我记忆里不可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她撰文称：“含忍，无非是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她独自一人照顾丈夫。不久，女儿钱瑗也病重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的院区，已经80多岁的她，就这样来回奔波，不辞辛劳地照顾二人。她曾说：“钟书病重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1997年，被楊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病逝，深受失亲重创的楊绛对钱钟书说：“你放心，有我呐！” 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 一年后，钱钟书也辞世！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她深居简出，很少接待外人。在92岁高龄时，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苦的日子。96岁推出《走到人生边上》纯真至美的散文集，与世人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 　　功成名就的晚年，楊绛几乎不出现在公众埸合。每天读书写作，平平常常的日子，唯一的活动，就是用自己的稿费办了一个“好读书”奖学金。 她读书写作，只是因为兴之所致，并没有一丝追名逐利之心。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她的安宁及淡泊，显得无比珍贵，又令人无限动容！ 　　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在她荣辱悲欢的绝代风华里，锻造出柔韧、淡泊、独立的人格魅力。她用生命之火，烤暖了人世间的幽暗和不明。她这一生，如同明灭之中划过的一根火柴，用自己的微光，照亮着茫茫苍穹！ 从做钱家媳妇的含忍，到国难中的含忍人生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她总能“忍生活之苦，保天真之性”，也成就了她大智若愚的生活智慧以及晚年佳作倍出、怡然自得的充沛状态。 来生很长，相处不易，心存善良之心，善待心中所爱。这或许就是先生行走一个世纪的优雅之处。 　　7月17日，是杨绛先生诞辰109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缅怀先生。 2020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