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涌回忆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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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涌简介：（1936～ ）

刘清涌广东揭阳市揭东区霖磐镇桂东乡三村人。从小在家乡读书。1952—1958年先后在潮州韩山师范学校和广州广雅中学省师训班学习，并留省师训班工作。1958年为支援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自愿报名到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山中学任教。1963年华南师范学院函授本科毕业。1980年评为广东省第一批特级教师。1981年调韶关教育学院，先后任中文系教师、系主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院长。1996年8月退休，现居广州。

主要成就及荣誉：

（1）在粤北少数民族地区从教23年半，1980年当选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第一届政协副主席。

（2）1980年评为广东省第一批特级教师，是当年广东省唯一的语文特级教师。

（3）1994年被广东省政府授予南粤杰出教师称号，是当年全省15位杰出教师之一。

（4）原广东省人民政府督学。

（5）全国首届教育理论著作优秀奖获得者。

（6）1994年起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7）第七届广东省人大代表、第七届广东省政协委员。

（8）1986年至1996年任广东韶关教育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正教授职称。

（9）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0）“十一·五”广东教育学会重点课题中小学作文研究课题组长。

（11）中国兰花协会副会长等。

刘清涌近照 《刘清涌回忆录》目录：

（一）求学路

（二）在连山

（三）在韶关

（四）在广州

第一部分 求学路

我1936年5月16日(自填，家里说是农历正月十四日即当年新历的2月6日、肖鼠)出生于广东省揭阳县西门外下林乡仰斗寨，今揭阳市揭东区霖磐镇桂东乡三村。

（1）在家乡小学（1942——1948）
1942年虚岁6岁，即入学于本村的梦花小学。该校位于溪墘寨，校舍是一座明代初年建的祠堂，原是黄姓的宗祠。据族谱记载我们的祖宗刘姓宗族原在潮阳普宁惠来交界处的桂花篮，因受同村的苏姓宗族排斥而破落，其中有两兄弟流落到揭阳下林，替黄姓大户养鸭为生。不久即自立门户，经过几代繁衍成大户。原黄姓族人迁居别地，留下宗祠，民国时办成初级小学。

我在这梦花初级小学读了三年。其时正值抗日战争，校长王显诏夫妇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干部，与家父交好，常来我家。我年幼对如何读书没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三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讲蚂蚁分工合作很会劳动，人是万物之灵更应这样，受到校长夫人的表扬。校长夫人还教我们表演歌舞，我也上过台。
几十年后，听说那校长现在名叫王琴，在广州任省建筑公司党委书记，父亲让我去拜访他，后来再打听他住在中山纪念堂附近，但人已过世，只能留下了遗憾。
正当我读三年级时，日寇占领汕头并侵入揭阳，有些小分队就驻扎离我家很近的溪墘新寨和三角渡圩等处，学校停学，乡民(包括我的家人)四处逃难。我因患痛风病，膝盖红肿疼痛逃不了，同祖母留在仰斗。有时坐在寨门口看见日本兵一小队一小队的耀武扬威地走过，心里甚是难过。听说游击队曾围攻过三角渡圩的日本兵，战斗甚为激烈，攻不下便撤离了。
不久传来日本投降的喜讯，附近有日本兵则剖腹自杀了。学校也复学了。我读完初级小学即到乡中心小学(校址在后厝，距家一两公里，上下午都走读)，读五六年级直至小学毕业。读高级小学期间父亲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每晚必督促端坐在床上，就着床上的几做作业，但学业只处于中上水平没冒过尖。尤其语文较差，因父亲是校董，代表乡管理学校，所以教师都对我特别照顾。作文虽差，语文老师吴长训(也是地下党的)也要将之七改八改，贴堂或上壁报，我自感惭愧。
小学五六年级时，我同南清村的刘才掌同学(比我大一两岁，身材较高大健壮)甚为要好，他少有大志也感染了我，让我觉得应有较大的理想，这个因素一直在我心中存在，成为我不断上进的动力。他因出身不好没机会读大学，虽经竭力奋斗，最后也只当了一名远近闻名的普通中学校长。据说他有一个孩子从小送给别人的，现在华南理工大学一个二级学院当院长。几十年后我在榕城拜访了他，他已退休多年，垂垂老矣。他送我一把他用过的民国紫砂壶，说我们已老了，让我们以饮茶为乐吧。
我小学时期较有兴趣的是捕鱼，钓虾，钓小青蛙(用来喂鸡鸭)，钓蟛蜞(一种小螃蟹，用盐浸渍用来生食餸粥甚鲜美)。捕鱼则常用竹编的辑在水田里推着快走，小鲫鱼、泥鳅、塘虱、斗鱼、沙芒虾、田螺、小蟹等即留在辑里，随手捡来放进别在腰间的竹编的鱼篮中。还有潜水捕停在河里泥面上倒立的鲫鱼，用鱼屡装跃到田里产卵的鲫母。在家还帮助餵鸡鸭养猪(大人提满桶的猪餸到猪栏边让我一杓杓装进猪食槽，看着大小两猪争吃的热烈场面也很快意)。农忙则参加一些农活。我还用小花盆种了些花，一次种的菊花竟然开出紫红色的，我从小只见过开白色黄色的菊花，乍一见自己种的菊花竟然开出紫红色来，不意高兴了两三天。捕鱼钓虾种花参加农活，从小让我养成热爱大自然、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情趣，终生受益。

现该祠堂已改为刘姓宗祠供刘姓子孙瞻仰祭拜 揭阳桂林刘氏大宗祠——光裕堂 刘清涌给刘氏大祠堂题写的文字。

（2）在揭阳真理中学（1948——1952）
1948年我按家里的安排，考进了揭阳县的真理中学(美国教会办的新建中学，师资实力比揭阳一中还强)。记得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开卷有益》，我连题目是什么意思都不理解，可知那作文肯定写得很差，可能数学考得较好才被录取。学校的校训是圣经的一句话:尔识真理，真理识尔。斗大的字写在校门背面的门顶上，后来还用一公尺见方的隶书写在面向操场的墙上，师生人人可见。
校长是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农学家林越，高挑身材背微驼，白晢的脸上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的黑框眼镜，轻声细语，彬彬有礼，很受人尊敬。他曾带着我们初一的学生指认校园里的各种植物，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种都了如指掌。
教我们《植物》的老师林植材对专业也很精通。他的口头禅是:爱知。每讲到关键之处必用手中的铅笔猛戳桌面说:爱知(潮州话，必须懂得的意思)。他学问渊博，讲课认真。只可惜教我们不到一年就被调到东北去造林了(据说他是北京大学读植物的，当年是稀有人才属国家管理的)。
语文教师郭侠生，英俊挺拔，虽说是中山大学机电专业的(第二年即调任揭阳发电厂厂长)，可教起语文来，声情激越，挥洒自如。他教我们大声朗读《大铁锥传》的某些章句，如:“大铁锥，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与遇宋将军家……”又如“客大呼，挥锥！贼应声落马，马首裂……"的绘形绘声的情景和抑扬顿锉的语调至今还在目存耳，经久不忘。这种像古文评注一样带读夹讲(讲字音词义章法笔法)的读读讲讲，讲讲读读，带学生读时声情并茂，夹讲时简明扼要，点拨中肯的教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日后教初中古文时也照着这样教，收到很好的效果。
初二时的化学教师虽说也是中大毕业的，但口头表达能力很差，怎么说都说不清楚，学生也普遍成绩差，考试时有的学生作弊他也管不了。美术教师是我的远房叔公刘昌潮(上海美专毕业刘海粟的学生岭东画派著名画家书法家汕头文联主席名誉主席)，他来教我们的美术课真是小菜一碟，大家都很认真学习。
初二的语文教师，恰好是初一语文教师郭侠生的父亲、潮汕大才子、诗书画家郭笃士。也许他年纪较大讲话声音低沉，也许他讲得太深我们有些听不懂，课堂气氛不大好。有一次我半听半不听地将头伏在书桌上，他生气地说:“同学们看看他(指着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我惊醒起来立即转坐端正。他名气很大，在学校里、在社会上还是很有个性魅力的。

初中在真理中学，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要算数学老师陈昌映。别的教师都是大学毕业什么的，他就是在本校真理中学高中毕业，且是刚毕业的，据说是高材生，学校着意留他在校教学的。他为人豁达爽朗，为事热情负责，中等偏瘦身材，很精干，头发长而浓密，眼睛大而炯炯有神，讲话声音洪亮，口齿清楚，非常容易入耳。他教数学举重若轻，很难的问题被他说得很易懂。他记忆力超强，上课从不带课本和教案，讲完例题后他要学生翻到课本第几页做练习几的那些条，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好像一切都在脑中似的。他教学生像赶鸭子一样总是往前赶，鼓励学生自觉阅读数学课本(后来我从他那里悟到不单语文教师要教会学生读书，其实各科教师都有教会学生读本科书籍的任务)，他让学生自己照课本的例题做未讲到的练习。我在他影响下对数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常超前做课本的练习，还常到图书馆借阅各种趣味数学的书。他最拿手的好戏是教几何时不带圆规和角尺，只带粉笔，在黑板上要画圆就很圆，要画直线就很直。有一次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很圆的圆，一个调皮的学生对同桌的同学小声说:他就只能画这么大的圆，他再画大一点就不圆了。被他听到，他故意在半个黑板上一笔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圆的圆，学生们一看都哗然喝彩。他这绝活也让学生们很喜欢他，从喜欢他到喜欢数学。我日后写的、在报上发表的《像赶鸭子教学生的教师》就是写他的。三十年后我和几个同学回揭阳去拜访他时，他还在教数学，被评为广东省第二批特级教师，而那时我已被评上省第一批特级教师了。这真是历史的误会，其实，他才是省第一批的特级教师。
真理中学的校舍分东西两区，东区是新区近马牙渡口，西区是老区周围有几座天主教基督教的大教堂，每天有宗教诵诗和宗教音乐播放。隔邻是一间教会办的揭阳最大的医院真理医院。这一带常有白皮肤高鼻子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岀入，我们的英语教师欧阳姑娘也是美国人。街头有一间西饼店摆着新鲜喷香的烤面包和蛋糕，还有牛奶豆浆等饮料，我走过时有时也驻足望着橱窗里的面包蛋糕，一向早餐吃稀粥咸菜萝卜干的我，顿时产生了像安徒生卖火柴的女儿望着橱窗里的烧鹅一样很嘴馋的感觉。心想长大了，有钱了，每天吃一个烤面包，喝一杯牛奶，那才叫人生最高的生活享受呢。
学生宿舍就在西区，床位不够，大部分学生在学校周围租屋住，叫外宿。我和大哥(读高中)、表哥、堂哥等合租了远房亲戚别墅的一间房住。这座别墅院落很幽雅宽敞，叫竹村。里面有十多间房是租给学生住的，每当放学时甚为热闹。我读初一时，同级有几个班，每班多达60多人，这一年考试我名列第26，被大哥臭骂了一顿，他认为我不够努力，考得这么差。读初二时全班剩下50多人，考试我名列第16，大哥还是不满意。到读初三时全班只剩下30多人，毕业考试我名列第10。其实都是中上水平，不见得有什么长进。读初中时我喜欢打篮球，参加班里的篮球队。我的门牙的伤残就是那时打篮球时跌伤的。我们球队的几个人很喜欢标新立异，别的班球队起名都是猛虎，怒涛之类听起来很凶猛的，我们就同他们相反的起了个“微波"的队名。球队的队衣也别岀心裁地设计成右肩袒露，只留左肩的半边款式(好像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有人把球衣设计成这样的)。班球队在学校初中部各班比赛中还获得过亚军。 （3）在潮州韩山师范学校（1952春——1954秋）

我初中毕业时，大哥则高中毕业。家道中落已无钱供我们继续读书了。大哥考上大学也去不了，只好远奔白塔乡去教小学。我则想考个少花钱的中专读，于是报考了省来揭阳招生的省金融中专，很快就通知录取了。但我从小学时就产生的要有较大的理想的思想又使我放弃了读中专，改为报考随后来揭阳招生的粤东第一名校金山中学(准备将来读大学当工程师科学家)。不久即放榜，金中高中在全粤东这年招一百名，我在榜中，名列第十一，欣喜若狂。金中在汕头市，从揭阳到汕头，我连最少的旅费都没有，何况食宿还要钱，经与大哥商量，最终还是放弃了。不久，在学校看到广东省韩山师范学校的春季入学招生广告，说是在校期间学校包吃包住，每月还发一元的零用钱，这正合我意。但该校在揭阳不设考场，报考者要依时到潮安县城校本部参加考试。我即同王致槐等几个穷学生结伴依时赴考，大家都没钱买车票，三四十公里的路程十五六岁的人走了一整天才到达韩师。我们几个终于全考上了。
1952年早春二月一个春寒料峭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同王致槐等背着简单的行旅一早起程走路三四十公里晚上抵达韩师，被安排在半山腰的韩文公祠里住宿，称第三宿舍。
韩山师范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宋时为纪念韩愈而建的韩山书院，清末为惠潮嘉师范学堂(为全国第一批广东第一所师范学校)，民国为广东省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解放后为韩山师范学校，现为韩山师院。爱国诗人丘逢甲、文学家詹安泰(后为中大名教授)、国学大师饶宗颐、著名摄影家陈复礼、著名书法家陈其铨都曾在这里任教。学校建在潮州市桥东区笔架山(韩山)山麓。校舍依山而建开阔而雄伟。高大的木棉树在山下在泉边在山腰随处可见，半山至山顶则长满苍松，一条山泉从山上奔腾而下泉水清洌银亮，坑边怪石嶙峋。校外附近则有中国名桥，宏大而壮观的巨石大桥仙子桥，浩瀚的韩江水奔涌着穿桥而过。韩师就座落在这片奇山异水之中。校徽也依此而设计，圆体金色外圈，蓝色底，上为白色的三尖笔架山，下为白色的象征韩江的三条波浪线，中间为著名书法家麦华三写的金色行书韩师二字。学校的校训是“勤教力学，为人师表"。我们初来乍到游走于名山大川之间，见着这么多有头有脸、满腹经纶、衣着楚楚、朝气蓬勃的师生，实在感到新鲜兴奋。
教生物的是留日、主编过潮汕植物志的植物学家杨金书和翟绍庄夫妇，杨老师高个子西装革履长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戴着金丝眼镜，讲课要言不繁，板书和在黑板上随手画的简笔画都很干净利落优雅，影响到我做的作业和在作业上画的图都很干净清楚。他学生欢迎。有人来听课时他常喜欢提问我，我也喜欢让他提问。师生间好像彼此有了默契。
教历史的是历史学家(后调广州师专广东师院任教授)郭仲彬。郭身材墩实，黝黑泛红的脸庞显得有些威严，讲课声音坚实，不用课本全凭记忆娓娓道来，却也入耳易记。有次我到他宿舍求教，见他书架上贴着用钢笔写的这样一幅对联:坐落当思己过，闲谈莫言人非。觉得他的做人也挺本分的，但不知他这对联是在他什么心境下写的。
教化学的林士松老师较胖脸色红润，教学言语非常热情，好像非要你完全听懂不可。因之我的化学也学得很好，考试时多为100分，偶也得98分。

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数学和语文老师。数学老师陈世超，高瘦身材平时不苟言笑但和蔼可亲，甚有人情味。讲课满口兴宁客家话，但说得一清二楚很容易听懂。其时我仍保持着初中时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常到他家请教数学。在读到中师三年级时，我还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的微积分。语文教师李乾成福建人，才子气质，个子不高但雄姿英发，很有个性，讲课很有激情很有鼓动力。他教鲁迅先生的《药》一课，讲析人物性格命运和小说的双线结构，讲得让我对文学入了迷。在他的指引下我爱好起诗歌文学来，读了很多小说和诗集，差不多新文学的诸家和苏联文学的名著都涉猎。我们几个同学还组织读书会，出壁报。我们时常到李老师家里谈文学，他学识渊博，每次他都侃侃而谈，让我们在精神上得到很多文学的享受。我们都很崇拜他。离开韩师几年后，一次在同学处不意听说他不行了，被逮捕了，被人揭发在中大读书时充当国民党特务，几经申诉无果，判了十七年，现在青海劳改。大家听了，心里都不是滋味，这么好的老师呵。改革开放后，我再次打听他的消息，又听说他在他夫人(方思贞，中大教育系毕业，也在韩师任教)再三的申诉下，青海法院复查重审了他的案件，最后他获得的判决书是:查无实据，无罪释放。可邻的李老师在青海劳改受尽折磨十多年最后拿着这八个字的判决书辗转回到韩师。学校当即恢复他的待遇，让他教书。但他已完全失去当年的激情和才气了，有时还失忆，只好在图书馆上班。八十年代末我同几位同学回母校韩师，向学校提出看望李乾成老师。他们说李老师已瘫痪在家，他夫人身体还好。根据他们提供的地址我们到了李老师家。一见，当年雄姿英发，侃侃而谈的李老师已变成一个卷缩着毫无表情的枯瘦老头了。我将手书的“毋忘吾师”的条幅挂在他床前让他看。他夫人着重向他介绍了我是他当年得意的门生，他似有一些反应，但已不会说话。当我们听方老师说他们的大儿子就在附近一个镇当镇委书记时，非常沉重的心情似有一些舒慢，要他们多多保重，就告辞了。
在韩师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班主任钟庆华老师(兴宁人，抗战时在兴宁一中曾与日后当上广东省委书记的林若同班，他在中大教育系读过，在福建参加地下工作)，钟老师年纪轻轻，戴着高度近视的金丝眼镜，风度翩翩，勇于任事，热情爽朗，对学生情同弟妹。他教我们教育学，板书娟秀，很有特点。他当班主任时我当班长(我读初中时从没当过班干部)。我已忘记我当年一到韩师班里人才济济怎么一下子就轮到我当上班长的。一我年纪不算大(在班中还偏小)，个子不算高(在班中还偏矮瘦)，其貌也不扬。也许我初中毕业前后就已同家庭没联系大哥又自己要安排自己的前途，后来又远走去教小学，我十五岁时我已开始自立，一下子就长大了，也许看起来我较成熟较有主见吧。也许是我入学考试成绩较好，也许是揭阳同去的几个同学拥护我，也许是与班主任有缘份是他钦点了我当的班长吧。当年我当班长好像是在班里计票选举出来的。团支书是张德勋同学，他比我年纪大，人也较高大成熟，班里的主事其实还是他。班主任钟老师就住在课室附近的单人房，有事来往很方便。入夏他见我每天都穿着个破旧的白背心，问我有没有夏天的上衣，我说没有，就只有两件白背心。他随手在衣箱里翻出一件半新不旧的浅茄花色的短袖夏威夷衫来送给了我。穿起来虽不合身很宽大但比没穿上衣光鲜得多。这件夏衫帮我渡过韩师时的三个夏天。因为只有一件没得换洗，所以只好晚上洗，夜里晾干，第二天再穿。中师一年级读完，因我没留下家庭住址，又不回家，所以家庭报告书就直接交给我自己。只见评语一栏满是班主任钟老师娟秀的字迹，他亲笔写下了许多赞语，无非是一些品学兼优的话，我至今只记得最后一句是:成绩为全班之冠。第二年他就不当我们的班主任了，来往较少。
离开韩师好多年后，1962年春节我回潮汕探亲，返程在汕头市杏花汽车总站候车时，在车站广场的出口处隐约看到一个人好像就是钟老师，他好像也发现了我，又有意避开我向旁边走去。我当即跟过去看到他，正是我们的班主任钟庆华，但怎么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他以前可是很注意打扮，衣服总是很整洁的呵)。确认是他后，我大声地叫住了他:钟老师！他回过头来，苦着脸，高度的近视眼瞟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说:清涌，我是右派，在附近农场劳动。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昔日师生之情油然而生，当时我很同情他，顿时冲口而说:右派又怎么样?！右派了也是我的老师！他凄然一笑。接着我简要地向他汇报了我离开韩师后的情况。他心事重重畏畏缩缩地说:你很聪明，好好干，前途无量。好像言下之意是要我不要再同他这样的右派交往，以免受连累。班车就要到点了，我急切地安慰他说:钟老师，下次我回来再找你，一定看望你！他高度的近视眼又瞟了我一眼，又凄然地一笑。
在返程的车上，我脑子里老浮现着钟老师的形象。想，像他这样有话直说，口无遮拦处世，与那历史老师郭仲彬书房里的对联下联“闲谈莫言人非”，正好相反的“闲谈常言人非”的行径，当年被错划为右派是可以理解的。又想，他出身农家，早年参加革命，有好多当官的朋友，他的逆境该不会很长的。几年后我再回潮汕时就听说他的右派已摘帽，已回校教书了。我在他潮州市区的新房看望了他，他已同原来他的学生(校花之一)结了婚，并有了孩子。我们谈得很欢，但摘帽右派的阴影，还时不时在他脸上浮现。后来师范升格为师专，他当了教育系的主任。离休后，他又揽了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校友会的事来干，还是像年轻时那样勇于任事。
晚年他住深圳他孩子处，我们几个同学，每一两年就去看望他一次。直至几年前他88岁去世。我今年也已83岁了，他也许是我能够探望的最后的一位老师了。
当年韩师的学生多为家庭经济困难者，也多来自农村。我除学校包吃包住每月发一元的补助费外，还有大哥每月寄来的三元零用钱(大哥教小学每月工资是28元)。学校的经费也很少，学生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低。每餐都是粗菜淡饭，有时每人还有半边咸蛋。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前，高个子的总务主任向师生郑重宣布:明天杀两头猪(厨房平时养有七八头猪)，全校加菜，大家皆大欢喜。有点小钱的学生，有时可到学校门外的汤面店去吃碗面。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偶尔也在假日里穿过仙子桥，到广济楼下老店去吃一碗五分钱的美味的鸭粥。那真叫味道鲜美，后来一辈子再也没吃到这么好吃的鸭粥了。
除了大冷天，我们每天洗澡，都是在半山腰的山坑就着奔涌而下的山泉洗，或到韩江边去浸江水。穿的是简易的木屐，有双力士鞋(胶底帆布面)即为奢侈品，夏秋天大家都是光着脚丫的。
我曾向年纪较轻的朋友展示我们当年在韩师的全班集体照，年轻的朋友惊奇的发现，怎么都是光脚丫的，多难看。学生虽然生活清苦，但学习都很认真，此中有足乐者。
每晚有两节自习课，课室里都座无虚席，灯火辉煌。晚自习我的作业做得很认真，且在每页作业中作了板式设计，把作业做成出版物一样。每每用半节自习课就将一天的作业做完，余下来的一节半时间或帮助其他同学完成作业，或自己看课外书。
学校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我每次都要同时借四五本，主要是苏俄文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叙拉的故事》《普通一兵》《旅伴》《契柯夫小说集》《收获》《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高尔基的《母亲》《人间》《我的大学》等等。还有就是本国的现代文学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赵树理、冰心、戴望舒、许地山、艾青、何其芳、田间、未央、张永枚、夏衍等等的作品。
从大量的阅读中展拓了我的视野，开阔了我的胸襟。我也从中学习了写作，学了写诗。我从十六岁读中师一年级开始不知怎的突然脑袋不断开窍，好像大脑表层的各种智能细胞(据说，一个人的大脑表皮铺平开来有一张报纸那么宽，那上面的神经细胞有时分裂较慢，有时分裂较快)突然分裂得很快似的，学习速度随之加快，记忆力也随之加强。有些理化政史地考试时，一看题目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一样，出现课本中的相应页码，答案照书抄就行，所以每每得高分。
我在韩师读书五个学期，每次期考，各科总分都是排在班中第一。同级的三个班中，总分我也总是在前五名内。每学期选举班干，我也连续五学期都被选为班长。这也锻炼了我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对我日后负责各种领导工作也大有帮助。
韩师毕竟是省属学校，规模较大，建制很健全。团委、学生会组织很得力，学生干部独立工作能力也很强，加之当年还招有图音体各种专修班，所以学校各种活动都很活跃。韩师的篮球队是整个潮梅地区最强的，经常有很好看的篮球比赛，有几个队员后来还进了省队。还有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体育学院的院长。 学校各种文娱活动也很活跃，学生还自导自演过大型话剧。教师中音乐美术体育人才也很多。学生会、班会的活动都是学生自己搞的。
当年的学生会主席陈章亮，后来成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列教研室的主任。我前几年，曾在上海拜访过他。
团委的活动也很活跃，经常组织团课，政治空气很浓，优秀学生大多争取入团，且入团的动机大多很单纯很正确，就是要成为能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进步青年。那时我常去听团课，有一次讲的题目是《负责任，守纪律》，讲的人只不过是一个高年级的学生、团委副书记，但口才很好，说得很有道理。说这两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有了这两条，人就是人了。“负责任”是说做人要对自己负责，对朋友、对家庭、对单位、对领导负责，大而是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社会、对人类、对历史负责，还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守纪律”说的是从日常的交通规则，到各种规章制度、法纪法规、法律条令都要自小就养成遵守的习惯，有人监督要遵守，无人监督也要自觉遵守等等，讲得头头是道。我日后听过很多党课团课，大多是听时激动，过后就忘记了。这次普通的团课而且是学生讲的，其内容，我却一辈子记在脑子里，且成为自己一生的行为准则。我工作过的单位的同事和领导对我的评价，也常是说我很负责任，很守纪律。
中师二年级时(1953年)我在班团支书张德勋的帮助下，申请入团被审查批准了。这年十一月七日，学校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晚会上，我同几位同学一起，宣誓加入共青团。晚会上，学校文工团表演的舞蹈《阿细跳月》、《采茶扑蝶》等节目特别好看，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在韩师读书时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伴随着我终生的宝贵的友谊友情。不少人说中学时的友谊是最纯洁而真诚的，因为那时交朋友并没有考虑个人的什么利害得失，只是志趣相投亲和友爱而已。我也有这种体验。
我在韩师交的朋友主要是同班(甲班)的同学，有同县来的林运仁、林勇湘、王远维、王致槐等，有外县来的张德欣、陈森兆、李鸿洲、陈芝道、陈国辉、吴敦、陈贤乙等，后来由于合作出版学生会每周一期的、用白色的立德水粉手抄的黑板报，又和同级丙班的陈传才很要好。也许是我喜欢洞悉事物的本质，预测事物的发展，且较准确。同学们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常叫我"相士"。那时同学之间常以绰号戏称，关系都很融洽，很少产生矛盾，没见过有争吵。读中师二年级时有一次我患疟疾病，在学校卫生室拿药吃，医生说我很严，重要到大医院去看，我没钱只好躺在宿舍里熬。举目无亲，同学们就是我的亲人。三餐饮食全靠同学替我从食堂拿回宿舍，还借着同学们的笔记本来抄每天的新功课，跟上各科的教学。在同学们的悉心照料下，熬了二十多天，病居然也慢慢好起来，直至康复。我很感谢同宿舍的同学。
其时同我友情甚笃的是林运仁。林是揭西钱坑村人。温厚笃实，脸色略黝黑，眼睛略小但炯炯有神。我们在韩师入学时便相见如故。当时我当班长，他当学习委员。一次学校举办纪念高尔基壁报比赛，每班出一张，用一张道林纸(有日报报纸那么大)用钢笔抄写。贴在长长的布告廊上展示。我负责主编、版面设计、稿件编辑，林运仁负责整张壁报的抄写。他的钢笔字结构严整有行有款，字体结实又潇洒，一丝不苟，写得又快，看了令人赏心悦目。我日后见过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和书法家的钢笔字，还没见到过比他写得还漂亮的字。他一个农家少年，没有什么家教，居然能将字写得这么好，至今我还是感到难以理解。我们的壁报是精心炮制的，同高年班级的壁报贴在一起，一看就显得略胜一筹，所以获得当次全校壁报比赛的第一名。后来我同林运仁一同被选进广州广雅中学省中学教师培训班中文科学习，又一同被分配在广州，来往甚多。一年我因患肺结核病住进省干部疗养院，节假日林常来看我，他知我最喜读书，来时常带一些新书给我。后来我下放到边远的连山县工作，林担心我在山区太寂寞，常是卖些对我有用、为我所喜爱的新岀的书，大包大包地寄来给我。退休后我住广州他也退休了来往更多。可说是一辈子的知心朋友。每当我有什么成绩时第一个出来赞赏的是他，我有什么困难时第一个伸手相助的是他，我有什么苦恼是第一个给我好脸色的是他。对于我们的友谊我常想起鲁迅写给瞿秋白的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忝以与之共鸣。
在几位要好的同学中成就最大的是陈传才。我同他也一同从韩师被选送进广雅中学省师训班学习，结业后又一同被留在师训班当辅导员，住同一间房。在学习和工作中相互切磋琢磨共同进步。后来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我在连山，我们常长篇书信来往讨论文学问题。他也常将拟写文章的题目和纲要发给我，要我代笔，他润色后联名在北京《文艺报》《读书》等杂志上发表。由于他在读书时已在京发表过多篇文章，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被留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任何其芳教授的助教。文革后他已著作顶身，成为人大中文系的名教授系主任博导，第一批招研究生。他深感他同我原本师出同门，现在一个是北京的名教授一个却还在偏避小县当中学教师，很想提携我，叫我报他的研究生他设法录取我把我弄去北京。但当他看完我报给他的材料后，他发现我在《羊城晚报》发表过的十多篇文艺评论文章已超过研究生水平，当即认为我不必再从头开始去读研究生了，那样反而进步慢。要我在原单位继续努力，等待机会。他的看法是对的，不久机会终于来了，我被评为广东省的第一批特级教师，后来也被评为教授。我们之间也很友爱，我每次去北京都去看望他，几次就住在他家里，他也两次来过广东看望我。
在同学中林勇湘篮球打得最好学习也好，后来当了揭阳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也被评为特级教师。陈森兆则多才多艺，学数学却在中学连语文音乐都会教，还是一名老中医。我的多年的胆结石胆囊炎和肾功能损伤，两病吃西药效果不佳，副作用大，都是他提供的中药方基本治愈的。两药方我现在还保留着。
当我同林运仁被选送，准备动身离开韩师赴广州上学时，恰逢是1954年的中秋节。那晚林勇湘、王远维等几位同学，在韩江边的茶馆外、月色下的露天茶台为我俩栈行。买的是几块很厚重的正方形的正宗林权记月饼，泡的是潮安凤凰山的名茶。大家赏着天上的明月，看着江边成排的大木船，望着江面远处的月色下的白茫茫的江水，畅谈分别之情，不禁想起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别时茫茫江浸月。同是茫茫江浸月，可白诗那是天涯沦落茫然有失的茫，我们的是闪烁着对前途无限期望的少年、充满理想厚望的光芒。此情此景永远成为我离开韩师的定格。

（4）在广州广雅中学省办实训班（1954秋——1958春）
1954年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们正下课，教导主任郑文风(潮汕才子潮剧著名编剧，后调汕头潮剧院任院长)将我们中师三年级同级三个班的14位同学叫到会议室。向我们通报，现在国家教育要大发展，中学教师甚缺，省教育厅来人，要从这一级的中师生和现职小学教师中选拔优秀者到省培训一年，补充明年各地的初中教师，你们14位同学入选。半个月后省来人接你们，旅费由省负责，培训期间食宿由国家负责，每人每月还有三元的零用钱，你们同不同意？大家都喜出望外，纷纷表示同意。我即将这一喜讯写信告诉大哥。大哥即回信说甚是高兴，说这也好，快出来工作结束穷学生的生活。又吩咐我说，广州是南国大都会，很繁华，灯红酒绿，你要管好自己，也许这是你此生最后一次在学校读书了，要珍借此机会，努力学习。他还同时给我汇来10元以作远行之用。我很感谢大哥的关怀，心里谨记着大哥的嘱咐。
9月底省教育厅来人，带我们14位同学坐班车从潮州出发，跑了两天才到达广州。第一天到海丰县的鲘门镇，我第一次看见浩瀚的大海，心潮澎湃。当晚十多个人围坐一桌，上来十多个菜，除了鱼虾还是鱼虾，我领略了渔村鱼的盛宴。第二天晚六时多才到达广州市越秀南路广九省汽车总站。这时华灯初放，整个广州都是灯火的海洋，呵，这就是南国的大都会。我们被分开两人合坐一辆有斗篷的人力三轮车，七拐八弯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就到了解放北路的省教育厅(即现在的广东省迎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又是两人合乘一辆人力三轮车，到达位于广州西村的广东省著名而神秘的广雅中学(省初中师训班就附设在这里)。初时把我分配在数学班，我记起大哥的话，这可能是你此生最后的读书机会了，心理又冒起要有更大的理想的初衷，感到读数学将来很难靠自学上更高的台阶，又想起作家赵树理才中师毕业，高尔基才读了小学都能靠自学最终成为全国的、世界的著名作家，我即向领导要求改读语文，领导同意了。将我同林运仁等分配在语文甲班，将同去的陈传才、陈贤宏(后来成为深圳中学的第一任校长)等分配在语文乙班，将陈森兆、邹福如(后来成为海南中学校长、特级教师、全国劳动模范)等分配读数学、物理。我们随即开始了广雅师训班的学习生活。
广雅中学是当年广东省首屈一指的全国著名中学，省里的其他中学名校如执信中学、实验中学、华师附中(当年初办)、华侨中学等等都同它不在一个档次上。
广雅中学于1888年由当年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叫广雅书院)。校址在广州西郊。我们初来乍到即感受到它的古老典雅且神秘的风格。校园占地124亩，设计成正方形，四周建有高大的青砖城墙(高约三米、墙基宽约一米)包围，城墙外还有各十米宽的护城河，南北前后校门都由石桥进入。正门外有一几亩开阔的园林地，高大的榕树绿树成萌。校内也有好几株龙盘虎踞的浓郁葱茏的大树。学校是全封闭的全寄宿学校，学生每周周六下午四时后才可离校，周日下午四时前必须到校。校内有较大的实验室体育馆图书馆植物园游泳池。200多位教师，男教师多西装革履，有的还拿着油亮的黑烟斗，女教师多穿旗袍，衣着甚为讲究。广雅当年名师如云，据说其中多达30多位就曾在省内各中学当过校长。数学老师吴怀素、梁天爵等均能不用课本上课，对于他们来说教中学只是小玩意而已。化学老师李郁文为省第一批特级教师。物理教师林雄杰当年是教导主任，九十年代末我返校去看望他时，他已101岁，还记得我，说话口齿也清楚。历史老师李荫农后来成为高校历史系主任。地理老师林佳秀(女)，人称活地图，能随手画出各国和本国各省的地图。我曾慕名去听她的课，讲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上课她就迅速地在黑板上画岀捷国的地图，随之用女性清晰优雅的口音讲课，名师名不虚传。语文科总组长刘湛泉是位高瘦戴着眼镜的长者，中山大学前身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讲课全用古文评注的讲法，偶有板书，用的全是正楷。我听他讲鲁迅的《藤野先生》，慢条斯理，读读讲讲，句句都是说到点子上。学生个个聚精会神，恭坐肃听，课堂气氛静穆而庄严，类似在道场听讲道一般。
高中部语文组长黄之驹任我们师训班语文科的科主任。初中部语文科组长蓝光中，后来调任华师附中语文科组长。广雅语文科十多位老师，好多位如卢光耀、张荫之、方咏娥、邓新柳等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名师。
校长卢炽辉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任我们师训班的班主任，另调教育厅教研室的数学教研组长陈世麟来当我们师训班的副主任。在广雅这样高雅的学校，这样高质的师长的熏陶下，正当青春年少(18岁)的我，无论在学识素养、修养涵养上都得到了长足的长进，而且对我一生的学习与教学和个人修养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师训班语文科专职的语文教师才4个，但科主任黄之驹老师很有学问，很会筹措工作，能力很强。对于在短期内使学员基本具备初中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成竹在胸。
专业课开了五门:文学概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汉语，语文教材教法。短训速成班没现成的教材，知识的选点、压缩全是几位老师讨论决定，边编教材边上课，教材是刻蜡板油印的，经常是课已讲过了但教材还未发下。教汉语的张国梁老师，五十多岁，人称张国老。矮个子，身材匀称，国字脸，脸上皱纹粗大，有痛风病，步履蹒跚。但讲课时声音铿锵，笑容可掏。他教汉语，懂几国语言文字，在黑板上写个题目就说开来，引例常很生动，令人终生难忘。如讲汉语语法的规范性与使用的灵活性，讲及汉语的语序、词序、字序和压缩语时，引曾国藩的奏折说，臣屡战屡败(是事实〉，很锅囊;但写成臣屡败屡战(同一事实)就显得英勇而顽强了。又如压缩语:两个人吃一斤米饭和一斤米饭吃两个人，语序虽不同但语意却是一样的。紧要与要紧字序不同语意一样。敌情与情敌，油茶与茶油字序不同语意则也大不一样。
当年流行用猪皮制皮鞋，有一皮鞋店的橱窗写着广告:“男猪皮鞋，女猪皮鞋”。他拿来调侃说什么男猪女猪的多难听，词序应写成“猪皮男鞋，猪皮女鞋”。他说汉语用法很灵活，有些明明是反义词，但组织在句子里却是同样的意思，随你怎么用都行，如“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与“我们打胜了美帝国主义”，两句虽然句里的核心词是反义，可意思却完全相同。总之，他讲课主要不放在传授全面系统的知识，而是放在挑逗起学生对知识的兴趣，让你去自学、去探究知识的奥秘。这在大学里也是一种教法。
教现当代文学和语文教材教法的是陈江帆老师，他是诗人、记者，也教中学语文，对教这两门课驾轻就熟，讲得很酣畅，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课。
对我印象殊深，且日后对我影响殊大的是黄之驹老师。他广东茂名人，身材较矮瘦，脑袋较大，眉骨鼻骨颧骨都较高，看起来整个脸盘的轮廓很清晰，讲课声音洪亮。他博览群书，每求甚解，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都很强。他在国民大学学的是政法，日后却对文学哲学造旨很深。他个性很强，很犟，很会发现问题并加以评论，他好挑毛病，总是摇头。他教古代文学总是沉浸在古人的情怀中，教诗经唐诗常像古人即兴吟咏，有时还击节高歌。他教文学概论有很强的理论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常能将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文学作品站在高处加以概括统摄，并逻辑地构建出一番理论来。他的理论思维、创造思维、构建理论框架的思维能力和思维习惯对我启发甚大。令我日后每学习一门学问，每写一本书都很注意其逻辑框架和理论系统，都能较好的加以把握。胡适先生曾说过，是杜威先生(美国生活教育生活哲学的哲学家)教会他怎么思考的，我也有同感，也可说我是黄之驹老师教会我怎么思考的。
黄老师读书很刻苦，也很懂得读书的方法，读时常边读边批注，每苦读加备课至深亱，第二天还睡眼忪惺就跑来上课。我当时就已意识到其实黄老师本人就是一本大书，可学的东西很多。就经常拿着读未懂的理论书到他单身宿舍去求教。据说他以前曾有一未婚妻，后来跑到香港去了，教我们时已是三十几岁了尚未结婚，以后他也终生未娶。那时他住的单身宿舍不宽敞，但到处堆满一迭迭的书。他抽浓烟，喝浓茶，有时自己煲腊肠煲仔饭吃，常满屋子弥漫着烟茶腊肠的浓烈的香味。他很敬业乐业，每天都很忙，我常帮他买烟、茶、脆皮菠萝包、腊肠等，也常帮他打扫房间。每当我去求教时，他很热心，常是像教小学生一样的耳提面命，手把手般的教我。他说要提高语文的读写能力其实很简单，你把《古文观止》上下册读透了，你就自然会读会写了。他教我读经典文章时要像拆钟表那样，把文章的字词句段篇章一一拆开来，又组装回去，你就知道文章是怎么回事了。又说经典的文章不是随便写成的，而是作者殚精竭虑字斟句酌写就的。文章里字字有出处，句句有根源，你将那文章文路的来龙去脉，复杂经络弄清楚，你就能把整篇文章的内容把握住了。后来我写了很多关于语文的学与教的文章(文章中很多内容就是当年在黄老师那里听来的)在全国各地刋物发表，颇受语文教学界的欣赏，并因之被作为重要条件之一，被评为省第一批的特级教师。其实我这个语文的特级教师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应是属于黄老师的。
黄老师要求学生很高很严格。我初到广雅时一次写了一篇自已精心炮制的文章拿去让他看，心想博得他的喜欢，听得他几句赞语。但他让我大失所望。他认真地看完我的文章后，皱起眉头直摇头，说不行，然后逐一指出我文章内容的一些错误，逻辑的一些混乱和语句用词上的一些毛病，多达七八处之多，而且说得很有道理，让我无法辩解。以后我不敢随便拿文章给他看了。每有给他看的文章都是经多次修改的，但拿去给他看时，他还是直摇头，并能指出多处瑕疵。待我已评上特级教师，已在重要刋物上发表了重头文章了，我再拿去给他看时，他还是摇头，并还指出我文章中的不少毛病，并奉劝我不要到处发文章，以免献丑。
教育学上有一个原则与方法，叫要对学生多鼓劶，多找学生的优点。他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对学生尽挑毛病，用激将法使学生激奋起来，不断努力往高处走。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总是摇头的老师》，被编进广东教育社出版的《我的老师》的书里，写的就是他。
他的这一本事和习惯也被我学到一些。在韶关教育学院教说明文写作时，我发现《光明日报》的一篇科学知识短文《蚯蚓》毛病不少，便将之批改评注发给学生参考。随后也将这篇《〈蚯蚓〉批改评注》寄到上海《语文学习》上发表。此事被《光明日报》的领导知道了，来电要我每月给他们报纸批改一篇发表过的文篇，并指定要头版的，以便他们发在内部刋物《光明通讯》上，以激励记者编辑们注意语言文字的质量。这年我同熊肇勤老师合作，给他们一共批改了十二篇，均发在当年每月一期的《光明通讯》上。此事在北京有些影响，北京的朋友告诉我说，北京有人说这两个人胆子真大，连《光明日报》(政治局直属的知识界的报纸)的文章都敢批改，不怕得罪大记者大编辑们。其实我们当年并没想得那么多，只是当成以平常心作的一件平常事而已。

我在连山在韶关工作期间，每次去广州时还是经常去看望黄老师，每次都同他在广州著名餐馆吃饭(他是个美食家〉，每次我争着要付款时，他都不由得我坚持要由他付。他很有修养涵养，待人很讲究礼貌，凡事宁可自己吃亏，决不让他人吃亏，宁可自己麻烦，决不让他人麻烦。他离开广雅中学后被调往省教育学院任教，文革期间到乡下干校劳动。改革开放后，他仍回省教育学院(广州赤岗)，这时我已在韶关教育学院工作，同他来往又较多。不久就接到省教院的教师来电，说他已于近日去世，曾留有遗物给我，要我到广州时去取。我不胜悲痛，即到省教育学院问明他的死因。教院的老师告诉我，他文革被斗时，很犟，坚称他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至终不肯低头认罪，被过激分子打了，打断了两根胸骨。治好好后还不时胸痛，近日胸痛又发作，终因引起肺功能衰竭而亡故。他逝世前身边无一亲人，只有同系教师数人。他吩咐将他的藏书大部分捐给学校，留下两套《中国文学史》，一套送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陈传才，一套送给我。我接过那套《中国文学史》似感书上还有他手中的余温，我痛失恩师甚为悲伤。可怜黄老师生前一直没将他文革被打伤留下残疾的事告诉我，他文革时遭这么大的罪，受这么大的冤我竟然一无所知，故伤复发时也没人告知我，让我终生留下在他病时没有尽我的弟子之职，看望他服侍他的遗憾。至今我还时常想着，像他这样有学问，能看出问题又颇高傲，总是摇头的知识分子，对我的文章总是摇头还可以，能激励我专业的增进，在当年人们醉心于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年代，如果他不识时务，对社会现实总是摇头，却是要倒大霉的。呜呼！我敬爱的恩师黄之驹老师，你的弟子终生记念着你！
我们在广雅中学师训班学习时生活都非常简朴。
敞大的饭堂是竹搭的，里面摆满了饭桌，每桌坐八个人，四大盘菜共享，菜式比韩师高档，偶有肉吃，饭可尽吃(每人每月配给28斤米，可能广雅是名校还有补贴)。
装饭的大木桶放在大桌面上。我们初到时，见大木桶上醒目地写着漂亮的楷书大字:师训班饭桶。想歪了，以为是嫌我们的到来加重厨房的负担有意羞辱我们的。待到隔壁去看，其他的木桶上也写着同样的大字:高一饭桶，高二饭桶……。再到教师饭堂去看，木桶上也赫然写着:教师饭桶。想来早已是这样写的，且是从来没人提出异议的。我们这才心情平静一笑置之。这么高级的学府饭堂里也有这么低级的笑话。
住的是将课室改成的宿舍，上下双人架床排得密密麻麻，一间宿舍住四五十人。六十年前广州的冬天比现在要冷，而且冷的日子也较多，我衣单被薄，挨寒受冻。有人叫我写个申请，补助一件棉衣，不久就发来了。这是一件表里都蓝色、里面装满了棉花的全新的大棉褛(据说售价是九元钱)。白天可作大衣穿，夜里可当被盖，很受用。
我们师训班的学生都有感于这可能就是自己在校读书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个个都很勤奋，周六周日白天晚上都在学习，惜时如金。外面的南国的大都会的繁华世界与我们全然无关。偶有集体组织步行40分钟到老广州荔湾区恩宁路金星大戏院(当年广州最豪华的戏院)去看电影，但次数不多。元旦我们参加广雅的文艺晚会，广雅的少男少女们，不少都水灵灵的能歌善舞，会玩乐器，我们同他们比显得有些老土。我提议我们歌舞比不上他们，不如演一个话剧。于是选用中学生也熟悉的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为材料，由我将之改编成两幕话剧，我们语文班自编自导自演。演出效果甚好。演孔子己的是从小学教师选送来的学员，很会演戏，长衫蓬发，一岀场就惹来哄堂大笑。孔乙己的台词，偷书不是贼，回字有四种写法等等都引起中学生们的喝彩，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令一向自觉高人一等的广雅师生们对我们师训班的学生另眼看待，觉得我们之中也人才济济，并不那么老土，这也为我们日后在广雅初中部各班实习作好了铺垫。
师训班的专业教师都是老教头，很注重学生的实际能力，结业考试专业课程全用口试的方式。就是各科都建立题库，每科考试由两个教师主考，学生在试场外轮着抽出考题(每组考题各有三四题)，然后进入考场对着主考老师打开题目作答，再由主考老师提出有关的新问题让考生作答辩，考得很全面。我专业课五门都考了满分的五分(当年教育全学苏联，考试全用五级记分法，五分为优秀，四分为良好，三分为及格，二分为不及格)。
但在考非专业课政治课用一般笔试时，我却意外地摔了一跤。那试卷共五题，本来这五道题完全可以照老师讲的作答，很容易就得五分。但我在前四题轻易照章作答后，在看第五题时，我的在黄之驹老师那里学来的，爱挑人家文字上的毛病的习惯又发作了，这回竟然挑到政治老师出的试题上。我发现那题题意有歧义，就自作聪明地作了这样的回答。说此题题意有歧义，如果作这样解(老师的原意)就这样答(照老师讲的全部录入);如果作那样解(我所认为的歧义)就作那样答(我自制的答案)。结果老师只给了我四分，等于第五题我没得分。试卷发下来，我看到大部分同学都得五分，我自作聪明却只得了四分，只好哑然失笑。同学们看了我的试卷也当作笑话传开。这事给了我一个教训:就是不要随便犯上，随便犯上是要摔跤的。
七月底师训班开结业典礼。先由班主任卢炽辉校长讲话，话不多，无非是鼓励我们要热爱教育事业，以当教师为荣。但其中的一句:教师这种职业是最能容纳年青人的各种聪明才智的职业，你有多少才智技艺都可在教师这一职业中得到发挥。这句话却成了我日后终生乐当教师的座右铭。
随后就是公布分配方案，三个学科250多名学员分配到全省各地(含海南岛)。快念完了还没念到我，我焦急地等待着。念到最后两个竟然是陈传才和我，说是留在师训班工作。我们两个都感到出乎意料。我们当年都只有十九岁，是班中最年轻的，又不是团干部、班干部(干部多是原当过小学教师的年纪较大的)，只是学习成绩拔尖较有发展前途而已。这时我才想起前天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师袁振芳)找我谈话的事。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为试题事要批评我，他却根本不提那事，而是问我对师训班这种速成培养教师的做法感觉如何，又征求我如这样的班继续办下去，还有那些需要改进的。想起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这才恍然大悟，他这是在对我留班事作最后的考察呵。我冒犯了他，他还支持我留下(我俩的留班应是语文科提的名)。 当年党的干部完全不从个人关系出发，而是完全秉公办事的。日后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也合作得很好。九十年代我回到广雅，还特意去拜访了他同他一起吃了饭。
我们虽然已结了业，但学中文的事并未结束。我俩名义上是语文科的辅导员，实则是助教加班主任加人事干部(学生的档案全放在我们的抽屉里)。助教不只是某一门课程的助教，而是全部专业课程的助教。这对于只学了10个月中文的我们来说是超负荷的。这就迫使我们要恶补大学中文的所有专业课程。我们每晚都学到12点、凌晨1点，力争尽快胜任所担负的工作。
陈传才身体很好，对超负荷的学习工作很快适应了。而我因学习工作劳累过度，加上广雅在西村水泥厂附近空气恶浊，我终于在广雅的第三年末便得了肺结核病。好在广雅条件好，医疗室能通过香港帮我弄到特效药链霉素，并能送我到省干部疗养院(处级以上才能进的)作康复治疗，终至治愈。
（5）在华南师范学院函授（1960——1963）
为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1958年春我受广东省教育厅委派到了广东连山县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山中学。
报到时我才发现，我那时只有一张初中的毕业证书。中师我只读了两年半，无毕业证。师训班发的是结业证不算学历。在填表填文化程度时我只能填相当于大专，学历很低。
1960年华南师院向全省招收本科后段函授生，我当即报考并被录取，三年后(1963年)函授毕业，我终于有了一张大学本科的毕业证书，终于给我学历上的求学之路划上了一个句号。
我虽学历上为大学毕业，但终我一生，我其实没在正规大学课堂里上过一堂课，所有知识大部分靠自学。
1982年我在福州讲学，讲完后走出礼堂大门时，有一位教师拦住我问:请问老师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是师从哪些教授的？我只好含混作答。回家后我想着这问题，写了一篇文章叫《我的三位老师》。里面说的三位老师，第一位叫爱好，爱因斯坦说过爱好是最好的老师；第二位叫书本，所有我读过的书都是我的老师；第三位叫学生，是学生教会我怎么去教他们的。
这也大抵反映了我求学之路的某些情况。

——《我的求学之路》部分完，2019年9月25日写于广州


（附文）我与音乐歌曲
我本是一个缺乏音乐天份之人，青少年时想学唱歌玩乐器(二胡小提琴等)怎么也学不成。中师时选修课我也不选音乐而是选了美术。不过我喜爱诗歌，在韩师读书时就课外读了很多国内外著名诗人的诗集，且买过阿垅(著名诗人)写的诗论，在当年语文教师李乾成的指导下颇懂诗的知识并学习写诗，对诗歌的旋律与节奏甚有感觉，这对我后来写歌词甚有帮助。我在广雅中学师训班任辅导员(助教)时读过《回忆列宁》，书中说到列宁病重时常让人用留声机播放裴多芬英维交响曲之类的古典音乐，我也想听听，于是有多个星期天早上到广州教堂石室(在一德路旧部前，建筑物为双塔很有特点)去参加音乐会听欧俄小亱曲，一千零一夜之类的古典音乐听得很入神，对音乐这种极为抽象的艺术描绘景物刻划人物性格叙事抒情也开始有感觉，这使我日后一有机会就很容易融进音乐活动中。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阴差阳错历史的误会，我居然进入广东省音乐界且成为当年稍有名气的歌词作者。那时是文化革命的中后期，上头有感于对文艺禁锢得太久(多年只有八个样板戏看)，提出繁荣文艺，北京通知各省准备在京作音乐歌曲创作汇演，广东文艺界音乐界召集省市各文艺团体各地区文化局开会准备先在省汇演选拔新创作节目赴京。
韶关参加开会的是文化局长(女，原珠影话剧团团长)。她在会上说韶关音乐人才较多，就是没人会写歌词。会上有人说连山县属韶关管的吧，连山中学有个人最近在广东文艺上发表了歌词，写得很好的。我记得其中有一首合唱词《前进，第三世界人民》。开头是:历史车轮滚滚/时代列车奔腾/前进，发展着的国家/前进，第三世界人民。还是蛮有气势的。经查，这个人是连山中学的教师，叫刘清涌。第二天我即接到县委政工组的电话通知明天即到韶关地区文化局报到，参加地区创作组负责歌词等文字工作，带七斤粮票(当年粮食很紧不交粮票不开饭，每人每月定量28斤)。
到了韶关一周时间，我切实负起交付我的工作，女局长甚满意，宣布我随创作组的演员和负责音乐的蓝曼一起到省汇演，我说好，但我已经没有粮票和钱了，她随即吩咐人先借给我十斤粮票和30元钱。
次日即乘火车下广州，住进财厅前原广州市政府第一招待所(后改为榕园宾馆现为广州大厦)，很宽敞，住吃活动都很方便。北京音乐界也来人指导，来者为名曲《社会主义好》曲作者李焕之及夫人李群(儿童音乐家)。
我看了花名册，参加的有省音协主席周国谨(延安鲁艺的)，秘书长林韵(原华南歌舞团团长)，广东省歌舞团，广东民族歌舞团，广州歌舞团，广州乐团，星海音专，海南佛山汕头…等各地区歌舞团，还有韶关歌舞团，花名册最后一个是刘清涌(连山县连山中学)。我自感是花名册中唯一的行外人，也乐得其所。
开头三几天没我的事，每天只是观看各团的节目修收排练。一天无意中走到海南歌舞团的排练场地，他们正在修改女声二重唱的歌词，怎么改都不顺，我旁观者清，当即建议这几句这么改看怎样(大意是五指山张开擒敌的大掌，七指岭握紧击敌的拳头……)，两个女歌唱家照着我修改的歌词唱，唱得很顺，效果很好，皆大欢喜。原来这首歌已内定上京的只是歌词不顺已修改多次，还不满意。这次我帮了他们一个忙，上报通过了。上头还问是谁修改的，他们也不知我的名字只知我住在最后一间房，他们带着秘书长林韵到我房找到我，要我修改几首客家山歌和海丰渔歌。第二天我将修改稿上交，他们基本满意，又说现在这台节目还缺歌颂新事物的，要我补写这方面的歌词。我当晚即写出《南粤盛开大寨花》和《大学生毕业回乡来》(记得前两句是:红旗飘飘把路开/出山的凤凰又飞回来。意象还是很美的。这首后来由广东歌舞团女高音歌唱家曾新芳唱灌有唱片，在广东电台和中央电台上时不时播出。
我当年三十八九岁，精力旺盛，筹备组好多事都叫我做，从办公室扫地冲开水，给长者买烟，刻蜡板油印，到联系演出场所(友谊剧场，中山纪念堂等)，编印节目单，作舞台监督，写各个节目简介(因之我同当年广东音乐界的很多名人熟悉，他们都来“巴结”我，很想我将他们的节目介绍得更好)事无大小都很乐意干。
一天周国瑾主席和林韵秘书长来电要我到办公室，到了办公室，他们问我会不会写评论。我说需要我，我就会(其实我就是搞文艺理论文艺评论出身的)。他说这台上京的节目要写一篇评论在报上发表，原来叫郑南写(当年广东音乐界第一词人第一笔杆)，现在他重感冒由你来写，接着他们各自说了写什么怎么写，叫我详细记录，要我三天内交稿。我当晚写好，第二天即交稿。四五千字他们看了很满意，当即定下题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歌唱》，署名问题他们说不能署我的名，只能用笔名，就用齐繁咏的名(齐繁荣文艺而歌咏之意)，我当然同意。此文几天后发表在《广州日报》上。
随后组织赴京，我是有多种用途之人，列入赴京名单中，已通知两天后乘火车起程，谁料动身前一天即通知：京广路河南驻马店段大雨，水库决口，冲毁铁轨(就是76年河南五县的大水灾)火车停开，改为乘飞机要减员，我在被减之列回连山了。
回连山后我继续写歌词，还同当年连山教育局的吕杰汉(也是我的学生。后来成广东名诗人)合作过多首，其中一首发表在北京《诗刋》。无心插柳的我，当年在广东音乐界还曾被誉为写词三大名家(郑南、西彤、清涌)之一。
经过这次两三个月同广东音乐界的交往，给他们留下了哈印象，后来音协常借用我。有一次修改的歌词是省电视台文艺部主任作的词，开头两句是:批判孔老二/我仇恨满胸怀。我提出两句有歧义，可解释为仇恨孔老二(批林批孔)，也可解释为仇恨批判孔老二的人(这在当年是犯忌的)，他们说这歌已在各处唱开了没人提出异议。我说一打出字幕，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就不好解释，我说将第一句“批判孔老二”改为“提起孔老二，我仇恨满胸怀”，就没歧义了，唱起来也更顺。最后他们都同意这样改。我每次被借调都带齐词典和韵书，以便争论时有根据，可说是有备而来的。
有一次我被派去广州歌舞团修改组歌《农讲所(毛泽东主办)颂歌》歌词。中午我到了广歌舞团长梁健(新从外省调来的还没见过面)办公室，他开了门一见我，一脸厌烦的样子说，干什么的？又接着说蜡版已刻完了没什么刻的。他把我当成刻蜡版的。这也难怪，我是个其貌不扬又不修边幅的人，当时穿着件旧的淡墨色的香云纱短袖衫，穿的短裤和塑料拖鞋，不像有文化的人。待我拿出省委宣传部的介绍信给他一看，便欣喜地说:哦，是清涌同志，我们正在等你吃饭，吃过饭便到斗门县，住在那里修改歌词。
这次被误会刺激了我，衣着太随便不行，我便花了十一元，买了件当时算高档的的确凉衬衫。但我毕竟是个很不会包装自己的人，若干年后，我还是在杭州、福州、长沙张家界，多次被派来接我讲学的人误会我不是我。
梁团长是作曲家，后来他也为我写的词作过曲。同省音乐界的名人混熟了，对我日后在韶关教育学院创办音乐系大有好处，同音乐系的师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韶关教育学院的校歌就是我作词，杨庶正作曲的。杨为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和珠影著名的作曲家，《接过雷锋的枪》的曲作者。福建《连城兰花歌》是我作词，我邀请广东十六位文化名人之一《我爱你，中国》曲作者、著名作曲家郑秋枫作的曲。这些作曲家都是当年认识的。人脉广，大有用处呵。
我与音乐歌曲只是我年轻时的一段插曲而已，以后随着时代的需要，兴趣的转移，歌词只是偶而为之，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教育办教育，研究兰花办兰事等上了。
（ 2019年9月26日编辑整理） 这是永和镇老连山中学仅存的办公大楼，2008年被县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部分：

在粤北少数民族山区连山县工作23年半

（1958年春——1981年秋）

（1）初到连山(1958年春一1961年冬)

1958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发出通知，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要求全国各地组织力量支教。广东只有粤北和海南岛有少数民族。我经过报名和教育厅审批，分配到粤北连山县支教。

1958年3月13日我刚满22岁，即只身从广州前往连山。第一天从广州乘火车到达乐昌县坪石镇的水牛湾，当晚在雄伟壮丽的金鸡岭下旅店投宿。

14日第二天一早，我前往汽车站乘班车去连山。车沿着坪石河绕过金鸡岭经过湖南的宜章临武，复入广东连县、连南县。一路山岭丘陵接连不断，树木青葱，野花耀眼，风光旖旎，春色甚浓。

进入连山境鹿鸣关后，山越来越多。在山顶虎叉塘站，上来一个山民，手提的鸡笼里装着一只小老虎(当年这一带还有老虎出没)，张牙舞瓜，嗷嗷狂叫。车上乘客也不惊讶。

傍晚，五时许即到达当年连山县城——永和镇。到县政府教育科报到，科员黄世平问明情况后把我分配到连山中学。

连山县很偏僻，位于湘粤桂三省的交界处，当年属韶关地区管辖，是广东大陆最小的一个县。面积只有千多平方公里，当年全县人口不足五万(现在也还不足十万)。其中一半是壮族，五分之一是瑶族(过山瑶)，其余为汉族。五岭之中的萌渚岭从县境东北进入延伸，湖南境内的九嶷山脉从北向县境入侵。境内重峦叠嶂，除了山岭就多是大小丘陵，真是地无三里平。初来乍到，感觉好像全国的山都集合在这里一样，山连着山，县名连山是个名副其实的称谓。偶有狭小的溪谷盆地即为乡镇村寨。

连山中学就建在县城永和镇南边的一个狭长的丘陵上。学校建于1955年，我来时只有初中三个年级共五个班，学生200多人。是一个典型的微型中学。新建校舍只有小办公楼(两层)一座，平房课室4座8间，宿舍两座，小礼堂一座，厨房一座。另有旧屋两座(一原为神庙，另一原为两层砖木结构的民工宿舍，我初到时即住这旧屋二楼西北角的一间小房)。

学校领导和教职工总共只有十一人。校长先是赵清俊(省下放干部)，后是黄成法(浙江人，从阳山县委办任上调来的)。教导主任是钟伯扬（佛冈人，解放初期在广州南方革命大学结业后，到连山参加土改后留在连山，是很有能力的一个干部。70年代为担任连山中学校长、书记和连山县委党史办主任）

学校初期的一件难事是动员学生入学。每学期开学都有不少学生未来校。全校教师即分头下乡去作动员。近的三五公里，远的二三十公里，下乡全是步行。这县是典型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向来文化教育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经济落后，消息闭塞，山民多不知外面的世界，不想送子女入学，学生也多没兴趣读书，辍学率很高。动员入学也难。每费尽口舌才能劝说学生来校。

前不久几位现住广州、佛山的，六十年前我教过的学生邀我聚会，其中的一位就很感谢我当年不辞劳苦地在她家，动员她父母送她入学，说如果没当年我的动员读书，她这辈子断没有今天这么光鲜的日子过。

第二件难事是补学生的语文基础。那时我教的是初三和初一的语文。这些学生虽然已进入初中，但小学大部分没学好，基础很差。字写得歪歪斜钭，欠点多划，没行没款。标点要么没点，要么一逗到底。朗读也读不成句。我只好从头开始，像教“步兵操练”那样严格要求，教他们立正稍息，向左右转等基本动作，教他们如何写字读书。先教他们抄书，抄诗歌或抄一段课文，只要全部字和标点都抄对就一百分。但抄了几遍，竟然没有学生全抄对得一百分的。我很焦急很不耐烦，从心里埋怨这些学生，真是山里人木头脑袋，既蠢且懒，孺子不可教，"教死都唔变“(广州话)。

不久，贯彻党新提出的教育方针，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组织师生参加开永和到三水(瑶乡)的公路。全校师生都到分配的地段安营扎寨，工地上人山人海，干部，师生，居民，农民个个都干劲十足。硬是要从山溪边陡峭的山坡上辟出一条公路来。指挥员，工程师来回跑动指导施工。气氛非常热烈。学校各班各按分配的地段，由班主任班长劳动委员带领施工。我不是班主任就随所教的初一初三班劳动。只见十二三岁、十五六岁的学生们完全同在学校里愁眉苦脸地被老师迫着读书的情况不同，个个各自拿着适合自己操作的工具(铁锹、锄头、钢钎、铁铲、畚箕等)生龙活虎、兴高采烈的参加修公路。倒是我对这种场面很生疏，不知干什么才好，只是干些辅助性的劳动。

一天，我发现新开出的斜坡上有一块大石头，我不甘心只干辅助性的劳动，拿着钢钎就想去把那块大石撬下来。走近大石时，有两个学生急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钢钎说，老师你到那边大树下去休息，这事我们来。他们是怕我笨手笨脚地去撬那石头弄不好会受伤。我只好听他们的，站在一旁看着(也可说是欣赏着)他俩一人撬起，一人用双手托着，很快便将大石头放下来，俩人并将石头滚到路边，安放在很恰当的位置上。

经过近两个月的开公路劳动，我对山里孩子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里的孩子并不笨并不懒，实践出真知。他们受语文教育少，语文基础差，但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实践多，很会劳动，在劳动上他们还表现得很有智慧，完全可当我的老师。随着以后的教育实践的增多，我的教学观、人才观也随之改变。

六十年代初期抓教学质量，各班各学生也进行分数评比，我教的初三，有一个叫虞先柱的学生成绩很差，他怕见我，我也怕见他。每次碰见，他都绕开走。初中毕业没考进高中就不见他了。若干年后我的瑞士名牌大梅花手表坏了，我以为这回非到广州李占记去修不可。有教师告诉我，说到永和市场找虞先柱保证能修。我想起虞以前成绩很差，这么名牌的手表能修吗，试试看吧。我找到了他，他还是以前那样有点怕我，他看了表，就说能修好，明天来拿。我问他多少工钱，他说不用钱，你是老师啊。结果真的修好了，而且一直沒再坏过。

原来他初中毕业后就到他舅舅打工的李占记去学修表，学成回来已是全县闻名的修表大师了。又有一位学生学习成绩也很差，若干年后见到他时，他老远就大声叫我，并严肃地向我行了一个军礼。据说他军事上很勇敢，现在已是连级干部了。见过这样那样的学生多了，我的原来单以学习成绩评价学生的人才观也渐渐改变了。

人才是多层次多类型的，只以学习的分数评价学生将会发生误评。我开玩笑地对同事说，如果发大洪水你被冲进河里，第一个跳下去救你的可能就是学习成绩最差的那个学生。

我在韶关教育学院时，有一次到一所学校考察，校长要我题词留念。我就这样写着:“你是老师，你没有忽视、轻视、蔑视、鄙视乃至仇视任何一个学生的权利，你只有在每个学生原有的德智体美劳的水平的基础上，去提高他们的义务。”这便是我通过无数的教育实践获得的教育观之一。

这年秋收，青壮农民多抽去修水利，农村劳动力缺少，我随班到了大富公社日落径生产队，住队协助秋收。在这里吃到了以后再也没吃过的新米饭。谷种是已失传的连山祖宗留下的白谷儿和灰谷儿，是油粘类的稻米。全用瓦钵蒸，每钵放米半斤。蒸盖一揭开，钵面泛着油光，周围弥漫着新饭的稻香。此米蒸的饭软香柔顺，不用菜也可大口大口地吃完一大钵。

接近霜降季节，又随班到大富公社企岭生产队去抢收番薯(霜降之后番薯如果还在地里会被冻坏)。连山的番薯全是在山地斜坡上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种下的，即烧荒之后，用锄头略为挖松土地，插下薯苗就行，不用施肥淋水，四五个月后便可收成。连山的空气干净清新，土层松软肥沃，微量元素多，所以农产品有特色。我曾有这么两句诗赞美连山:吸一口空气——甜透，揑一把泥土——流油。

这样的环境种岀来的番薯特别好吃。偌大的山坡都长满了番薯，好像野生的一样。手握住薯苗一拉一抖，拳头大的，鸡鸭鹅蛋大的，红红黄黄的新鲜的番薯就尽落在泥面上，尽管摘下放进箩筐就行。

中午学生就在山上树荫下休息，在凉风中煨番薯吃。他们先在斜坡上刨出好多个坑来，再用泥块各砌成窑，在窑里堆满树枝干柴，让它烧成焦红的炭，周围的泥块也被烧红了，然后将成筐的番薯倒进窑里，将周围烧烫了的泥块掩在番薯上面并密封之。随即轻烟直冒，窑里发岀嗞磁的响声。半小时后打开窑泥，一颗颗香喷喷焦糊糊的番薯即坦露出来。大家兴高采烈地抢着烫手的番薯，并让它放凉，剝开焦糊的薯皮，里面板栗黄的，咸蛋红的，又粘又粉的薯肉令人眼馋又嘴馋，咬着这纯香透甜又粉粘软顺的番薯，真是好吃极了。

白谷儿灰谷儿油粘的新饭，和板栗黄咸蛋一样红香甜软顺的新薯，这是我在连山享受过的最美、终生难忘的饭食。这是在繁华的南国大都会广州，绝对不可能吃到的美食。即使我后来被评为特级教师后，被邀到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讲学，在退休后任中国兰协副会长、被邀到全国各地参加兰花观摩评比活动，住了很多五星级酒店，先后两轮吃遍大半个中国，吃了无数的山珍海味和地方特色美食，也没享受过我年青时在连山吃的那两种既简单又天然的饭食的美味。这也许就是真正吃到了大自然的原汁原味吧。

1958年冬连山县与连南县、阳山县、连县四个县合并为连阳各族自治县（1961年10月又撤销，恢复连山县，并命名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华大地出现了“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群众运动，统称“三面红旗”。
合并为连阳县正是在全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如火如荼之时，“一大二公”之风也吹到粤北山区。
在全国各地农业“放卫星”的高潮中，连阳县的星子公社（连县）也放了一个亩产稻谷六万多斤的高产卫星，报上也登了，上头政府也发证奖励了。我们连山永和公社也想放个卫星，选址在连山中学背后近处的一块(一亩两分地)长方形肥沃的水稻田，我校部分师生也参与其事，我也在其中。几十人先将田里快成熟的稻株拔起堆在一边，几十把铁锹对水田进行深耕，几百人将远处几十亩稻田里同样快成熟的稻株拔起，挑来堆紧密植在这块一亩二的田地里，造成一块特大丰收的稻田，造成后大家兴高采烈地离开。日后收割过称时，我没参加，据说放了一个亩产两万多斤的卫星，消息也上了报纸。
为完成1958年的钢铁产量比1957年“翻一翻”的任务，全国开展了大炼钢铁运动。没有煤没有铁矿石的深山老林连山也有任务。连山中学师生也行动起来。在学校西面的丘陵上建了一个高约二三米、宽约一米的高炉，由学校领导、理化教师带着一些学生在那里日夜奋战。我没参与其事，一次偶然去观看，见地上有几十个铁疙瘩，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战果吧。他们怎么向上级汇报的，我不知道。反正放农业高产卫星和大炼钢铁，大家都知道这是在那里造假。造假这本来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种卑鄙无耻，恶劣缺德，甚至是犯罪，为人类所不齿的行为，但在那时不知怎么却成为大家都乐于参与，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欢天喜地争相去做。当年是怎么会造成这些大荒其唐的局面的，至今我还没在理论上将其弄清楚。
既然农业这么高产，粮食又这么多，领导就号召吃粮不再限量了，大家放开肚皮吃。学校也不限量，每天从粮所运来大量的粮食。那时我二十多岁正是橡皮肚的年纪，连山的米又软顺好吃，我大吃特吃地享受了五六个月的饱福。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又恢复粮食限量，而且每月每人的限量越来越少，从20多斤到10多斤，最后减到每月只10斤，每人每天只有3两米的配给。
好在这样的情况只有几个月，但也让我们够受的。当时学校停课，学生回家，教师自寻食路。我是单身教工，较好解决，倾尽几年来的积蓄，四处寻找高价的番薯丝干，木薯片干，蕨粉，糠饼，野菜等充饥。后来连生长在荒山野岭的野生植物如硬饭头、金毛狗头、天南星根等，还有不知什么名的树根磨的粉都找来吃。
饥饿中的我，还“饥”中生智。想起在广雅时，我身体衰弱，生物老师也是老中医，告诉我吃多点六味地黄丸(蜡封的中药大药丸)很有作用。我即到医院中医部去看医生，说我头晕目眩，双脚酸软(地黄丸说明书中介绍主治的症状)。医生即给我开了两盒地黄丸，我发现这类丸药有抗饥的作用。这样我就照着各种丸药的说明书主治的症状，找医生先后开到了《壮腰健肾丸》、《养心宁神丸》乃至《十全大补丸》等等。这些中药丸里有准山，桂圆，大枣，莲子等富含淀粉、糖分，还有蜂蜜成分，很能抗饥。那时社会缺粮，医院却不缺药，我又有公费医疗，开药可以全免费。我经常去医院拿蜡丸吃，整个饥饿期，我足足吃了一百多盒蜡丸，不但辅助我度过了饥饿时期，还补强了身体。
记得有一天下午，我饥饿得无力，躺在床上。有人来敲门，我起身开门，见是初二学生、矮个子的何大业，他匆匆忙忙将手里用报纸包着的两个直径有六七公分的、油腻腻的大油糍塞给了我，就腼腆地回头走了。我已饿得发疯，肚皮干瘪，接过那油糍喜出望外，一下子全都吃下了肚。顿时觉得肠胃好像都蠕动了起来，体内的各个器官全甦醒了，四肢的各个关节也都像机器放了滑润油般地灵活起来，周身通暢。身体从来没有过这样奇妙的体验，感觉舒服极了。
在这里我建议大家饿上三天，然后吃两个大油糍，体验体验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

1960年暑假，连山县的中学教师集中在连州中学集训。期间安排一周到连县水口乡去支援夏收夏种。进村后只见人很少，周围很萧条。偶见到几个村民，也都愁苦着脸，懒得答话。这水口乡原是个鱼米之乡，怎料在大饥荒时期却成为重灾之乡。据乡里农民介绍，十室几乎四五空，一部分饿死了，一部分逃荒了，留下一部分人在家，生产队的双夏缺少劳动力，需要我们教师去支援。
连山饥荒时也常有人饿死，缺营养的水肿病人也很多，但在比例上没连县水口村死的人多。我算是就亲眼看到大饥荒重灾区灾情的严重性了。


（2）六十年代前期在连山(1961年夏——1966年春）
大跃进大饥荒过后，国家吸取经验教训，在各条战线上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教育部门对各学校教学质量也开始重视起来了。这年我与教物理的林朝翰老师同教初三，各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全校大抓教学质量，我在语文教学上落实字词句篇上下功夫，像落实“步兵操练”那样，规范学生写字、读书、答题的基本功。让学生做到卷面书写有行有款、字迹端正、条理清楚。连山中学的学生全部住校，有两节晚自习课，我们日夜加班加点的操练。加上学校已有了电灯(此前只有简单的煤油灯，学生晚自习一人一个墨水瓶装满煤油，瓶口插着用棉花捻成的灯蕊点火，光线较弱，油烟也熏黑了人的鼻孔，学习很艰苦)，学生晚上学习也没那么辛苦了。
这年连阳县全县十七八所中学初中毕业进行统考，试卷全部密封送连州中学统一评卷。打开我校试卷袋时，有的评卷老师惊奇的问:这是哪间学校的，试卷张张都写得这么整齐清晰。
评完卷统计，我校语文平均分排在第二名，仅次于连州中学。校长黄成法十分高兴，在全校教师中表扬我，开始重视起我的教学成绩。
那时连山中学虽然是全县最高学府，但校园很荒凉，四周杂草丛生，黄鼠狼也免常出没，有天晚上我在校园里走路，还踢到了过穿山甲。校园中间的地面好像一个扁平的馒头，我和老师们带领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将之平整成上下两个大平台。下平台甚大，成为了学校操场。东面一带是断层，下面有一小溪，溪水潺潺流过很是写意，远处是高大的形似犁头的郁郁葱葱的犁头山，海拔1277米，古木参天，属于原始森林状态。
每天早晨在操场望着远处的犁头山，天高山远，空气清新，常感心旷神怡。冬天我又带领学生在小礼堂后面种上几十株梨树，在办公楼西面种上十几株桃树。几年后，春天来了，梨的雅洁的白花，桃的艳红的桃花交相辉映，甚是美丽。

在连山中学工作的几年中，我的教学与写作也颇有进步。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现代汉语语法等方面，也写出了一些文学评论、随笔杂谈和散文诗，先后在北京《文艺报》、《读书》、广东《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东青年》、《作品》等上发表。这些文章我原来有剪报保存，文革抄家时全被抄去，包括未完稿的以潮汕民间故事为题材写的长诗《姑嫂鸟》，后来均不知所踪。
1961年底黄成法校长准备提拔我为副教导主任，我当时心情很激动。但上报后上头认为我还太年轻，没有批下。十几年后我被提拔为副教导主任、第一副教导主任、教导主任，那时我已醉心于文学和教研的著述，对这些提拔已没有了多少兴趣。我想如果当年我才25岁时就提拔我，叫我去打老虎我都敢，一定会很卖力去做好学校工作。
我不是千里马，至多只是一匹一般的百里马，但我相信古训:千里马常有，百乐不常有。我想，用人不用在关键的年龄节点、关键的岗位上，也是造成人才这一宝贵资源的浪费的原因之一。
大饥荒过后党和国家为提升党威民气，加大正面宣传，好多有名的大、中学校，都演出了有强烈教育意义的大型话剧，我们小小的山区中学也开始酝酿排演。
在校长的领导指导下，我同杨得今，苏明，周鸿年等老师与关洁仪等学生排演了大型话剧《红岩》(我演成岗，杨德今演许云峰)和《年轻一代》(我演林育生，苏明演肖继业，关洁仪演我的妹妹林岚)，影响甚好。还受邀到永和电影院去公演，五分钱一张票，座位不够还卖站票，很受县城各界群众欢迎和好评。
在连山最初的这两个时期，我分别被评为优秀教师、地区先进教师、大县优秀班主任、县劳动模范等。我常想我的经历颇能代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时代的状况。每当各种大小政治运动来临时，我总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批判，运动过后，少则一年至多两年我又被评为各种名堂的先进人物。当遭批判时，我常想起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激励我努力，激励我进步！我的一生总的来说是光荣大大多于屈辱，此生无悔。

在连山前期的学生中有成就者甚多，有些在校时就较熟，毕业后还有来往，保存着人生的一份宝贵的师生之情。在这里也顺带略举一些。
虞峻琪，连山最早的学生，学习成绩班中第一，后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任过连山县副县长，后在韶州师范学院副校长职上退休。同在韶关工作，互相支持，常有来往。
杨春桃，最早连山中学学生，人缘甚好，一直有来往。
吕杰汉，早期学生，品学兼优。毕业后留教育局工作，帮我整理过上报特级教师材料，来往甚多，且合作写过诗歌，歌词，切磋琢磨中每有佳句。后曾任连山县委副书记，清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清远文联主席。醉心于诗歌歌词散文创作，其作品意境清新，想像丰富，遗词造句甚讲究，出版诗集多部，为省知名诗人。退休后任老人大学副校长，多次同校长廖斌邀我到清远座谈甚欢。
邓昌当，高材生，华南工学院毕业，曾任万宝冰箱技术骨干，最近还有来往。
李大栋，李大钊(后改名李辉)，早期学生，白阳村人，勤奋好学。李辉后曾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杨年光，高材生，华南师范学院毕业，曾任连山化工厂领导干部，后调华师工作，生前同我来往较多。
邓远源，优秀学生，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广播电台工作。
邓素珍，英语老师刘道实得意门生，考上华师英语系，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刘道实老师当年英语教得很好，篮球也打得漂亮。与我甚笃。后我将其调进韶关大学任英语教师。
虞丽冰，彭厚孚，团班干部，工作能力很强，对我支持很大。虞后为县政协主席，彭为乡镇书记。
邓先逢，优秀学生，后为顺德对台办主任，谦恭任事，对老师很尊敬。偶有交往。
唐庆举，优秀学生，勤竞好学，字写得很漂亮，专科毕业后返县从事教育工作，后任连山民族中学(原连山中学)校长，生前来往颇多。
唐泽敏，品学兼优，敦厚文静，好学勤敏，每下笔千言不用怎么改，字也写得好。永和红阳村人。他这村的人素质颇高。唐泽善、唐泽严也是这村的。泽善当年任连山中学总务主任，贫农党员，人如其名，善良尽责，楷书写得很好，住在我隔壁房，年纪比我大，对我甚友善尊重。每有批判我时，他都只是听，从不跟着发言批判我，且事后对我还关怀备至，我甚为感动。后来我调至韶关工作，回连山时还专门去拜访他，至今还常惦念着他。他弟弟泽严，县经委主任，与我也相见如故。泽敏小小年纪就这么懂事，就有这等学力，我诧异之。曾专门到红阳村去家访，了解其家庭背景。其实他家世代务农，父母年纪较大，都是普通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且都为不识字的文盲。不过听村民说他母亲心算能力极强，每有小交易十六两枰的几斤几两多少钱她很快就能算岀。总算查出有些因由。

1962年唐泽敏还在读初二时就被挑选到沈阳空军部队去，他根正苗红，听说在部队晋升很快。文革后他两次来广东都来拜访我。第一次他行色匆匆心事重重，好像不便说什么，一起吃完饭就返部队。第二次他在我房里心情郁闷地说了好多。原来文革期间他已是正师级干部了，在空军办公厅和作战部工作，与林立果同一个党支部，幸好当年轮到他下连队，不知林彪事件内幕，不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但林彪事爆发后他还是作为重点人物被审查，关了好几年。最终被发配到河北省民政厅任副厅长管办公厅和博彩。他说他同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很熟，吴现住济南，他去看过吴，准备给吴写传记，并已动笔。说时他好像还心有余悸，郁郁不得志的样子。后来我出差北京，返程买不到回广州的机票，朋友说可乘火车到石家庄，那里飞广州的机票很多。我当即将此事电告了他，他很欢迎我到石家庄并当即帮我定了机票。我到石家庄，他将我安排在银河五星级宾馆住，第二天他还送我到机场。不久，他原连山中学的同学便给我来电，说唐泽敏因病已于近日去世了。我有点不敢相信。他出身农家，从小身体就很壮实，怎么才五六十岁就这么的就去世呢？我想这同林彪意外事件发生，他被查一直心情郁闷有关。我眼见一个自己很熟悉的、聪慧单纯老实巴交的农家少年、自己的学生，进入空军，鹏程万里，正高兴着。却突然发生高层圈子里、原与他无关，他也无法摆脱的突发性事件，令他无端地摔了跤，终至郁郁而终。他的死讯令我想了许多，如果当年他走的不是这条又大又窄的路，走的是另外的路，他本来可当一个很好的党委书记，或当一名著作顶身的名教授，可是现在……。我颇感人生的无常，宿命也是有的。潮州人常说:(小孩出生)落地哭三声，一生命注定。我有点相信命运之说了。白头发送黑头发。泽敏，愿你在九泉之下彻底摆脱那不幸的纠结吧;安息吧，泽敏！
……
行笔至此，与昔日学生的情谊甚多，我唯恐挂一漏万，但情长纸短，只好就此打住。

附：七律 . 题刘院长《回忆录》
先生八十走龙蛇，画卷徐开展美葩。
兢兢传经唯奋勉，铮铮布道不谀阿。
耕书耘纸多成就，化雨催蕾少炫夸。
祝愿恩师享高寿，层楼更上沐朝霞。
——学生游步台敬题
【附记】《刘清涌教授回忆录》，文从笔顺，娓娓道来，质朴

自然。读之感同身受，如沐春风，如饮醇醴。每思学院求学，多得教诲，诸多细节，记忆犹新。不觉三十四年矣。 2019.10.03，于始兴

（3）文革时期在连山(1966年夏一1976年秋)

　　这个时期，我觉得是最不容易写的，一方面是当时社会瞬息万变，捉摸不定；另一方面是个人所处痛苦难熬，不愿再提。但这个时期也是不能留空白的。我只能就点滴笔录如下。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在批判《海瑞罢官》中，北京新市委又开始了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指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从此，不仅北京有“三家村”，广州有“三家村”（以省委宣传部长王匡和《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为代表，《羊城晚报》因此被指名为“大毒草”），湖北的武汉大学也出现了受批判的“三家村”。
“三家村”一时成为全国各地批判的反党集团的代名词。“三家村”既然北京有，广州有，武汉有，在一些人的眼里，即使在穷乡僻壤的连山也一定有。这样，我就在劫难逃了。
因我在《羊城晚报》副刊上发表了几篇小文章及散文诗，连山的“造反派”就将我和陈摩人(县机关干部、摘帽右派、也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过文章)，并拉上县歌舞团的编导彭武人（写过一些剧本），凑成“连山三家村”揪出来，进行批判。我一下从一个不知名的小辈，变成连山县城妇孺皆知的“黑帮人物”。
连山中学中第一批被“揪出来”的，还有校长黄成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教师梁嘉(地主出身、被说成地主分子)，教师杨德今(摘帽右派)等。被“揪岀来”的人，随即都被抄了家。
在抄我宿舍时，拿走了一切书报杂志和剪报及手稿。发现其中有我的一本自编装订成册的散文诗手稿《星星集》，里面收集我写的散文诗100首，造反派如获至宝，认为这些诗句是同《三家村扎记》、《燕山夜话》一样的大毒草。并立即用复写纸复写了多份，发动“造反派”准备批斗我。
一天下午在小礼堂，全校几百师生，声势浩大地围坐着，会场贴着各种批判我的大标语，气氛很恐怖。把我拉出来后，在一阵高呼“打倒黑帮份子刘清涌”、“刘清涌不坦白交代，就叫他灭亡”等的口号后，主持人扬着我那本《星星集》手稿，开始批判。
发言者，各尽攻微索隐、捕风捉影、附会歪曲、断章取义之能事，恨不得把我批得体无完肤、狗血淋头。
现就回忆所及(抄家抄去的《星星集》后来不知怎么的失踪了)，仅举几个例子，看看“造反派”他们怎么上纲上线、无中生有，大家也许就明白了。
1，针对我写的“肥皂泡吹得最大的时候也是它破裂的时候”，“造反派”批判说：“同彭德怀北呼南应，恶毒攻击大跃进、放高产卫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2，针对我写的“牙齿咬着舌头时，舌头总是原谅了它”。“造反派”说：“你这是讽刺什么、攻击什么，必须老实交代！”
3，针对我写的“大海，地球广阔的胸襟;高山，地球高傲的头颅”。“造反派”说：“这是你不向人民低头的顽固态度的流露。我们就是要你低头认罪，不认罪就砸烂你的狗头！”
……
批斗会越开越激烈，口号越叫越响。我又惊慌又诧异。我在怨屈的悲痛中，完全不理解“造反派”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想起来，那些批判只不过是一种"有罪推定“，即将你先定为坏人有原罪，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尽将你的文句都往坏的方向去解释，并作出有罪推定而已。
批斗会结束前，主持人勒令我，对今天下午革命群众的批判责问，作进一步的坦白交代，并写出认罪书来。并预告批斗刘清涌还未结束，他还有重要罪行未交代，今晚七点半在这里继续批斗，
晚上七点半的批斗会，所谓还有重要罪行未交代，原来是指我那本《星星集》中的序诗。主持人说，这大毒草里尽是黑话，这序诗就很黑。他念道:“不要以为星星太渺小，是你距离她太遥远。”
接着他责问我:"你这里的星星是指谁？"这倒是把我问住了。其实我写这些散文诗是受泰戈尔，惠特曼，冰心，柯灵等作品的影响，只是随手记下一时的感想，灵感思絮，玩玩文字游戏而已。殊不知这回可玩大了，闯出大祸了。我回答不出星星是指谁。倒是造反派发挥他们超强的想象力，帮我回答了。有的说星星是指台湾，不要以为台湾很小，是暗中赞颂台湾反动派的。有的说星星是指我自己，是发泄自己不被重用的不满。有的又说星星是指克里姆林宫上的那颗星，是对修正主义的向往……
我回想起当时我住在二楼，半夜起身推开窗时，看见天上有一颗闪亮的小星，顿生灵感就写下这一句，星星就是星星，没有指什么的。现在经造反派这么一说，倒把我说懵了，却又启发了我的思路，我急中生智，说星星是指劳动人民，你不要以为劳动人民太渺小，是你距离他们太遥远，你多接触他们就能发现他们的伟大。这答案虽能自圆其说，但造反派哪里会听我说的。认为你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会去歌颂劳动人民呢？
十几个人发言批斗我后，主持人见大家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了，就宣布批斗会结束。会后我上厕所，找了最后的一卡，关上门苦苦思索。昏黑中听到有人来如厕，来人压低声音对身边的人说，刘清涌不反动的，他很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不能对他的诗乱作解释。我听岀是青年语文教师陈可干的声音。另一人也压低声音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夜深我躺在床上一直都没睡意，心想这样七斗八斗的，说不定哪天受不了，突然发生脑溢血或心梗塞，岂不沉冤终无解。于是我便起床写下了“飞天横祸，千古奇冤”八个大字，压在书桌玻璃板下。心想出现万一，清查遗物时还可有个辩白。
颇感欣慰的是四十多年后的2010年，当年批斗过我的几位学生，以及后来的学生，相约来广州拜访我。迟来的道歉已是小事，他们是来看望并约我在教师节一起聚聚。他们说我当年的教学，一直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退休了还很想找我交流，再聆听我的教导。这年我们一同在广州陵园西路“常来酒家"欢庆教师节。以后每年如期，他们都在教师节前约我相聚，一直持续到今年第八年。看来以后还会持续下去的，师生之情绵绵无绝期。

他们是韦虎成(主办人，部队副师级转业干部)、刘小奎(企业干部)、左世雄(《人民画报》特约摄影纪者)、姚奕龙(文革同我到北京串联的学生)、黄娟虹、黄娟玉、李存志、许政民、林绮文、彭锦英、吴金砖、左湘云、杨伍霏、刘小青、唐爱群、李艳芳、王桂琴、王秀莲、李丽旋、小罗等。在此我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们几个“黑帮分子”，批斗一段时间后，被责令在学校从早到晚参加体力劳动。我劳动很积极很主动，叫我干什么，我都认真干，没叫我干的，我也主动去找活干。我们尽力把学校的环境搞得很干净，将学校高低不平的道路铺好，争取“将功补过”。
我就是有这么一个优点，无论在什么逆境中，对生活都是采取积极的态度，行动的姿态。厨房的罗姨见我每次都最迟去打饭（我是单身，每天三餐都是在学校食堂吃），有时连菜都没有，便预先给我留下较多的饭菜，对我相当关照。一天，有一位初三的学生跑到宿舍来对我说，刘老师，他们不要你，我们村(上沙村)要你，你到我们村来，保证你有饭吃，我感动地失笑了。
不久，我们几个“黑帮份子”被发配到县劳动大学(吉田与沙田之间往北处的农场)劳动。放牛、捞猪草、秋收、建房子、建水轮泵(小发电站)，什么都干，什么都能干。我很快就成为体力劳动的一把好手，还能指挥别人劳动。

这期间我又创造了我这一生中一天吃饭量的最高记录。有一天从早到晚竟然吃了两斤八两米饭，(当时吃饭是要先登记，月底结账的，所以记得清清楚楚)，这个饭量等于我现在七天的饭量。
劳动大学(实际是农场)的校长杨年成对我很满意，因为我干活很卖力，从不投机取巧。我俩后来成为好朋友，晚上还一起学习毛著和读鲁迅全集。
在农场我也收获了不少，当时我也曾想过，这辈子可能不能再做教师了，要另寻谋生手段。鲁迅当年弃医从文，我何不来个弃文从医。便托人在县城书店买了一套南京中医学院的教材，利用劳动后的空闲时间，自学起中医来。后来回到学校后，还给很多生病的师生开过中草药方，同连山中学的兼职医生邓平（生物）老师一样，受到师生的喜爱。许多学生家长和附近农民也慕名而来求医求药。这成了我课余一个不可缺少的任务，因此也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
到了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革命的主要矛头是打倒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各级“走资派”，而不是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不久学校和造反派就通知我回去，还说我是个好教师，说我无事了。我终于又回到了革命师生的大家庭中。
回到学校不久，几位学生还动员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大串联”，去北京参观取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们。我想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有我同去，遇到什么问题也好有个照应。记得同姚奕龙等几个学生在赴北京途中，在湖南衡阳火车站就碰到了“湘江风雷”和“红总司”之间的真枪实弹的武斗，双方武斗断断续续打了一个晚上，我们算是幸运地躲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枪战，除了受到不小的惊吓外，没有影响我们继续北上的计划。
第二天火车到了北京。我是第一次到北京，住在老同学、人大教师陈传才家。每天忙于参观各名胜古迹，到天安门留影，去爬长城等等，开了不少眼界。对北京的文革关心不多，不过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里，参加了一次群众大会。这是动员各对立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大会，我还近距离地亲眼见到了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成员，只见他们个个都是脸色严峻，重任在肩，非常疲惫的样子。

2019年教师节学生在广州慰问刘老师。 2019年教师节学生在广州慰问刘老师。站者是黄娟虹、姚奕龙、韦虎成。

2019年教师节慰问刘老师，与聚会的学生合影留念。

（4）复课闹革命（1968年—1972年）。
在这几年中有四件事可以回忆：

①工宣队、军宣队进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宣队是乳源南水水库的工人，时间较短，但结束了学校的派性争斗。让大部分师生都回到学校。
军宣队负责人是县武装部的干事文琼。他与我交往甚洽，他向全校师生宣布：我的那些文学作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是正常的文学创作，是好作品。军宣队到学校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学校各项工作很快走上正轨。
到连山中学参加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是上沙乡的女支书。她从心里尊敬教师，一到学校就走家串户看教师家里有什么困难。见有的教师家里缺柴，就派人用手扶拖拉机运来木柴。教师们都很欢迎和感激贪下中农的管理。山区人虽然读书不多，但都知道学校和老师是不能缺少的。
我想我在文革初期，能挺过那短暂的被批被斗的刼难，这与我一向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有关。但我有几个认识的朋友，对批判斗争没有想通，而“自寻短见”了，我为他们感到惋惜。

②复课，教学逐步走上正轨。
文革中，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连山中学的高、初中均改为两年制。经过两年多的“停课闹革命”后，连山的学校的教学秩序也慢慢开始走上正轨。

1969年春中共中央中南局在连山县上草镇设立“五七干校”，广州中南科学院在连山县永和镇设立“五七干校”，大批中、高级党政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子女纷纷来到连山永和镇。这些干部的未成年的子女进入连山中学和永和小学读书。他们一般衣着整齐，受到良好教育，生性活泼好动，好像金童玉女从天而降一样，给连山、给永和镇增添了亮丽的光彩，连山中学一下子就增加了100多来自广州的学生，在初一到高二各年级就读，连山中学也热闹了起来。

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上草五七干校，在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上草公社（1969——1973）。

1970年春秋两季，文革中滞留的多届大学毕业生开始分配工作。先后有58个大学毕业生从军垦农场分配到了连山（人数超过了建国以来，分配到连山的大中专毕业生的总和）。县革命委员会为了适应连山教育的发展和需要，将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了教育口，充实到各公社中学任教。
分配到永和镇连山中学的就有十多位，他们是朱忠民、林道文、刘添元、黄晓辉、庄炯荣、马惠勤、李婉宜，杨子兰、雷棠萍、钱美华等，加上早些年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如刘道实、颜新腾等，以及从外地调进的几个教师，如林文辽、郭佩珍等，这对于一所山区中学来说，这样的教师队伍颇为强大，比起当年许多省市重点中学的师资并不逊色。
这些大学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有北大、北外、中大、武大、暨大、侨大、东北师大、华南师院、武汉民院、华南农学院、中南林学院等等，可谓人才济济。对连山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功不可没。
两个“五七干校”也派出了两位学有专长的干部来校任教，协助学校管理干校子弟，他们是中南局干校的熊润琼老师（原大学讲师，来校教高中数学）和广州科学院干校的周翩翩老师（武汉大学图书馆系毕业，来校教高中语文）。
永和镇还有103等国防三线军工厂（红权军工厂——深圳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前身），集合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军代表等。连山还有来自广州和韶关的下乡知青，在各公社生产队落户，也有不少知青成为民办教师。
1970年后，连山当时的12个公社都办起了高、初中。小学也办到了生产大队，连山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后来压缩高中，仅存吉田连山中学、永和中学和小三江中学三间高中）。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再教育。这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但干校干部和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的到来，也给连山增添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理念。
国家社会在变化，连山也在变化。特别是连山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收益颇多的当是年轻的少数民族学生和广大城乡的青少年。这也为连山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70年我教高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并兼一个班的班主任。学生中就有一半是两个干校的子女，包括担任过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李尔重（后来是陕西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孩子，中南科学院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陈少卿的女孩和很多厅处级干部的子女。《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儿子也在连山中学读初中。

由于李尔重当年被误批为“叛徒”，他的孩子李亲民在入团问题上受阻，我还亲自以“重在表现”为由（亲民任班干部的确表现甚好）向学校上级团委反映，最终获得批准他入团。
复课初期，旧的课本不能用，新的课本还未有。我就选了些毛泽东诗词来教。好在当时发表过的毛主席诗词37首我全能背，并且做了好多读书笔记。不用课本，不用备课，拿着粉笔就能上课。又选了些鲁迅作品和近期报纸文章来教。我读过些马恩列斯原著，觉得从文章学角度来说，他们这些革命导师都是文章学大家。马恩的文章到处充满真知灼见，而且洞若观火，把观点阐述得很准确，透彻。列宁的文章有很强的逻辑力量，文思又活跃，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令人折服。斯大林的文章平板了些，但很注意逻辑性，条分缕析，清清楚楚。我觉得他们的文章也可作语文教材，便选了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一段立论完整、充满逻辑力量的段落作为语文教材来讲。把这段文章的词句篇章，像拆钟表一样拆开来，又组装回去。文章看起来很深奥，但经这么一拆一组，高一的学生也听得懂学得到。对他们以后读理论文章很有帮助。有个学生还把我的这种教法，带回家同他厅处级的父亲讲。据说他的父亲很高兴，跟人说他的儿子读高一就能读懂列宁的文章了。有一次我去家访，正好访了这位学生的父亲，他盛赞连山中学的教师不比广州的差，他很满意。并感慨地说:“我们老了，到哪里去都无所畏，只担心孩子到这偏僻的山区来，学不到东西。现在放心了，在这里比在广州学校更能学到更多好知

识。”

一年我新接手教一个班，这个班也是一半本地学生一半干校子女。第一次作文我让学生写一个场面，什么场面都可以。评讲作文时，我故意卖了一个关子。拿着本地学生的一本作文本，打开来扬着给全班学生看。大家都在窃笑，笑这篇作文只写百把字，而且字歪歪斜斜写得很丑(干校子弟的都是下笔八百上千言，而且字都写得很规正)。我接着说，这是这次全班写得最好的一篇，是尹仁竟同学写的。大家都以为我这是在讽刺他，笑了起来。尹同学随即面红耳赤、把头埋在桌面上。我说大家不要笑，这篇真的写得好，题目是《选举》，寥寥数语，就把一个场面写活了。

接着我大声开始念起他的文章——“厅外北风呼呼，天寒地冻;厅内一盆盆烧着的柴火，围坐着本村的农民，火烟和旱烟味很呛人。老贫农组长宣布今晚选举生产队长。妇女二婶嚷着，还是大个佬当，肯做，会做。坐在墙角抽着旱烟的德伯说：三猴子也不错，公道。”

以下的文字是一番争论，人物语言也很口语化、个性化。接着我继续往下念——“表决，还是大个佬当。大个佬说，三猴子当好。三猴子说：大个佬你续当，我支持你。选举结束，打开厅门，一阵寒风吹来，打着寒颤回家的农民，心里想着选得好。”

我接着说，这篇文章生活气息很浓厚。其他文章虽然写得也不错，文从字顺，但都把场面写平了，不够生活化。尹仁竟同学字写得不好，错字也多，但有生活，能写出气氛，有文学天分，如果认真学习，将来可成为作家。学生们认真地听着，好像一下子懂得了很多，眼睛睁得大大的，会意地笑了。

这尹仁竟也争气，二十多年后他写的小说真的登上了《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当了县的文化局长，成为清远韶关地区的知名作家。

③参加红医班，带学生上山采草药。

当年连山中学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廖江海（广东梅县人，1961年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很重视实务。学解放军医疗队和农村赤脚医生的做法，成立了红医班(卫生室)，为校内师生服务，偶也为附近村民看病。我在学了南京中医学院的教材后，又读了《濒湖脉学》、《本草纲目》(均李时珍著)，《血症论》、《汤头歌诀》、《金匮要略》、《伤寒论》等等中医书，对中医的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温凉中寒热的药性，经络穴位等均知之一二。也开始替些人看病。对中医独特的医学哲学也有所了解。西医是以解剖学、检验学为基础的医学，离开检验无从治病。而且这些解剖和检验学都是分器官分项目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分析哲学为基础的医学。很科学(可重复可复制)，很精确(诊断很可靠，可立即对症下药，收效快)。而中医则是以人的感觉体验经验为基础的科学，中医把人当作一个活的整体来看来医，认为身体是一个各部份相联系的统一整体，有脉络经络维系着。是以综合哲学为基础的医学。中医善于用全息手段诊病，如认为耳朵，舌，脚掌，脉跳等都具有身体各个部位健康情况的全部信息，打脉看舌就能治病。中医的这套理论也能自圆其说。

我从学中医中，意外收获到中国古文化古哲学的某些奥秘，中医的思维方法，对于我日后研究多种学问，乃至养生都有帮助。

我对中医中草药有着浓厚的兴趣，自告奋勇要求参加红医班，成为该班负责人邓平老师的助手。

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盛行以就地取材的中草药治病。我买了所有能见到的中草药书，约十多本对照研读。

连山县地处深山老林，是个茂密的植物王国、中草药宝库。我常在节假日、寒暑假带红医班的学生或同当地的农民上山采药。

先后到过加田高明的黄连山、大风坑，上帅的尖山，小三江福堂的石钟顶，三水永丰的大旭山，太保的大雾山，禾洞的大龙山，大富的天堂岭，上草的金子山和永和的犁头山等等地方采药。见到过许多奇木怪藤，奇花异草。我在犁头山原始森林里采到过著名蛇药七叶一枝花，八角莲等。在金子山麓采到过七叶的十一叶的大株鸡血藤，柴刀砍下去鲜红的树液如血流注。在黄连山的山坑里发现大片原生的十大功劳(中药退热解毒名药)，正开着花，一大片金灿灿的很灿烂。在陆冲尾近大宁河的山坡上，发现藤茎粗如大碗口、卧地绵延近百公尺的凌宵花，其藤身有刺，刺入紧贴着一株硕大的几十公尺高的棠梨树，扶摇直上并在棠梨树冠上开满了橙红色的大花，非常雄伟壮观。在大旭山山顶发现树身可以两人合抱的大野枇杷树，叶比家种枇杷树叶略窄小，其树冠碧叶浓密，长满了手指头大的枇杷果，跌落满地，扒开果肉，甜蜜清香，风味独特，没家种枇杷的酸味，很好吃。《清远日报》上连载我写的《连山忆食》中，有一篇就是写的这野枇杷。

我采药每种都做了笔录，几年后并集成一本《连山采药录》笔记，计七百多种。成为南方中草药植物分类的半个"专家“。后来我问过好多中医师，中草药医师，他们认识的中草药都没有我认识的多。我识别中草药，完全是得益于中南科学院干校的学生家长陈少卿先生。

陈先生贵州人，五六十岁年纪，中等偏矮身材，敦实，满脸布满奔波劳碌痕迹的粗皱纹，头发稀疏，双手很粗糙结实。说话带着浓重的贵州土话口音，为人热诚坦率。他是全国著名、广东首席的植物分类学家。他告诉我，他出身很穷苦，没读过多少书，十三四岁就替人家放牛。一次一支外国植物考察队在他放牛的深山考察，发现高树上长着一种很特别的花，就叫他爬上树将花采下。以后每要采树上的花果和树丛浓密处的植物都找上他。他很灵活又善解人意，博得考察队员们的喜爱，干脆不放牛了，就跟着外国考察队四处去考察植物。他博闻强记，记忆力特好。居然能将各种植物的拉丁文名称写出来。解放后他又跟着中国的植物考察队到处考察。很多专家教授看不懂的植物就问他，他都能懂。甚至你给他一小片树皮、一片树叶、一朵花、一个果，他都能说出这是那科那属那种的植物，产自那里，有什么功用等。他已经是个植物分类的活词典了。节假日我常同他上山采药，也常将采来的植物标本请教他。我从他那里学到的不只是植物，还有好学的心态，勤谨的习惯，科学的精神等等，我一生都非常感念他。我从他身上悟出学问不只是学位加职称，博士加教授的道理。有一种学问叫积累，你积累的这方面的资料最多最丰富，你可能就是这方面最有学问的人。有一种学问叫实践，你在这方面的实践最多最丰富，你可能就是这方面最有学问最有话语权的人。这些哲理对于我日后研究语文教学，研究写作，研究兰花，研究奇石都很有启发。对于当年没有学位没有职称的我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我学中医，上山采药，学的不只是医，采的不只是药，中医那玄妙的哲理，青山绿水、天地灵气都滋养了我，助我成长。我还以上山采药的生活写了两个短篇小说《采草药》和《勾松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

④开始教研文章的写作。
1972年的暑假我从连山去广州(当时也要走两天)。第一天到怀集县城，投宿旅店，晚上按我的旅行习惯，喜欢参观学校，就闲游至怀集县教师进修学校。不意在其阅览室中看到华南师院出版的《教育革命参考资料》杂志，发现其中的几篇语文教学文章我也能写。并由此而想到以前在广雅中学图书馆里看到苏联出版的《中学历史教学法》，约二三百个页码厚。心想历史教学可写这么多，语文教学写起来将会更多。从广州回来后，当晚我即开始动笔。一口气写了《谈谈朗读教学》与《词语解释》两篇，投寄华师《教育革命参考资料》(后该刋改名为《新教育》)，并全被刋用。从此开始了我与该刋负责人陈飘、刘伟林的鱼雁相通，一发而不可收，陆续为该刋写了数篇教学文章。有些用笔名发表，有些稿件又由该刋推荐给当年唯一公开发行的语文类杂志、杭州大学主办的《语文战线》发表。开启了我与该刋的密切联系。我精心写作了一篇《〈岳阳楼记〉讲析》投寄该刋。据后来该刋主编张春林对我说，他们将该篇文章送给杭大研究唐宋古文的教授审稿时，很得到该教授的好评，认为是高水平的文章。自此该刋很信任我，常将我的文章刋在该刋首篇的位置上。甚至曾两次约我替他们主编专题的专期。一次是"形形式式的课文讲析”专号(分讲读法，朗读法，讲析法，图解法，问答法种种)。一次是“说明文教学”专号。我当时发现进入信息时代、科技时代、契约时代、法制时代，说明文越来越重要。渤海钻井平台由于没研读使用说明，操作失误，倾覆造成72人死亡。某公司在外贸中没注意合同的条文，造成被高额罚款等等。针对这类事实，我写出《必须重视说明文的教学》，作为这个专号的开篇。以下是罗列出十八种说明的方法(一般书籍只列出五六种)，包括命名，界说(下定义)，介绍，解释，分析，分类，举例，叙述，描摹，比较，对比，比喻，数字，图表，图像，异名，设号，编码等。并介绍各种说明文的教法，说明文的写作等。编成一期，使这一期内容充实，可操作性强，很受读者欢迎。有些学校语文教研组还组织讨论学习。
我与《语文战线》主编书信交往多了，他们就同杭州市教育局邀请我去讲学。主编张春林等亲自来接我，在火车出站口，摇着写有我名字的旗，并迎着出站的旅客叫喊:"刘清涌老师！刘清涌老师！”我走到他们身边时，他们还全然不觉，尽往远处喊。我对他们笑着说，我就是。他们这才愕然地说，呵这么年轻呵(我当年只四十岀头)，你的文笔很老辣，我们还以为你是白发苍苍的老右派呢，被贬到山区去的。大家彼此哈哈大笑。
随后我在上海《语文学习》、《上海教育》和首都师大，江西师大，山西师大，广西教育学院等主办的语文教学杂志上连续发文，并参加了国家社科院主办的、全国核心期刋《中国语文》关于中学语文教学问题的讨论。文稿《文言文的教学问题》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出版的《语文教学问题》一书(该书广东只入选我一篇)。至此，我在全国语文教学界中已颇有影响。
回顾我当年为何能井喷式的发这么多语文教学的文章，其原因是我在广雅学习和工作时就已大量参与语文教学的研究;以后我又专攻文学理论，写了好多文学评论的文章，有理论功底;又专攻汉语语法的研究，有语法学的功底;我又从事过文学创作，写过诗歌散文小说，编过小戏，有文学创作的经验;再加上我多年认真地从事语文教学，从初一到高三各个年级都教过，有较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积之既久，其发必速，无他也。
我写的《忆连山》诗就是我在连山这几个时期生活的写照，也反映了我对连山的日久情深:
东起鹿鸣西鹰扬，九千丘壑挂衷肠。
瑶村喜庆听长鼓，壮岭耕耘啜糜汤。
廿载教穷多憾意，一鸡唱晓哺新章。
更耽山道冰雪美，梦里依稀赏玉装。
这首诗在《韶音》(韶关诗社主办)上发表时，还被当年的编辑自作聪明的误改，第五句“廿载教穷多憾意”被改成“无憾意”。我生气了，立即打电话去询问为何要这样改。对方振振有词地说，你已经是很尽责很优秀的教师了，此生教学无悔，应是无憾意了。我说我的思想境界不是这样的，我每教完一堂课，即使是讲得最好的课，教完之后总是感到还有美中不足之处，所以多憾意。这正如一位著名演员演了好多角色都很好，有记者问他你自己感觉演过的角色你认为演得最好的是哪一个，他回答说:下一个。经我这么一说，他懂了，说下期一定更正。

（4）文革结束前后在连山(1975年夏一1981年秋)

1975年6月我阴差阳错地被借调到韶关地区文化局，协助修改、创作到省汇演的歌曲。又随韶关代表团到省参加汇演。在修改，创作节目期间，还得到省音乐界领导的错爱。这方面的回忆见《我与音乐歌曲》。

那几年我写的歌词逾百首，散见于当时各音乐刋物和书籍中。但普遍质量不高。电台时不时播岀的只有《大学生毕业回乡来》和几首瑶族歌曲《瑶家儿女绣山河》《巍巍瑶山向北京》《瑶家丰收曲》(开头是“金鼓敲，金穗摇，喜见新谷又登场”)。后两首是对瑶族音乐甚有研究的作曲家蓝曼谱的曲。这三首瑶歌曾在北京的民族音乐歌曲汇演中演出。当年作为瑶族代表性歌曲，电台时不时播岀，多种歌曲书有选载。

我那几年常被音协借调。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抓，时代风云的变幻，需要统一思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黄文俞决定要向省文艺界高层人士讲话。需要一个文字水平高的人，负责记录整理讲话稿，省音协领导推荐了我。

那天，文艺界的头面人物欧阳山，秦牧，陈残云，李门，韦丘，郁茹，郑秋枫，汤小铭等都有出席。以前只经常在报上书上见到他们的名字，现在我都能够近距离地见到了，有的还互相点点头，好不高兴。黄文俞小个子，背微驼，眉眼很清秀，中大岀身，抗战时曾任东江纵队宣传科长，解放后任过广东人民岀版社社长，《南方日报》总编辑，大家都很尊敬他。他讲的主题是“繁荣文艺，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没讲稿，只有一张小纸开列着提纲。讲话中等速度，边抽烟边讲，很自由，观点非常鲜明，思路非常清晰，一句就一句，绝不重复。不愧为省委的文胆。我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不久，音协要复办《岭南音乐》杂志，打算调我担任副主编，主管文字工作。省文艺办派人来连山商调。连山县委说，这人才我们也需要，并立即将我调进连山民族歌舞团任创作员。我也不知道创作什么，也没有创作什么。

县教育局长曾峰很脑火，向县委交涉，说我是县里王牌教师，连山中学教导主任，应回教育部门。很快我又被调任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前不久，前教育局的人说我当时是主任，但我一直记忆的是副主任，我的"官念“一向较差)。但局长们还是认为我上课很受学生欢迎，呆在机关是个浪费。又调我到新办的县师范学校当教导主任，并上语文课。

毕竟上帝叫我到地球上来，就是叫我来教书的。这几年我虽几经借调(假期居多)、调动，但时间都很短暂，在校教书的时间还是很多，而且教书已成为我的本能，我已经把教书当成一种人生的乐趣了。中国人信奉乐善好施，我也以乐于教人，好施文化知识于人，作为个人生活的满足感。

永和镇原来是连山县城，经陶铸提议1965年县城迁到了吉田。但连山的最高学府——连山中学一直办在永和，吉田虽有中学，但属于公社中学。1973年县委决定在吉田新建连山中学，永和镇的连山中学的改名为永和中学。

1973年秋，我是第一个从永和调入新连山中学的教师。新连山师范学校也建在连山中学校舍西边，与连山中学一墙之隔。

我在连山的最后八年，就是在吉田的连山中学度过的。教过初中、高中，还教过师范学校的学员（进修的小学教师和民办教师），也教过县办高考重点班和应届高中毕业班，对付过高考。

在连山，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深山中，生活总是丰富多彩的，这段时间也不例外。现择其印象殊深者忆述如下。

①瑶山家访。
那年我任初二一个班的班主任。班上有一姓聂的瑶族学生，十四五岁年纪，中等身材，偏黑瘦。他常说，他爸要请我到他家家访。他家住在瑶族三水乡牛蕴村。一个星期六，他说家里劏猪，他爸要请我下午就去。我怕令他爸失望，吃完中午饭就同他一起走（山区中学星期六下午是不上课的，让住宿的学生回家，拿下个星期吃的粮和菜来学校）。我们走了一个半钟头就到达三水河，河面宽才二三十米，河水却汹涌奔腾着，四周碧绿的群山夹河环绕。正是暮春时节，两岸火红的杜鹃花开得正旺，显得处处都是风景。我们过了三水桥，也不进三水圩，立即左拐，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东走去。拐过一座小山，突然有一株非常高大的野樱桃闪现在眼前，满树开着深粉红色的花，在碧绿的群山中，在明净的空气里，显得特别明丽雅洁而耀眼。好像是专为迎接我一个人的到来而开的。现在回想起来，心情还是万分激动。呵，那才是高雅圣洁的樱花呵。日后我在城市公园里，在大学校园里，在人群热闹攒拥中，看到人工栽培的成片成片的遍地樱花，并没有激动，没产生当年那种高雅洁圣的神奇的感觉，反而是感觉造作又俗气。由此让我联想到，原来很多很高雅的东西，一当被人发现，便到处复制，以为是在复制高雅，却适得其反，反而将它给弄俗了，糟蹋了。人呵，你不要随意的太自作多情，好吗？
过了三五户人家的牛蕴村，再走十多分钟的小道，便到了聂同学的家。他家在距河岸很近的一个高台上，单家独户，座西向东，依山面水，是典型的瑶家的两层木屋。杉木结构，杉木树皮顶。屋檐下向阳处挂满了玉米、辣椒、烟叶、笋干、菜干、腊肉等等。他爸妈迎了出来，头上都戴着直径大约三、四十公分宽的黑布圈成的帽状物（连山的瑶族属于“过山瑶”，以黑色为基调，男人和妇女头上都裹着布圈。不同连南的“排瑶”，妇女头发上插上野鸡毛，衣领、衣袖、裤口都有美丽的花边装饰，非常显眼）。因为头上顶着个大大的布圈，个子因之都显得较矮小。他爸一跛一跛地走近我，拉着我的手，连叫老师好老师好，裂着嘴笑。他妈则站在一旁，只是一味地瞇着眼浅笑。我看见不远处有三几个人，正在劏着一条已净毛的大猪。聂同学告诉我，这是他叔叔婶婶和邻居特地来帮忙的。
我们进了家，放下东西，聂同学端来一木盆清冽的山泉水，里面有一条新毛巾，让我洗脸擦汗，并递上一碗山楂茶让我饮。
说话过程中，我问起他爸的身体。经过一番望闻问切之后，我认为他爸是寒性风湿关节炎兼胃寒病症。这在山高水冷、天寒地冻的连山是常见病，我说可以给他开个“药方”试试。
坐了一会，聂同学提着铁桶，桶里放着一把大铁锤，又拿着捞鱼用的网兜，走过来邀我一同到山坑去捕鱼。这铁桶和网兜是捕鱼必备的，怎么又拿了这么大的一把铁锤呢？我有点不解。
我们走下山冲，泉水淙淙。沿着水溪，向上游走去，不时出现一个个的水坑，坑水清亮透彻，坑中食指大小的游鱼很多，好像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所写的“皆若空游无所依"，或"往来翕忽"，或"佁然不动"。待聂同学拿鱼网迅速下去捞时，游鱼则骤然"俶尔远逝"，逃得无影无踪，只捞到零星的几条。原来游鱼躲进石缝里了。这时聂同学把鱼网递给我，抡起铁锤使劲敲打着一块块的石头，只见很多小鱼一下子从石底下被震出来，翻着白鱼肚跃出水面。我赶快用鱼网捞，不一会就捞了不少。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铁锤也是捕鱼时要用的。
我们先后到了几个水坑，网到了很多小鱼。回到家里时，猪已劏好。我好奇地走进厨房，颇宽敞。灶是地灶，一个敞口的大铁锅卡在大灶上，灶膛里烈焰升腾。用的是整根的碗口粗的干松树木，两三根叠在一起塞进灶膛里烧。旁边的中灶正煮着饭，用的是梯体的铁锅。最边的小灶烧着水。厨房里到处弥漫着火烟，并不呛人，倒还带着淡淡的松香味。大口锅里正炒着刚切成的两指宽的、连皮带肉的大块猪肉，一小把原生海盐(每粒有筷子头粗)撒下去，发出噼里哗啦的悦耳响声，顿时肉香四溢。接着炒芥菜，也切得很粗犷，和着用刀拍碎的硕大饱满的大肉羌一起炒(这大肉羌是连山瑶区的著名特产，改革开放后远销珠三角和东南亚，还制成羌油)。煮好香菇菜干、猪杂汤后，退去旺火只留暗红的木炭，将捕来的小鱼铺开在大锅里烘干。一切都有条不紊地由聂同学的妈满利索地张罗着。
男人们在厅中间摆上大台，电灯也亮了。摆上刚做好的菜，斟上几碗瑶家自釀的水酒。我也许是太饿了，也许是那猪肉太诱人了，一连吃了两三大块。那肉香、油香很是浓郁，那连皮带肉烈火爆炒出的锅气很足的大块肉口感也特別好。酒我只能小口小口的啜，因以前在农民家里，以为这种酒度数很低，可以大口喝，殊不知连喝七八碗，最后醉倒了。
所捕小鱼经烘干，和着豆鼓，红椒，羌粒一起炒也很好吃，咬起来柔韧堪嚼，鱼干的鲜香甜美的味道尽享。聂同学的父亲、叔父、邻居男人们都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尽显瑶族男人的豪壮风采，让我真正见识了瑶胞“吃大块肉、喝大碗酒”的传说，大开了一回眼界。都说瑶胞的“大块肉”一块就有二两重，我是可以作证的。
吃饱喝足之后，男人们开始用长烟杆抽旱烟，用的是家种的烟叶切的丝。他们也用这种烟丝帮我卷了几支喇叭型的烟。我抽着这烟，感觉特别香浓顺口，才想起这里是大旭山的余脉，大旭烟可是远近闻名的。
抽了旱烟，大家再吃了一轮可口的饭菜，这才撤席。
聂同学的叔婶和邻居背着装满猪肉的背包，点燃着竹火把回家去了。我正在想着今晚第一次在瑶胞家里睡觉，会不会很不适应呢。聂同学叫我到浴室洗澡。这瑶家的浴室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地灶，大铁锅同厨房的一样，锅里正烧着一大锅热水。满室热气腾腾。旁边是一个高宽各约八十公分左右的特大木澡桶，桶的底部有一大活塞可作排水之用。桶边有小板凳垫脚。澡桶的旁边另有放冷水的大木桶，有竹管接通山上的山泉，冷水是名副其实的自来水。聂同学帮我将锅里的很热的水用勺舀进洗澡桶，要我自己用冷水调水温。他说他们自小都用很热的水烫身，抗寒抗病。我全身烫了热水，洗过澡后，感到身轻体暖。
聂同学带我上二楼一间特设的客房住。并挂好了新蚊帐，铺好了新被褥。被褥都很干爽，还有白天晒过太阳留下的阳光的气味。我这才发现这“过山瑶”(瑶族的一支)其实比很多汉族人还爱清洁讲卫生。当晚我睡了一个好觉，睡得很熟、质量很高的觉。
第二天一早，我想着聂同学爸的病，早餐后我就带同聂同学带齐柴刀锄头到山冲采草药。采到了翼核果(拉牛入石)、海风藤、五叶鸡血藤的根，还有罕见的桑寄生。回来后我叫聂同学将各种根都砍成片状，将桑寄生剁碎。叫他妈每次各拿一小撮煲猪骨给他爸吃，一日一次。
午饭后，我同聂同学带齐东西(里面有他爸送给我的猪肉，烟丝，香菇等)返校。临别时聂同学的爸一再向我道谢，说这回见到了我，对孩子在校就一百个放心了。他还是裂着嘴笑。他妈则站在一旁看着我还是瞇着眼睛浅笑。
聂同学返校后，各方面都进步很快。他爸的胃寒病也好了(这可能是那翼核果根起的作用)，风湿痛症状也有所好转。
我每想着在连山的这类家访，往往真正的收获不是美食，不是山水清气，而是教师与家长，教师与学生之间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往往能起到教育教学的其它手段其它技巧所起不到的作用，使你的教育教学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②壮乡三同。
1975年春为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写道：“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別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丶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县教育局将连山中学、永和中学、福堂中学的高中二年级(毕业班)的学生，根据学生的志愿编成为农村文化丶机电、农技、兽医等专业班。有的人数比较多的专业班还分成两个分队，分别安排到各地同工农三同(同住、同吃丶同劳动)。
我带的农村文化班第一分队，被安排在小三江公社。学生有田建辉、陈小平、张凌、邓远丹、赵秀华、虞春梅丶周伟俪、丘小明等等，分住于田心、江田、三才、江灶，马头等村，我则住班管村生产队队长家。
小三江公社在连山县南部，是壮族聚居区。我第一次带学生到壮区三同，而且时间是两个月，应注意些什么，先打听了一下。朋友说连山壮族禁忌不严，一般注意吃饭忌用嘴将饭吹凉，忌将筷子插在饭上。进山忌说坏话、不吉利的话，以免得罪山神遭惩罚。忌背着锄头戴着斗笠进家，锄头斗笠要放在门外。对老人要尊敬等等。饮食方面，要适应当地习惯。连山壮族早午都喝很稀的稀粥，也吃番薯芋头。晚上才有番薯丝饭和青菜吃。初去的人常感饿肚子，要多带点饼干去。这些我都同学生们说了。我自己也买了五斤饼干带去。
进到了生产小队（村），只见连山壮族村寨与汉族民居大同小异。多是泥砖瓦屋，屋内地面也是夯实的泥地。寨门巷门上部多成人字形建筑。装饰喜用白色和蓝色。
住下第二天，早餐后三同户队长就给我一个口径约八公分，高约四十公分的竹筒，说是用来装一天食用的稀粥的。所谓稀粥，实际是用米和木茨粉煮成的，很糊，很稀，好像饭汤一样。这装稀粥的竹筒背在身上，劳动时饿了渴了就喝几口。方便倒是方便，但抗不了饿。分散在各村三同的学生也一样，每天喝这种粥。为了保证学生的营养，我向公社书记叶英昌申请批给我们每周十五斤猪肉(当时猪肉还是要配给的)。他同意了。星期天各村学生都集中到大队来学习。学习内容无非是批林批孔和政治时事。常从报纸上找些大块文章来读，读读讲讲，倒也像是在上语文课。然后检查学生写的三同体验和学农的笔记。看是否能记下体验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精神，记下体验三同时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的生活，记下所学的农业知识。并选择写得好的寄县广播电台广播。学习完，每人有一碗红烧肉伴着白米饭青菜吃。大家欢天喜地说说笑笑，吃得很欢。
所谓劳动，无非是挑肥料到田头，种蕃薯，插秧等等。连山春插时天气还很冷，如果是在县的北部黑山，禾洞一带，田水奇冷，赤脚下田常是被冻得发痛，受不了，又要上田基来缓解，每下下上上好几次，脚才能适应这水的冷。在小三江这里春插天气并不甚冷，赤脚下田也还可适应。但这里土层薄，插秧插多了手指头也很痛。而且春插要赶季节，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当年这里的农耕生活还是很艰苦的。
我每天除了参加本生产队劳动外，还要骑单车巡视各村学生。我当时戴着一顶草帽，帽顶已裂开一个大口子，大把头发露了出来，又急急忙忙，奔波劳碌的样子，学生们见了，用鲁迅的诗:“破帽遮颜过闹市”、“俯首甘为孺子牛”来“调侃”我。我也觉得颇为自得。
针对学生说在这里被当作劳动力使用，没学到什么东西的思想，我说，文化，语文随处都有，一个村名，一纸通知，一张报纸，一句壮话，一次劳动体验，一个行为，一种人际关系，细究起来都有学问。生活是大语文，社会有大文化，只要时时事事动脑筋，就能学到东西。好像村名江灶，江是形声字，灶，用土垒，用来烧火的，是会意字。我再将刚学到的几句壮话作语法分析。又将学生写错的字:柴，攀等作拆字讲解。此木可烧就是柴，一句话将柴字的写法和字义都说清楚了。两边是树木，中间两个X是技桠，下面一只大手抓住枝桠向上爬就是攀。这类讲解都让学生一听就明，一辈子都记住。我对学生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学会观察身边物身边事身边人，并悟出某些道理来，这就是学习，学会经常动脑筋，这就能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孔子当年没什么印刷品教材，常带着学生到处去，即物议事，见事论道，走到哪里教到哪里。用的就是这种教法。他到长江边，就指着长江水，对学生说:“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讲岀一番大道理来。经我这么一说，有的学生在笔记上写着，老师的讲话，令我们茅塞频开。教师其实无小事，事事都是教育。
有一天，我住的生产队已提前插完秧，第二天可以休息一天。几位青年农民盛情邀我上马头山采野生香菇、摘野生茶叶。盛情难却，我又想难得来一次，顺便考察一下这连山南部的首屈一指的名山马头山也好。当天一早，三几个青年农民便背着前后都是布袋的搭裢，背着装满粥汤的竹筒，带齐锑煲，碗筷和一小捆松香，干柴。我同他们沿着陡峭的山路一路上山。
远远望去，这马头山确甚奇特。连山的北面多为泥山，南面多为沙石山。唯独此马头山主峰却全由巨大的有棱有角的巨石错叠而成，远望形似奔腾着的骏马的马头。我们不去主峰而是拐入密林深处的山腰。这里山毛榉科(同板栗同科)的树很多，当地人叫勒木。有的砍倒下来任其腐烂。我们走到更高的一大堆烂木散落处。大家坐下休息，只见烂木树干上密密麻麻地长满了大大小小的香菇。有人开始砌灶烧火放下锑煲，有人从大堆的积雪中捧上干净的白雪放进锑煲里烧水，有人开始采香菇了，随采随抖净放进煲里。一下子一大煲野生香菇上下翻滚，只放了一撮盐，其他的什么都没放，只是清水煮香菇。大家开始吃了，当我端起壮族青年给我盛出的一碗热气腾腾的香菇汤，迫不及待地呷了一口时，好像从齿颊到舌头到整个喉咙的味觉神经都被唤醒了似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前所未有。也来不及细细品味，而是尽情地吃。吃完天赐地奉的原生态香菇后，我恍然大悟，过去吃过的生香菇(味太淡)丶干香茹(味不纯)都是白吃的。这次吃到的才是真正的香菇，我又一连吃了满满的两大碗，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在那天寒地冻的天气里，在那绿树环绕的山野中，吃着那热气腾腾的，那嫩滑，醇香，甜美的新鲜香菇，喝着那清香可口的香菇汤，大家可能想不到，在天地之间，吃的这样的一碗生滚的香菇，却是这样的让我魂牵梦萦了一辈子呵！
吃完后我们开始采香菇和摘附近长在大石边的古茶树的叶芽。直到每人的搭裢都装得满满的，才兴冲冲地下了山。
在小三江壮乡生产队劳动了两个月，按计划我们要回学校了。离开生产队前我们学习解放军，将住地及附近环境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农民们也热情地欢送我们。在小三江车站坐上回吉田的班车，少男少女一路高歌，欢乐地回到了学校。

连山县1975届高中农村文化班结业前师生合影。第三排中间的四个教师（从左至右）是张育豪、黄光林、刘清涌和陆如辉。

③教高考补习班和高三毕业班

文革结束后，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是恢复高考。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一年半的高考，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时间，各省命题和组织考试。全国统一招生，以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同年10月21日中国各大媒体公布了这一消息。一个月后即恢复高考，举办“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

这就是1977年冬季高考，在12月10、11日两天举行考试，1978年春招入大学的那一届。这届高考时间匆促，县来不及组织考生补习。
1977年冬季高考，仅广东省就有100多万考生报名。由省自主命题，开卷考试。由于考生太多，完成高考后，分地区组织阅卷。连山教育局挑选了资深的老教师18人参加韶关地区的阅卷工作。我参加了语文阅卷组的阅卷。

1978年春，县教育局在连山中学开办了文、理科两个县办高考重点班。主要是连山中学和小三江中学的高二应届毕业生，也有少数往届的毕业生，并从全县选派最强的教师任教。他们有数学教师李惠民(中大毕业)，物理教师朱杰威(暨大毕业)，化学教师虞峻琪(华师毕业)，政治教师钟伯阳(副校长)，历史教师朱忠民(暨大毕业)等，我也被借到重点班教语文。文科班和理科班分别由朱忠民和朱杰威任班主任。

1978年县办高考复习文科重点班全体师生与领导留影。

照片上第一排老师有（从左至右）彭国忠、钟伯扬、邱可卓、周洪年、吴珊瑚、刘清涌、朱忠民老师。

1978年高考复习县办理科重点班全体师生与领导留影。

第二排男教师（从左到右）是朱杰威、钟伯扬、邱可卓、周洪年、李惠民、刘清涌老师。

1977年高考评卷工作结束后，连山县组织全体参加评卷的教师赴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并到武汉一游。

连山县参加1977年冬全国统一高考招生评卷的18名教师，1978年初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的留影。（朱忠民老师拍摄）

从左至右：覃忠仁、苏杰昭、钟伯扬、陆如辉、刘清涌、陈平、颜新腾、杨诚文、陈摩人、刘添元、宋思寿、冀世清、陈仲英、陈干通、肖宝珍、朱杰威。（缺池维东）

连山县参加1977年冬全国统一高考招生评卷的18名教师，1978年初赴湖南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的留影。

他们是（从右至左）

站者：钟伯扬、刘清涌、宋思寿、颜新腾、池维东、苏杰昭、杨诚文、覃忠仁；

坐者：刘添元、冀世清、朱杰威、朱忠民、陈摩人、陈干通、陈仲英、肖宝珍。

（照片缺少陈平、陆如辉两人）

1977年高考，连山有不少知青被大学录取，如钟宁宁，林君良分别考上焦作矿冶学院（后到中国矿冶大学读博）和华南师院等。连山中学在读的高中学生也有参加高考后被大学录取的。我知道的就有陈小红（满族、被广东民族学院录取）和莫丽华（壮族、被湛江医学院录取，后到广州中山医学院读研究生，并到美国哈佛读博士）等。

1978年县办高考重点班的学生全部住在连山中学学生宿舍，集中管理。从3月到7月进行高强度的复习(一般节假日也组织学习，有学生回忆说，因为“五一”晚上去看了一场电影被发现，要写检讨)。短短四个月的复习，效果显著，这年文理两个班共考上(含考上民族学院的)20多人（少数民族学生按政策规定有加分），这在连山可算是大丰收了(当年全国的录取率大约在百分之五左右)。张伯伟就是这届考上一军医大的。

这批学生中最苦的是来自福堂、小三江公社的农村的应届生，这些学生当年只有十五、六岁，从家到学校要自己背着米和咸菜，徒步走二三十公里山路和公路，每个月至少要来回一趟，有时还要走夜路，其艰苦求学之路可见一斑。
其中有一位名叫杨作毅的壮族学生，家里很穷，来自小三江公社最南边的山寨赤泥塘村。这个村我七十时代初曾经去过，带学生参加春耕支农。有一天白天劳动了一整天，已经很累了，生产队长还要求晚上十点后开夜工。我以为不会有多少人来的，殊不知来的人更多。田基上插着竹火把，进行夜插。到半夜时有人抬来一大桶粥，大家各拿着碗排队领粥。原来白天已干到这么累，晚上还来开夜工，就是为了这碗粥。从中可见，这是个穷山村哦！

杨作毅后来告诉说，在学校读书时，因为没有菜下饭，有时还要捡別人吃剩的菜，用口盅储存起来分餐吃。他当年学习很刻苦，人很聪明，参加一次高考就考上华南师院化学系。九十年代加盟立白集团创业，后来成为立白的总工程师，还被评为国家级的科技标兵。他说当年他语文基础很差，基本靠那四个月的补习，才掌握文言文的翻译和释词，并掌握了应试作文的套路。当年考的作文题是应景时文《大治之年气象新》，此类内容补习时也写过，所以考得很顺利。

　　这是连山中学1981届一个毕业班的毕业留影。

第二排坐的教师是（从左至右）吴珊瑚、刘清涌、叶家强、黄天成、黄成法、杨德今、朱忠民、朱杰威、彭国忠、陈干通。

1981年暑假，我也参加了广东省高考评卷工作，还担任了语文评卷组的总组长。除了参加评卷外，凡是在评卷中遇到疑难问题，都要提交到总组长这个层面上来。我记得有一个考生的作文被一个老师评为“0”分。而另外一位老师却评了“80”分（一篇作文安规定是要经过两个老师评分的）。为什么差别如此大？
当年的作文题目是《毁树容易种树难》，该考生写的是对“文革”的看法，在否定“文革”时，也用了一些过激的语言。一个老师认为有对共产党的不满的嫌疑，“立场”有问题，所以评为“0”分。另外一个老师认为，该文文笔流畅，写的是事实，主要是批判“四人帮”的，虽然比较偏激，还是认识问题，可以给高分。经过几个组长的分析争论，也难以统一意见，最后我表态以折衷办法处理，给了个“及格”分。大家也只好同意。这个考生最后被大学录取否我不清楚。但我知道高考中，成绩被误判的情况也是难免的。

1980年9月至1981年7月，我又在连山中学担任高二毕业班的语文课，对付高考。这个班学生普遍语文基础差，时间只有一年，必须有的放矢，因材施教，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
我首先模仿高考模式岀了一套题给学生做，了解学生的语文情况。结果大部份学生不及挌，没有优秀的。其中有一个叫孙明忠的学生只考三十多分。他爸是本校的数学老师很是焦急，当晚带他到我家，说他这孩子数理化成绩都好，特别是数学测验很少低于九十分的，语文就是差。我叫他爸放心，凭我的教学经验，数理化好的学生语文很容易教，我向他爸保证可教到他高考语文及格，加上他数理化优，可上本科。后来他高考语文考了74分，被广东工学院录取了。毕业后又到北京读研究生，后在广州电脑行业从业。我退休后在广州，他很感谢我当年提高了他的语文成绩，送我一台电脑，后手机流行，他又送我一部手机。像这样数学很好，语文不行的学生，我还指导过永和干校的子弟李勇，后来他语文成绩也上去了，考上了中山大学物理系。前些年见到他妹妹，说他哥现在美国工作，还不时提起我对他高考语文的辅导。 高考任务重，准备时间紧，我在教学上有针对性的采取了三项措施。

（1）归类比较，教新温故，一览子教，一览子学。
高考不是只考毕业这一年学的，而是联系到整个中学阶段学的
知识一起考，所以要教新温故，归类比较。如讲《中山狼传》“性贪而狠”中的“而”是连词，表并列关系，就联系到其他课文中的“而”，《张衡传》的“机发吐丸，而蟾蜍銜之”(表承接关系)，《劝学篇》的“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表递进关系)，《促织》的“超而忽跃”(表修饰与被修饰关系)，《马说》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表转折关系)，《冯婉贞》的“诸君而有意”(与"如"通，表假设关系)。如将各种知识点进行排查，这几年未考过的知识重点教。

（2）群学群议。
为了提高课堂上学生的兴奋度，我在课室旁墙和课室后墙上挂了五六块小黑板，加上前面的大黑板，每岀一道题，如古文翻译，叫七八个学生在黑板上译，其他学生在原座位译。互相比照，对错自知，而且印象深刻。教作文也一样，出一道题叫他们各在黑板上在座位中，理思路，列提纲，比照互补，打开思路。让学生整堂课都处于兴奋的状态，不让一个学生有开小差的机会。

（3）进行智力、能力的训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
写记叙文启发学生设身处地地想像，写议论文启发学生对材料的分析，在分析中立意，命题，写说明文教学生编说明的程序。当年的作文考题是《毁树容易种树难》，学生一般都能分析岀创业难，守业更难或破坏容易建设难的题意，并顺此思路去写，一般都不会跑题。
对付高考的教学，我重在课堂质量上，只用每周的5节课教，不占用早读课和晚自习课，因其他科任务也很繁重。经过尽心尽责的努力，我教的重点班语文高考平均分为62点多分(百分制)，在韶关地区中据说仅次于北江中学。这年高考在其他各科老师的共同努力下，连山有七人考上大学。而当年这个级初中毕业时，最优秀的被选到北中读的4个学生中，据说只有两个考上。


在连山中学，中后期的教学中，与学生交往甚欢，其中不乏可回忆者，限于篇幅，仅举数例以代表之。

（1）唐德亮，连山上草唐村上沙水村人，瑶族，岀身特贫苦。他1973年从上草进入永和中学读高中时，我正好从永和调吉田新开办的连山中学任教。待到77年我协助县文化局编辑《连山文艺》时，一次在阅稿中，发现他是少有的有文学天分的作者，即约他到舍下见面。只见来者是一个身材偏小，眼光深邃而不失睿智的大少年（1975年高中毕业），心喜之，随将其作品编入《连山文艺》，从此与之来往较多。
他后来考入连州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主编了《蜜蜂》期刊，及后来与县文化局吕杰汉合编《春草》刊物向我约稿时，我都满足其要求，给予稿件。
82年他考入韶关教育学院中文系函授学习，我时任韶关教院中文系主任后为副院长，算是我的学生。他文学感受力比我要强。其后他文学创作突飞猛进，成为地区一级极少有的国家文学创作一级作家(正高职称)，是全国著名的瑶家诗人。他送我多部诗集和杂文集，他的诗立意高远，感情澎湃，想像力极强，遣词造句多有奇思妙想，不愧为广东鲁迅文艺奖的获得者。他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针砭时弊一针见血，颇有鲁迅之风。迨至他任《清远日报》副刊部主任与副总编辑时，常向我约稿，我的多篇教育随笔、诗歌、讲饮讲食，乃至在北京给江泽民同志谈兰花等稿件，都是经他手发表在《清远日报》上的。我们之间话较投机，成为莫逆之交。他为人老实本分，不巴结，不邀宠，全靠本事上进，最近在报社副总编辑位上退休。

（编者注：唐德亮简介——广东连山上草沙水人，1958年12月生，瑶族，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作家，广东作家协会理事, 广东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 广东作家协会高级职称评委库专家，广东作家协会文学奖评委库专家，多次任广东文艺精品扶持、广东新闻奖、广东报纸副奖评委；清远市文联副主席，清远日报原副总编辑，清远市作协原主席，系清远市第六届人大代表，清远市第四、五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1983年以来，已在《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民族文学》《光明日报》《当代》《十月》《文艺报》《中国作家》《花城》《星星》《诗国》《诗潮》《诗林》《绿风》《扬子江诗刊》《诗探索》《黄河》《清明》《红岩》《时代文学》《萌芽》《作品》《创世纪诗刊》《美华文学》等国内外200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两千多篇，出版诗集8部、长诗1部,散文、文学评论、杂文、小说集各1部，个人诗集《南方的橄榄树》获第八届广东新人新作奖、诗集《苍野》获广东作协主办的第七届广东鲁迅文学奖，长诗《惊蛰雷》荣获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全国评选特等奖，两次被儿童文学杂志评为“全国十大魅力诗人”； 2017年在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活动中，被评选为 “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2019年被国际诗人笔会授予“中国当代诗人杰出贡献金奖”；文学评论集《文学的烛照》被《作家报》评为第12届作家报杯全国优秀文艺作品大赛金锐奖。共获各种奖70余次；有近百篇作品被《中国文学年鉴》《新华文摘》《青年文摘》《作品与争鸣》《诗选刊》《散文选刊》《杂文选刊》等转载，诗作入选《中国百年新诗选》等200多种选本以及《大学语文》教材与小学语文课标读本，多篇散文、杂文被选作多个省市中学语文考试试题及高考模拟试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等100余家报刊发表200余篇关于唐德亮的评论，内蒙古师大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中心编选的研究评论唐德亮的《唐德亮研究专集》于200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被《文学自由谈》选作封面人物;《中国诗歌通史》《中国诗歌三十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改革开放与广东文艺40年》以及《岭南现当代散文史》等多种文学史著作对其有专节评介论述。）

（2）叶治洪，出生于1954年武汉发洪水之时，故名。其父叶作舟为高分子化学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南化学所领导干部。
叶治洪于1970年随其父到连山永和干校，遂进连山中学读高中。其人颇少年老成，热诚刚毅持重。后创办穗科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成为全国同行百强企业之一。他不忘故土，决心为连山人民办点事，租下五千亩荒山，广栽优木名卉，建成穗科粤西北植物园，成为连山风景区之一。建园十多年来，他经常到我寓所切磋计划，一草一木，一亭一廊都考虑周到，可谓殚精竭虑，玉汝于成。他尊师精神有加，我也尽力助其建园。

（3）邢大成(邢伟)，中南局上草五七干校子弟。教过他多年，聪明睿智，高个子，气质风度俱佳。有幽默感，每模仿各教师讲课的情态，维妙维肖，引得座中哄堂大笑。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在校期间我曾到四川歌乐山看望他，他陪我玩了一天。毕业后供职于广东省检察院，颇受领导赏识。可惜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他为人重感情，大方豁达，谈笑间每有创见，格局颇大。与我常有来往，其弟邢小平也是连山中学1973届高中毕业生，与我也很熟络。

（4）钟宁宁、钟真真(连山中学校长钟伯阳的两个儿子)。宁宁我教过多年，高材生，75年连山中学高中毕业，后到县“五四茶场”知青。77年恢复高考就考上焦作煤炭学院，后到中国矿业大学读硕士、博士，留校并成长为博士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一次他从澳大利亚交流回国，路过韶关来教育学院拜访我，当时我在写《奇石大观》，向他请教一些矿物知识。他提议书写好后，他请他的导师科学院院士给我作序。他的尊师热诚可见，但我不敢贸然掠美。之后还见过一两次。他弟弟真真也为高材生，连山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取韶关北江中学，1980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现在全国人大任职（司局级）。两兄弟都非常出色，成为连山中学师生的骄傲。

（5）卢德寅，何先棣，同为小个子聪明的优秀学生。卢为永和白沙村人，考上广州外国语学院。后调北京从事外事工作，派驻北欧。有几次从国外回，特地来看望我。一次他送我一大包从国外带来的咖啡，我要他留下电话，他说有纪律不方便。他干的应是涉密的工作。何先棣家住永和圩，他读书时我常到他家，同他家人也很熟。他考上医专，毕业后在海南白沙县当医生时，我出差海南去看过他，后来听说已调回连山。

刘小华，上草五七干校子弟。读书时很矮小(现在颇高大)，坐在最前排，人很聪明。我上课时常提问他。后从事外贸工作，移居加拿大，在深圳上海都有业务。每次回国时都要找我吃饭聊天，或在深圳或在广州，颇有缘分。

（6）黄志任，大富黄屋人。文革开始，他读初二，才十六岁就很会劳动。笑容可掬，老实腼腆寡言。连山有的是木材，那时正大兴做家私之风。一个星期天他叫我同他到大富一座山中，在密林中我们找到了一颗野生的杉樟(枫荷桂，优良木材)树，高七八公尺，胸径三四十公分，高耸笔直。他把树砍下，锯成三四段，在山上放干。几个月后他又利用两个星期天，两次用板车将木头运到永和镇化工厂我家中。像这等劳动强度大、又很麻烦的事，我是断不会叫学生干的，是他非要帮我弄些木材不可，而且他以此为乐，我也就接受了。我叫木工将这木材做成两个大衣柜，很好用。志任读书不多，后来做实业。我到韶关教育学院后，有一次他带她女儿为读韶教事来找我，还是腼腆寡言。我建议他女儿读生物，毕业后她女回到连山任教，表现很优秀。在连山像他这样父女或父子两代人先后同是我的学生的有好多个。

（7）许政民(上草五七干校子弟)、黄志山(连山人)同为负责任，办事能力很强的学生干部。黄后来当了副县长。同他们经常有来往。

（8）关洁仪、关洁明，关洁贞，三姐妹都是连山中学我的学生。关洁仪爽朗大方，短跑运动员，同台演过大型话剧。后来关洁仪、关洁明都是连山中学教师。现在深圳居住，常常见面。

（9）1975届的才韶（父亲是解放初期分配到连山的“南下干部”）有领导才能，品学兼优，和蔼谦恭，温厚持重。在连山中学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带头到福堂公社芦鹿大队落户，成立了知青点，是广东省的先进典型知青点，本人被评为广东省先进知青。现为珠海税局中层干部。林君良(聪明好学，热诚好义，在深圳从事律师工作)丶田建辉(热情好学，勇于任事，重友情，尊师长。现在惠州)，林绮琳(林家另有其姐林绮文、林绮旋，其弟林超雄，都是教过的学生)，还有张凌丶费柳波、张波丶曾勉、周桂英、周桂兰、陈坚、马志坚、陈金蓉等同学，我都记忆犹新。

（10）1981届的禤国民(好学聪明，少时即以口才很好而闻名，重感情，负责任);孙明忠(前面已记述),罗大庆(其父母均为县局级干部，大庆经自学创业而跻身著名房地产企业高管，难得);陈小青(热诚，勇于任事，在深圳因长期组织义务献血，成为全国义务献血的“女状元”，而成社会知名人士)等。

（11）干校子弟胡强丶胡忠丶万幸 (上《愚公移山》课时，提出不如移屋者)、张基建(郑州大学宣传部任职)丶蔡向凡丶张建明、迟华(曾当过湖南省委书记秘书).陈小曼、陈小雅(文化工作者)丶刘小平(在广东卫视工作)丶王路放、陈贵康、肖放鸣、赵兵(同为小个子聪明又调皮者)丶吴亚平、刘云英等等，都是现在还有联系的学生。

（12）谭栋材，高材生，其父在连山邮局工作，当年我私人邮件几乎每天都有，杂志社报社的，北京广州的都有，直写连山县刘清涌收也可收到，因之同其父很熟。栋材后中大毕业，在广州电子行业当技术高管，时有来访。

师生情，朋友谊，都有。沧海遗珠，在所难免。也在人生中留下一笔幸福的记忆。

④1980年3月被评为广东省第一批特级教师

这是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广东省中小学特级教师证书》。

197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公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当时经十年文革的折腾，百业待举。邓一复出就抓科教，一时科教兴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遍全国。邓在一次同国家文教部门领导的谈话中，针对文革学校教师被贬称为“臭老九”的情况，说要尊师重教，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又说有些教得特别好的教师可评为特级教师。教育部长刘西尧立即开始在全国展开评选特级教师的工作。

1978年5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郑重公布了北京市景山学校郑俊选等三位教师为全国第一批特级教师、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评选特级教师的意义。很快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展开特级教师的评选工作。

这项工作广东省教育厅是在1978年夏季开始进行的。先由各市县区推荐，小县推荐一人，大县区可推荐两人。根据下面推荐上来的几百人的名单由教育厅筛选，确定重点，再派几个专家组到各地去考察核实候选人情况。

据当年曾参加专家组考察的赵清华，肖怀，陈兆集事后告诉我，考察组专家由教育厅教研室，教材编写组，《广东教育》编辑部，人事处的专家与干部，和广东省教育学院的教师，以及广州市教育局的专家组成。分三路到全省各地考察。赵清华(国家翻译，当年下放在省教育厅教材编写组编写英语教材，外省人，年龄较大，德高望重)带领的组负责粤东、粤北。他们从广州岀发先到惠阳地区，再到汕头地区，梅州地区。到韶关地区时，大家都已经很疲劳了，这里又被认为没什么重点候选人可考察的了，有的专家已放弃考察回广州去了。组长赵清华看考察名单中还有连山县的一个，连山是个少数民族县，他没到过少数民族地方，提出要去。结果剩下两三个人，就由韶关地区教育局人事科长吳金铃陪同到了连山县。

他们到连山的第二天，就将我叫到县政府座谈，彼此都很生疏，由县教育局的同志作陪。专家们问了我对教育，对语文教学的一些看法。我都一一作了阐述。特別是关于语文教学方面阐述得较多。因为他们问的有些问题，我已思考过、也写过文章发表过，胸有成竹，一套套的说出来也较自信。座谈休息时，我听到他们在一旁嘀咕着，走了这么多地方，还没见过有这人像他说出这么多的东西。

恢复座谈时，他们问我:听说你写过一些东西，能否拿些来看看。我说好，我就住在县政府，就去拿。我随即拿来载有我文章的几十本杂志和书籍。其中一位专家检出一本《文章讲析》来，说这书是我们编的，好像有你的一篇。我说有三篇。他说我们编这书时，规定一人只选一篇的。我说有的文章发表时，用的是笔名。我随即翻开书指着这黄奔，李华茂的也是我的。他们笑着说，这算不是考核的考核啊。他们挑选了几本，说这么多看不了，这几本我们带回去看。

下午开师生座谈会，征求对我评为特级教师的意见。第二天是听我的课，那时我正讲到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多年已教过好多遍了，全文都能背岀来，教得颇为顺利。

专家组走了之后，几个月没有什么消息，我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我想，反正全省这么多名师，不会评到我的。

后来听肖怀教授(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说，在讨论我时争论颇热烈。考察组长赵清华力挺我，认为我有真才实学，坚持要评上我。有的人却认为第一批特级教师，要评名校的知名度高的教师，像北京景山学校那三位的，才有说服力。连山这么偏僻，这教师沒多少人认识(当时我已在连山雪藏了二十年，广州也没多少人认识我)，评上影响不大。有的甚至说，你说在连山听他的课讲得好，你让他到华师附中去讲，看他能讲得怎么样。教育厅领导看分歧这么大，为慎重起见，决定派第二批专家考察组专门到连山来考察我。

临近寒假，连山已是雨雪纷飞，滴水成冰的天气，第二批考察组在陈兆集(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教写作课，后转到教育厅任《广东教育》编辑室副主任。)的带领下来到连山。照例找我座谈，召开师生座谈会，第二天听我的课。这回我讲的是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那课文开放式的结构我很有心得，也是写过文章的。天寒地冻中还是教得颇顺暢。

本来考察组听完课后，第二天就要回广州的，可是冰雪越下越大，大雪封山，班车停开了(当年连山比现在要冷，每年总有一两次大雪封山，班车停开的)。考察组走不了，只好留在这里，每日由教育局同志陪，我沒课时也来陪，谈话多了彼此更多了解。他们认为我读书多而杂，知识面甚广，且能融会贯通，什么问题都能说出个道道来，很欣赏我。陈兆集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考察记，题目好像就叫《焚膏继晷，饱学真知》，后来发表在《广东教育》上。

第二批考察组走后，1980年新年过后，有一天晚上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即播出广东省评岀第一批特级教师的名单，共17名，内中就有“连山中学刘涌清”。连山有干部还以为是广播员误把连州中学(当年广东名校)念成了“连山中学”，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县教育局来问，当被确认是我县的刘清涌老师时，还甚感惊奇。

教育局几个搞业务的确信是我，我听了广播也确信是我。但那时我已经历过不少人生的甜酸苦辣了，已有些宠辱不惊的心态，当晚我也不会激动得睡不着觉，而是平静地睡了。

1980年3月13日我在省政府礼堂同其他特级教师一起，接受省委书记习仲勋的颁奖。除了特级教师的证书外，还有100元的奖金，还发文提一级工资。当天省内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一消息，并登出颁奖仪式照片及17位特级教师的单独的头照。尊师重教，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

从此，我便顶着特级教师的桂冠，时时勉励自已要负担着更重的责任，干着更多的工作，才能对得住这么个尊荣。

这次的省第一批特级教师的评选，七八十万教师中评岀十七名，我至今还不敢相信，我就是那七八十万中的十七名最优秀者。我长年累月的坚韧不拔地学习着、工作着，并没想到有一天能得到这个，现在却意外的得到了，我感慨万千，本能的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么一句话:一心只想着成功的人，往往却收获了失败。一心只想着学习、想着干事的人，往往却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成功。

（5）连山感怀（23年半的小结）

我从一九五八年春到一九八一年秋，在连山一共渡过了二十三年半的岁月，差不多绝大部分的青春年华都在连山渡过。有学生说，我为连山培养了大批人才，对连山贡献很大，连山人民应该感谢我。

我认为，培养人才是社会和学校共同完成的大事，我只不过是在连山曾经认真工作过而已。倒是在这个时期，连山在很多方面造就了我，成全了我，我更应该感谢连山各族人民的厚爱，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言。

事实证明，我当年来到连山，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的选择是正确的。说实在的，在连山工作我感受到了连山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让我没有碌碌无为度过宝贵的一生，而成长为有所作为的一名人民教师。

我认为连山对我的好，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连山人口很少，少了繁华都市的人际交往，领导和同事关系也相对单纯，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周旋和应酬。山区也没什么文化娱乐活动，连电影都难得看上一场。这样使我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读书、写作，有了知识积累与练笔的大好机会。

其次连山地处偏僻的粤北山区，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也比较少。当外地各种思潮泛滥成灾时，连山只是受到些许波及和影响（往往来得迟，退得早），时间也不会长久。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个人也只是受到一时的冲击，而且很快就过去了。对我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让我有较多的时间静心学习与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第三连山空气好，水土好，食材好。这对于我患过肺结核病和痛风病，身体孱弱的人来说，是个康复的好环境。当年连山，除了那两三年大饥荒之外，市场每逢墟日都有新鲜的野生动物卖。那时人们还缺乏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山猪，黄猄，石羊，穿山甲，果子狸，芒鼠，水鳖，鹧鸪，斑鸠，雉鸡，银环蛇，眼镜蛇等等野味，我差不多都多次吃过。没广州的海味却有深山的山珍。这些野生动物如烹调得法，完全不逊于海味。更不用说，每天吃的大米都是本地产的优质品种。所以说是连山的好空气、好食材滋养了我的身体。

在广雅患肺结核时，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班干部陈绍凯来找我，看到我那瘦弱的身体，他脱口而出，说我可能活不到三十岁。十多年前他在汕头市达壕区党委书记任上退休，来广州玩，见到我时，他说他想不到我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身体的这一转变，大概也有连山食物的一份功劳吧。

第四，我在连山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还获得了莫大的政治荣誉。1979年底的一天，县委副书记李国新来到我的宿舍，说县要成立政协(以前连山县无政协)，要我作为民主党派参加政协当个副主席。他知道我已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正在办手续中。他劝我不参加中共改入民主党派。其实我在广雅时就已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共。只是以后的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躭阁了。现在要我改变初衷，我不同意。他也不勉强我，说现在工作需要，你暂不入党，先以无党派人士当政协副主席，保留你入党的材料，以后政协不需要你当副主席了，你再入党吧，我只好服从组织安排。

1980年9月连山县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我当选为政协副主席。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政治生活中开始初露头角。连山中学还有两个教师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他们是杨子兰和彭国忠老师。还有郭风祥老师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虞骏麒老师当选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在连山我从一个普遍的中学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并当上县政协副主席，为我后来的工作“更上一层楼”，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后来我调到韶关教育学院，连山材料转来后，我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暑假，华南师范学院在省政府支持下，筹备创办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登报公开在全国招考研究人员，我去报考并被录取。这样开启了我离开粤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机遇，一个崭新的工作天地即将拉开序幕。

连山，我永远怀念着你！

连山阶段的二十三年半的人生回忆就到此结束。

第二部分完

2019年10月10日完稿于广州

编辑整理于2020年7月10日

编后语：我同刘老师在连山中学同事了十多年，可以说我是《刘清涌回忆录》的第一个读者。刘老师在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他每每写完一篇文章或者一个段落后，就在微信里发给我阅读，让我帮他整理编辑。这样，前前后后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编辑修改。终于完成了回忆录的前两部分。为了方便让更多的朋友和学生能够看到他的回忆录，得到刘老师的同意，就在我的美篇专栏里发布。仅此说明。

编辑人：朱忠民 2020年年7月10日于新西兰。

下接：刘清涌回忆录（2）

第三部分 在韶关 ，

第四部分 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