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往事(四)下乡务农篇

文东耀

陈年往事(四)

下乡务农篇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在石家庄一中上了三年半高中。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没到月底，我们被注销了城市户口，要到农村当农民去了。

当时，我们家正在遭难。父母都被打成“走资派”，很是狼狈。我父亲提出让我回故乡河北省容城县北河照村插队。理由是故乡有我的亲戚，可以关照我。怕我集体插队受歧视，受欺负。于是，我于12月28日，独自一人，背着行李，踏上了回故乡当农民的路。

当我到容城县政府报到时，门卫把我支到了一个挂着“遣返办”牌子的办公室。当我得知，那时县里还没有“知青办”，我们这些知青，归“遣返办”管。心里很不是滋味。“遣返办”的工作人员对我们拍桌子跺板凳，吹胡子瞪眼地一顿好训。完全把我们当成被遣返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回到故乡，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开初两三个月，我寄住在一位堂兄家里。虽然堂兄一家都对我很好，但总觉得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不久，我搬到父亲早年住过的两间土坯房里。房子很破败，有的地方还透风。劳动工具如铁锹、锄头等全得自己购置，生活用品就更不用说了。我真正是白手起家，一贫如洗。

那时，乡亲们也不了解我，把我当作个外来人。更有甚者，有些人把我当作四类分子看待。把最脏最累的活，诸如掏厕所、起猪圈的活派给我干。有的人认为，我们这些知青，就是下来接受改造的。还有的人认为，我们没能给他们带来钱，带来物，带来好处。来了还要分一份口粮。凭什么还迎我们？

闯过劳动关

记得第一次去生产队劳动是撒糞。二百多米的地头，每人撒一趟糞。一趟有几十堆，每堆都是一大车。其他男劳力常年干庄稼活，轻车熟路，象玩一样，撒得又快又均。说笑着把活就干了。而我跟本没有干过农活，显得很笨拙。新铁锹又使不惯，只能咬紧牙关坚持。这一趟糞撒下来，我的双手磨起了七个大血泡。疼得我双手直哆嗦。还不敢让人知道。还不时地听到其他人的议论:“白长那么个大个子，真没用！”那一幕，使我终生难忘。

第一年麦收拔麦子，秋收割谷子，砍玉米秸，全生产队倒数第一的，必然是我。那时我干农活，真的比不了一个体力最差的妇女。我很感羞愧。经过锻炼，第二年，我就能跟上中等的男劳力了。到了第三年，我就具备了向任何强壮男劳力挑

战的资格了。到此时，再也没有人讽剌讥笑我了。每到麦收、秋收交公粮时，我带头扛着240斤的麻袋，上粮库的跳板，上到最高处。连粮库的工作人员都对我挑大姆指。我也真正地从一个城里的学生，蜕变成一个合格的农民了。

自学针灸义务为乡亲们治病

到了春冬农闲时，乡亲们整天闲得没事干，不是推牌九，就是打纸牌，再不就是吹牛，侃大山。我觉得，我这个读过十二年多书的人，不应该昏昏沉沉，虚度年华。总应该为乡亲们做点什么。

经过近一年在农村的生活实践，我了解到六十年代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

广大农民，还是很贫穷困苦的。面临的是缺医、少药、没有钱。我们公社二十个村，公社卫生院只有三个医生，而且还是老弱病残。公社卫生院的药少得可怜，只有去痛片、阿斯匹林、安乃近几种药片和安痛定、百尔定几种针剂。农民一家苦干一年，分不了几十元钱。能分一百多元钱的，就觉得很不错了。农民得了病，没有钱治，只能扛着。扛不过去了，就只能等死。这样的社会实情，使我萌生了学医，为乡亲们治病，为他们减轻或解除病痛的想法。

我的两个伯伯，生前是我家乡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中医。我回乡时，他们已经去世多年。他们的后辈儿孙，没有一个对医道感兴趣。于是我把他们遗留下来的医书搜罗来看。经过研究，我认为，针灸是治病最好的办法。几乎没有什么本钱，仅用一些针灸针，就可以治很多病。真是太神奇了。

于是，我买了一些针灸针，在自己身上试针，体会针感。不久，赶上部队医疗队推行“新针疗法”。我又想办法买了几本小册子，开始自学针灸疗法。

有一天，我正在看医书。一位比我大十多岁的乡亲来串门。他看到我一边看书，一边用针灸针扎自己。他说“你这样学不会针灸。”我问他:“怎么样才能学会?”他说“你得给别人治。”我说:“我又不会，谁能让我治?”他说:“我就让你试手。我后背肩胛骨那儿有一个疼痛点，有段时间了。就象钉着个小钉子，难受得很。挠痒痒不解决问题，你给扎一下试试。”于是，我大着胆子，找准了疼痛点，扎了一针。过了一会儿，没想到拔下针后，他活动了下胳膊，居然说不疼了。我感到很震惊。同时感到了针灸的神奇作用。

从此以后,我摸索着给乡亲们治腰腿疼、头疼、牙痛、肚子疼等。随着不断地

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我竟然学会了用针灸治疗许多疾病的方法。我下乡七年，为乡亲们治了六年病。我们村先后有二三百人接受过我的治疗。我总是说，我是用乡亲们的血肉之躯学会针灸的。因此，一开始，我就给自己定了三条铁律:第一不收费。第二不收礼。第三不吃请。这三条，我坚持始终。另外，无论求治者亲疏，一视同仁，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有一天的后半夜，有人急切地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同院的堂兄。他说:“你婶子说，她肚子疼得厉害。现在己经说不出话来了。你快去看看吧。”我马上过去了，上前一看，老婶子只有上气，没有下气。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很是危急。我上手在她腹部—摸，摸到六七块鸡蛋大的硬块。我对堂兄嫂说:“老婶子这是肠梗阻。这种病我没有治过，没有把握。再说老婶子已经七十多岁了，身子骨又弱。只怕是针扎下去，拔不出来，就可能不行了。”堂兄说:“现在深更半夜的，我就是当下套车，送她到县医院，十五里地，一路颠簸，到不了县医院，肯定就没救了。现在只有靠你了。你给下针救救她吧。就是没效果，我们也不会埋怨你。”看着他们那急切期盼的眼神，我只好冒险下针了。半个小时后，看到老婶子出气也渐渐地平稳了。气色也好多了。我嘱咐了几句，就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过去看望。老婶子睁开了眼，拉住我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我摸了一下她的肚子，包块没有了。她说，刚才放了几个屁，又拉了不少屎，现在好多了。之后，老婶子竟然又活了好几年。

这是我第一个用针灸方法，治愈肠梗阻的病例。之后，我轻车熟路地又治过三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知道，这种病到医院，只能开刀，麻烦可就大了。

有一天中午，吃过饭。我走出大门，看到一位大嫂在我门前转。一脸期盼地看着我。我问:“嫂子，你这是怎么啦?”她说:“我牙疼得厉害，实在挺不住了。才来找你。又怕耽误你休息，不好意思进去。”我二话没说，把她领进了家。马上给她扎了几针，立即得到了缓解。后来她对我说:“自从那次扎了以后，再没有牙疼过。真不知道怎么谢你好。”我说:“那是你该好了。不用谢我。”

记得是1971年，堂嫂突然中风瘫痪了。拉到县医院，输了几天液，仍不见好

转。住不起医院，只好又拉回家。堂嫂是个很能干的人，无论是在庄稼地里，还是在家里，都是一把好手。上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下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堪称家里的顶梁柱。这一瘫痪，一下塌了多半个天。一切都乱了套。堂兄找我，长嘘短叹，让我想办法给，堂嫂用针灸治疗。我知道这种病很不好治。看着他们一家老小期盼的眼神，我只能点头答应。

由于患者毫无知觉，没有针感，只能凭经验准确地找到穴位。就这样，经过我耐心细致地，摸索着针灸了四十多次，堂嫂竟然痊愈了。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堂兄一家，对我那是千恩万谢，跟我的关系更好了。之后，我又成功地救治过二例同样的病人，效果都很好。

我家对门，有一个哥哥，身强力壮，能扛起三百多斤的东西。有一天，我看到他走路很吃力，右腿一拉一拉的。我问他怎么弄的?他告诉我说，不知怎么搞的，扭了一下，就成这样了。我凭经验，一看就知道是他的环跳穴那里出了问题。我只一针就给他治好了。

有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女孩，难受得死去活来。家人找我去诊治。经过询问和了解，得知她是闭经了。只为她针灸了一次，就豁然而愈了。这些，使我深切体会到，治疗的方法只要对症，就没有治不了的病。

我一位堂姐的婆婆，突然中风，口眼歪斜了。而且很厉害。去找我。我按照医书上的几组配穴，尽心尽力，反复探索，精心针灸治疗了四十多次。终于给她治好了。老太太感动得不得了。那天，挪动着两只胡萝卜似的小脚，摇摇晃晃地给我提来了不下二十斤的一大篮子鸡蛋。我上前扶住她，小心地接过篮子。我对她说:“大婶子，我给乡亲们治病，完全是尽义务的。从来不收费，不收礼，不吃请。你不能让我破了这个规矩啊。”我扶着她，提着盛满鸡蛋的大篮子，把她送回了家。她双眼泪流不断。嘴里一个劲地说:“好人啊!你是个好人啊!让我怎么感谢你呢?”我对她说:“大婶子，你不用感谢我。是你的病该好啦!”其实，在给她治疗的四十多次的实践中，我摸索出了一套治疗该病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从中取得了经验。之后，我又为多个类似患者解除了病痛。

还有街坊一位七十多岁的大婶子，天天在街边站着。伸着一双带脓血的手，非常地痛苦。我见到后，问她是怎么回事。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的两手的手指间裂口子，往外流血、流脓，然后结痂。痂掉了之后，又流血、流脓，再结痂。疼得钻心。有好几年了，什么活都不能干。她的家人带着她到北京、天津的大医院都看过了。医生说没有什么办法治。我仔细观察之后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真菌引起的皮肤病。我想，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给她杀菌、消毒,也许会有效果。退一步说，用这种办法，就是没有什么效果，也绝不会坏事。于是，我找来了她的侄子，让他到公社卫生院，花两毛钱买来50克高锰酸钾。我把这50克高锰酸钾分成10份，分别包好，并教他怎么使用。大约一周后，那位大婶子见到我，满脸堆笑地让我看她的双手。只见她双手上的脓血痂都不见了，长出了一层新的皮肉。手上的裂口也都愈合了。大婶子泪流不止。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这让我怎么感谢你呢?”我还是那句话:“不用感谢我，是你该好了。”

1973年夏天，一场暴雨把我住的两间土坯屋淋塌了前沿。实在不能再住下去

了。我父母给我凑了800元钱，亲友们又帮我一点。加上我积攒的，有了1000元出头。我决定翻盖新房。

那时在农村盖房子，可是件大事情。我们当地的风俗是，一家盖房，全村的乡亲们自愿帮工。人缘好的，大家都主动去帮工。人缘差的，那可就惨了。之前，凡是有盖房的，我都主动地前去帮工。那时，除了主家给请的木匠、瓦匠师傅管饭，其他帮工的乡亲都不管饭。主家只为帮工的乡亲们准备一些开水和旱烟叶。我也不能免俗。盖房一般需要三天。盖房无论打夯、搬砖、传坯、打水、和泥、上梁、上檩等，都是重体力活。

我动工的那几天，来了很多的乡亲。大家有说有笑，干得一个个灰头土脸，热火朝天。因为人多地窄，有一些乡亲只好轮班干。我看到一位乡亲，不但两囗子来了，还带来三个能干活的孩子。我赶忙走向前去，拉着他们的手说:“这里有这么多的乡亲们，人都用不开。你们家有一个人就夠了。不用全家都上啊。”他真诚地说:“是你费了那么多的心，治好了我的病。给钱不收，送礼不要，请吃饭不到。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你现在盖房，我们家没有别的，有人，有力气。该是我们报答你的时候了。”面对这样的乡亲，我无言以对。我觉得我几年来，为乡亲们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闯过生活关

下乡后，除了过劳动关，还要过生活关。我是在城市里省直机关大院里长大

的。七岁前在幼儿园。小学时在机关大院吃食堂。初中、高中时都是在学校食堂

入伙。我父母也一直吃食堂。可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不会做饭。也根本不用我们自

己做饭。一到农村，一切生活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

首先是打水。在城市里，打水很简单。自来水龙头一开，水就出来了。甚至开水都不用自己烧。到水房用暖壶一接就打来了。在农村，用水得到井里去挑。那

时，村民们大多用的是又大又笨重的木水筲。而我买来的是铁皮制做的水桶。村民

打水，把水筲挂在辘辘绳头的钩子上。摇动辘辘把，放下水筲。在其接近水面时，抖动绳子，使其晃动。当筲口向下的时候，一松手，紧接着一拽绳子。水筲在

井水里翻了个跟头，水就满了。然后摇动辘辘把，一筲水就打上来了。看着很简

单。可是，当我第一次打水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把水桶系到井中，抖了

几下蝇子，水桶不听话。再抖了几下，水桶脱钩，沉到井水里去了。乡邻找来绑

着许多钩子的大杆子，给我把水桶钩了上来。并手把手教我怎么打水。这样试了几次，掉了几次，捞了几次，终于自己把水打了上来。

做饭也是对我的考验。在乡邻大婶大嫂的帮助下，我很快学会了用烧柴的锅

贴饼子、熬玉米糁子粥。还学会了腌咸菜。“棒子面窝窝头,杠子咸菜不着油。”就是当时农村乡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常年很少有蔬菜吃。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很少的肉。我在之前，从来不吃肥一点的肉。因为小时候吃顶了。农村的艰苦劳累的生活，改变了我。能吃到一点肉，就觉得特别香了。

在乡亲们的指导下，我还学会了垒炉灶、盘土炕、绑条帚、勒风箱等活计。我感到，只要虚心求教，认真学习，别人能学会的，我也一定能夠学会。

在农村，凡是遇到丧事，都要主动去帮忙。凡是遇到乡亲盖房，都要主动去帮工。这是乡俗。常言道，要入乡随俗。我要融入这个社会，就得要入乡随俗。我不止一次地为乡亲抬过棺材。每遇乡亲盖房，我总是必到。几乎什么活都干过。

印象最深的是打夯。那绝对是力气活。几十个乡亲在一起。用四根木杠子

把一个石碌礴绑紧，由八个人高高抬起，放下。然后再抬起，再放下。这就是当时

农村的打夯。打夯的场面很是热闹壮观。打夯都有夯头。唱着夯歌领夯。夯歌灵

活多变，有的是程式化的固定夯歌。有的则是即兴发挥，现编现唱。真是随口就

来。而且和辙押韵，情趣盎然。比如开头，夯头唱一句:“咱们抄起来呀!”众

人齐声和道:“嘿哟儿嘿!”下边一段夯歌我至今还记得:“出村往西二里地哟，有一座大庙是新修的。磨砖对缝骝璃瓦，四根明柱红油漆。庙里头住着师徒三个。大徒弟名叫万人爱，二徒弟名叫千人迷。老师父也有个小外号，她的外号叫烂酸梨。大徒弟生了个胖小小，二徒弟生了个胖闺女。要问老师父在做什么?老师父她正在月子里。……”夯歌响亮，和声震天。众人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但凡此时，妇女们都躲得远远地观望。生怕被夯头给编排进去。

这都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犹在眼前,晃如昨日。

参加批林批孔

我是1971年冬天听到林彪出事的消息的。当时我正在海河工地上出民工。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在工棚里，有人悄悄地对我说:“听说林彪死了。”当时就吓了我一哆嗦。从海河工地回来，就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

当时，从保定地委下来了由几个县团级干部组成的督导团，组织督导全体村民，传达中央1号文件《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要求全村六个生产队的社员，每天早晨在学校集中。每个生产队一个教室。每次学习讨论两个小时。并且给参加学习讨论的社员记工分。不参加的，不给记工分。这样，全体社员都会去参加。

由于那时农村的农民，绝大多数文化程度很低。除了一知半解地听督导团干部给宣讲中央文件。让他们讨论，他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好。为了挣工分，不得不每天早晨在这里耗时间。常常一早晨，一生产队的人都闷在教室里，都不说话。这使督导团的干部们很着急，也很尴尬。

我是在三队。一天早晨，一位督导团的干部去我们队。看到大家都不发言,便催促道:“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林彪叛逃，被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事件非常严重。大家都要积极发言，认真讨论，深刻认识。”大家还是默不作声。他着急地说“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怎么加深认识，怎么提高思想?”

这时，我们队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头子，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磕磕绊绊地说:“同，同志，你别怪。你让我们说什么?我们这屋子的人都没有文化。都是流氓。”他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老头子一脸茫然，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发笑。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文化，不认字，不是流氓是什么?”又引起一阵哄笑。督导团的那位干部，很无奈地摇着头，离去了。

听我们邻居说，他们一队，有个被送了三次当八路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子，那天突然来了情绪。大大咧咧地站了起来，指手画脚地说:“我来说两句。这个刘彪、陈达、刘立果嘛,这个刘彪正不道地是刘立果奏的。这个刘彪，他反对毛主席，他反对毛主席！他坐着三又戟跑了，他跑了！没想到，汽油不足，飞机落架，烧了个糊老家(麻雀)！可惜了的个三叉载，烧了，烧了!“这时，正好去了个督导团的干部，用手一指他，喝斥道:“快闭嘴！你在胡说什么！“老头子当下嘴里小声叨叨:“不让说，就不说了。”就坐下来，把脑袋扎到裤裆里了。大伙憋不住地笑，却也不敢大声。

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惰况。

乡间趣事

从城市来到乡下，有些情况真的一下很不适应。这里的乡亲们到了夏秋季

节，无论罗女，无论是在家里或去地里干活，都脱大光膀。男人们只穿一条长过膝盖的大裤衩子。妇女中，只有姑娘和刚出阁还没生小孩的新媳妇，上身穿着短袖小褂，其他也都光着膀子。下身穿一条深色的粗布长裤，裤子都是那种中式挽裆的。而且都不系腰带。只是把裤子提起，左右一掩，双手在胯部向下一搓，裤子就穿好

了。到地里干活时，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但沒有一个穿短裤的。据说女人穿短裤，是要挨骂的。她们也大多数打赤脚。为什么会这样?有人告诉我，就是为了省衣服、省鞋。在庄稼地里干活，每天不知要出多少汗。如果每天洗衣服，刷鞋，衣服和鞋都会很费。还有人说:“这个爹奏的鞋比娘做的鞋结实。”

我经常看到，有妇女光着膀子在街上给孩子喂奶。有的男人上去，摸人家乳房几把。人家不但不恼，还用手掂着另一个闲着的鼓涨，笑着说:“怎么，你也来吃两口？”这情景，在城市里是不可想象的。

那时候，在农村，男女同工同酬是没有的。妇女不论多能干，工分总比男劳

力低一点。对这一点，妇女们很是不忿。有位五十多岁的老娘们冲着我说:“你们男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多那块肉吗?赶明儿，着急了，我和块泥，把我这儿堵上!”

我刚下乡的头两年，生产队长总是派我跟着妇女们一起干活。夏秋季节，一群妇女们，大多都光着膀子。坚挺的、鼓涨的、蔫巴的、搭拉的，一片奶子晃来晃去。我总是低着头，不敢看她们。她们倒是都很坦然。有的说:“你个大小伙子怕什么？我们又不能把你吃了。”以后时间长了，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

有些妇女，的确比一些男劳力还能干。尤其是在拔麦子、割谷子的时候，妇女们前挺后撅地拉开架势，争先恐后地向前冲，那身段，那姿态，非常有视觉的冲

击力。好一幅收获季节的劳动场景。那时节，我真恨自己不是一个画家，不是一个摄影师，没能留下那么完美的画面。

在社会最底层了解认识社会

我从省直机关大院，一下子下到了农村这个社会的最底层，不仅对我的身体是一场磨砺，对我的思想也是一翻改造。过去，我是一个对社会一无所知的学生。只是单纯地认为，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地富反坏右就是阶级敌人。然而，社会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我们生产队有一个叫杨绍德的，是文革初期，从北京被遣送回来的历史反革

命。那时五十多岁，花白的头发，络腮胡子。总是穿着又脏又破的衣裳。但是两

眼很有神，身子骨也很健硕。据说他当过国民党天津市一家报社的总编。中校军

衔。他父亲杨化昭曾任国民党江苏、浙江、上海剿共司令。我一开始就把他看

作是阶级敌人。他就住在我家隔壁。有一次我问他:“你是属什么的?”他说:“我属蛇。”我说:“你属对了。”他问:“什么意思?”我说:“牛鬼蛇神，你占一号啊。你是蛇神啊。”弄得他很尴尬。

我们整日在一起劳动，日子长了，相互也都有了了解。我认为这个人很有学

问。他知道很多历史上的事。从他那里得知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情。他的嘴很严，从来不谈政治，也不论他人的是非。他干活很卖力，从不偷奸耍滑。他孤身一人，

过着很凄苦的生活。他饭量很大，有时口粮不夠吃。有一次，我听说他断顿了。我偷着给他送去了我贴的六个玉米面饼子。他非常感激。后来听说，摘帽那年，他回到了北京。对这个历史反革命，我的确恨不起来。

而我们生产队的那个叫冯丙臣的队长，虽是贫下中农出身，阴损蔫坏，就会整治人。他四十多岁了,还是个光棍，心理变态。故意刁难妇女、调戏妇女。故意派那些哺期的妇女，到远处地里干活，让她们中间不能给孩子喂奶。故意派那些姑娘晚上去浇地。可以说好事不干，坏事做绝。社员们恨得咬牙切齿，但又能怎样？这个人渣也没得了好，不到五十岁，就患胃穿孔死掉了。乡亲们那个解恨哪！我常问自己，究竟什么样的人是好人？什么样的人是坏人？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简单以阶级成份划分好人、坏人，是并不符合实际的。

做一个好人

在我下乡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1972年，社员们推举我当上了生产小队的会计。当时在农村，生产队的会计是仅次于生产队长的岗位。是半个当家人。乡亲们选我当会计，说明他们信任我。我绝不能辜负乡亲们的厚望，决心当好这个家。我的前任是我的堂侄，他比我大四岁。是个很正直，而且业务能力很强的人。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小队会计的业务。很快做到了日清月结。现金账、实物账、固定财产账三账相对，分毫不差。

那时在农村，多数的小队会计很少下地干活，也没人敢说什么。就怕人家撂挑子。我却不然。每月除了月底结账用三两天外，都是跟社员一起干一样的活。从来不搞特殊。

在生产队分口粮、棉油、柴草问题上，最能表现出会计是否公平、公正。

农民都知道，收来的麦子、谷子、豆类等农作物，运到场上后，摊开晒干，经过碾压，还要扬场。扬场时，籽粒饱满的都被甩在前边，后边的都是秕子。前后的成色大不一样。有些当队长、当会计的，挑好的，先自己装，然后再给社员们分。社员们往往是敢怒不敢言。有的则认为那是队长和会计的权力。谁叫人家是队长，是会计呢。我则是让场上的社员，把扬好的粮食堆在一起，充分地掺和之后再分。为了公平，按照各户的排序，这次从前往后分，下次从后往前分，再下次从中间向两边分。你当着那里就是那里。这样社员们没有任何意见。

分柴草也是如此。有时分到我自己家的较次，有人就说我:“你还当会计呢，给自己分得这么差，真窝囊！”我则坦然地说:“分到哪儿算哪儿。分给别人不也是一样吗?”我深深地知道，乡亲们干了一辈子农活，个个都是行家里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的一行一动，乡柔们都会看到眼里，记在心上。

那时，差不多家都养猪。为的是积肥挣工分。记分是按猪的重量分等级的。而猪都有一个特点，只要一逮，一捆，抬起来一称，就会受到惊吓。至少一个星期不好好吃食。很受影响。在农村，会计还得学会估猪。用眼一看，就能估出猪的重量，上下不差二三斤。经过老会计的传帮带，我很快也达到了那个水平。得到乡亲们的夸赞。

每到年中和年终，我都要把账目上墙，接受社员们的监督。年终分红，都

要做得分毫不差。几年来，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要对得起乡亲们的信任，要对得起天地良心，要做一个好人。1975年底，石家庄地区长途电信线务站，到我们县招知青，选中了我。我离村时，把队里的现金、实物、固定资产三本账搞得分毫不

差。向乡亲们交了个满意的答卷。

魂牵梦绕的人

在我刚下乡的第一年，我们队的一个女青年默默地关注着我。她是我村村委会干部，文革前入党的党员，民兵副连长，是与我同庚的冯大芳。

她还是我村剧团的骨干。她嗓音很好，会唱河北梆子、评剧和京剧。她教我锄地、挑担等农活。时时处处鼓励我。

记得有一次，我的心情极其低落。我踏着残雪，走到拒马河边。看着向东流淌

的滾滚河水，心中总想着命运的不公。在我失魂落魄，沾着两鞋河泥回到家中时，她鼓励我，不要泄气，要勇于面对现实，要坚持下去。一开始，她对我的确是处于同情。日久天长，我感到她淳朴、勤劳、善良、真诚可信。

我当时就是一个知青，而且那时，我的父母都受到了冲击，都被打成了“走资派”，靠边站了。但是，她知道我父亲是1932年“红军北上工作团”到北方开辟工作时，在我们县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抗日战争时，是我县共产党武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打鬼子、杀汉奸、除恶霸，威震敌胆。她坚信，我父亲不是坏人。她怀着对我父亲十分崇敬的心情，对我很关照。在艰苦的劳动中，她是“风里来雨里走，终年劳累何所有。只剩下铁打的肩膀,粗壮的手”。她对我，从同情逐步转为亲情。当我认定，此人就是我的终身伴侣，向我家里提出要跟她结婚时，却遭到全家人的反对。理由是，我不能在农村找个媳妇。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以后还能回城。以为就是要当一辈子农民了。因此，我不顾家人的反对，自己作主，跟冯大芳领了结婚证。

从此，我们两颗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辛的岁月。

1975年底，我被石家庄地区长途电信线务站招工，我结束了整整七年的下乡务农生活，回到了石家庄。

当冯大芳第一次走进我的家门，一开始，我父母并没有看上这个儿媳妇。但是，不久就被她的善良、贤惠、勤劳、能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精神所折服。都感到离不开她了。

1976年9月23日，我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我那时已被单位任命为电缆段段长，正带领全段36名职工奋战在工作岗位上。经常在外施工，根本顾不上家。那时我父亲的身体每况逾下，渐渐生活不能自理了。照顾我父亲生活起居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她的肩上。

1978年春，河北省委组织部给我父亲落实了政策，我们搬进了石家庄地区第三干休所。结束了文革中遭受迫害，几次搬家，颠沛流离的生活。

那时，我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生活不能白理了。吃饭时，冯大芳端着饭碗，在我父亲下巴上接着，一口一口地喂。我父亲的口水难免流到碗里。喂完饭，给我父亲擦干净嘴和脸后，她毫不嫌弃地把我父亲吃剩下的饭都吃掉。说句实话，这一点，连我这亲儿子也做不到。

每天，冯大芳都要给我父亲用热水洗脚。我父亲坐在椅子上，她坐个小凳在对面。给我父亲搓脚、揉脚、去死皮。我父亲由于久病，心理有些变态。有时候搓疼了，就朝她头上、背上拍打。她就低着头说:“你打吧，你打吧，出出气就好了。”这时，我父亲就又笑了。

到后来，我父亲经常把大小便解在裤子里。冯大芳每次都是很自然地给清理、擦洗。我父亲卧床一年多，身上没有一块褥疮。

有一次，我父亲卡痰了，喘不上气来，憋得脸都变色了。在这危急时刻，冯

大芳毫不犹豫地上前，口对口，硬是用嘴把我父亲的卡痰给吸出来了。

至于给我父亲用手扣大便，那是经常的。……

这些，我们干休所院里的老红军、老八路及其家属们，看到后都无不动容，交口称赞。我们的邻居，原江西赣州地委书记王英对我和大家说:“从南京到北京，我看到过两个好媳妇。冯大芳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我父亲病情危重，在河北省医院高干病房住院时，冯大芳日夜守护在他身边。我白天去上学，晚上到医院替她。让她在四个椅子拼起的“床”上睡一会儿。医生护士们看了，都很感动。

常言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冯大芳和我，精心照顾和护理了我父亲整整十年。此情此景，感动了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处的领导。感动了当时的省委副书记赵一民。赵一民亲自给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刘丙恒打电话，要求为冯大芳及两个孩子解决城市户口。

1980年5月4日晨，我父亲病逝于河北省医院高干病房。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冯大芳始终守在他的身边。之后，冯大芳又无怨无悔地跟我过了二十年紧巴的日子。

2001年5月31日，刚满五十二岁的冯大芳，突发心脏猝死，永远地离我而去。

我登时感到塌了天。我泪如雨下，肝肠寸断。在殡仪馆遗体告别时，我看着她那犹如睡着的、端庄的脸。禁不住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感到冷冰冰，硬梆梆的。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短短三天的时间，我的头发竞然白了一多半。

十年后的2011年5月的最后一天。为悼念我的亡妻冯大芳，我含泪写下了《寄往天堂的信》。如下:

是什么让我辗转难眠?

是什么让我梦绕魂牵?

是什么让我魂不守舍?

是什么让我望眼欲穿?

是你那清澈的双眸，

是你那含笑的方脸。

是你那宽阔的胸膛，

是你那沃土肥田。

思念是一种痛苦，

思念是一种企盼。

思念是一种心绪的梳理，

思念是一种灵魂的震颤。

果真有魂魄么?

果真有前世和来生么?

果真有心灵的感悟么?

果真有内心的呼唤么?

没有魂魄，

只有梦幻。

沒有前世和来生，

只有现实的每一天。

没有心灵的感悟，

只有眼前的真情实感。

内心呼唤，

是发自意识深处的呐喊:

爱老虎油！！！

　　我从1968年12月到1975年12月，整整下乡务农了七年。我知道，我们县的知青大多是来自北京和天津。象我这样回乡的是极其个别的。

我们县后来也成立了“知青办”，主任是个女的，叫陈大芳。我到县里参加知青会时见过这个人。这个主任胆子很大。后来，在知青返城时，她利用手中的职权，把不少自己亲戚朋友的孩子，顶替知青的名额，安排进了北京和天津。

有一位男知青向她几次申请回城，她都不批准。这位知青急了。经过跟踪，他得知了陈大芳的家庭住址及家人的情况。 这一天，他怀揣一把杀猪刀，闯进了陈大芳的办公室。

他一进门，反手把门插上了。把陈大芳吓了一大跳。喝斥他，让他出去。他上前，一屁股坐在陈大芳的办公桌上。抽出怀揣的杀猪刀，插在了办公桌上。这下把陈大芳主任给吓傻了。他手指着陈大芳的鼻子说:“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说，你把多少自己的亲戚朋友，顶替我们知青的名额，安排到北京、天津工作了？我向你申请了几次回城，你都置之不理。我这样做，都是被你逼的！我知道你家在哪儿住，还知道你上下班走哪条路。我就一个要求，下一批招工，第一个让我走。不然，有你好瞧的！”说完，收起杀猪刀，转身走了。

陈大芳马上报了警。警察传这位知青到派出所。他如实向警察述说了情况。警察们都知道，县知青办主任陈大芳利用职权，顶替知青的名额，安排她的亲友到北京、天津的事。只是对他持刀威胁陈大芳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让他交出了杀猪刀，就放他回家了。没过多久，这位爷就被安排回城了。

石家庄地区长途电信线务站到我县招工时，我们县已经没有多少知青了。我和高国良、王进财、王保民、孙同江、白凤翔、王保奇、张淑萍(女)八人，被招工到石家庄工作了。

2020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