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宜昌曹廷杰在抗疫前线救治了千余患者

曹国文化传媒

————三峡晚报主编 冯汉斌著

晚清杰出历史地理学家曹廷杰是宜昌籍爱国学者，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对黑龙江流域民族、史地、古迹和社会经济作全面调查的第一人，其一生之壮举，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沙俄境内发现永宁碑并将碑文拓下，悄悄带回国内，凭一己之力取得明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实行管辖的铁证，铸成爱国主义的丰碑。他一生勤于著述，撰有史地名著《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和国学著作《论语类纂》《孟子类纂》，沾溉后世尤多。殊不知，曹廷杰还是晚清抗疫防疫的先驱者，不但在1910年的东北大鼠疫中身处抗疫前线，治愈一千多名患者，还亲撰并印发《防疫刍言》《救疫速效良法》和《经验良方》等，成为中国近代防疫的理论先行者。

   

在时下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关键时刻，回望110年前的那场大瘟疫和曹廷杰的抗疫事迹，显得特别有意义。

 

万国鼠疫研究会代表合影（资料图）

整整110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大瘟疫

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秋，正当晚清立宪浪潮涌起之时，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瘟疫在东北中俄边境悄然蔓延，很快就扩展至整个东北及华北。 

瘟疫最早发生于1910年9月，因俄罗斯招募大批华工在西伯利亚境内捕猎旱濑，导致部分劳工感染鼠疫。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使鼠疫由俄境向中国东北境内传播开来，以致席卷半个中国。

1910年10月12日，边境地区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病人不久前食用过猎捕的旱獭，随后便吐血而亡。鼠疫在满洲里出现后，猎人、工人、农民四散奔逃，沿着交通要道向关内方向移动，恐慌也随之蔓延。“居民避鼠如避兵，朝廷防疫如防虎。”这首流传甚广的民谣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火车上、客栈里、野外的小窝棚、闹市的商店、妓院，都成了鼠疫杆菌的传播地。从满洲里开始，由点成线，再由线成面，仅仅几天时间，满洲里一地，几天之中死亡300余人。哈尔滨市疫情最烈时，连续数日，每天死亡二三百人。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据《汪荣宝日记》所记，为了防止瘟疫蔓延，清政府紧急成立京师临时防疫局，并拟定《京师临时访疫局章程》。在朝内开明派的一再要求下，清政府不得不出资聘请英、法、俄、日等外国医学专家入境协调防疫，尤其是邀请海归医学家伍连德到东北帮助防疫，以期迅速扑灭疫情。伍连德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实习、研究。学成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医学研究院从事热带病研究。经袁世凯推荐，清政府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当时的中国，既无防疫体系，也缺少防疫物资，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伍连德，敏锐地判断鼠疫不仅可以由动物传染给人，还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立即率领学生奔赴疫情中心区，划定隔离区、销毁传染源，及时组织医疗救护，同时要求防疫局发传单，号召全城燃放爆竹，利用爆竹中弥散出的硫磺为全城空气消毒。他还命令防疫人员戴上纱布口罩，在与疫病者接触时还必须进行消毒。 在伍连德和东北各级政府两个多月的努力下，东三省的肺鼠疫最终得到控制。

据统计，此次东北大瘟疫死亡人数达5万余人，如果加上其他未及统计的人数，应有6万之多，东北人民因大瘟疫陷入深重灾难。

 

  

万国鼠疫研究会银质纪念币（资料图）

曹廷杰奋战在抗疫一线救治千余患者，并撰《防疫刍言》等散发

东北大瘟疫爆发那年，曹廷杰已年届花甲，时在吉林劝业道任上，后又代理蒙务处协理。幼时在枝江顾家店老家，曹廷杰就学会了针灸、切脉和用药，对中医表现出超常的兴趣，面对当时严重的瘟疫，他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以自己掌握的针灸疗法传于当地，积极为百姓治病，仅东北三姓一地，就治愈了1200多人，成为当时抗击疫情的一抹亮色。

     

与此同时，他还总结抗疫经验，他亲撰《救疫速效良方》在《吉长日报》等报刊发表，并印二千本单行本免费送到防疫点，很多患者就是根据他的药方对症下药，被救活了。随后，他又日夜翻阅有关资料，遍访当地名医切磋研讨，以最快的速度撰写了三万多字的医学名著《防疫刍言》，东三省总督锡良等亲自为之作序。

     

《防疫刍言》是疫症专著，全书分《临时治防》、《先时预防》两编，共记载霍乱、痢疾、猩红热、天花、麻疹、流脑等十八种急性传染病的预防方法。其中以宣传人人皆知卫生，断绝疫源为要法，临时治防结合、先时预防为宗旨。书后还附录了《救疫速效良法》《经验良方》等，提供针刺、刮痧等治疫方法，易读易解，分段分句，图文并茂，受到了疫区人民的欢迎。

   

        《曹廷杰集》（中华书局出版）

《防疫刍言》是在实战疫情的背景下写就的，所以非常实用，接地气。它总结了用拈痧法、刮痧法和灭菌法等多种治疫之法，认为杀灭细菌之法有四种：一经日光消减，二经极高温度而死，三经极低温度而死，四经剧烈药，如石炭酸石灰末升汞水等扑灭而死。曹廷杰还在书中指出，遇疫症发生，凡诊验隔离消毒诸手续，当查照西法办理，万万不可忽视。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其宽广的视野。

    

在详解了如何通过针刺曲尺、委中二穴或少商穴治疫的方法后，曹廷杰批评了批评了“夫大疫之流行也，中国旧俗，往往诿之气数，归之命运，死丧遍野，不知其由传染而来，坐以待毙”的消极思想。提倡“其上策，惟有使全国人民，均知卫生，能保性命，于身体、衣服、饮食、居住四项，务求洁净，不令其身常受戾气，而又避天地之戾气，与特别之戾气，则疫气可以不作”,至今看来，仍极有现实意义。

  

如“身体”一项，《防疫刍言》认为， “盖人皮肤各毛孔内，均有微虫，汗液与气从毛孔内，不时透出，若不勤洗，则汗液粘合尘埃，闭阻毛孔，微虫不能得外面清养之气，以遂其生，身内饮食变化之气，不能外出，则吾身固有养身之虫，遂变而害身”，“且婚姻之后，男女同室，如根器不洁，为胎孕将来生出子女，必多疾病。”注意个人清洁，固护正气，可减少疫源，有效阻止疾病的传播。

   

对于“衣服”一项， 《防疫刍言》指出，  “无论冬夏，统以洁净为要，即贫穷之人，褴褛不堪，势所不免，但须补缀得益，收拾合度，不令尘埃粘积，发生秽气，不但己身不至染病，且旁人见之，亦不至视同犬彘，有望望然去之若将涣焉之状。至于“饮食”，则“生水积水，万不可饮“，“一切瓜果，非择取洗净，去其外面薄皮，不宜轻食。一切园蔬，也宜择取洗净，烹调成熟食要，死臭之物，如一切之禽兽自死之肉，一切腐烂发臭之品，皆宜禁戒不食，反此，则受饮食之戾气矣”。   

   

在”居住“环节，曹廷杰强调，“居住之室，基址最宜高洁，水沟最宜开通，墙壁门窗，均宜修理整齐，使通空气，陈列地板，均宜收拾鲜明，使无污染，厕所及洗涤残水，扫除渣滓，皆宜置之僻处。”

   

该书对预防传染病之控制传染源，“临时治防、为消患未形”；切断传播途径，“至于一切禽兽，忽而自死，莫不有毒，尤以从速远深埋火化，为无上妙法，倘任其暴露，毒气侵及人物，最易致病，或竟酿为疫气，流播传染，为害最大”;保护易感人群，“倘有未经染疫之人，则速行隔离诊视，自然不再传染”，极具创见。

   

《防疫刍言》出版后，市场上供不应求，7年后的1918年初，京师警察厅印行出版《重校防疫刍言》，是在曹廷杰1911年所著《防疫刍言》基础上，加以重新校订，时任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为此还写了重校序言，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

曹廷杰作学术报告

晚清政府在应对东北大瘟疫过程中，痛定思痛，认识到亟需向国外学习先进的防控经验，于是倡议在奉天（今沈阳》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这也是清政府主持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万国鼠疫研究会”由著名医学专家、抗疫大功臣伍连德主持，从1911年4月3日召开，到4月28日闭幕，历时25天，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34位正式代表参加，据记载，“万国鼠疫研究会”共举行大会24次，形成文本决议45項，会议总结了当时1910年中国医学家成功控制东北鼠疫爆发和治理的经验，确定了许多国际上通行的防疫准则，并为以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次国际防疫会议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共防疫合作事业的发展。

万国鼠疫研究会会议记录（资料图）

由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当时的主流媒体《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等都进行了跟踪报道，会议主办方也作了记录并形成了会后的资料汇編。清政府为了表彰和铭记对此次防疫做出极大贡献的医护人员及国际友人，特下旨“度支部造币总厂”（原户部造币总厂）雕模铸制了“金质·银质纪念章”及“银质纪念币”数十枚，分别赠予参与此次救援的专家和参会代表，以作为永久纪念。

   

正是在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为抗击东北大瘟疫作出独特贡献的曹廷杰，结合临床经验，写出相关论文，专门作了学术报告，赢得与会代表的赞扬。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一代国士、学者曹廷杰一百多年前在抗击疫情上的功绩，连同他的史地著述和拓碑壮举，可谓震古铄今，永远被后世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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