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话

儒将

闲谈增城话

家藏一副徐续先生的对联，写得颇有情趣：千树红云知荔熟；一瓯绿雨觉茶香。徐先生是诗人，联语精湛，书法充满文人气息，朋友大都赞赏。但此联中的“瓯”字难倒很多人，皆表示不知何解。
瓯，原是古代酒器或茶具，敞口式小碗，《说文解字》里这样描述：“瓯，小盆也。”这个字在清代还在用，乾隆出上联：两碟豆，纪晓岚对：一瓯油。（乾隆改口说：我说的是“两蝶斗”，纪晓岚立刻说：我对的是“一鸥游。”果然才思敏捷。）这个故事在《古今楹联拾趣》，幼时拜读，至今还清楚记得这个“瓯”字。
这个字现代汉语已经绝迹，连保留大量古汉语信息的广州话也绝少使用，但在广州话的旁系-增城土话里却依然存在，老一辈的人使用频繁：一瓯饭，洗瓯等，只是已经不作酒器用，指的是日常用的碗。
粤语的先祖，一般是认为来自粤西的封开县。语言在传递过程中，和其他语言会出现融合，很多字的字义，读音都会发生较大的改变。广州是岭南大城市，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语言自然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增城地处偏僻，尤其是在山区的地方，经济文化难以辐射，所以很多古代语言的意思和读音都保留了下来，这现象在不少落后的地方普遍存在。
聊起增城话，不少广州人表示听起来无压力，其实很多新一代说的增城话，他们很多只是音调不同，或用词和语法上有少许改变，如“有冇”成“厚矛””，“玩”成“廖”或“令”，“嘈交”成“怒交”等。老一辈的增城话，夹杂着大量的土语：“兰兰吉落场大车飚”，“无啦啦”，“揞鸡盲”，“做嘢都几烂助”，“薄皮痒”等，老广州往往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

增城本地话很复杂，几乎达到村村不同的境界。大范围的话，可分成荔城话、新塘话、仙村话、石滩话、三江话等。在荔城，本街话和西山、廖村等明显不同，尤其是廖村话，其差别尤为大。一段“鸡春炒冷饭”的段子，将廖村话表现得淋漓尽致。民间一直有“廖村人买背心”，“本地佬刻CD”的笑话，也是语言差异的体现。而石滩、三江话与荔城差别更大，记得石滩有位阿姨到荔城买糖，问：“白糖几钱一缸？”商家说：“我们的缸不卖！”吵了很久才知道是“几钱一斤？”。有次出差，某领导是三江人，他叫来下属帮他找“梳”，找了半天才知道他要找暖壶的“塞”。
随着山区经济交流频繁，更离奇的正果大种本地话展现在增城人面前，不少令人目瞪口呆。“鹿、肉”、“一、甩”“林、淫”等大量音调互易，结果闹出不少误会。吃早餐：“老板，我要碗猪能瘦鹿粥！”。旅游回来：“我去了从化“呻吟”公园！”来到荔城打电话：“我到了增城淫业局门口。”用正果本地话背诵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是我的拿手好戏，最后一句“更想甩层油”是爆笑点。
现在的小朋友，在幼儿园的老师“循循善诱”之下，连日常都讲普通话，以致有人提出“保卫粤语”的口号。增城这小地方，我们小时候从口音能辨别出你是哪个镇甚至哪条村，现在这些方言土语也面临严峻考验，年轻一辈都向普通话或省话靠拢了。
语言是人的一种特殊身份证，也是拉近人与人距离的媒介。有人提出工业化革命的形式统一语言，以便于交流。这些人忘记了，我们是人，不是工业化产品，人之间的交流，统一的语言（如普通话）只是日常交流的工具，“乡音”是植入我们骨子里甚至基因里的，那是情感的交流。天下一统的语言，哪还有“乡音”来得亲切？
我希望以后遇到石滩人，听到的是“忘名不如见命”石滩话；遇到正果黄塘、何屋村那里的人，听到的是“甩斤瘦鹿”的正果大种本地；还有那莫大精深，包罗万有神级别词“嘿嘢”。这样多元化的方言，才是增城话最精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