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珍——四人帮死党，准备在上海搞武装叛乱破产

王海龙

王秀珍

劳动模范口才好，追随洪文地位高。

组织武装欲叛乱，阴谋破产进监牢。

王海龙原创

王秀珍，女。1935年1月生，辽宁辽阳人，中专毕业。195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3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1977年1月离职审查，198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在上海组织第二武装准备武装叛乱

正由于王秀珍（上海革委会副主任）效忠王洪文，当1976年毛泽东病重，王洪文策划在上海搞第二武装时，王秀珍成了积极执行者。

其实，王洪文早就有搞第二武装的打算。他在没有到中央工作之前，就在上海建立了一支有十万人参加，不听上海警备区指挥，而只听他指挥的上海民兵武装。王洪文进北京工作后，就把上海民兵的具体工作交给了王秀珍，王秀珍也十分卖力地替王洪文抓第二武装。1974年3月，王秀珍到北京，专门向王洪文汇报了上海民兵情况。王洪文对她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对王洪文的这些话，王秀珍心领神会，当面向王洪文表示：保证抓好上海的民兵工作。回上海后，王秀珍按王洪文的“指示”，把上海工会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安排到上海民兵指挥岗位上，加紧了对上海民兵的控制。1975年，王洪文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当年9月，他回上海搞所谓的“调查研究”时，在锦江饭店专门和王秀珍谈起搞上海第二武装的问题。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要自己造炮。此后，王秀珍就按王洪文的指示，组织上海一些工厂造起火炮来。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王洪文感到北京的民兵不行，立即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说：上海的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不能像北京的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王秀珍听到王洪文的这个指示后，当天就召开上海民兵指挥部会议，传达王洪文关于上海民兵工作的“指示”。王秀珍还组织上海民兵指挥部搞了代号为“反击”的三套作战方案，以解放军包围和进攻上海为假想。为了在思想上控制民兵，王秀珍还组织人编写了《民兵宣传手册》每个民兵发一本，在这个手册上规定，上海“民兵的主攻方向是革党内走资派的命”，上海民兵要“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战斗。”这含手册还说：“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王秀珍还发挥出了她的组织力和“创造性”，在上海搞了一支摩托化民兵武装。在这支武装力量的成立大会上，王秀珍发表讲话说：“现在形势复杂，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王秀珍还煽动说：“今后，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1976年夏季，毛泽东病重，中央向各地党委通报了情况后，王秀珍开始按王洪文的指示，在上海给民兵突击发枪，先发了五十多万支枪，接着又给上海民兵装备了重武器，在上海共装备了10个民兵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等。王秀珍还不辞辛苦，每天都去民兵指挥部检查落实情况。

王秀珍紧跟王洪文，也就成了王洪文在上海准备搞武装叛乱的爪牙。

武装叛乱阴谋破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秀珍也加紧了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的工作。就在王秀珍积极准备在上海搞武装叛乱时，她没有想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四人帮”被抓时，在上海的王秀珍不知道这一情况，她还在做着紧跟王洪文，今后王洪文上台当中央主席后，自己平步青云的美梦。

华国锋在抓捕了“四人帮”后，预见到上海不会平静，搞不好会出现叛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华国锋决定运用策略，稳住上海。而稳住上海局势，最关键的是稳住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秀珍（上海革委会副主任），一个是马天水（上海革委会主任）。因为“四人帮”在北京，在上海为他们“看家”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二人。华国锋决定，采取把他们调到北京来，然后加以控制的办法，先调谁来?华国锋过去就对上海这帮人有过分析，他考虑，王秀珍为人机敏，十分警觉，如果先调王秀珍来，她可能警觉起来，在上海先搞起叛乱来。于是华国锋决定先调马天水来。马天水去北京后，王秀珍等心里忐忑不安。因为一般有开会，张春桥都会事前通报。马天水去北京前，王秀珍叮嘱马去北京后打电话。

然而马天水去北京后却没了音信，王秀珍坐卧不宁，她通过种种迹象判断：北京出事了。于是立即准备武装叛乱。华国锋很快就知道了上海方面的情况。他决定进一步采取策略，稳住上海。他做了马天水的工作，让他给上海方面打电话，报“平安”。马天水同意了。1976年10月9日，马天水直接给王秀珍打电话，告诉她：“我在京西宾馆，一切都好。”王秀珍急切地问：“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好吗?”马天水答道：“他们都好，身体很好。”王秀珍问：“你见到他们了吗?”马天水答：“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在电话中，语气沉稳，没有任何惊慌的迹象。王秀珍一下子把心放下了。她放下电话，立即把这个消息分别告诉“四人帮”在上海的“小兄弟”们。

9日下午，马天水又一次给王秀珍打来电话，告诉她，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去北京开会。接到这个电话后，王秀珍又狐疑起来。一方面，她从各种途径得知，“四人帮”好象出了事，另一方面，她又从马天水的电话中得知，“四人帮”很好，还问她好。她有些犹豫，去还是不去北京开会。但是，既然是中央通知，就不能不去。临行前，她交待上海市“四人帮”的小兄弟：“我们如果三天没有电话，你们就决一死战。”带着满脑子的狐疑，王秀珍上了飞机。坐在飞机上，王秀珍心中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

但是，王秀珍和徐景贤一到北京，就被中央稳住了。按照中央的要求，王秀珍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说：“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去再说。”在中央的要求下。她也不得不扮演马天水的角色。

1976年10月11日中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上海方面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但是，马天水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王秀珍、徐景贤也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上海群龙无首。乱不起来，再也搞不起武装行动了。

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就在这一天。华国锋派出的中央工作组先一步飞到上海，控制住了上海局势。马、徐、王三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服从中央决定。他们带着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材料、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无精打采地下了飞机，当天下午，上海市委就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开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事先，这个会场，已经被上海警备区派的警卫控制。 

马、徐、王三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情况和批“四人帮”的文件精神后，要求与会人员，不通也得通，要闹也不准闹，还要表态拥护中央决定。王秀珍也不得不当场表态，拥护中央决定。10月24日，上海人民广场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央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在这个会上，王秀珍没有发言，但她不得不随着大家鼓掌。中央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能执行中央对他们的要求，为了稳定上海，在那几天里，仍然让他们的名字以上海市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但实际上已经不让他们工作了。

10月27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由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兼任的—切党政职务。不久，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一起被隔离审查。从此，王秀珍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四人帮”时，王秀珍曾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