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天大案

步雄

<p>惊天大案(自省系列2)</p><p><br></p><p> 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出了一桩惊天大案,一枚塑料质地的领袖像章碎在一间男厕所里。</p><p><br></p><p> 学校为破案出了奇招儿,他们让几百名学生排队鱼贯走进男厕所,在事发地点环绕一圈。厕所门口排列着一群带着一尺宽红袖标的红卫兵,个个手持皮带,铁棍,虎视眈眈,厕所里的事发地点(一个洗手池)旁站着几个学校里最具威严的头面人物:军宣队的,工宣队的,教导处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个个横眉立目,怒眼圆睁,鹰隼一样逼视着每一个孩子的眼角儿、眉梢儿,要从这些孩子们的一颦一蹙一和一举一动间嗅出反动嫌疑来。面对强大的“心理威慑”,孩子们一个个噤若寒蝉,诚恐诚惶。</p><p><br></p><p> 二战期间,一个精通心理学的纳粹审讯官沙尔夫在大量审讯实践中发现:任何战俘起初接触审讯官时都会带有浓烈的戒备和恐惧心理,他们往往会把第一注意力放在审讯者的着装上。如果审讯官身着普通国防军制服,他们会相对平静,如果审讯官身着党卫军或盖世太保的制服,那么俘虏们就会高度不安。另外,具有明确标识的审讯室也会让被审讯人的不安升级,而普通的房间或会议室的威慑效果就差很多。沙尔夫认为:人在逆境时,周围的人和环境会彻底左右他的思维,可能找到其心理防线的薄弱点。这种高压可以使对方的心里瞬间产生变形,从而起到显著的心理伤害,从而有效摧毁其心理防御系统。</p><p> 我们经历的这场持械震慑,现场甄别的闹剧与沙尔夫理论何其相似乃尔,看来,人之恶具有异体共生的贯通性啊。</p><p><br></p><p> 那天,我亲眼见一个脸色苍白的男孩子被红卫兵们推搡出去接受审讯,不由呼吸急促,双腿发软,偷眼看同学,见他们也一个个低眉顺眼,战战兢兢,犹如待宰的羔羊瑟缩在队伍中。</p><p><br></p><p> “做贼才心虚?”,非也。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那个年代因言获罪,因动作失当获罪,因内心一闪念获罪的比比皆是,高压下的人们稍有不慎便会招致祸端,任何人都不能幸免。</p><p><br></p><p> 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许多亲历者谈起此事时不约而同地说,他们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始终忘不了这一段经历,经常梦到这一压迫性的情景,这条至暗的遂道长无尽头,红袖章,皮带,铁棍,鹰隼般的眼神,压抑,恐惧,愤怒,委屈成为他们终生难以摆脱的梦魇。</p><p><br></p><p> 更令人悲哀的是:尽管那是一件始终没有破获的公案,但竟有一些无辜的人竟或强或弱地产生过一种心理暗示,恍惚认定就是自己干的。我的两个要好的同学就如是,从那一刻起,他们就背负起沉重的思想负担直到成年。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一来,当年那种极为普通的像章差不多人人都有,都可能存在着无意掉落后被踏碎的可能,这就加大了嫌疑者范围。二来,是那些暴戾的高压元素——红袖章,皮带,铁棍和鹰隼般逼视的眼神是那么强大,它弹压了孩子们天然的单纯和自信。这种重复不断运动式的精神高压会让正常人潜生一种强烈的错觉感,负罪感以致罪幻象,其弱化了人们的血性,压制了人们的能动性,最终会孵化出一种被动、保守、懦弱型的时代人格——紧张,恐惧,内敛,自保,封闭;习惯性的察言观色,自觉地警示自我,随时调整自己的言行以符合不同时期的社会行为规范。</p><p><br></p><p>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的经历着如下尴尬的场面:无论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只要涉及到一些敏感话题,识时务的一方或立刻噤若寒蝉或迅速转移话题或进入无趣却安全的静默模式,人们似乎一群群在嶙峋洞穴中飞翔的蝙蝠,无需视野,无需语言,无需思想,仅用下意识的第一信号系统偏安自保。</p><p><br></p><p> 当年那些低眉顺眼,战战兢兢的我们都老了,在漫长老去的过程中,少年经历的那场动乱始终纠缠着我们,伤及了我们的心智,变异了我们的人格,削弱了我们的生活锐力也模糊了我们的个性,使我们越来越成为“制式化”的一群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走出既往的噩梦,放胆的活回本真,成为精彩而有趣的一群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