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绥远省委 绥远行政公署-致敬中国抗日战争的军民……

文史编委

中共绥远省委 绥远行政公署-致敬中国抗日战争的军民……

革命历史文献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谈谈我在绥蒙工作的简况》白如冰著

【......（三）在绥远省委工作时期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为加强绥远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决定成立绥远省委。省委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李井泉同志带领的一二Ｏ师的七一五团（到大青山后叫李支队）；另一部分是由我带领的原绥蒙工委的部分干部，另外还有动委会的同志参加。中央决定，省委由白如冰、武新宇、刘瑞生、李井泉、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七人组成。我（白如冰）任省委书记兼蒙民部长，李井泉同志除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外，还兼省委军事部部长，于占彪同志任军事部副部长，武新宇同志任宣传部部长，白成铭同志任组织部部长。伊盟的赵通儒和后套的刘瑞森同志为省委委员，仍分别留在伊盟和后套工作。绥蒙工委部分同志上大青山后，为了坚持伊盟和后套工作。绥蒙工委部分同志上大青山后，为了坚持伊盟这个抗日据点，决定成立伊盟工委，由赵通儒同志负责。后套特委不变。伊盟和后套最初则归绥远省委领导，只因远离大青山，又被敌占区所隔，领导有困难，省委建议中央，伊盟和后套由陕甘宁边区直接领导。中央决定伊盟工委和后套特委除在建制上归绥远省委外，一切工作均归陕甘宁边区党委领导。绥远省委的一些重要决定，可以通知伊盟工委和后套特委。一九四Ｏ年二月前，绥远省委因距北方局较远，中间又有敌人割据，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当时归中央直接领导。同年二月间，贺龙、关向应同志带领的一二Ｏ师从河北省到晋西北后，绥远省委除受中央领导之外，还直接接受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也就是归贺、关领导。

一九三八年冬季，李井泉同志带领七一五团和太原成成中学师生改编成的四支队从晋西北挺进大青山。姚喆同志任李支队参谋长，彭德大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彭牺牲后，由张达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原住伊盟的绥蒙工委的部分干部，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从伊克昭盟出发，经过陕北的神木、府谷到晋西北，又经过左云、右玉、岱海滩，克服了敌人尾追堵截，历行两个多月，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到达大青山，与李支队会合。从此绥远省委正式进驻了大青山。在大青山的主要工作是：

1、调整部队结构，发展抗日武装。七一五团从晋西北动身时，全是步兵，不适应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因敌伪军是汽车等机械化部队和骑兵，国民党的部队也是骑兵，我们是步兵则不好活动。同时该地区区域辽阔，东到兴和、西临包头，南到清水河、托克托等县，北到陶林、武川、四子王旗、固阳；地形也特殊，当地人讲，“远看是大山，近走如平川，骑马一蹦子，人走得半天”。为了适应大青山地理环境和对日作战的要求，我们把步兵改编为骑兵，叫做骑兵支队。这就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开始，骑兵支队既要担任作战任务，又要负责省、地党群机关的警卫工作，两头忙碌，互相影响。为了使骑兵支队集中力量作战，我们又新组建了个二支队。这支部队主要做省委、行署、地委和专署及县委、县政府的警卫工作，有时也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解决了作战和警卫工作之间的矛盾。为了扩大蒙民抗日武装力量，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我们组建了蒙民游击队，队长是高凤英同志，蒙族人，是个老同志，好同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火烧沟牺牲了。蒙民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不小。它活动于归绥、武川和陶林一带。这支部队的建立，使广大蒙民看到了自己的武装力量，鼓舞了蒙民群众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除了组建蒙民游击队外，我们还在一些地方组织了“武工队”，他们一般在基层党政组织的领导下，有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时单独活动，经常给敌人制造困难。这些小武工队，在思想和作战等方面成熟了，就推荐到二支队或吸收到主力部队中来，这也是我们发展抗日武装的一种形式。

2、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政权。在我们进入大青山之前，就有一批党员在这里工作，如杨植霖、武达平、李维中、刘洪雄和蒙族干部奎璧、贾力更、高凤英等同志。他们在八路军未上大青山前，都做了不少工作，为我们上大青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杨植霖同志还创建了一支游击队，抗击日寇。因此，这里党的工作有一定的基础。我们一上大青山就注意着手党组织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先后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并成立了地方政权。省级政权的前身是绥远抗战动员委员会，由武新宇同志任动委会主任，王廷弼同志任副主任，武新宇同志于一九三九年秋回晋西北后，由王廷弼同志代主任。一九四Ｏ年春，反顽固斗争后，经中央和贺龙同志、关向应同志批准，动委会改为行政公署。

在党组织和政权建设中，我们注意充分发挥原在大青山工作的和当地的干部的作用。这些同志有的长期在这里工作，有的土生土长，对各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与各阶层的联系也比较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离不开他们，建党建政、组织武装也离不开他们。因此，在党组织和政权中，他们大都担任了重要职务。绥西地委书记兼专员是杨植霖同志，后来杨当了行署主任后，由李维中同志接任他的职务。绥西地委机关常驻万家沟、大南沟、德胜沟、井尔沟。管辖的范围是武川和归绥的西部，固阳的一部分，以及萨县、托克托县等地；绥中地委书记兼专员是武达平同志，后来贾长命同志任地委书记后，武任专员。武达平同志去延安学习后，由杨叶澎同志接任专员。他们的工作范围是武川和归绥的东部，陶林、四子王旗等地。绥东地委书记是白成铭同志，专员是程仲一同志。地委驻蛮汉山，管辖的范围是凉城、集宁、兴和等地。绥东、绥中、绥西地委、专署建立后不久，又成立了绥南地委和专署。地委书记是崔岩同志，专员是杨国兴同志。管辖的范围是清水河、和林格尔和归绥南部。

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少数民族干部作用，开展内蒙古地区少数民族工作，我们还建立了中共土默特旗工作委员会，专门做蒙古民族工作。这个机构相当于地委级，负责人是奎璧、贾力更、张禄同志，还有勇夫、赵诚、李森等同志也在土旗工委领导下工作。工委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土默特旗，有时亦到包头等地活动。他们多是利用民族、亲戚、同学、朋友关系，搞蒙族中的统战工作、伪蒙军工作、群众工作，同时，发展蒙民抗日组织。

3、向延安输送青年，为蒙、汉民族培养干部。随着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我们的干部越来越不够用，尤其是蒙族干部更为缺乏。另外，伴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日寇和伪蒙政权与我们争夺青年的斗争也日趋尖锐，日伪政权欺骗青年，有的被他们送往东京和新京（即现在的长春）“训练”。国民党傅作义引诱青年，有的被送往后套“受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力量争取青年参加革命。但由于游击根据地没有办学条件，集中办训练班培养大批青年有困难，我们只能采取往延安输送青年，学习一个时期再回来工作的办法培养干部。我们在选拔蒙、汉青年到延安学习时，不过分强调阶级成分，不论蒙族、回族和汉族，只要抗日，愿意到延安学习，就选派。这样，有不少上层人物的子弟去了延安。这样做的结果，既培养了我们的干部，又发展了统战工作。因为，上层人物的子女参加了我们的工作，他们与我们的关系自然拉近了，有什么情况和变化，他们就给我们通风报信，为我们做了好多我们自己所做不到的事情。当时，输送到延安去的青年有八、九十人，蒙族青年居多。据说他们现在大部分已成为各战线上的领导骨干。

4、采取各种方式，运用多种关系，分化、瓦解敌军。在大青山驻有伪蒙军和傅作义的自卫军及国民党的其他部队。在这些部队中，有的和我们有联系，我们就争取他们为我们工作；有的在他们的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矛盾，我们就利用矛盾做工作；有的顽固反共，我们就揭露批判。我们在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做法是：第一，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伪军工作，取得对抗日的同情和支持。如当时在毕克齐和察素齐一带住着伪军防共第二师（师长叫韩五），该师有许多官兵是绥远和土默特旗人。我们这边有他们的同乡、同学、亲戚的朋友，通过这些关系做伪军官兵的思想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敌人要“扫荡”，他们就给我们送信；我们缺医少药，他们就设法帮助解决，我们的伤病员也可在他们那里治疗；老百姓给我们送粮食，他们也不阻挠；有时我们的同志化装出山，他们还给我们开护照。第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顽固派。傅作义自卫军司令叫张钦，副司令叫于存灏，参谋长是鄂友三。鄂是蒋介石派去的嫡系，用以监视张、于等人的行动。这个家伙很坏，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张、于虽有反共的一面，但他们处于监视的地位，对鄂深怀不满，他俩亦有抗日的要求，特别是他们的大多数部下，都是当地人，与社会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针对这种情况，我和李井泉同志曾亲自到他们的司令部，采取“拉于打鄂”、争取多数的办法，来分化他们。效果虽不很明显，但没有起坏作用。他们每十二团团长叫王德保，和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经常为我们提供一些情报。第三，深入伪蒙内部掌握军情动向，为我所用。在伪蒙军中，德王、李守信的部队很顽固，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很难进行。但伪蒙军的第六师第十八团的团长李秀山，经过工作，和我们的关系不错，我们就派李才、勇夫等同志到该团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日伪军的一些情况。

5、选派得力干部，开展隐蔽工作。为了使党的工作能在各方面扎根，为了使党的工作在敌占区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和更好的开展，我们挑选了一些同志转入地下，做隐蔽工作。他们化妆成商人、医生、农民或神职人员等，深入城市、农村、教堂等地，采取交朋友、拉关系、做买卖等办法，了解社情、军情、民情，发展地下党的组织，开展地下斗争。我们曾派石国柱同志到武川乌兰花的窝儿兔沟的一个比利时教堂当神职人员，从中了解日寇和国民党的情况（因为这个教堂与日帝和国民党都有来往联系），从四Ｏ年派进去，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派绥西的刘启焕同志转入托克托县和萨县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活动。派宁德清、刘伟同志到厚和（当时叫归绥城，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去和在那儿的刘洪雄同志一起开展地下工作。他们组织了“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在学校、铁路、工厂、医院等单位做了许多工作。地下工作者所做的工作都是秘密的、隐蔽的，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他们之间有的没有联系，有的单线联系，只有我们省委的少数几个领导同志掌握他们的全面情况。地下工作人员的任务是艰巨的，工作的环境是恶劣的，他们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贡献。

6、从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开辟一条到外蒙的国际交通路线。一九三九年，中央指示绥远省委，在工作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新开辟一条从大青山到外蒙古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路线。我们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心中没有多大把握。我们决定先派人对即将开辟的国际交通路线作些探索，然后根据探索的结果，再向中央正式报告。经了解，从大青山到乌兰巴托必须经过蒙民聚居地区——四子王旗，但这个地区， 原来我们没有工作基础，政治情况和风俗习惯不清楚，所以要探索这条交通路线就要先定带路人。在大青山我们所熟悉的群众中，没有去过乌兰巴托的，只有少数过去由内蒙到外蒙库伦一带经商的人才去过。但对这些人的政治情况，大都不甚了解，随意找个人带路有很大危险。经过多方了解，通过多次酝酿，选了一个去过外蒙的人，名叫段占元，他政治上比较可靠，对外蒙的地形比较熟悉，会讲蒙古话，懂得蒙族的风俗习惯，会骑马。我们找他谈了话，经过他的同意，决定由他带路。向导确定了，我们党内要派一名政治上坚强的、头脑清醒的、在关键时刻敢于牺牲自己的向志前往探索。经反复讨论，决定赵光同志去完成这一任务。赵光同志原名叫郝登鸿，他当时担任中共归武边区工委书记，外人都称他是八路军的赵副官。他是陕北横山县人，靠近伊盟乌审旗。因此，他会说蒙语，亦懂蒙古的风俗习惯，中学文化程度，头脑灵活，政治可靠。这次派人考察国际交通路线纯属试探，故事前没有报告中央。赵光和段占元同志走到外蒙边界处被扣当作“敌特”送往乌兰巴托，又转到莫斯科第三国际。第三国际与中央联系，中央答复不知道这件事情。这样，赵光同志在莫斯科被关押多时。任弼时同志一九四Ｏ年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问到我有没有一个叫赵光的到外蒙探路，我说有，是我们派的，已去多时，没有消息。任弼时同志将此事报告了第三国际，将赵光同志放回来了。通过这次试探，了解到开辟从大青山到乌兰巴托的国际交通路线是可行的，我们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决定这条路线由李春田同志负责，杨保山同志（伊盟鄂托旗牧民、中共党员）参加，仍由段占元同志带路。此后，这一重要工作，由中央直接领导，详情省委再没有过问。.......】

日本占领绥蒙并建立起伪蒙疆政权后，即把绥远归绥大青山地区作为其殖民统治的心脏地带，将驻蒙军主力、特务机关以及伪蒙古军主力都集中在这里，企图长期控制这一地区，从而以蒙疆地区为后方基地，向东与伪满洲国相连，向西进军我国大西北，向北形成对蒙古和苏联进行军事进攻的前沿阵地，向南对我晋西北根据地包围夹击，并威胁陕甘宁边区。

对中国的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来说，绥蒙大青山地区的战略地位亦十分重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就能够牵制日军兵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就能够保证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并推动整个晋绥抗日战争的发展，进而与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呼应，形成更加广泛的敌后战场；就能够动摇日本在内蒙古的殖民统治，树立起蒙汉团结抗日的旗帜，粉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各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阴谋，在抗日反攻阶段到来之际，形成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同时，对于建立国际交通线，沟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从抗战局势的发展和战略需要出发,适时地作出了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大青山位于原绥远省境内的阴山山脉中段，东起集宁以北的灰腾梁，西接包头以西的乌拉山，东西长700余里，南北宽百余里。大青山地区系指大青山脉南北绥远省中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里形成了蒙古族聚居，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多民族杂居格局。这里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平绥铁路横贯东西，成为连接我国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纽带。因此，在抗日战争中，大青山地区对敌我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创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战略决策的组成部分。1938年11月22日，党中央从全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全局出发，结合绥远敌占区的实际，作出《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这是开展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全面发展绥蒙抗日斗争的纲领性文件。它正确地回答了绥蒙抗战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及时而有力地指导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发展。之后，为了进一步明确绥远敌占区工作的方针、任务，党中央又于1940年4月作出了《关于绥远敌占区工作的决定》。

共产党的领导贯穿于绥远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各个时期。中共大青山特委，中共组织的绥远敌占区动委会，开展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初创阶段，党中央为了加强绥远敌占区党的领导，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并电告：将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会和大青山特委合组建立中共绥远省委，全面开展绥远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党的工作。

1938年初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组建了中共大青山特委，领导组织绥远敌战区动委会，发展党的工作与抗日政府建设。大青山特委书记武新宇，委员有李维中、武达平、张晋勋。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组建了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主任武新宇。下辖由太原成成中学师生组成的战动总会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简称四支队，支队长刘镛如挺进绥远参加创建大青山游击根据地的斗争。

1938年3月30日，毛泽东、滕代远致电八路军一二0师贺龙、关向应、肖克，询问能否在大同以北之兴和、商都、康保地区建立根据地，能否沿大青山脉组织一支游击性质的骑兵支队。4月18日，毛泽东、滕代远再次致电贺龙等，要求就能否在平绥路以北武川，陶林、集宁、兴和、尚义、商都、康保、新民(即化德)直至张北等县这一广大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问题，迅速调查汇报。5月1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及贺龙、关向应、肖克等，明确指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6月10日，朱德、彭德怀将调查结果转报毛泽东，说明大青山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和气候寒冷等特点，建议组建骑兵或调陕北骑兵团前往，或由120师另派步兵。6月11日，毛泽东复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肖克，指出在大青山地区，“开始建立根据地时，敌人知其重要意义，必多方破坏，故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

1938年6月，八路军120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着手组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准备挺进大青山地区，开辟游击根据地。

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由120师358旅715团和师直骑兵营1连组成。

358旅政委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委，358旅参谋长姚喆任参谋长，358旅714团政委彭德大任政治部主任。715团团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参谋长李文清。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组成后，在山西五寨举行了誓师大会，而后出发进至平鲁、左云、右玉、怀仁、大同及长城沿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积极准备挺进大青山。

1938年7月15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进军大青山的命令。

7月底8月初，中共大青山特委与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总动委会与第四支队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约2300余人，分别开始向大青山进军。由于日伪军堵截围攻，经过多次北上才于9月初进入大青山腹地大滩一带。10初担任掩护任务的八路军大青山支队1营也胜利越过平绥路，与主力部队会合于速勒图。

至此，中共大青山特委总动委会与四支队和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中共绥远省委，绥西蒙汉抗日游击队分别挺进大青山，胜利完成了进军大青山的任务。

挺进绥远大青山地区后，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在东起集宁灰腾梁，西到包头、固阳，北起达茂、四子王旗，南到黄河、长城的广大区域，开展了灵活多变的游击活动。从9月初至9月中旬，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夜袭陶林县城(今察右中旗政府所在地)，力克绥中重镇乌兰花，组织蜈蚣坝伏击战，三战三捷，声威大振。

中共大青山特委与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总动委会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宣传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族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日的主张，讲解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各族各界群众信任顺利地开辟了归(绥)武(川)公路以东，平绥铁路以北，集宁至土牧尔台一线以西的绥中游击区。

八路军大青山支队而后又兵分两路，一路挺进绥西，一路挥师绥南。支队3营、2营5连、四支队2连及总动委会部分干部进入武川、萨拉齐、固阳三县交界处的后脑包、官地一带，开辟绥西游击区。敌闻讯以4倍于我的兵力前来围剿。后脑包激战一天，八路军击退敌数次进攻，首战告捷。八路军3营又在王尚荣率领下，先后取得了陶思浩、石拐镇两役的胜利。陶思浩一役消灭日伪军百余人，缴获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石拐镇之战俘敌300余，毙伤敌百余。绥西三战皆捷，顺利打开了工作局面。四支队密切配合部队开展群众工作，建立起动委会和救国会等群众团体，形成了以巴总窑子为中心，归武公路以西，包括武川县、归绥县西部，萨拉齐县、固阳县全部，托克托县部分地区和包头以东地区的绥西游击区。开赴绥南的支队1营3连、四支队1连和部分动委会工作人员，在邹凤山等率领下，以蛮汉山为中心，活动于平绥铁路以南，包括凉城县、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及归绥县、托克托县、丰镇县的部分地区。部队根据当地特点，由步兵转为骑兵，先后打击了长期骚扰这一带的几股惯匪，除害安民群众的信赖很快站稳了脚跟。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又先后消灭了康德胜、夏军川、红蚂蚁、三拐子、肖顺义等长期扰民的土匪武装，巩固了刚刚开辟的游击根据地。

12月，中共大青山特委与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总动委会与第四支队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北上敌后建立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以绥中、绥西、绥南游击区的相继开辟为标志而胜利完成，并以此为依托，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指示…中共绥蒙工委...中共大青山特委...中共绥远省委领导组织从战动总会，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总动委会-绥远抗日动员筹委会-绥远行政公署抗日政府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绥中、绥西建立了一批县、区、乡的动委会组织。各级动委会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开展了动员物资、组织武装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密切配合部队游击战争的各项工作。绥察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取消动委会和筹委会，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及绥西、绥中、绥南3个专员公署、9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办事处改称绥远行政公署，下设绥中、绥西、绥南、绥东4个专员公署，领导着10多个县政府和30多个区级政府。而基层的乡政权属于革命两面政权。就是在游击战争的特定环境中，利用和改造绥远敌占区日伪乡政权，以合法的形式从事抗日活动，即明里应付敌人，暗中帮助我方办事。抗日政权的性质是绥远境内的各党派、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团结起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抗击日本侵略、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战斗的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民主政权也是在游击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高度游击性的抗日政权。游击战争创造了游击政权，游击政权支持了游击战争。县、区抗日民主政府是在游击队掩护下的最基层的抗日政权，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行政公署的法令、条例、训令、办法等都要经过县、区政府在群众中具体实施。行政公署施政纲领明确了抗日政权的性质，提出了政权工作的任务，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行政公署施政纲领是抗日游击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内容。为了开展工作，陆续颁布了50多个法令、训令、条例、办法、通令、布告、决定、指示等，有的带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由于当时处于高度游击战争状态，有的法令条例没有完全实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开展民族工作，特别是蒙古民族工作，都是这一新型政权的中心工作。争取伪军也是抗日民主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游击环境下，抗日民主政府竭尽所能地开展了民政工作，抚恤、优待军人家属，调解民事诉讼，处理案件，救济灾民，发挥了保障人民权益的作用。还培训和锻炼使用了许多干部，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壮大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绥远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中心内容是经济工作。在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发展过程中，一些财政经济工作的条例、办法的公布和实施，形成了财政经济制度，使经济工作有章可循，逐步完善。

抗日游击战争中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小组是一支极其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也是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过程中，地方抗日政府组建了多支抗日民众参加的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小组活跃在大青山地区，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保证了中共大青山特委和动委会和中共绥远省委、行政公署抗日斗争的发展壮大……。

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建立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和基层组织。在我军游击活动的主要地区，组织及时开展了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镇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或派出党员，开展地下斗争。根据绥远的实际情况和不同对象，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成为动员一切力量，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政治保证。绥远党组织非常注意发挥当地干部的作用，重视培养当地干部。党组织还积极向绥远敌占区的人民群众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军民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方针、政策，及时报道八路军在大青山和全国各地抗日救国的英勇事迹，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八路军抗日的影响。据1940年1月12日在《关于绥远党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统计，1939年3月至11月绥远敌占区有党员582名，河套地区也有党员560多名。绥远各级党组织和1000多名共产党员已经形成为绥远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和先锋部队。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曾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内蒙古是国际交通线的重要节点。特别是通过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延安——伊克昭盟—大青山——乌兰巴托交通线—莫斯科。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指示中共绥远省委、大青山骑兵支队应组织中蒙边境一带活动。任弼时、李富春、陈云等曾亲自领导，中共中央交通局吴德峰等直接主持这项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派王聚德到绥远敌占区组建了中央社会部绥远站，开展对日伪情报工作和对苏蒙的联系。中央交通局派李春田、林亭等参加骑兵支队，开辟途绥远地区的国际交通线，中央指示掩护他们的行动。从l941年2月到1942年，他们通过四子王旗中蒙边境线多次往返于莫斯科、乌兰巴托、大青山、伊克昭盟、延安，传递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许多重要文件，有时还输送物资等。以后，中共中央又建立了由延安经伊克昭盟、宁夏、阿拉善旗进入乌兰把托、莫斯科的国际交通线。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民族工作实践，为抗战胜利后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8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发出《在大青山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另一个基本任务是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为争取蒙古民族各阶层抗日，提出“以团结蒙汉联合抗日为原则”，要求必须切实教育部队尊重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发扬其文化，不得侵犯蒙民的利益；为了做好蒙古民族工作，要吸收蒙古民族知识分子抗日，培养蒙古民族干部；同时要求发展地方游击队，培养地方干部。

中共绥远省委、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到绥远大青山后意识到并开始注意了建设骑兵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绥蒙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这一地区的战斗，非有骑兵不行”“应该使自己迅速拥有多数骑兵”。根据党中央和120师党委批复的请示，要求大青山支队迅速由步兵改建为骑兵以后，中共绥远省委、大青山支队加速了骑兵建设工作，很快建成一支强劲的骑兵部队，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主力军和坚强后盾。大青山骑兵支队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成长壮大，在敌强我弱、环境艰苦、供给困难、远离后方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大青山游击战争，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为完成中共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为游击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展开，建立了丰功伟绩，并且创造了开展敌后骑兵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八路军一二0师贺龙评价说，大青山骑兵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是我们120师唯一的骑兵部队，也是我们的骄傲”。

党的领导是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的核心力量和根本保证，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牢记使命、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特征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野蛮凶狠、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大青山地区到处是人间地狱，村庄遭到焚毀，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各族人民。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正是这种抗争的最好写照。挺进大青山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牢记党中央和毛泽东赋予他们的光荣使命，在装备极其落后、条件极其艰苦，环境极其险恶、形势极其复杂、斗争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坚持了以大青山为中心的绥察地区的抗日斗争。无论是军事斗争，还是经济斗争，无论是统一战线，还是建党、建政工作，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创造抗日战争的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

党组织、八路军、游击队和大青山根据地的各族人民为坚持大青山抗日斗争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仅1945年的不完全统计，牺牲在大青山地区的排以上干部就有1000余人，其中领导干部有彭德大、刘洪雄、王贤光、王聚德、崔岩、程仲一、宁德青，蒙古族领导干部贾力更、高凤英等人，各民族抗日群众，抗日民主人等1500余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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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通史，中共晋绥党史资料，中共西北局、北方局革命文献，2019年02月20日 来源：内蒙古日报 作者：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当代启示-纪念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80周年》《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 

【白如冰】

1912年生，陕西省清涧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28年由团转为中共党员。翌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党支部书记。1934年起任中共陕北特委特派员兼横山县委书记、红军陕甘晋军区供给部代理部长、中共陕甘晋省委供给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总供给部副部长等职。参与领导红军东征、西征的后勤供应和巩固陕甘苏区的后勤保障工作。1937年入中央党校五班学习。

抗日战争初期，任陕甘宁边区三边保安司令部政委、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1938年3月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5月任中共绥蒙工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政委。

1938年11月任中共绥远省（区）委书记兼蒙民部长、大青山支队军政委员会委员，参与创建大青山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在绥西、绥中、绥南3个游击区成立了党的地级机构，又相继组建了萨托、武归、托克托、托和清、归凉、归绥工委（县委）和土默特旗蒙古工委。

中共绥远省委为核心，以大青山、蛮汗山为依托，领导蒙汉民众开展绥远地区农村的抗日斗争。各级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和主要活动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组织各种类型的抗日团体，开展群众性抗日活动并培养蒙族干部；进行统战工作，争取伪军政人员同情、支持、参加抗日；组建抗日游击政权和各级地方武装，机动灵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为大青山支队补充兵员，提供军事情报，采购、征集、运送粮草等急需物资。还先后派出刘洪雄、宁德青等一批得力党员干部进入归绥发展秘密党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坚持长期的隐蔽斗争。

1940年夏白如冰兼任八路军120师独立2支队政委，将各游击区的游击队分别编为3个大队，以加强统一领导。二支队司令部率领由萨县、归绥游击队与蒙古抗日游击队和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一部合编的1个大队活动于绥西游击区。1941年任中共绥察边区委书记，协同率部配合大青山骑兵支队3团攻打察素齐镇，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军马及其它战利品；在陶思浩伏击日伪军一部，巧妙地挑起驻火车站日军与之混战；组织队伍复往察素齐武装采购了十几辆大车的布匹、棉花等军需品。1941年1月，他同杨植霖等赴晋西北汇报工作，带着60余人及40个骡驮子的物资支援晋西北和党中央，所属骑兵5连部分随行护送至凉城境内被敌围追3天，几经拼杀乘黑突围，昼夜兼程安抵兴县。甘泗淇紧握他俩的手说：“你们是怎么搞到这么多物资的？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

1942年初任晋西北行署行政委员、财政处处长，陕甘宁晋绥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晋西北行署财经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晋西北区委常委，晋绥分局生产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为晋绥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付出了不懈的努力。1945年夏作为晋绥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抗战胜利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党委委员、后勤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铁路干线工程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职工委员会书记，西北总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山东省省长兼省计委主任，中共华东局委员。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济南军区政委、党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等职。撰有回忆录《风雨八十年》。1994年4月8日在济南逝世，享年82岁。

武新宇（1906-1989），曾用名武杰、武汉三。山西省阳高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我国政法战线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原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和法律室主任。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武新宇与郑天翔、裴鸿昌、李舞琴、梁化之（梁寒冰）等同志组织晋绥旅京同学抗日联合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武新宇：（1906-1989），曾用名武杰、武汉三。山西省阳高县人。1923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在读书期间接受了马列主义。1925年初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北平市西城区委委员、师范大学党支部委员。1927年大学毕业后，在开封一师、通州女师、太原成成中学等地教书，并先后任北京市教育劳动者联盟书记、太原市教育劳动者联盟书记、北平市文总党团成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太原组织领导抗日反帝同盟会。1933年，因受到阎锡山的搜捕，被迫出走，到日本留学。1934年回国后在北平民国大学教书，任中共北平市教联书记、文总党团成员，并参加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山西战地总动委分配部副部长、党团成员，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大青山特委书记，绥远省委宣传部长，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中共晋绥分局常委，成成学院院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南行署主任，中共晋南工委书记。1949年8月被华北人民政府任命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9月免）。1949年9月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常务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书记，五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和法律室主任，中国法学会第一任会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特邀顾问。曾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列席中共八大会议，是中共十二大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法学家，我国政法战线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因病于1989年9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李井泉（1909年11月1日-1989年4月24日），江西临川人[1]，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曾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27年春，加入共青团。8月组织农民参加南昌起义队伍，后留广东丰顺一带坚持斗争。

1930年夏进入中央苏区，同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秘书长、红三十五师政委、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三军团第一、第三补充师政委。

1934年，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红四方面军工作。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会师，7月红二方面军正式组建，任第二军第四师政治委员。10月抵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副旅长、政治委员，率部挺进晋西北岢岚、五寨一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参加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8年6月任八路军一二○师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由五寨进入雁北地区，继向绥远挺进，开辟了包括绥南、绥中、绥西地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粉碎日伪军多次围攻。兼任中共绥远省委委员军事部长。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任第三五八旅兼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大青山支队政治委员，顽强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在绥西、绥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保卫陕甘宁边区。

1942年9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任组织部长。同年冬，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人民军队输送大批军政干部。

1945年7月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协助贺龙领导晋绥军民展开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攻克和挤掉日伪军据点，解放大片土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领导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支援西北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赴四川，负责中共四川工委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的进军。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军区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9年4月在北京病逝。

【于占彪】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共产主义战士、老红军团长、中共七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

于占彪 男 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战士；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刘志丹参谋长警卫员；班长；排长；连长；工农红军二十八军二团团长；二五一团团长（无师级编制）；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员；

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部长兼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副司令；中共绥远省委常委、军事部副部长、部长，

八路军一二O师独立二支队司令员兼绥察行政公署军事部长代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三团团长；中共绥察边区区委常委、武装部部长兼绥察军区副司令员兼绥察行政公署委员兼绥察行政公署军事部部长;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关中分区保安纵队司令员二团团长;人民解放军晋绥军政干部学校队长;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大荔分区副司令员;智取华山战役联合指挥部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陕西军区渭南分区司令员;;;;;;;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副部长级离休干部;二等乙级革命（战）残废军人。

于占彪他是贫穷到十几岁都没有名字的陕西旬邑娃;他是刘志丹给起大名的陕西娃;他是十一岁就到同官(今铜川)煤矿井下挖煤的小童工;他是中共初创时陕北工农红军的战士;他是刘志丹革命者的警卫员;他是习仲勋主席亲自命令接送中共中央代表张庆孚的执行者;他参加了陕甘边区一、二、三 次反围剿战斗;他亲历了中共错误的陕北"肃反"他参加了“红军东征”刘志丹军长牺牲的那场战斗;他参加了 红军"援西军"接回了历经转战的红四方面总指挥徐向 前;他带着赶走侵略者的信念奔赴绥蒙和大青山与白如冰、乌兰夫、李井泉、贾力更、白诚铭、姚喆、张达志等共战抗日战场; 他促成了举世闻名的蒙古族三女王抗日的功勋;他促就了击毙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侵华日军中将的战绩;他是创立绥蒙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共绥远省委军事部长兼国民政府绥察行政公署军事部长;他是立马横刀的抗日骑兵勇士;他是贺龙、关向应喜爱1941年任命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绥察军区副司令能打硬仗的军职干部;他是不计职务高低和个人利益的战士; 他是保卫延安党中央生与死回来的指挥员;他是参与解放西北并指挥"智取华山"的人民解放军分区司令员;他是西北煤田地质工业的开拓与领导人;他是青海省体育运动的倡导人;他是在原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穷召集下“刘志丹小说”创作的参会者;他是国家地质技术装备的领导和管理者;他是中共七大代表;他是二等乙级(战伤)残废军人;他是国家级议事殿堂的全国政协委员;他是副部长级离休老干部;他就是生前不知宣扬自己和被宣传的普通人;他跟随中国共产党一生是普通贫穷农民的儿子;他是临终胸部都留有一颗敌人射击 他子弹的人;他是经中央和陕西省委与政府批准逝去后将骨灰撒在浴血战斗过的，融入生他养他的陕西大地华山山脉的人;他是生命与灵魂与华山永恒同在的陕西汉子于占彪。

于占彪参加了陕甘宁根据地一次、二次、三次反围剿、红军东征、西征战役；参与领导创建了绥远地区党的组织、抗日武装、培养蒙古族青年赴延安参加革命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参加了举世关注的爷台山反顽战斗、延安保卫战、陇东、西府等解放西北的战役；作为司令员参与指挥了著名智取华山战役;;;;;;;;;;;辞世后经中央与陕西政府同意骨灰撤在浴血战斗过的西岳华山引风亭山脉。

于占彪同志

荣获共产国际奖章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八一勋章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勋章

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勋章

荣获人民功臣奖章

于占彪同志一生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人民，一生无愧无悔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与生活。

于占彪同志永垂不朽！

于占彪史话-党史编委出版

【白成铭】

白成铭（1918-1991） 乳名顺天。陕西清涧老舍窠人，生于1918年9月，出身农家。1934年9月参加革命，次年加入共产党。十年内战时期，任共青团清涧县委宣传部长、团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抗战时期，历任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晋绥区委（1941年3月改称绥察区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八路军第一二0师独立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绥东工委书记，绥蒙区党委组织部长，绥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中共七大代表。解放战争时，任平绥铁路段管理处处长、党委书记，西北党校韩城分校副校长等职。建国初，担任汉中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陕南区党委组织部长。1950年任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后历任新疆有色局、冶金局、重工业厅、石油局党委（组）书记、厅（局）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经委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顾问委员会主任。

1991年3月12日逝世于乌鲁木齐。

【赵通儒】

赵通儒，字仰普，1910年2月5日生，今子长县玉家湾镇赵家台村人。1912年，随父亲赵树德来到瓦窑堡定居。

赵通儒的外祖父是一名读书人。在外祖父的教诲下，他很小就开始读书认字。1921年，赵通儒开始在瓦窑堡上高等小学。

1923年榆林召开各县学生运动会，安定各校却未派人参加，他便联络18名同学徒步至榆林，方知县长王正宁从中作梗，私吞经费，作废名额，遂上书榆林大员，得杜斌丞、惠友光支持，官司打赢，王正宁被罢免。1924年考入绥德第四师范，受李子洲等革命思想影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经王懋廷、田伯英、白明善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绥德团地委书记、中共绥德地委常委。1927年，回安定接办谢子长创办的农民运动训练班，代理安定县教育局长。清涧起义失败后，以清涧县立第一高小教师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任中共清涧中心县委书记兼南路（延安、延长、清涧、延川、安定）特派员，组织民众抗粮、抗税。1930年至1932年在国立俄文法政学院学习，1932年秋至1935年初在北平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习。赵通儒等六七人与特王（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结拜，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赵通儒等六七人与特王（乌审旗王爷、特古斯阿木古朗）结拜，达成互不侵犯协议。１９３７年春，蒙古工作委员会改建为中共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赵通儒任秘书长兼蒙民部副部长。１９３７年１０月，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再次成立三边特委，领导定边、盐池、靖边及绥远省伊克昭盟、宁夏省的工作，赵通儒任蒙民部长。１９３８年２月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机关迁到张家畔，赵通儒为委员。４月，边区党委决定成立蒙古工作委员会，赵通儒为委员。５月，蒙古工作委员会改为绥蒙工作委员会，赵通儒任蒙民部长，协调绥蒙盟旗王公贵族联合抗日工作。１１月，绥远省委成立，在伊盟一带设立伊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１９３９年冬，赵通儒调回延安。１９４３年３月，伊盟盟长沙王的部属发动“伊盟事变”，我党派赵通儒等帮助起义部队整肃内部，协助沙王代表访问延安。１９４５年２月，西北局决定在城川重建伊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对外称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三边办事处主任。１９４５年冬，延安民族学院迁到城川，赵通儒兼任院长。1946年任人民解放军伊盟东进指挥部总指挥。1949年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秘书长。1950年身体健康情况后进长宁宫高干休养院，撰写回忆《西北党史》、《烈士传》，1969年12月29日病逝。

【刘瑞森】

1912年4月18日出生于昌图县金家屯的一个中农家庭。1948年土改时家中有土地20多亩、房屋9间。刘瑞森在13岁时娶金家屯赵氏为妻。1929年入沈阳市汇文中学读书。1929年下半年经王人增介绍，在沈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互济会。1931年上半年，经崔运、傅雨田介绍，加入中国共青团。1931年下半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1931年10月，经毕仲文、杨缤（杨刚、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担任中共北平燕京大学党支部书记兼北平西郊区委员会书记。1932年8月，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军委书记。1933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处交通科长。1933年4月，组织上决定让他化名刘少亭，任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后改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兼军委书记。

1933年7月30日刘瑞森因叛徒出卖，在天津的英国租界地王福时家被捕。其于8月16日被押往南京。11月下旬，被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判处无期徒刑，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期间，昌图县金家屯的妻子赵氏曾经给刘瑞森来过一次信，刘瑞森回信让妻子改嫁，免得耽误她一生。1937年8月下旬，刘瑞森被转移到安徽省和县姥下镇关押。

1937年10月4日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萧桂昌到安徽省和县，将刘瑞森等90余名政治犯集体保释出狱。出狱后，刘瑞森经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云阳镇到达延安。为了纪念牺牲的河北省委书记赵森和曾在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同住一个“号子”的难友曾宪瑞，改名为刘瑞森。1937年12月初，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20天，然后分配到陕北公学工作，先后任陕北公学八队、十一队主任，曾兼任过中共陕北公学党总支宣传委员。

1938年5月上旬刘瑞森任中共绥远省委委员、中共河套特委书记。1940年1月，任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书记。1940年12月，返回延安。1941年1月，刘瑞森先后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统战部友军科科长。1941年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改为西北局，先后任西北局统战部友军科科长、统战部邻区组组长（1942年任）、西北局办公厅秘书处处长（1943年任）。1943年11月，被西北局派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被编入4支队。1944年6月，任延安中央医院副院长。1945年1月，在延安中央医院与医院护士乐峰（江西省南昌县人，曾任江西中医学院顾问）结婚。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刘瑞森任延安赴东北工作的长江干部大队大队长，10月18日从延安出发。12月底，到达辽西省委所在地法库，省委书记陶铸派刘瑞森任辽西二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在去八面城途中，刘瑞森回到金家屯见到父母，知道妻子赵氏已经改嫁他人。1946年3月17日，刘瑞森任四平市市长。四平保卫战期间，又任四平市临时市委书记兼四平市卫戍司令部政委。1946年6月，任中共辽吉二地委副书记兼辽吉二专署专员。1946年8月，中共辽吉省委决定，刘瑞森任中共辽吉一地委（即中共铁岭地委前身）副书记、代理书记。1947年4月25日，刘瑞森任辽吉一地委书记，成为铁岭地委第五任书记。刘瑞森在任中共辽吉一地委（即中共铁岭地委前身）代理书记、书记期间，领导铁岭地区党政军民坚持前沿区武装斗争，建立第一道防线，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建党建政工作，开展游击战争，实行东进反攻，开展土地改革，深入辽中、台安、盘山开辟新区，封锁围困沈阳、铁岭，大力发展生产，动员一切力量，一切为了前线，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支援辽沈决战，为铁岭地区的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6年8月4日刘瑞森任中共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8月8日，中共辽吉一委在康平县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传达了中共西满分局7月会议精神，学习了陈云起草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并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了讨论，决定把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摆到一切工作的首位，走出城市，下乡发动群众。8月17日，刘瑞森和地委宣传部长褚凤岐遵照省委书记陶铸的指示，去科左前旗布置建立辽吉一分区地方根据地任务。24日，由于国民党军71军两路进攻辽吉一地委解放区，康平县城失守，辽吉一地委党政军机关向西撤退。此时，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正在昌图县调查了解情况和安排布置工作，研究处理由于昌图县县长许芝在坚持敌后斗争中英勇牺牲后的局势。27日，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由昌图返回康平，康平县委书记华子扬亲自带人将刘瑞森护送到科左前旗境内。9月11日，辽吉一地委党政军机关经科左前旗、科左后旗撤退到通辽。9月26日，辽吉省委决定，将原辽吉五地委管辖的奈曼，库伦，阜彰，黑北等县（旗）委托中共辽吉一地委代管。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率领中共辽吉一地委党政军机关及干部、军队先后转移到库伦、哈尔套、鹜欢池、福兴地一带活动；派出军分区部队去接应在铁岭、法库没有来得及撤出的干部战士。10月8日，辽吉一地委和路西分委的党政军干部和部队集结于奈曼旗大沁他拉及周围地区。11月12日，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亲自来辽吉一地委帮助总结工作。地委代理书记刘瑞森主持会议，检查了中共辽吉一地委、一分区从康平撤出的经验教训。陶铸做了《关于一分区工作总结》的报告，决定以奈曼和库伦为基地，向阜（新）、彰（武）、康（平）法（库）发展。12月，辽吉一地委组织东进挺进支队，准备重返康（平）法（库）地区。1947年1月，中共辽吉省委决定，辽吉一、五地委合并为一地委。吕明仁任地委书记，刘瑞森任地委副书记。地委驻地在奈曼大沁他拉。2月中旬，中共辽吉一地委书记吕明仁、地委组织部长曾志率领绕道临江、哈尔滨、齐齐哈尔返回西满的铁岭、法库、昌图、康平、科左前旗等地干部抵达大沁他拉。2月下旬，一地委书记吕明仁、副书记刘瑞森和一分区司令员赵东寰率领有关的县、旗干部和辽吉一分区部队东进。3月1日，先后收复库伦街、科左前旗的后新秋、冯家窝堡和科左后旗的博王府等地，摧毁了科左前旗、科左后旗的国民党旗政府及保安队。3月14日，在康平县哈拉沁屯（今张强镇）附近傲力营子击溃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特务团的1个加强营。4月上旬，先后收复康平县境哈拉沁屯（今张强镇）、康平县城。4月12日，地委书记吕明仁在过辽河时以身殉职。4月20日，地委副书记刘瑞森在库伦街主持召开地委工作会议，路东工委和路西分委分别汇报了前段工作情况。4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辽吉军区任命刘瑞森为一地委书记兼一分区政委。1947年夏天，刘瑞森的妻子乐峰来康平县七区小城子任军分区后勤处卫生所所长。1948年8月17日，辽吉一地委改称辽北一地委，刘瑞森任辽北一地委书记。1948年12月，辽北一地委撤销，所领导的各县划归中共辽北省委直接领导，刘瑞森任辽北省委巡视团团长。1949年初，刘瑞森任辽北省委民运部长。

1949年5月刘瑞森带领辽西省干部大队南下到江西省工作。1949年6月上旬，任中共江西省委副秘书长，不久又兼任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1952年冬，任江西省委秘书长。1954年6月至1959年6月，任中共江西省赣南区党委书记。1959年7月，任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财贸工作。1967年3月，任江西省抓革命促生产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管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1967年8月17日，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分管“文革”和宣传工作。1968年1月5日，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在省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分管财贸工作。1972年2月初，被停止工作。1984年3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常委会认为刘瑞森在“文革”中犯的错误极为严重并有罪行，决定开除其党籍，工资降两级。1985年12月，中央书记处第245次会议讨论，同意开除刘瑞森党籍，但工资不降。1986年6月20日，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离休。1999年1月6日15：45分，在南昌逝世，享年87岁。根据刘瑞森的遗嘱，刘瑞森和夫人乐峰的骨灰一起撒入他们曾经工作过的赣州的赣江。

姚喆

姚喆（1906.8 - 1979.5.27），曾用名姚秩章。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班长、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八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是四届全国人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五届全国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姚喆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姚喆，1926年任乡农民协会主席。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八大队班长，五大队司务长、排长，第三师特务连连长，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师参谋长，瑞金保卫局总队部总队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八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绥远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校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姚喆，1925年11月参加农民协会。

1926年任乡农民协会裁判委员、主席。大革命失败后，进国民革命军湖南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学习。1928年7月在黄公略等率领下，参加平江起义。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七团特务队队长，红五军第八大队班长，第五大队司务长、排长，红五军第四纵队第五大队排长，红五军第三师特务连连长。

1929年8月至1930年4月任红五军第四纵队大队长、党委委员。

1931年12月任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

1932年3月至1933年1月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

1933年1月至6月任红三军团第一师参谋长。后部队缩编，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参谋长。

1934年4月至7月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五团代理团长。7月在瑞金任国家保卫局政治保卫总队总队长，后改称保卫团，任团长。同年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参加井冈山保卫战和打长沙、攻赣州以及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同月至11月任中央红军第二野战纵队代参谋长、政治保卫团团长（至1935年1月）。

1935年1月至2月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代团长，3月任团长，担负保卫中央首长和机关安全的重任。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第十二大队大队长。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1月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参谋长。

同月至1936年5月任军委后方办事处补充师师长。12月任红军北路军参谋长。参加直罗镇、东征和西征战役。

1936年4月至1937年8月调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师长。作战英勇多次负伤、带伤指挥战斗，受到中央军委和军团的嘉奖和表扬，并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全面抗战爆发后，

姚喆与战友们

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参谋长。

1937年10月至1938年12月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参与领导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8年7月至1940年7月任大青山支队参谋长。

1940年7月至1942年12月任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2年10月至1945年2月任中共塞北区工委委员。

1942年12月至1945年7月任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司令员。

1944年10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2月至8月任绥蒙军区司令员、中共绥蒙区委员会委员。其间，1945年4月作为晋绥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会议尚未结束，即奉命率领部队收复大青山南北广大地区，占领平绥线除包头、归绥以外所有重要城镇。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任绥蒙军区司令员、中共绥蒙区委常务委员（至1949年6月）。1947年秋至1949年2月任中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3月称联防军区）委员会委员。

1948年7月至12月兼任第八纵队第十一旅旅长。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纵队党委书记。

1949年2月至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八军军长、军党委书记兼绥蒙军区司令员。6月任华北军区绥远军区司令员、中共绥远省委常务委员（至1952年8月）。同年12月至1952年7月任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1月至5月任党委副书记，同年5月至1952年7月任党委书记。1950年1月至1952年8月兼任中共绥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1951年1月至1952年6月任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党委常委。

1951年3月至1954年3月任绥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8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参与率部开赴抗美援朝前线，修建机场。

1952年1月奉命回绥远任省军区副司令员。12月调军事学院学习。

1955年1月至6月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党委委员，同年6月至1958年10月任党委第二副书记，1958年10月至年底任党委副书记。

1955年2月至1957年9月任总高级步兵学校第一副校长，1957年9月至1958年任校长。

1960年11月至1975年8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1961年2月起）。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9年5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王尚荣

王尚荣（1915—2000），湖北省石首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尚荣，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青年干事，红三军司令员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第五师十五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独立第一旅旅长，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一军副军长兼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尚荣，1921年读私塾，后读小学，辍学当学徒。

1930年任石首县调弦区团委青工部部长。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3军9师25团1营战士、25团政治处青年干事。

1932年12月起任红3军8师22团团部文书。

参加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11月起任红3军司令部参谋。

1934年4月起任红3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

1935年11月参加长征。

到陕北后，1936年5月起任红2军团5师参谋长，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第32军96师师长。

1936年12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5团团长。

1938年6月率部向绥远挺进，参与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1月率部赴冀中，1939年3月起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1旅副旅长，参加了齐会、陈庄等战斗和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起兼任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10月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1945年5月起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任晋绥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蟠龙、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等战役、战斗。

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军2师师长，6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军副军长，9月起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参加了陕中、扶郿、陇青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日至195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军副军长兼青海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51年1月至1952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同时任高级速成系副主任。

1952年5月起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作战部党委副书记兼特种兵处处长。

1953年春，王尚荣出征朝鲜战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第46军第二副军长、第一副军长。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央军委作战部代部长，1956年7月至1966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6年8月起被关押达8年。

1974年11月至198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常委、副书记。1977年8月至1979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9年11月至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还担任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电子对抗雷达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2000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