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6）一一往事难忘（王维凡散文选）

韩建国

往事难忘

王维凡

1959年7月末，父亲因‘右派言论’被捕，当时我只有12岁，弟弟才6岁。好端端的令人艳羡的四口之家，一下子跌入了‘无底深渊’。

没有职业，没有文化，手无缚鸡之力的母亲，在令国人永远无法忘怀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灾荒年代，经历了怎样的苦难。

1959年人们苦难的生活拉开了序慕，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大面积饥荒。在关内有些省的农村开始饿死人(城市有供应粮，饿死人的事很少)现象发生，灾民们被迫背井离乡，四处讨荒，涌入煤城矿区的以安徽，山东两省人居多。据讲，他们两省饿死的人何止千百。

黑龙江地广人稀，自然，地理条件相对优越，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人们生活的困苦确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报刋，杂志，广播，宣传称，这几年的饥荒为‘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造成的。(没有人不相信)



这年，十二岁的我，已上初中一年级，二弟六岁，开始读小学一年级。当年母亲三十五岁，她每天必须到制钉厂干临时工，靠她每天挣一元三角八分的工资收入养活全家；父亲三十六岁在万里河通劳动教养院接受党和人民政府的‘劳动教养‘。

我们这一家人在那最艰难困苦的年代，‘恰逢其时’地经受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在正常情况下，像母亲这样一个既没文化又无体力的弱女子，要养活两个未成年幼子，已经是困难重重，况且，母亲在和父亲话别时，承诺，无论如何不能让两个孩子‘失学’。更何况那时正是最严酷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岁月。我们生存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

饥寒交迫是那个年代的主基调，全国人们都在挨饿，大多数人的脸色都是‘菜’色。而我们因为缺少父亲坚挺臂膀的家庭，苦难尤为严重。

每天，天不亮，母亲便‘早早‘地起床煮饭，每次只能煮“一斤米“左右的稀饭，作为我们娘仨的早餐。因为我们全家每天只有二斤多一点口粮，早饭多吃，晚饭就没得吃啊一一当米刚烧开锅，母亲还要先捞出大约有一小碗饭，扣在一个小小的铝饭盒内，这是她准备在班上中午加点水烧开，作为中午的伙食。

此时，锅里的米所剩已经不多，但是，还要继续烧煮，直到把米熬得全‘开花’不见了米粒，完完全全变成浆糊糊，再盛在盆里，凉得透透再开饭。这时的米粥已经可以凝结成‘固体’了，像要变成半干不稀的‘干饭‘，这才可以动筷。我们每人只能吃到一小碗这样的’美食‘。菜恐怕基本没有，只会有少许咸菜大酱之类对付下饭，有时实在啥都没有了，母亲会用开水泡点盐粒，我们就在米粥里加点‘盐水，对符着下饭。每人盛一碗米粥，盆里稀饭可能就所剩无几了，不管剩多剩少，全由小弟‘包了‘了。这就是我家的早餐，



我读书的市第二中学距家八里多路，上岭下坡的街路，还要翻过‘八斜井‘一道山岭，才能到达定国山水库东边的学校。母亲每天给我准备比鸡蛋大不了多少的两个小馒头，这是我中午的伙食。

由于早饭根本没吃饱，加上馒头的香气实在太诱人，上学的路上，我不知要多少次情不自禁地把馒头放到嘴边，闻啊闻啊……闻得实在忍不住了，拿出一个馒头咬上一口。坏了！这一口不打紧，彻底勾出了‘馋虫‘，于是，我‘三下五去二‘，只两口，一个小慢头就全都进肚了。看看剩下的那只可怜的形只影单的小白面馒头？！反正也不够中午吃，唉！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两个小小的美食在没有走进校门以前，便全进肚了。

可是午饭呢？改了馋就不计后果了！？这样的故事，在我读初一的这半年里曾多次反复上演……

中午，同学们在吃午饭，我只好趴在桌子上装睡。听到同学们的唏哩呼噜的咀嚼声，我腹内的‘馋虫‘蠢蠢欲动，搅得我根本无法入睡……

课间，同学们在操场上疯打疯闹，我只好呆坐在座位上，安静地等待上课。

有时我也会心血来潮，冲到外面，和同学们一起玩耍一番。无奈，只要我稍一活动，裤兜子里便汗水淋漓，我也气喘吁吁了。就这样，我被饥饿煎熬着，煎熬着度过每一天。



小学校距离我家很近，在我居家北向，大约也就半里之遥。中午母亲留给二弟，可能一一我真一点也不记得了？也许只有一个小馒头，或者什么也没有？！他是怎么吃的午饭，怎么忍饥挨饿，我怎么就记不清了？！可以想象，一个只有六，七岁的幼童，是怎样地忍受着，忍受着饥肠轆轆的煎熬，心理的压力该有多大？

还好，那时小学校，因校舍紧张，学生採取‘二部轮‘上课，即两个班级共用一间教室，也就是今天这个班上午上半天课，另一个班下午上课。不上课的半天放假，当年也不留什么家庭作业，可以在家里呆着，减少了热能的消耗。

但是小弟还要到粮店替大人领粮。

那年月，国家粮食贮存已捉襟见肘，城市粮库已无多少存粮，只好派出购粮大军到农业县里去采购粮食。县城各级政府到农村强行征购粮，甚至反复征购。因为农村也无多少存粮，‘征粮’难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困难，甚至根本征不到粮食。市里也没有办法，只能给居民一天一放口粮。因此家家户户必须有人天天去粮店排队买根。各处粮店门前热闹非凡，门庭若市，天不亮就都排起了长龙。只有6岁的小弟正好在不上学的半默还必须拿着个小面口袋，到离家三，四里地远的粮店，排着长队每天领回三斤高粱米或玉米面(每天一口人只许购得l斤粮食)。弟弟小小的年纪，就开始承担起居家过日子的担子了。

饥饿使得我眼冒金花，两腿无力，见到别人吃东西，我就馋涎欲滴迈不动脚步；母亲和二弟也骨瘦如柴病病歪歪；全家人，包括身陷囹圄的父亲，可以想见，父亲在'’教养院‘会饿得怎样。

我们全家就是这样 在饥饿线上苦苦地掙扎着。但此时的母亲有着坚定的信念一一她坚信，父亲三年刑期很快就会过去，只要父亲一回来，我们四口之家一团聚，日子会好的一一‘面包是会有的‘。





这其间，市艺术学校到我们学校召生，主要招收初中一，二年级的少年学员。召生负责人名字叫刘银山，他是我在小学读书时的音乐教师，知道我很喜欢文艺，是小学校文艺活动的骨干。他认为我有文艺天赋，所以他专门到我班级主动邀我到艺校学习。

这是天降的好事，令我兴奋异常。我怀着对美好前景的向往。放午学时，我兴致勃勃地飞跑到母亲上班的工厂，把艺校召生当做‘美‘事向母亲汇报。

孰料，母亲闻听，勃然变色。她怒气冲冲地严肃地警告我：你的任务就是读书学习，读完中学读大学，歪门邪道就不要想。

我急了，我把刘银山先生特别关照，会优先不用考试就让我入学，每月还能发放十六元助学金，另外，也还能正常学习文化课。但母亲黑着脸，坚决表示：咱们家不能出‘唱戏的‘。

她决然地打消了我学戏的念头。





饥饿让我变得异常的‘馋‘，见什么，只要是能‘进嘴’的都会放嘴里‘尝尝’。

灰莱，一种碰一下就冒‘灰‘的野草，用水煮了，放点盐真是可口的美味，只可惜，吃多了脸会浮‘肿’，可能是有毒吧？！就是这种有毒的野草，因为‘人多肉少’不能常吃到。更主要的，家家都採野菜，想常吃野莱，最后也无处可採到了！

最好吃的是榆树叶，放在粥里煮熟，简直和粥一样香甜，可恨，很快被人们撸光，后来只好扒榆树皮。真的，榆树皮煮熟了，简直象蘑菇一样滑滑的香甜可口。但是，榆树被剝去皮，很快就流‘水‘而死，人们遭罪，榆树也遭了‘劫难‘。

还有一种叫苋菜的野草，煮熟了简直可以和菠菜一样以假乱真，口感滑滑的，好吃极了，只是越来越少，几乎绝迹了。

由于家家都缺粮少米，几乎人人都在寻找可挖的野草充饥，山野茱越束越少一一可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了。

我们学校校田地，种的大豆，秋收后，豆垛如小山一样堆积在操场上。下课，同学们在豆垛上摸，爬，滚，打，疯打疯闹，一下子成了同学们的‘乐土’。



我却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很快成了我意外‘收获‘的珍宝盆。我‘借故‘坐在豆垛边上，偷着摘起豆夹来。装满衣兜装裤兜，四个兜装満还要用手握往些，回到班级偷偷地装在书包里。

回到家中我和小弟伏在炕沿上扒起豆夹来。晚饭，我们一家三口人吃上了香甜的豆粥。

第二天我如法泡制。

学校当局可能发觉有人(不仅我一人)在摘豆夹，派人看管着豆垛，我家的‘’豆饭‘’从此也就结束了。

我和二弟曾多次到机关食堂检拾倒脏水倒出的菜叶菜根，回家洗净煮粥吃。有一次我捡到几只很大的白菜根，如获珍宝。洗净，切片，在炉子上和小弟烤着吃，烤菜根时，菜根冒出的气味，实在太难闻，一般霉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但烤得焦糊的菜根还是进了我和弟弟的胃里。

离我家一里多地有个国营菜市场，隔三差五也有蔬菜上市，届时，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拥挤着抢着买菜的人们经常为抢莱而打破头。这是真正的在抢菜。但我们全家人“觉悟高”，对抢菜之事“不屑一顾“，不肯与他们“为伍“(因为没钱买不起莱)。

但是我和弟弟经常在众人散去之后，偷偷地到已经无人的柜台下面，里里外外地搜查一遍，捡拾一些丢弃的菜叶什么的。有时真能收获几片白菜帮，芹菜梗，小䓤一类别人丢弃的烂菜叶。有次小弟还检到一枚只烂了一小半的茄子，获至宝。晚饭，一人吃了一口难得一见的茄酱。





忘不了我初中一级的班主任老师孙宝财先生。

班主任孙老师教我们数学，这天，他的数学课。我是数学课代表，他要我到黒板上作一道例题，作毕，我转身要回座位。他忽然喊住我，我一楞，以为我做错了什么？！，只见他用一只手指按了一下我的‘眉心‘，我额头上立刻出现一个‘深‘坑，他吓得缩回手去，连声说，你脸怎么肿了？我诺诺无语。

他了解到我中午从不吃午饭，是饿得开始浮肿，惊得他睁大了眼睛盯了我好一会儿！

这天中午，他带我到学校食堂，让我敞开肚皮吃了顿饱饭，之后又请过我吃了好几顿饭。我知道，我吃了他的饭份他就得饿着。饥饿难捱，使我假装着糊涂，多吃了孙老师好几顿饭，现在想来，十分惭愧。

也有好心的同学送我吃的，比如我同桌朝鲜族女同学，名字好像叫金银孑，她是我们学年的团支部书记。她曾送给我一饭盒大米饭。她打开饭盒，笑吟吟地真诚地让我‘品尝’这雪白的‘美食’。我怎好意思伸手接过女同学‘好意’，因为我知道我吃了她的饭，她就得挨饿，当年谁也不富裕啊！我‘咬’紧牙关，坚决地拒绝了她的好意，她脒着美丽的双眼，嘴里嘟囔着，还挺要志气哪……

有天，放学回家，几名顺路同学边走边有说有笑地打闹着，路过机关食堂门前，只见名字叫解德敏我们的小学同学，手里拿着两枚矿井上发放的保健饭一一夹馅面包。馋得我直流口水。两眼直勾勾盯看着他手上的面包，都忘了和老同学打召呼。他可能意识到我盯着他的面包，有意无意地把手背在了身后。我如同从梦中醒来，顺便嘲笑他的‘小气‘，同学们也跟着我起哄。谢德敏年令较大，小学毕业后，接他爸爸的班在机关食堂作採购员，当年那可是个美差呀！

他为了挽回大家说他小气的面子，也或是为了尽同学之谊，招呼我一行五人进了机关食堂的饭厅。我们围坐在圆桌旁，他爸爸从灶房内给我们每人端来一碗‘跃进汤‘。所谓跃进汤即现在人们喜欢喝的苞米面糊糊。这个好听的具有时代特征名字的面糊糊，让我记住老同学解德敏这个人的名字。

在那个年代，轻易不会有人送给别人一口吃的，谢德敏同学的善良义举，我会一直铭记于心头……





曾记得，这年中秋节过后的第二天，居委会通知各户，到‘筒子沟‘蔬菜基地採收越冬蔬菜一一这可是个利好消息。母亲天没亮就起来，吃罢饭我们娘俩拿着扁担，带着绳子，跟随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蔬菜基地进发。

筒子沟菜地离我家至少有十公里之远，到地方一看，漫山遍野，到处是’收’菜的人，我们来砍菜，可哪有什么菜，莱早被先到的人们全部抢光了。没办法，我母亲领着我，到地里捡拾別人扔掉的菜叶菜帮。东奔西忙，遍地搜索。还好，东挪西划拉捡了一整天，落日前总算捡了两梱烂白菜帮子。

傍晚，我们母子忍着饥饿，带着满足的微笑，用扁担抬着一大捆‘菜‘踉踉呛呛地开始返程。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我们娘俩艰难的抬着菜，又累又饿，实在有些走不动了，但无论如何菜是不能扔掉……

这时后面赶来一辆手推车，车上装满了各家各户‘抢‘到的白菜。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吵闹着推车飞奔，有人一见我们娘俩，便好心地将我们的莱和扁担放上车。我们娘俩感潡地会心一笑，紧跑慢跑，追在手推车后面，怕被落得太远。

天色完全黑下来，阴云密佈的夜晚，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快到家时一梱菜拌了我一跤，黑灯瞎火的，我以为捡到别人家丢掉的菜了。我正暗自得意，惊喜这额外的收获。母亲气喘嘘嘘地赶来，她认得自家的扁担，原来我捡的是自家的茱，是推车人有意扔给我们的。

我和母亲怀着欣喜之情，兴高彩烈地抬着菜返回家中。

就是用这些现在无人要的烂菜帮子，母亲竟溃了半小缸酸菜，我们也算有了越冬的蔬菜啦！



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城市盲目扩张，农村劳动力大量拥入城市，使得农村只剩下老弱残和妇女劳力，农村劳动力开始短缺。

一九五九年，清城县农业是个大丰产年，好端端成熟的庄稼因为缺少劳动力(壮劳力都上跃进山釆铁矿石)，极有可能捂在雪里，收不回来。

我们学校接到市委的通知，要求组织学生到清城县夹信子公社支援秋收。学生一听全都乐开了花。我们班主任孙宝财先生在班级召开动员大会，安排年满十五周岁以上的去支援农业生产，我年令最小，只能留家，护校。

     去不了清城，我心有不甘，偷偷地找孙老师，要求去参加秋收。我的理由是：一.我家是清城县人，借机可以回趟家乡;二,我家挨饿，去清城带走一张嘴，家里母亲和弟弟可以吃上几顿饱饭。我声情并茂地苦苦哀求，表示坚决要跟大家一起去。孙老师沉吟半晌，终于宣佈我们班全体同学都去清城支援秋收。





        母亲到校当着孙老师的面叮嘱我，一定要听老师话，服从分配，注意安全。没有孙老师的批准不可轻易离开班级。

        她是怕我擅自跑到青山公社去看望病中的外公。

       清城县夹信子公社是我们二中支援秋收的地点，我们班级被分配到离城不足十里的夹信子公社四人班大队(现在四新村)。

       我们都是小屁孩儿，根本不会干农活，但人手多，七抓八挠就把原来村里准备放弃，没人收回的零星庄稼收回‘场院‘。

       我们拔萝卜，检土豆，收白菜，跟拉大豆的马车后面捡豆子，跟随拉玉米车捡拾落在地里的玉米棒子。我们轻松愉快地干着不是很累的农活，大家有说有笑地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着秋日的美妙风光。

      傍晚收工后，我们还会和村里的小伙子们打场篮球。虽然我们根本不是横冲直撞的农民小哥的对手，但一场球赛下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王维凡

图片/网络

音乐/苦难的家

编辑/韩建国

谢谢欣赏 下期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