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七事变，你可能不曾注意的历史细节

海市蜃楼

2020年7月7日，距离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三年。

今天7月7日，就来说说七七事变背后，那些我们以往不曾注意到的真相和细节。

1.七七事变前的华北

在全面拿下华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在对华策略上都存在着相当的分歧。

强硬派主张继续加紧全面侵华，将整个中国纳入日本的殖民地；协调派则标榜外交软化与军力威慑双管齐下，让中国放弃反日抵抗成为日本的臣属国。

两种主张背后，实际上是代表着军国主义与四大财团之间的博弈，前者是明火执仗，后者是“软刀子杀人”。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和财阀势力混合的产物，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始承担起由东北向华北扩张的任务。

1933年11月，满铁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查计划》，针对华北的煤炭资源、工业基础，以及农产品产量（棉花、粮食、木材等）展开了摸底，重点调查“伪满洲国”对华北的贸易与关税问题。

1934年3月和6月，满铁更是两次向华北派出经济考察团并形成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是：攫取山西的煤炭，控制华北铁路干线。

这与日本军部的主张高度一致，在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的主导下，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经济调查》，提出了对华北实行经济扩张的设想。

军部与代表财阀的满铁之间达成一致后，1934年12月7日，陆军省、海军省与外务联合输出提报《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该文明确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两个目标。

一是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加紧追随并服务于“帝国”；二是依托于中国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加快扩张日本经济。

这意味着东京政府仍无意以大规模军事侵略的方式将中国变为殖民地，而是希望以一种更加长期、也更加稳妥的的方式长期控制中国。

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除了最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其它日本高层对中日全面开战都没有把握。

1936年8月7日，内阁五项会议上通过了最高级别的《基本国策纲要》，其中对华政策的相关表述为：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巩固日满国防以消除北方苏联威胁，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密切合作，并防范英美。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日本人仍然没有做好对华全面开战的准备，其目标仍然是将华北变成“张作霖时代之东北”。

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一带更是大举投资。

截止到1936年底，日本向华北地区的直接间接投资达到43,260.4万日元（所算上贷款投资，数额更高达115,500万元），占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的43.5%，其中45.3%的投资都是工矿业。

华北地区丰富的铁矿石、煤炭、还有廉价的劳动力，这都是日本眼中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而在日本“软侵略”的一颗又一颗钉子楔入之后，国民政府却软弱无能的步步退让。

从1935年1月的察哈尔事件开始，国民政府步步撤退，接连同意放弃对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日本更是以“华北自治”为由，增加守军数量并扩大日本人在冀、察两省内的权益。

签订《何梅协定》，驻守河北的51军，25师撤出，国民政府在河北的主权全部丧失

到1935年年底时，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成为独立于南京政府管辖之下的自治区域。

从交通经济入手，进一步渗透到政治军事上的全方位压迫，然后以“自治”为名成立傀儡政府，最后拿到实际控制权后取而代之，日本企图将自己在东北的那一套经验复制到华北，而国民党的不抵抗不作为，更是让这一步步实现的出奇的顺利。

于外，日本已经全面压制软弱无能的南京政府，蒋介石根本无意抗日。

于内，日本在华北的利益渗透逐渐加速，华北成为日本的重要物资来源和钱袋子。

本没有必要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日本，为何要愚蠢的在宛平城打响全面侵华的第一枪？

2.卢沟桥事变的始作俑者——一个好战的小人物

决定历史进程的，往往是大人物，但小人物同样能在某个微妙而要紧的关头，为历史进程摁下加速键。

就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英王爱德华七世与德皇威廉二世在一轮又一轮的海军竞赛中堆满了火药，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用两声枪响引爆了世界。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北地区堆下的火药，同样是被一名小人物点燃了引线。

一木清直，陆军步兵少佐，华北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队长，他就是卢沟桥事变的始作俑者。

▲ 一木清直

1937年7月7日晚，一木清直的部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演习，其中一名士兵志村菊次郎在拉肚子解手之后，因为不熟悉地形而与大部队失散。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日军发现士兵“失踪”后，要求进入中国守军的驻地宛平城进行搜查，中国守军言辞拒绝，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争执后，一木清直突然占领宛平城东部的高地沙岗，向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

但实际上，早在日军提出搜城的要求并与中国守军爆发争执后不久，志村菊次郎就已经归队。

1938年6月30日，在东京《朝日新闻》采访一木清直的文章中，报道了事情的真相：

“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联队长让我就此事和中国方面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日本军队，就可以让日本退缩的概念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日本来说是一件很遗憾，丢脸的事情。所以，我方决定攻下沙岗后再进行交涉……”

▲ 一木清直率部占领宛平城东侧的高地沙岗（日军称“一文字山”）

一木清直更是嚣张的宣称，这是他“为帝国强盛的进程打响了信号。

▲ 日军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左二）指挥进攻卢沟桥

为了防止事情败漏，日本军方强令志村菊次郎退伍，这个导致中日开战的小人物被遣返回日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志村菊次郎再一次被应征入伍，前往缅甸战场。

1944年10月，死于中国远征军孙立人部队的枪下。

而一木清直的报应来的更快更惨。

1942年8月20日，太平战场洋上的瓜岛战役打响。

一木清直率领910名先头士兵登陆瓜岛，盲目自大、贪功冒进的一木清直不等后援部队的到达就选择孤军深入迎战美军，进入密林中后才发现，日军被1.1万最精锐的海军陆战队包了饺子。

一天不到的时间，910名士兵被全歼，一木清直在被击毙前选择了切腹自尽。

唯一遗憾的是，中国军民没有在国内战场上手刃这个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3.从西安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小动作不断的国民党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大转折点，以和平解决的方式基本结束了10年内战的局面，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国共两党并未在西安事变结束后就顺利的走向合作，蒋介石明面上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南京政府背地里的小动作却一刻都没停止过。

1937年1月，国民党策划的一场所谓“统一救国运动”粉墨登场了。

国民党的官方“喉舌”《申报》和《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宣称：鉴于“陕甘善后，尚待中央筹划处置，而工党及失意政客，妄欲乘机利用封建残余势力，希图形成割据局面”，有违现阶段国家统一之需要，因而发起统一救国运动。

在该新闻的附录《统一救国宣言》中，更是直接指出，与国民政府敌对的中国反统一实力有三：残余封建军阀；共产党人及所谓“人民阵线”；为人民为虎作伥的汉奸。

在《统一救国宣言》的最后，更是完全背弃蒋介石在西安做下的承诺，嚣张而反动的高呼：消灭任何地方割据势力，不问是军阀，是汉奸，或是共党。

这份《统一救国宣言》，是由当时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起草的。

这个协会又是什么来头？

实际上，这个名义上的“民众团体”一直为国民党牢牢把控。该会的会长陈立夫，不到30岁的时候就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整个国民党内隐藏最深的掌权者。“大名鼎鼎”特务机构中统，正是他一手创建的。

▲ 蒋介石与陈立夫

从1月到3月，这场“统一救国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浩大的声势，“来自湖北、河南、陕西、安徽、山东、降低等地的响应电，不在百余份”。

一帮反共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更是撰写理论文章对其进行宣传，攻击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从3月到6月，国民党的“统一救国”与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舆论战，国民党拒绝承认共产党与其它持不同政见党派的合法地位，并想方设法的想要限制和削弱我党的力量。

在国共谈判中，蒋介石坚持要求我们缩小红军改编后的军队编制、不设总指挥部、毛泽东和朱德离开军队、边区政府长官由“国民党中央”派遣，更是避谈我们起草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

哪怕蒋介石在西安已经服软，已经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在实际行动上仍然是坚持独裁专治，只是从武力开战转为了钳制压迫。

七七事变发生后，7月13日，周恩来再次飞往庐山与蒋介石展开进一步会谈，随后，蒋介石发表了同意抗战的讲话。

▲ 庐山谈判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左起）

8月13日，日军大规模进攻上海，8与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正式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达成。

正是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倒逼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的转变，最终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若是日本继续在华北实行蚕食政策而不开第一枪，恐怕国民党也还要继续在暗中攻击迫害我党。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

从庞杂繁多的资料中讲述这些少为人知的内容，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历史，铭记历史。

而在今天，还有这样一群人更值得我们铭记，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部部活着的历史——参战老兵。

他们是战争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他们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