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时

晓明印记

2020年6月7日在居庸关长城

因为疫情，每年6月7日的高考今年延迟到7月7日进行，明天将有1071万考生进入考场。

今年的高三孩子是最让人心疼的一届，因为特殊原因，很多高三学子在学校的时间是少之又少，而且一些地区面临高考改革，高考模式也变成了3+3的模式，因此，孩子们的处境还是非常艰难的。而且最令父母揪心的是，今年高考人数较去年增长了40万，光复读生就187万，这样一来孩子进入名校的几率又小了很多，在今年高考人数创新高的情形下，孩子们进入“录取率”将会是多少？只能说，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

1977年8月我在北京出差，听说要恢复高考，回到草原上就开始复习了

2007年高考那天，因为是高考恢复30周年纪念，北京电视台早间新闻互动节目是关于高考，我投稿了一条短信：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参加的高考，当时我在内蒙古大草原上放牛，早上把牛赶到草原上然后进入考场，还行，考上了东北师大，我很感谢那次高考。我还记得主持人在播出这条短信时还加了一句话，他说看人家多牛，放牛还能考上大学。说完这句话连他自己都笑了，他的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条短信获奖了，奖品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世界三大男高音卢恰诺·帕瓦罗蒂、普拉西多·多明戈、何塞·卡雷拉斯音乐会门票二张，这是他们三人的绝唱，不久帕瓦罗蒂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每年的高考日我都要写一篇文章纪念高考的恢复。

大学毕业前的实习小组

77级高考时，没有重点与非重点大学之分，也不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只能填三个，在“备注”栏还可填报中等专业学校，考试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祖国挑选”。

77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练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来看，43年前恢复高考之时，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国家一时竟“穷”到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制考卷，不得不临时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应急。这在恢复高考43年后的今天看来恍若隔世!

1977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66年停废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录取率之低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

一个宿舍的几个同学40年后相约在草原上

1976年7月我参加了吉林省委组织部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工农青年干部班，这个班后来被视为东北太上皇毛远新为培植新生力量的双突班，即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1974年举办第一期，连续三年每年一期，我是第三期也是最后一期。学习期间毛主席去世，学习结束后我回到大队等候分配。10月份大队来了三个上学指标，是文革中工农兵学员最后一届大学生的选送，我当时是大队支部委员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是可以搭上最后一班车上大学的。大队请示旗委组织部得到答复我们这一期学员已被吉林省委组织部批准等候分配，在那个人人都想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回到父母身边的年代，我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占上学的指标，我毫无怨言的等候着，12月份我被分配到道老杜公社任文教助理。

那个年代公社干部的主要任务是搞基本路线教育，公社派我在一个大队蹲点搞基本路线教育，在村里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方面是离开了集体户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一方面一个人在大队生活苦闷孤独形只影单，就在今天的通辽到霍林河高速路140公里处的额日格图村，晚上我独自一人到人烟罕至草原上面对落日夕阳，这时的草原被笼罩在一种绮丽的景色之中，我毫无心情欣赏草原落日，举目遥望天际，那块玫瑰色的云块在天空徐徐变幻着形状，时而像巨人要将我随时压倒， 又时而像雄狮要将我吃掉，天天如此，我嚎啕大哭，想上学，想读书，想回城，然而又没有任何办法离开这里，那时我想如果能离开牧区离开草原回到城市哪怕成为一名工人也是我最大的奢望。

1977年8月6日我出差到北京，正好赶上邓小平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虽然会议还没有闭幕，但是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在北京传的沸沸扬扬了。我是陪同公社的同事因严重心脏病在阜外医院住院，那个时候公社的干部多数不会说汉语，领导让我陪他们两口子在北京看病。

在北京得到的消息如霹雳惊雷一般，仿佛在无际的海洋中突然遇见了一根稻草点燃了我心中的唯一希望。我马上到街上连续跑了几个书店购买复习资料，然而在消息刚刚出来的当天北京的所有书店有关文化课的书籍已被一抢而光，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我一本也没有买到。我想这就是北京人的优势，他们提前知道了高考的消息并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我回到草原上和同事们谈起要恢复高考的事情，他们还笑话我痴心妄想，说我不安心扎根牧区，谁也不相信会恢复高考，还有很多人幻想着等待着高考指标上学。

北京这几个同学相聚

我开始复习了。

那个年代的牧区没有电灯，都是用煤油灯，只要点灯，灯罩瞬间就被蚊虫萦绕起来，只听见嗡嗡嗡的声音，有限的亮光几乎被蚊虫全部遮挡了，当关灯后各种蚊虫又瞬间消失了，周围马上寂静下来没有了任何的声音，就这样我和蚊虫打起了持久战，蚊虫多了我吹灯睡觉，蚊虫跑了我又点灯起来复习，每天晚上反复多次不觉得累也不厌烦，因为没有任何出路，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很快我接到通知回公社组织全公社高考，这本身就是文教助理的工作，由此我也成为哲盟地区唯一一个既是高考的组织者又是高考的参与者，白天骑马到各个大队宣传组织高考，晚上复习。

十月份公社组织修建水库大会战，各大队基干民兵集中到毛高吐修建水库，公社党委任命为我为大会战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公社书记义德扎那，我知道后没请假没打招呼捆起行李回通辽了，在家里复习，期间公社几次电话和电报要求我回去参加会战，我没有理睬坚持到高考前才回公社。我还记得我回去的那天大会战结束，公社一把手义德扎那刚刚扛着行李回到公社院里，看见我把他气得头扭过去不理我。为了离开牧区，为了上学，顾不上这些了，接到东北师大录取书的那天我给义书记写了很长的一封信作了检讨，义书记很理解我。

1978年3月，我离开了草原去了长春，进入了东北师大，是77级。

宇宙是否存在时空隧道，是未解之谜，人们都试图找到时空隧道，有人说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有人说在太平洋的深海沟，有人说是在地中海东部的一片海域。

我说时空隧道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我的时空隧道是40年前那次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