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德坊，一把出鞘的红色利剑

鸿运当头

上海市区的武定路是条闹中取静的小马路，而像930弄这样的弄堂口再普通不过，人来人往，从未引人注目，然而就是它，见证过共产党人的坚强勇敢，也经历过敌人的血雨腥风，现在就来说说修德坊的前世今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面对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无数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表现出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而献身的耿耿丹心和铮铮铁骨。

1927年7月，在上海龙华，烈士陈延年就义前傲然屹立，拒向邪恶下跪。刽子手强行把他按倒地上，他又猛然跃起，昂首怒目。最后，敌人蜂拥而上，将他乱刀砍死。

1928年2月，在汉口市区的余记里空场上（今黄石路中学所在地），烈士夏明翰临刑前，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同年3月，在长沙司门口刑场上，烈士郭亮牺牲前留给妻子的遗书是：“灿英吾爱：亮东奔西走，无家无国。我事毕矣。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

同月，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上，烈士周文雍和女友陈铁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庄严宣布：“当我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献给党的时候，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这是共产党人最壮烈的婚礼，是人类爱情史上震撼人心的绝唱。

中国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率领全国革命群众开始了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艰苦斗争。

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战线上开展对敌斗争的，即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同时，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则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

1927年暮秋的上海，花木枯萎，黄叶飘零。不时有红皮钢甲囚车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一队队巡捕、警探以鹰隼般的目光四下搜寻，到处抓捕中共要人和其他革命人士。大自然的萧条景象和人世间的白色恐怖交织在一起，笼罩着这座东方大都市。

11月上旬，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打破了这严酷的氛围，通过隐蔽渠道，秘密传递到刚刚迁至上海的中共中央：伍豪已经到达上海！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它是一个使中共人士肃然起敬的名字，这个名字蕴涵着忠诚、智慧、能力和希望，它使敌人心惊胆战，令同志勇气倍增。周恩来到达上海，使白色恐怖中的中共中央高层有了主心骨。

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是隐蔽战线的主战场。中共中央机关是在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从武汉陆续秘密迁到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上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城市中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叛卖逆流，极大地威胁着中共中央的生存。为了保卫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一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国共产党从事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共中央特务科在上海应运而生。

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可见，中央特科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它肩负的任务是神圣而艰巨的。

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为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为武定路930弄14号。当年武定路是沪西一条不太引人注目的偏僻马路，修德坊夹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和胶州路中间，是一条短小的弄堂，与它平行的隔壁弄堂就是武定别墅，武定别墅又与大弄堂恒德里相通，如此就显得修德坊更闭塞一点，这正符合入住者的需求。

修德坊6号（今14号）是弄底的一幢独立建筑，建筑面积达280平米，它还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秘密，6号的北面通向大弄堂恒德里的弄底，有极强的隐蔽性。特科机关还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郑家巷（今泰兴路383弄83号，已拆除）设有秘密接头点，二处相继存在了大约有三年半的时间，较其他中央机关来说，是一个相对固定又非常秘密的地点。闹中取静，险中求安，这是当年中央机关的选址的重要准则，凸显了共产党人的智慧和胆识。

从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成立开始，周恩来陆续为该特殊机构下设了四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通讯科。

中共“六大”以后，中央特科的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 ，领导中央特科的斗争，特委是决策机构，中央特科是执行机构。特委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向忠发和顾顺章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有限， 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特委和特科的核心和灵魂。

从此以后，中央特科犹如一柄利剑，斩妖降魔，在龙潭虎穴之中，出奇制胜，大显神通，展示了一幅保卫中共中央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

总务科——党中央的管家

总务科是中央特科下设的第一科，科长洪扬生（见下图）。一科主要职责有三项：设立机关、布置会场、组织营救。

大革命失败以后较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都设在上海，总务科为保证其众多机关单位实现社会化并运转起来，需要具保租房、寻租会场，进行了大量艰辛繁杂的工作。难以想象在中外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大上海，建立起众多秘密机关并为各种会议的召开提供安全场所，是多么艰辛的工作。

在白色恐怖和党内叛变的双重进攻下，中共领导人难免被捕甚至遇难。中央特科以总务科为主，用各种方式营救众多的中共干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

邓颖超在回忆那段岁月时说：我们“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而这些机关和领导人员处所的变换，主要由总务科完成，由此可见总务科工作之繁重，在敌人眼皮底下安家之艰险。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中央特科总务科的努力，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终于在严密控制的大上海重新建立了起来。中共各种高级会议，也接连在上海成功召开，比如中共六大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均在1929年6月～1931年1月间在上海召开，从确定会议地址、租用房子、布置会场、筹备会务等，均由总务科负责办理。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总务科把会场就设立在修德坊特科秘密机关内举行。 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关向应、李维汉、任弼时、陈云、王明、罗章龙、顾顺章、王稼祥、柯庆施等37人出席。会期一天，约15个小时，这次会议确立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也由此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掩护楼上会议的进行，总务科所派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楼下打牌、开留声机，行动科人员则扮成厨师，戒备森严。就这样，总务科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

由于上海地下工作环境十分复杂艰险，时有中共干部的被捕牺牲，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这样，营救被捕同志，保护党的干部，便成为中央特科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营救工作艰巨复杂，总务科负责组织工作以外，往往需要中央特科所辖各科默契协调，通力合作。当年任弼时、关向应都是由特科采用各种营救方式，通过内线人员的不懈努力而获释，被营救成功的还有林育英、刘晓等等。

当然，受地下斗争条件的制约，中央特科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并非万无一失。1931年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人，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相继被捕。中央特科决定劫车抢救，地点选在去往龙华方向的华界与租界交界处。但因时间差错和王明的拖延，劫车未成。何孟雄等24人于2月7日在龙华荒郊英勇就义。

情报科——党中央的耳目

中共特二科（即情报科）主管情报工作，是特科中最重要的部门，是中共心脏中的心脏。科长是赫赫有名的陈赓大将，付科长刘鼎。该科职责即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对敌人侦探机关进行反间谍工作。

陈赓是中共最早具备特工经验的人。1926年9月，陈赓受中共中央派遣，同顾顺章、陆留一起去往苏联远东地区的红军部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暴动技术，由此成为中共最早接受过较为正规的特殊训练的人。刘鼎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的党员之一，以后成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

情报科搜集情报的策略主要有三种：

一是利用社会职业掩护，广泛建立情报网络。二是“打进去”。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中外反动侦探机关，直至向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打入我情报人员，直接了解敌人的动向。三是“拉出来”。即利用多种方式，将国民党警特机关的某些人以及租界巡捕房包探，甚至流氓帮派人员，设法拉出来，与其建立联系，交换情报，从中洞悉敌人的阴谋。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见下图），是中央特科情报科打入“调查科”的优秀成员。他们利用自己在国民党政权中的职位便利，为中共的地下工作做出过突出贡献。在敌人的龙潭虎穴之中，机智勇敢，默契配合，他们被喻为“龙潭三杰”，显示了红色特工的神威。

情报科成员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刘鼎曾以“文件鉴定专家”身份，成功营救过关向应。他的夫人吴先清也是时常乔装打扮，或盛装艳服，进出上层社会；或粗衣布鞋，活跃在工人居住地区；或扮成朴素农妇，出现在乡间村落。董健吾以牧师身份搜集情报，陈养山和刘大汉以记者身份刺探消息。还有鲍君甫利用自己敌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为中央特科传送重要情报。

出生名门的黄慕兰（见下图）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美女特工，是特科的重要成员，她以互济会为掩护，专门从事营救被捕的同志。黄慕兰凭借出色的交际能力，周旋于旧上海的各种场合，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

陈赓也是经常变换的身份，公开周旋于敌探特务之中，他“时而西装革履，像似租界里惯见的西崽；时而全副武装，又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有时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充当敌特捕房的‘蟹脚’；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又是巨商大贾的模样。”陈赓的机智应变，使敌人始终没有发现这位“王庸先生”的庐山真面目。

中央特科就是这样，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关系，把自己的触角伸进了国民党警特机关和租界巡捕房。中央特科出色的情报工作，对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组织的安全，对打击敌特内奸的破坏活动起了重大作用。

行动科——党中央的利刃

中共中央在隐蔽战线上除了反动势力这个公开的敌人以外，还有一个大敌，就是来自党内的叛徒，这是隐蔽的敌人。为了保证党中央机关和革命同志的安全，1928年4月，继情报科之后，周恩来又为中央特科设立了行动科。行动科的主要职责即是打击内奸叛徒，保卫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

行动科的锄叛第一枪

1928年4月15日，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罗亦农（见下图）突然在上海公共租界爱文义路望德里（今北京西路1060弄，已拆除）的秘密联络点内，被租界巡捕逮捕。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4月21日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年仅26岁。

在罗亦农被捕的当天，中央特科便通过内线关系得知：“出卖罗亦农的，是一个女人，说话带四川口音，长得很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很快，中央特科证实：罗亦农是被住守机关的何家兴夫妇出卖！

何家兴（又名霍家新）、贺治华（又名贺稚华，见下图）分别在法国、德国和苏联留学。回国后于一九二八年初，党组织安排何家兴、贺治华看守党的秘密机关，何家兴兼任罗亦农的秘书。

何家兴、贺治华贪图享受，经常频繁出入茶楼酒肆、舞场剧院，为此多次受到罗亦农批评。但何家兴、贺治华却不知悔改，怀恨在心，再加上对革命事业悲观失望，于是决定叛变投敌。他们企图用出卖罗亦农的行踪和手中掌握的秘密名单，换取二张出国护照和五万美金。

中央特科决定坚决斩除叛徒。周恩来因忙于中共“六大”的筹备事宜，在出国赴苏联之前，便把领导中央特科行动科镇压这对叛徒的工作交给了李维汉和邓小平。李维汉和邓小平接受任务之后，随即碰头进行了缜密研究，商定了严惩叛徒的措施，并向行动科作了部署。

4月25日清晨，何家兴贺治华夫妇居住的小旅馆外面，一队办喜事摸样的青年人簇拥着一顶迎亲小轿，在锣鼓、唢呐和鞭炮声中缓缓而来。当队伍行至小旅馆门口，鞭炮声和鼓乐声更是混响一团，震耳欲聋。看的出来，这似乎是附近谁家在举办婚嫁之事。但何家兴夫妇做梦也不会想到，这鞭炮声预示的正是他们的末日。

主持这次行动的顾顺章，经过周密的组织工作，亲自率领行动科部分成员来到叛徒的居处。他们以办喜事为幌子，在鞭炮声的掩护下，开始了正义的行动。

顾顺章让一队员把守后门，自己带两名队员强行登楼，闯入何家兴夫妇的寓所。他们先是用枪逼迫叛徒交出了那份写有350多个共产党员地址的名单，然后对其施以严惩。何家兴见事不妙，企图外逃，顾顺章迎上去，一枪将其击毙。贺治华额头中一枪，滚入床下。行动科成员以为她已毙命，便迅速撤下楼去。这时，外面的鞭炮仍在晨曦之中爆响着，似乎在为中央特科庆祝首战告捷。

霞飞路的暗杀大案

罗亦农的牺牲和何家兴夫妇的叛变，对中共震动很大。中央特科行动科对内奸叛徒施以凌厉攻势，镇压了一批出卖中共机关和机密的败类，有效地保护了中共的组织和干部。但是，蛇蝎总藏毒，蚊蝇终逐臭。党内一些不坚定分子，他们泯灭良知，为了一己之私，不惜设法出卖他人、叛变投敌。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上海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2楼，中共中央军委秘密机关。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正在开会。除了这五人以外，还有两人担任会议记录，他们是该机关的常住者、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夫妇。

这几个人是讨论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工作。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原本是要到会主持会议的，由于临时处理其他要务而未能参加。4点左右，正当彭湃等进行会议时，满载租界工部局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包探的五辆红皮钢甲车突然而至，彭湃等五人被捕。

彭湃等被捕后，周恩来非常着急。当晚，他召集中央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制定营救措施。为了营救同志，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率领顾顺章、陈赓等人前往枫林桥。然而，狡猾的敌人已提前将彭湃等人押往龙华。就这样，中央特科的营救计划功亏一篑。

8月30日下午，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枪杀于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内旷地之上。彭湃等人的牺牲，使中共中央和中央特科全体成员极为悲痛。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消灭，一定要把叛徒干掉！那么，叛徒究竟是谁呢？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中央特科通过鲍君甫的关系便知道了内情：彭湃等是被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出卖的！

白鑫，湖南常德人。他于1923年加入中共，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曾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白鑫奉调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本想通过投机革命以出人头地，但随着中国革命走入低潮，他对革命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白鑫到上海后，就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范争波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暗中出卖了组织和同志。

弄清了白鑫叛变的实情后，周恩来立即向党内有关人员发出了白鑫叛变的警报，及时切断了党内与白鑫有关的联系，改换了白鑫所知道的机关。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后患，周恩来在组织中央特科营救彭湃等人的同时，要求中央特科情报科和行动科密切配合，侦察白鑫的行踪，坚决锄掉叛徒。

中央特科终于摸清了白鑫的住处：白鑫隐居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和合坊第4弄第43号范公馆内，范争波和范争洛兄弟住在二楼，白鑫住在三楼。中央特科立即在和合坊设伏，他们在和合坊进口处和43号斜对面各租下一间房子，严密监视白鑫的活动。与此同时，努力寻找锄奸的有利时机。

11月初，鲍君甫给中央特科提供了一个准确情报：白鑫将乘船逃往意大利避风，动身时间定在11月11日晚上。周恩来当即决定：决不让白鑫逃离上海，在范争波公馆门前动手，杀掉叛徒，以儆效尤！

11月上旬的一个傍晚，陈赓走进圣彼得堂一间密室，交给红色牧师董健吾两项任务：一是弄清和合坊周围地形；二是事后迅速核实中央特科的阻击战果。董健吾接受任务后，多次化装去现场侦察，精确绘制了和合坊内外地形图，标出敌特军警可能设岗的地点、行动科主力人员的隐蔽处和行动时的进退路线等等……

11月11日下午，由顾顺章指挥，行动科成员在指定位置埋伏下来。至夜10点多钟，两辆汽车停在蒲石路和合坊后门口，11时许，白鑫穿着一条藏青色西装裤子，上面罩着一件灰哔叽的衬绒袍子，脚上的黑皮鞋擦得油光锃亮，由范争波弟兄及送行人员、保镖等共七人，从43号后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行动科队员们突然从黑暗中冲出来，大喝一声“不许动！”就对准白鑫开枪射击。

在乱枪中，范争波连中三枪……重伤倒地；范争洛身中六弹，弹中腹部，当场毙命；白鑫这时拼命向北狂奔，同时拔出手枪顽抗。红队跟踪紧追，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打死在71号门根下……打死白鑫以后，红队马上撤离现场。

当夜，董健吾去法租界巡捕房找内线核实战果，得知在被中央特科击毙的四人中，确有白鑫。白鑫被中央特科处决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上海许多中外文报纸都报道了这一事件，有的报纸讲法医验尸时惊奇发现，白鑫所中来自不同方向的三枪竟是从一个弹孔中射入！有的报纸则用红色大字标题发表此案消息，称这起案件是“东方惟一的大暗杀案”。一时间，“共产党的神枪手”使革命民众闻之称快；“霞飞路的枪声”使叛徒特务闻之丧胆！

中央特科以行动科为主，用各种方式惩处了众多的内奸叛徒，以上所述只是中央特科锄叛活动的典型事例。中央特科1928年秋对叛徒戴冰石的惩处，1929年夏对内奸陈慰年的惩处，1930年春夏斩断叛党分子黄第洪伸向周恩来的黑手，1931年对混入特科的国民党特务黄国华的惩处等，都有史料记载。

就是这样，周恩来及无数共产共党人，在危机四伏、险象丛生的上海滩，以超人的大智大勇，维护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笑傲于敌人的刀光血影之中。

通讯科——党中央的信使

1928年11月中央特科设立了第四科即无线电通讯科（简称“通讯科”），其职责是制造电台，开展党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这是中共最早的电讯机构。周恩来约见了李强（见下图）任命其担任通讯科科长，并要求他设法自己组装收发报机。

李强曾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期间研制过炸药和手榴弹。他虽念过大学，但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无线电方面是外行。李强克服重重困难，自学英文无线电专业书刊来探索和实践，他依照书刊上的图样画出了一张张收发报机的草图。他经常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为掩护与行家交流技术，还混入亚美、大华等无线电公司“偷学”技术，并设法在外国洋行购买零件，买不到的就自己加工制作。

凭借着良好的英文基础和较强的动手能力，经过一次次的试验，一年多以后，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试制成功。虽然这台收发报机很笨重，只有50瓦的功率，灵敏度不高，但却是我党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自行研制出来的第一台无线电通信设备，它的诞生对革命具有非凡的意义。

1928年10月，地下党员张沈川（见上图）到三马路（今汉口路）上的惠中旅馆里接受了周恩来交给的艰巨任务，组织决定委派他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他从1928年11月到1929年5月在“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报务。结业后，张沈川又留在电台实习。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实践，张沈川初步掌握了无线电收发报机技术。

与此同时，中共还在留苏学生中选调人员秘密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8年，在莫斯科劳动大学的学生毛齐华、方仲如、陈宝礼、李元杰等人接到委派去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们白天依旧在学校正常上课，晚上去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29年底，毛等人离开劳动大学，集中住进“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宿舍。他们经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收发报机到莫斯科郊外实习，和业余电台通报，有时会到莫斯科郊外的国际电台参观学习。这些经历为他们日后从事秘密无线电通信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技术基础。1930年，毛齐华等先后回到上海，参加中共地下电台的工作。

1929年冬，党组织在收发报机研制成功后，秘密租借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作为我党第一座秘密电台台址。

为掩护起见，张沈川与苏联学习归国的蒲秋潮假扮一对夫妻入住，他们平时衣着考究，房屋布置精致，俨然是一个富裕家庭。电台的天线架设在三楼晒台和屋脊上，在天线周围还做了许多伪装。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从事秘密电台的情报工作极其危险。电台的工作人员都要接受党的保密教育并遵守十分严格的组织纪律。他们平时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社会关系。为了不被察觉，他们都在深夜待左邻右舍入睡以后才开始收发报，通报完毕就立即把天线撤掉。

上海电台建立后，为加强党中央与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李强等人又秘密携带收发报机等器材在香港设立电台，实现了沪港两台的联通。沪港两地电台相通后，互相通报的第一个重要讯息便是广西百色起义获得成功！

此后，中共为安全起见又将电台从福康里相继移至静安寺路福德坊、慕尔鸣路等处，并建立了装配收发报机的车间。毛齐华来到上海后，李强就将他安置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的弄堂内，这正是我党新建的地下电台所在地。

1930年9月，巨籁达路（今巨鹿路）391弄（四成里）12号出现一家“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里面没有机器声，工人大多是青年学生模样。这座奇特的“工厂”便是中共中央早期无线电训练班。

这个工厂开设后，由于厂内人员大多是青年学生模样，对外没有什么业务往来，也不进原料、生产产品，因此很快就招致嫌疑。接连几次有陌生人突然进来骚扰，这些迹象引起了李强等人的警惕，为安全起见，他和张沈川把厂内的一些进步书刊和党的重要文件转移它处，但顾顺章认为并无紧要，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只要求大家安心学习。

1930年12月17日上午，张沈川正在楼上给学员教报务时，六七名侦探突然推门而入，他们掏出手枪不准厂里的人行动，并在全厂进行搜查，将电键、干电池、蜂鸣器、耳机等當作“罪证”。最后，张沈川、方仲如等20名教员和学员被逮捕。在狱中，这20名同志遭敌人严刑拷打，但无一人承认是共产党员，也未泄露党的任何机密。

事发时，李强、毛齐华、涂作潮因不在场幸免于难。1931年4月，被捕的20位同志被判处有期徒刑，均不发判决书，也不准上诉。几年后经党组织营救，张沈川等16人出狱，4位同志病死狱中。

“福利公司事件”使中共无线电训练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但它并不能吓退我党地下电台的战士们，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在险恶的环境中继续斗争。

尽管条件艰苦，但中共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装制出的收发报机，质量很好。甚至连敌人得到它们后都对我党在缺乏相关设备的条件下凭手工制造出这些小巧、高效的收发报机赞叹不已。

直至党中央撤离上海，秘密电台的红色电波从未中止。

顾顺章突然叛变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完成任务后，没有立即返沪而是在武汉流连于烟花柳巷，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汉口民众乐园登台做魔术表演，被敌特机关捕获，并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

顾顺章，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

由顾顺章领导的行动科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之际，顾顺章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顾顺章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价，他一口气供出了武汉及湘鄂边区20多个秘密机关，中共在武汉的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

随后顾顺章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给了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些电报的，正是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

生死攸关的金陵之夜

1931年4月25日，正是星期六，在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里，只有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特科情报员钱壮飞一个人留下值夜班。这里是全国各级特务机关的机密文件、绝密电报的汇集地点，中央的各种秘密指令，也是由这里发往各地。

国民党中统几乎所有函件和调查科日常事物，都由钱壮飞代为处理。此时，钱壮飞忽然接到武汉发来给徐恩曾转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的几封特急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面都写有 “徐恩曾亲译” 的字样。这一反常的情况，引起了钱壮飞的高度警觉，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顺章被捕叛变。情况万分紧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经过缜密思考，钱壮飞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将情报报告给李克农转报中央。刘杞夫走以后，他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通知其他同志迅速撤离。

4月26日（星期日）上午，钱壮飞又若无其事地把恢复原样的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往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在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周恩来力挽狂澜

党中央得到情报后，周恩来受党的重托，挑起了全面负责处理这一紧急事变的重担。周恩来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都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

4月27日，顾顺章被押到南京，蒋介石亲自接见，顾除出卖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恽代英外，还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重要负责人的地址全部出卖，国民党随之进行大搜捕。

由于叛徒顾顺章，导致恽代英，蔡和森，向忠发（被捕叛敌最后也被杀害），陈赓（由于党组织的营救而脱险）等重要的中共大人物的被捕杀害，而这些领导人的遇害给中共的领导层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损失。

由于叛徒顾顺章，整个党组织的地下党网络被摧毁，党的重要信息和物资运输都无法进行，对苏区红军根据地的支援中断，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5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永远开除顾顺章的党籍。

灾难深重的修德坊

处置顾氏亲属

由于顾顺章的关系，其亲属全部在中央秘密机关工作或打杂，他们是：

张杏华，顾顺章的妻子，担任魔术商店营业员，担任通讯联络任务。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张爱宝，顾顺章姨妹。

叶小妹，顾顺章姨母之女，

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住机关当烧饭师傅。

吴韵兰，顾顺章兄嫂，做掩护和交通工作。

吴克昌，吴韵兰胞弟，与其妻同做掩护工作。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机关紧急转移时准备将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等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遂决定将其铲除。

当时，由周恩来、康生（见上图）组织中央特科的洪杨生、陈养山带领一批人执行了这一任务。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行动时，顾家的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而对未成年人，顾4岁的女儿顾利群（见下图）、2岁的侄子顾益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小孩被送到了乡下，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海棠村掘尸案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叛徒供出了三处中共特科对叛徒和告密者惩治的行动地点，它们是：一，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今为上海余庆路102号，110号，见下图），二，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为上海武定路930弄14号）三，麦特赫斯脱路郑家巷91号(今为上海泰兴路383弄91号，已拆除）。

严格地讲郑家巷的埋尸不是顾的家属，是特科组织的另一次除奸行动地点。

查看当年案发时的地形图，可知爱棠村33号和37号门前为荒芜地带且无路可通行，行动组的活动是无人知晓极为隐蔽的。

同时修德坊6号也遭遇了灭顶之灾，顾顺章的妻子及岳母等人的尸体从花园地下被掘出。

修德坊因这次大案被彻底暴露了，从此退出革命的历史舞台。

周恩来在永安里的日子

四川北路1953弄的永安里，毗邻多伦路一条不起眼的小弄堂。离弄口不远的右侧就是44号，这是一座中西合璧式的石库门三层楼寓所。

永安里44号当时的主人是周恩来堂弟周恩霔夫妇及其二岁幼子周尔鎏，先后在此同住的还有周恩霔的父母，以及周恩来的父亲等人。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获悉并查实向忠发叛变后迅速隐蔽，住进了永安里44号。

安顿住下后，周恩来告诉家人，党内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党的中央机关面临灭顶之灾。他已经及时销毁文件，转移党中央各位领导和工作人员。此时全家人必须镇静如常，切勿示人以任何异常现象。此后的周恩来夫妇基本上停止了工作，经历了他们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

周恩来夫妇在44号里度过了一段少有的清闲日子。他们减少外出活动，开留声机给几位老人欣赏，还陪同尔鎏这个小朋友随意戏耍。周恩来有时还穿上围裙亲自下厨，烹饪淮扬菜请大家品尝。

经过半年的隐蔽和撤离准备，1931年12月初某个晚上8时，化装为广东熟练工人的周恩来，来到十六铺码头，搭轮船悄悄离开上海，月底平安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如今武定路930弄内静悄悄的，每到傍晚时分，老人搬把椅子在弄道旁悠闲的读报，孩子们在弄堂里嬉戏玩耍。站在弄堂尽头是14号楼，随意问一下身边的女孩，“知道中央特科吗？”她摇摇头，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人们知晓的特科故事并不多。

但这绝不妨碍英雄的事迹熠熠生辉，他们是伪装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是听风者，守护永不消逝的电波；他们是利剑，用生命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他们是火焰，用热血熔铸光辉的旗帜、不朽的丰碑。

正如莫斯科无名烈士纪念碑上那句话——“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