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少的朋友们,你还好吗?

天涯

<p class="ql-block">在年少时,父亲总是教导俺“和人相处不能任性,好的交着,赖的哄着,秦桧还有三个好朋友呢。”俺总是左耳朵听了,右耳朵冒,有时还会顶上一句:“俺的朋友遍天下!”但等年过半百回头看看,小时在村里的闺蜜真的只有三个人。现在能回想起的故事虽然不多了。但刘淑娟、刘少丽、刘风翠,这几个亲密的伙伴,还有二三事留在了记忆里。</p><p class="ql-block">&nbsp;&nbsp; 刘淑娟,俺两是小学同学。她家与俺大姐家是前后屋的邻居。俺上小学时曾帮大姐看过两个外甥,刘淑娟也在看她的两个妹妹。这样我们就有共同的“事业”,有很多在一起玩的时间,彼此也很谈得来。记得她有姊妹九个,三男六女,她排行老五。上有三哥两姐,下有两个妹妹,日子过得相当清贫。</p><p class="ql-block">&nbsp;&nbsp; 不幸的是,她大哥不知为什么自杀了。闹得村里有点恐怖。二哥和姐姐们在上学,人多劳力少,家里的生活过得并不宽裕。但淑娟天生是个乐天派,每遇上不开心的事,她都擦干眼泪,哄着两个妹妹玩。生活的重压并没有让她失去欢乐的笑声。</p><p class="ql-block">&nbsp;&nbsp;&nbsp; 有一阵儿,我们两人突然迷上了种树。可没有树苗儿。俺们私下商量,悄悄到邻村的苗圃里去刨苗儿。两人说干就干,趁着两家小孩儿睡觉的空当,拿起小镢头就向苗圃跑。半天的功夫就刨了两棵。然后大大咧咧地扛回家里。刨窝、培土、浇水,忙活得不亦乐乎。大姐发现了问我,“树苗从哪来的?”俺说,“从苗圃刨的。”大姐说:“这可是大队的,让人看见可麻烦了。”俺说“看见怕什么?又不是咱村的。”大姐说“邻村的也别动人家的。你想种,我去买。”于是大姐从集上买了几棵梧桐苗儿,让俺一次栽了个够。后来,这些树长大成才,为大姐盖房做了个五六根椽子呢。&nbsp;&nbsp; </p><p class="ql-block">&nbsp; 没想到,淑娟后来嫁给了本村的同学于右成,听说小日子过得很不错。有年秋天回家,俺在路上看到她,头发花白,腰有点背,正拐着一篮子青菜快步走来。见了俺笑着问:“什么时候回来的?吃菜不?吃就拿点,新鲜着呢。”我摆摆手说:“刚回来,住不下,过晌就走,这菜下次吃吧。”淑娟抬头看看天说“过晌我得到北山扒棒米去,你忙你的吧。”然后,匆匆走了。看着这个儿时伙伴的背影,俺的心一热:俺这闺蜜一辈子没走出山村,就在这片土地上安放着自己的人生和灵魂,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俺在思想的田园里放飞梦想,寻找真理,生活却过得如此辛苦,如此迷茫。看来,人的幸福是与读书多少无关。</p><p class="ql-block">&nbsp; &nbsp;另一闺蜜刘少丽比俺大两岁,也曾好得穿一条裤子还嫌肥。她出身革命家庭,爸爸刘玉坤是战斗英雄,妈妈向斋作过教师,还会剪裁衣服,缝纫机踩的嗒嗒响,为好多人家做新衣裳。赚了不少的花布头儿,少丽喜欢拿这些布头做花花绿绿的毽子和俺玩。</p><p class="ql-block">&nbsp;&nbsp; 少丽家住在一座宽绰的大房子,进门就是长长的大过洞,在夏天,那窜堂风一吹,又爽又凉快。她和她的家人时常在那儿摆起像棋来,要么自家人杀得天翻地覆,要么,吸引村里的棋迷们下得呼天喝地的。俺很喜欢这种游戏,觉得比跳房子、踢毽子更有意思。就想多看看偷艺。刘少丽看出俺的心思,有点骄傲地说:“这不难,想学我教你。”然后拿着棋子神气地摆着说“知道不?马走日,像飞田,大车来回窜。”边说边划着。不长时间,俺就懂得了,她把马儿跳,俺就支当头炮。可一直不是她的对手,下着下着就让她将了军。有时她倒大方,先把自己的车马炮拿掉说“让你三步棋。可你不能上来就吃我的车。”有时俺想悔棋,她就大声喊:“不行!不行!举棋不悔,落地生根!”在她一家的引领下,俺村小孩子中兴起了一股下棋风。</p><p class="ql-block">&nbsp;&nbsp;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到了文革,少丽的爸妈退出了《东方红》,成立了《井冈山》兵团,扯起大旗来造反。我们两派的小孩子见面就像好斗的小公鸡,喊口号,打语录仗。我们背一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她就顶上一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斗的没语录背了,就轰的一声散伙了。</p><p class="ql-block">&nbsp;&nbsp; 文革后期,她爸挨斗受批了,这个昔日骄傲的公主也低下了高昂的头,我们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后来,听说她跟着爸妈去了东北,山高路远的,很少回村来,俺两再也没有见过面儿。掐指一算,半个多世纪了。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也不知道她还下棋不?但有一点,俺猜得出来,她的聪明天资,一定会遗传给她的孩子。她的后代一定会成为大学的苗子,帮她实现大学梦。</p> <h3>刘风翠是保持友谊最长的好朋友。从小学到中学,俺们一直是“姐俩好”。这可能与我们性格相投有关系。</h3><h3>  风翠在俺眼里,也算公主级的小女子。她爸在县委大院工作,她妈袁秀风在村里当妇女主任,她姐刘风香也在县城工作。她在我们同龄人中算是根红苗正,一帆风顺的。小学时赶上文革,俺两在政治上情投意合,是一条战线的“战友”。曾打着小红旗走东村,奔西疃,四处串连,跟着大人们揪走资派,斗坏分子。&nbsp;&nbsp;&nbsp;&nbsp; </h3><h3>  复课闹革命后,俺两上了阵胜联中,心却野的收不回来。那时的老师也是胡乱拼凑起来的。记得俺村的刘桂德兄曾当过我的老师,他当时刚从部队刚转业,穿着一身褪色的军装,上台讲课还有点害羞。有一次,他出了一个作文题《麦战》,让我们作了难。七嘴八舌地嘀咕了半天,也猜不透什么意思。俺和风翠一嘀咕,想请假出去疯一会儿,就能躲过写作文。旁边的刘淑花听见后,也响应了我们。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去向桂德老师请假。他仿佛看透我们的心思,开口就说三个字“不同意”。俺这时上来倔劲儿,就顶他说“你同意,我们要走,你不同意,我们也要走!”风翠也附合着说:“我们真有急事儿,不准也得准!”桂德老师以为还在部队呢,命令一根棍,谁敢扭个弯儿?一看我们这么不听指挥,立刻火上眉梢说:“今天这假我就不准了,有本事走走试试?”俺们一听,小脾气蹭地冒出来,扭头就跑出了教室。刘淑华一看,也跟着跑出来。这让桂德老师大为恼火,就在后边追着说“回来!回来!”我们理也不理,撒腿就跑。好多班的同学老师都跑出来看热闹。</h3><h3>  跑到村口,俺有点后怕说:“这事可闹大了,明天怎么上学?”风翠理直气壮地说:“该怎么上,还怎么上,这又不是他家的学校。”没想到,第二天,我们一进学校,校长和几个老师就把我们围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训斥起来。一个问:“你们来干什么?是复课闹革命?还是逃跑当败兵?”一个说:“你们以为学校是自个的家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开始我们还装老实状,不顶嘴,不回话,后来有个大班的数学老师,因为他脸上长满了麻子,管学生管的严厉,有人送他个外号“南霸天”。当时他说的一句话把我惹恼了:“你们怎么不当吴琼华,打不死就跑?”俺顶嘴说:“那你是南霸天啊?”话一出,轰地引起一片大笑。有的调皮男生趁机起哄闹腾。气得这位老师一脸通红,掉头就走。校长一看场面有点失控,就摆着手说“散了,上课!你们三个,一人写一份检讨!”</h3><h3>&nbsp;&nbsp; 这是俺在多年求学中,唯一的逃课行为。至今想来,仍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位桂德老师。他本来脱下军装当上老师,想好好表现一番。但让我们的年少无知闹得当众下不了台。一篇《麦战》的作文让我们师生闹起“大战”,成为我永远的悔。</h3><h3>&nbsp;&nbsp; 后来推荐上高中时,俺村十多个学生,却只有三个名额。俺们两个在学校和贫协会那儿都得到提名。可轮到到村里支部推荐时,俺遇上一点小麻烦。当时风翠的妈妈是妇女主任,另一个同学的爸是公社修配厂的厂长。只有俺父亲是平头百姓一个。俺们三人的家庭成份都是中农。这时,有的人就提出俺大姐公爹有政治问题,想推荐一个纯色贫农的孩子上学。俺太想上学了,不想失去“深造”的机会,便紧张兮兮去找支书宗亭叔。宗亭叔安慰说:“你放心吧,学校说了,村里如果不推荐你,就没一个合格的学生。俺想办法让落下的男生当兵去。”</h3><h3>  就这样,俺与风翠又成了同学。不过这次她分在一班,俺分在三班。每天上学都是她来喊着俺一起走。开始,俺两喜欢抄近道儿,这得穿过大片大片的玉米地。突然有一天,那个外号“死害精”的家伙在玉米地里作案,把一个姑娘。“那个”了。俺两听说后,再也不敢穿越那片玉米地了。她爸妈为上学安全方便,为她买了一辆自行车。俺大姐夫也买了一辆大金鹿,不过是一家人公用的,谁有急事谁骑。这样,俺两就能相互轮换,带着对方上学。因为她是“专车”,带俺的时间多。俺只是隔三插五地找姐夫借车用。当时,俺这儿有句顺口溜:“自行车三大喜。顺风下坡带妇女。”俺们一下就享受了“两大喜”。</h3><h3>&nbsp;&nbsp; </h3> <h3>&nbsp;乐极生悲。有次在半道上车轧了带,一点气儿也没了。俺两只好一前一后的推着车走。紧赶慢赶的,到学校正赶上各班点名儿。俺和风翠的教室紧挨着,她喊一声报告,老师就说“进来”,没什么事儿。可轮到俺就遇上了麻烦。俺听到班主任孙某刚好点到俺的名儿,就在外面喊了一声“到!”然后就匆匆跑进了教室。这一下就惹恼了这个班主任。他阴阳怪气的说:“到什么到?你都迟到了!谁叫你进来的?”俺也没好气的说:“你点名,俺答到,有什么错?自己长着腿不会进教室?还用别人叫?”这让孙先生火气更大了,嗓门也提高了:“你迟到还有理了?岂有此理?”俺说“没理也没罪,理应如此!”师生两个一扛上,谁也没好话。孙有点失态地说:“我知道你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严重,老想成名成家,你以为会写几篇文章,小尾巴就翘上天了?”俺也上来倔劲了说:“想成名成家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有高尔基、鲁迅呢!”孙某一撇嘴讽刺说“就你?还想当高尔基?鲁迅?能的你?还上天了你?”俺回击他:“俺就上天了,怎么地?毛主席说,鸡毛还能上天呢!”就在这时,语文老师于青匆匆走进来说:“我的课,时间到了!”孙气咻咻地扔下一句:“你下课到我办公室来趟!”于青老师为了安慰俺这个得意门生,专门讲了高尔基《我的大学》一课,为成名成家打气壮胆儿。</h3><h3>&nbsp;&nbsp; 事后,俺和风翠一说,她就火了:“不就迟个到吗?多大点事儿?别理他,惯他臭毛病!”俺当然不会轻易低头屈服。后来教导处的王主任出面调解了一下,师生虽表面上有所缓和,但直一面和心不和。再后来,孙就调走了。</h3><h3>&nbsp;&nbsp; 多少年过去了,我们师生再也没见过面。不知道他还记不记我这个“刺头”的学生。有时,俺曾天真地想,如果在他的高压下,俺能稍稍改下“一根筋 ”的坏脾气,或许,能混得比现在还好一点儿。可惜,我们是背着毛主席“造反有理”语录长大的一代人,毛泽东思想早已溶化在血液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字典里就没有怕字,骨子里就不会软弱。这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体制的大圈子里,总是曲曲折折,坎坎绊绊,郁郁不得开心颜。</h3><h3>  相比之下,刘风翠可能过得比俺好一点儿。她高中毕业不久,就到县城工作,然后成家立业。生育一子,大学苗子。可能她早就当上奶奶了,日子过得也算惬意。</h3><h3>  由此看来,我们这一代的人生路,虽与毛主席时代有关,但说到底,还是性格决定命运。在心里种过花,灵魂自然不会荒芜;如在心里栽过刺,思想就会痛苦。可惜俺在年过花甲才明白这个常识。好在可以亡羊补牢,在晚年可以把心灵的一切清空,把拥有的和失去的看淡,大不了重头再来呗。不知我年少的朋友们以为然否?</h3> 这是我与刘淑娟,刘少丽的合影,也是少年时唯一的照片<h3><br></h3> <h3>大学时好像也是3个朋友,可惜走散了。有的去了天堂,有的走向远方,还有的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卷飞了。</h3> <h3>笑得多开心!八十年代新一辈就那样儿</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