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普通人的战争生死观

雲中君

电影《钢琴家》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在战争中苦苦求生的经历，这是一部没有什么悬念的影片，甚至整部电影都没有过多的喧嚣和呐喊，除了几个关键场景，你甚至听不见几首配乐。但就是这样一个冷静而克制的影片，不仅斩获第55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第60届金球奖的最佳剧情片，导演波兰斯基也因此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甚至在豆瓣上，它始终保持在9分以上的评分。足见这是一部能同时被专业和非专业人士接受的优秀电影。

据说导演波兰斯基曾拒绝参与拍摄《辛德勒名单》，因为那不符合他眼中纳粹对于犹太人迫害的历史。但当他读完钢琴家席皮尔曼的自传《城市之死》后，波兰斯基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那个可以拍摄的二战题材：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求生之旅。

波兰斯基的幸存者身份以及二战的经历，让他对于那段历史有着莫名的情感，所以《钢琴家》也因此成为他最为私人化的一部影片。

独特的叙事视角：用小人物的独特视角，还原一段真实的二战历史：有人评价，这部电影真实地还原了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这种真实感从何而来呢？让我们看看来影片的叙事视角。

叙述视角分为两种，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全知视角又称为上帝视角，为了丰满角色、丰富剧情，大多数剧情片往往选择用全知视角（第三人称）讲故事；而限知视角又有区分：内视角和外视角。前者是通过“我”讲别人的故事，后者则是“我”说自己的故事。

《钢琴家》采用的便是限知视角中的外视角，摄影机从未离开过席皮尔曼的身边，从头到尾都在讲述他所经历的一切，狭隘的视角所见所闻都有限，但却增强了所摄内容的真实性。

人在回忆时，最容易想起有关“吃”的画面，所以影片一共给了家人三场吃饭戏。第一餐饭是为了庆祝英法对德宣战，他们不必逃离华沙也能安心过日子了，可以看到餐桌上的菜色丰富，大家甚至举杯为和平而庆祝。

举家搬到犹太特区后，镜头里再次出现了吃饭的画面。此时的桌上的菜已经换成了汤，弟弟说着残酷的笑话，纳粹德军的汽车声驶来，家人连忙关了灯。

当一家人被赶到广场，下一站就是灭绝集中营。这天的午餐仍无着落，父亲凑了20波兰币买下一块糖，分成六份。这就是临别前最后一餐。三场吃饭戏，一顿比一顿惨，一家人的境遇也越来越凄凉。吃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喻着犹太民族的命运，一开始丰盛的晚宴暗示着这家人优越的家庭条件，而在纳粹不断收紧的政策打压下，他们连菜也吃不上，只能喝汤。最后必须踏上死亡的道路。

我们也能从“吃”这件事上，轻易地与主人公产生共情，强化代入感——仿佛那个饿着肚子逃命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果腹是人的本能，席皮尔曼再次见到心上人，他没有诉衷情，而是渴望一片面包；躲在医院时，席皮尔曼见到水桶的第一反应不是犹豫并嫌弃水脏，而是迫不及待低头喝水。这些细节不断强化席皮尔曼的欲望表现，那就是活着，再艰难也要活着。

食色性也，为了营造艰难求生的真实感，导演不仅在“吃食”方面下功夫，还花了不少的篇幅描述席皮尔曼对女孩的爱恋和怅惘。德军炸毁波兰电台后，席皮尔曼致电朋友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找多洛塔谈恋爱，尽管这时的华沙充满了伤害和屈辱：咖啡馆和公园禁止犹太人进入，长椅不允许犹太人落座。

但你看席皮尔曼怎么说？他自嘲式地对女孩说了一段有关音乐的冷笑话。多洛塔感慨：先生，你真是太好了。后来再见到多洛塔时，她已经嫁为人妇，马上要当妈妈了。席皮尔曼隔着门缝看那个拉大提琴的女孩，心中无限感慨：如果没有战争，他们一定能琴瑟和鸣，相伴到老。

这部影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没有用宏大的战争和纳粹集中营的画面来展现德军的罪行，而是将目光对准小人物，将欲望和现实的矛盾直接呈现给观众：在不断强化的压迫下，生存是最艰难的事。

克制的镜头与剪辑：简洁地呈现客观的画面，不煽情、不评判：第一人称的叙事虽然很真实，不过难免会带有主观情绪。《钢琴家》几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影片很少使用煽情的配乐，也见不到歇斯底里的哭喊，整体的观感就是——克制而冷静地呈现。

心上人已嫁人，感慨世事万千

这一切都益于导演对叫板蒙太奇和硬切手法的娴熟运用。叫板蒙太奇是一高超的叙事剪辑手法，不需要冗余的解释说明，用最简洁的镜头突出尽可能多的信息，从而让观众感到“爽”。

比如德军战车践踏波兰，导演波兰斯基没有用到炮弹、铁枪和坦克的场面，也没有用对白说明英法宣战是“绥靖政策”，而是在一家人举杯共庆和平的欢呼声中，切入了德军踏入华沙的场面。两个场景放在一起，就已经说明英法在欺骗波兰，此时华沙已经沦陷。

再比如德军下令必须戴“大卫之星”袖章，否则会被惩罚，弟弟信誓旦旦说我就不戴，然而下一幕父亲佩戴袖章走在马路上。没有任何解释，但观众见到他手臂上的袖章就已经明白，犹太人生活在纳粹的统治之下，不得不服从要求。

这几段镜头里很少出现和德国纳粹正面冲突的镜头，但是却处处透露着无可奈何的叹息声，无需多余的镜头和对白，便将故事讲得明明白白。影片的客观不仅表现在简洁的镜头和明快的节奏，更重要的是导演从未逃避那些残忍的镜头，也没有对战争的残酷做过多的停留，他在告诉观众：我只是想把真相告诉你，它就是这样。

这两个场面的冲击力在于，一个是小孩，一位是老人，两个弱势群体在强权的压迫下，毫无反抗之力，他们的死亡让人对于纳粹的罪行感到痛心，加深了普通人对战争的无力感。然而镜头并没有多做停留，甚至没有煽情的配乐。席皮尔曼拉出小男孩的尸体后，落寞离开；目睹纳粹杀人场面的下一幕，席皮尔曼出现在咖啡馆，弹钢琴谋生。仿佛悲剧从未发生。

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导演没有用冗长的镜头制造沉闷的艺术效果，也没有采用煽情的音乐刺激观众情绪。但历史和真实，本身就已经具备极大冲击力，只需要将事实展现给观众，就已经是最大的批判。也许，这正是《钢琴师》的镜头想要达到的效果。

从钢琴家到幸存者：同一首钢琴曲，完全不同的心境：如果这部影片的亮点仅存在于的文本层的表达手法，那么《钢琴家》也不至于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威廉·福克纳认为：“人性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主题。”实际上，想要了解影片想表达的主题，我们还要将目光放回到主人公席皮尔曼身上。在华沙逃生五年，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人物弧光”。

“弧光”指的就是人物的转型、发展和变化，不仅因为没有观众喜欢看一成不变的人，更重要的是剧情类影片的核心和人物息息相关，通过人物来揭示主题，往往会让作品更加隽永而深刻。影片之初，我们见到的席皮尔曼看起来像一个完美的人——在炮火轰鸣中依旧坚持弹奏着《夜曲》的浪漫钢琴家；宁愿“死在自己家也不要逃”的爱国主义者；在犹太区还坚持打领带的“人”。

席皮尔曼维护“领带”，其实是维护活着的尊严，上一秒抱头痛哭，下一秒弹奏钢琴

如果只是为了表现一个“完美的人”，导演波兰斯基大可不必大费周折选择这样一个小人物，《辛德勒名单》所展现的英雄主义便已足够发挥。为什么他要拍摄席皮尔曼的故事呢？这就牵涉到导演个人对于人性审美态度了。

每一位导演在讲故事的时候，一定有他对于故事人物的执著，这背后蕴藏着导演对于人性审美的追求。“如果这个导演选择一个傻瓜做人格标本，他对人性的审美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导演选择一个英雄作为他的人格标本，就表现那可能他对人性的审美他是英雄主义的。”对于波兰斯基而言，席皮尔曼就是他心中的人格标本。在一系列的激励事件中，他从一开始“宁愿死”的态度，转变成委曲求全也要苟活。

席皮尔曼为父亲求一张工作证

比如为了救弟弟，他去祈求犹太警察放人；为父亲争取到一张看似可以保命的“证书”，但在纳粹面前他却不堪一击，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工作证在德军眼中只是废纸

主题在人物一点点的变化中开始显露，在宏大的战争面前，生命是多么渺小，试图活下去是一件无比沉重的事情。然而，人性的光辉就在此——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坚持活下去。

影片后期，席皮尔曼开罐头不巧被德国军官发现，这时候的他看起来卑微而渺小，和“英雄”的形象相去甚远。对比战争前的那个“我宁愿死也不离开家”的钢琴家，席皮尔曼的成长全部体现在颤抖的手和恐惧的眼神中。直到影片最后，席皮尔曼坐在草地上看着落下的夕阳，这一切好像只是一场梦。席皮尔曼回忆战后再次回到波兰电台演奏钢琴曲时，写下：“五年的时间，对于这首《升c小调夜曲》而言，好像只是短暂地停了一下。”

但唯有能够梦醒的人才有资格叙述这一切。有人说，这部影片最真实之处在于，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好人，也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是坏人，战争中的所有人都只是动物，他们偶尔展现的人性光芒才显得无比耀眼。

然而最令我触动的并不是二战时期波兰的众生相，我认为影片对犹太人刻画最真实的地方，应该在这段对话中：广场上聚集着无数犹太人，他们将被押送至集中营屠杀。一位老人低声愤怒地说：“为什么我们不反抗？至少我们还能光荣死去，而非成为历史污点。”另一位老人反驳：“为什么你这么确定他们会送我们去死？德国人不会浪费如此劳动力，接下来我们肯定是去劳动集中营干活。”席皮尔曼的父亲则说：“我啥也不能做呀，让我拿着小提琴去对打吗？”

这带给我的震撼，不亚于那些杀人流血的画面，甚至更加震动我的内心。

犹太人临死前的侥幸，展露无疑

我无法理解那位老人的想法，他怎么能在见识过纳粹的罪行后，依旧觉得对方是有底线的，未来是光明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最可怕的是，这个念头存在于大多数犹太人的脑海，并且几乎成为犹太民族的习惯，“忍忍就好”的生存哲学完全超出了我的观念范畴。从小接受“英雄主义教育”，看见英雄的牺牲会心疼，但更会因为他们的奉献感到热血沸腾，从而鄙视那些在压迫之中顺从并苟活的人。但这部影片用完全不同的视角告诉我们：普通人的生存哲学，或许没有那么伟大。

二战已过去75年，回头审视那段历史依旧令人震撼，也许《钢琴家》并不是想评判什么，而是希望人们记住：“既然历史在这里沉思，我们又怎么能不沉思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