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洞庭湖边楼

大司马

　　壬辰之秋，兰月之末，余游花洲书院，留字为念。于书院论及范文正、滕子京、岳阳楼及西夏战事，感慨万千，以致兴尽悲来，整理评述如下，仅请寥寥之好友参阅指正。

一、岳阳楼

　　（一）臣范人杰。 范文正公之志“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然终能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府为循吏，在朝廷为重臣，在边境为悍将，在文坛为领袖，在杏坛为严师，在乐坛为知音，在书坛为大家。南宋人认为“本朝人物以范公为第一”，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朱熹称他为天地间第一等人物，宋儒气象由范公以身作则首开。明代人认为“宋亡，范公不亡”。欧阳修评价他风骨卓然，“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舍取”。苏轼说范公的功德“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他从8岁时就开始崇拜范公，55岁时还是崇拜。将未结识范公，“以为平生之恨”（范公逝时苏轼15岁）。王安石评价范公：“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硕人今亡，邦国之忧。”司马光则赞美范公：“雄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未哲，固有良史直书，海内公说，亘亿万世，不可磨灭。”不为一己私利，敢于直言明理，心忧天下，改革进取，堪为士大夫之楷模。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有大志者不入俗流，有大智者不拘小节，有大勇者不屑权贵，有大才者不堪小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范公在应天书院读书，逢真宗皇帝巡游亳州太清宫，时人皆观之，公只淡淡一句“日后再见未晚”，果在翌年春中进士，在崇政殿御试时见到了真宗赵恒，并参加了御赐琼林宴。

《宋史》载，（范公）“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如王拱辰说到激动处，上来就拽皇帝的龙袍。包拯弹劾“国丈”张尧宗时，站在仁宗面前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唾沫星子溅了仁宗一脸，皇帝尴尬拂袖而去。回宫冲张贵妃脾气：“包拯向前说话，直吐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御使乎！” 滕子京曾上朝言责仁宗皇帝：“日居深宫，流连荒宴，临朝多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范公在答梅尧臣的《灵乌赋》中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彰显了古代士大夫之凛然大节，盖“文死谏”之风自公为甚也。

在《岳阳楼记》中，范公无意标新立异，无意抢占道德制高点，只借圣贤之力，抑制浮华之风，重振改革正气。故假托古人立言：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来叙心中早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公眼中，处在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才是真正的天下，位列家、国、天下中的最高级。相比孟子的君王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范公的思想显然更加清晰：范公的忧乐情感是破立在悲喜情绪之上的，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不止君王要忧国忧民，每一位官员，都要为民着想；不仅要忧乐与共，更要先忧后乐。

　　（二）《岳阳楼记》解析。岳阳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其前身为东吴水军都督鲁肃的“阅军楼”，周瑜故后，鲁肃代理水军都督，驻守岳阳。在洞庭湖训练水军，鲁肃墓也位于岳阳楼以东约500米处。堆耸立如丘，周围砌有石栏，墓顶有一小亭，亭内立清光绪年所刻两米高石碑一块，上书“吴鲁公肃墓”。墓前石引柱上镌刻对联“扶帝烛曹奸，所见在荀上；侍吴亲汉胄，此心与武侯同”。西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李白赋诗之后，始称“岳阳楼”。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登览胜境，凭栏抒怀，并记之于文，咏之于诗，形之于画。

庆历六年(1046年)春夏之际修成岳阳楼，六月十五滕子京作《与范经略求记书》，请范公为新修的岳阳楼作记。当时滕子京只知道范公已罢相，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知邻州兼四路经略安抚使，但他不知道范公又被获准到邓州(今属河南省)任给事中、知邓州军事。送书人几经周折，转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才将书信及制图送到范公手中。《与范经略求记书》曰：六月十五日，尚书祠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知岳州军州事滕宗谅，谨驰介致书，恭投颁府四路经略安抚资政谏议节下：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今古东南郡邑，当山水者比比，而名与天壤同者，则有豫章之滕阁，九江之庾楼，吴兴之消暑，宣城之叠嶂，此外无过二三所而已。虽浸历于岁月，挠剥于风雨，潜消于兵火，似毁于艰屯，须必崇复而不使的斩者，盖由韩吏部、白宫傅以下当时名贤辈，各有记述，而取重于千古者也。

巴陵西跨城阃揭飞观，署之曰“岳阳楼”，不知秫落于何代何人。自有唐以来文士编集中，无不载其声诗赋咏，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宗谅初咏诵其言而疑且未信，谓作者夸说过矣。去秋以罪得兹郡，如境而疑与信俱释，及登楼，而恨向之作者所得仅毫末尔，惟有吕衡州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此粗标其大致。自是日思以宏大隆显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废，则莫如文字。乃分命僚属于韩、柳、刘、白、二张、二杜逮诸大人集中，摘出登临寄咏，或古或律，歌咏并赋七十八首，暨本朝大笔如太师吕公、侍郎丁公、尚书夏公之作，榜于栋梁间。又明年春，鸠材几工，稍增其旧制。古今诸公于篇咏外，率无文字称记。所谓岳阳楼者，徒见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负，轩然而竦，岖然而顾，曾不异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宁堪久矣？

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特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怀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于景接，蚓兹君山、洞庭杰然为天下之最胜。切度风旨，岂不欲？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伏冀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庶淑芳润于异时，知我朝高位辅臣，有能淡味而远托思于湖山数千里外，不其胜欤？谨以《洞庭秋晚图》一本，随书赀献，涉毫之际，或有所助。干冒清严，伏惟惶灼。

滕子京从政风格倾向作秀，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确有许多说不清楚的事情，有许多小辫子可以抓，被举报过，双规过，幸好北宋宽容，可以将功折罪。他一到巴陵就紧紧围绕岳阳楼这个窗口景点集中制造繁荣景象。在致范公的求记信中之意是楼观重于山水，记文重于楼观，才卿大腕重于记文，请范公属文为他歌功颂德。而范公在花洲书院看图作文，写成千古名篇，虽不完全否认滕子京的功绩，但也属顾左右而言它，离滕子京的期望值很远。范公在开篇盛赞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年即“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而在农业社会，这是不可能的，连百废初兴也难以达到。接下来“乃重修岳阳楼”。从字面理解是滕子京将所有行业都振兴了，最后才来重修岳阳楼，先民心工程后形象工程。而实际情况是，滕子京只做了三件事，修岳阳楼并求范公为《岳阳楼记》；修筑偃虹堤（偃虹堤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洪水冲击岳阳楼，属重修岳阳楼的配套工程）并求欧阳修为《偃虹堤记》，与兴办学堂求尹师鲁写了《岳州学记》。每做一事，必定四处求记，唯恐天下人不知。岳阳楼修竣后，别人向滕子京道贺，他回答：“落成甚？只待凭栏大恸数场。”毫无遮掩的宣泄不满情绪。

范公首先肯定了滕子京重修岳阳楼的贡献。先“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后“属予作文以记之”。但接下来范公再没有描述岳阳楼的任何建筑，没有比较岳阳楼的新旧之变，只说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继而比较其阴晴之变；对于迁客骚人和他们留下的诗赋也是嗤之以鼻，认为不外乎是两类，一类为自个儿的失意悲愤，一类为自个儿的幸运喜洋洋。决定登楼者心情的不是天气，而是自身物利的得失，外部的阴晴乃是内心悲喜的投射。将以上贬斥否定后，将人臣最高境界定位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在最后叹曰：“微斯人，吾谁与归？”意即我只能求诸古人，于现实世界中，希望你子京弟能够做我的同道，颇有几分兄长规劝小弟的味道。范公后人范公偁在《过庭录》也记述道：滕子京负大才，为众忌嫉，自庆阳帅谪巴陵，愤郁颇见辞色。文正与之同年，友善，爱其才，恐后贻（遗留）祸。然滕豪迈自负，罕受人言，正(文正)患无隙以规之。子京忽以书抵文正，求《岳阳楼记》。故《记》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意盖有在矣。同时，《岳阳楼记》也有远避尘嚣、出世归隐的淡淡愁绪隐现，也是范公以一位贬官的身份，写给另一位贬官的书信中的安慰之词，追求一下情绪的认同感，缓冲一下背离其来信原意的失望。全文既大致遂人心意，又无过誉之词；既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考验，又体现出高超的人际关系处理艺术。此文之后，世人大都忘了范公的庆历新政，而独记住了他的《岳阳楼记》；知道是滕子京修了岳阳楼，而不知滕子京为何修岳阳楼。

几乎在同时，欧阳修也收到了滕子京关于偃虹堤水利工程的求记书。欧阳修对滕子京不甚了解，就在《偃虹堤记》中按照图样和信使的口述做了直描，堤坝如何重要，如何雄伟。最后还为滕子京的贬谪鸣不平，称其大材小用。原文如下：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

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王得臣于治平年间(1064--1067)任岳州巴陵县令。因拜读过欧阳修的《偃虹堤记》，对这项防洪工程仰慕已久。据说滕子京当年兴修水利声势浩大，“先名曰，求文于欧阳永叔，故述堤之利详且博矣，碑刻传于世甚多”。王一到任就赶紧去瞻仰前辈的伟大工程，却没想到“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原来偃虹堤是纸上规划，类似《某某区建设规划》一类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实施，人就走了。此见所著王得臣《麈史》记载：“治平末，余宰巴陵，首访是堤，郡人曰，滕未及作而去。”后人并无意评说前人之优劣，但比较欧阳与范公两位大师，欧阳修是个有求必应的厚道人，范公之“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亦非虚言。

　　（三）滕子京。滕子京(991——1047年)，名宗谅，字子京，河南洛阳人，仕途坎坷，历经磨难，屡贬屡谪，最高官职只是宫廷中天章阁待制（图书馆长），与范公不是同一层次的干部，也称不上文学家。给妓女兜娘写过一首诗，业内人士都知道：十载芳洲采白苹，移舟弄水赏青春。当时自倚青春力，不信东风解误人。算是诗人吧。为人豪迈自负，有才干，有抱负。北宋诗人苏舜钦称他“忠义平生事，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宋史》滕子京传曰：“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予，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滕子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与范公同科进士，初授泰州军事判官，时范公任泰州盐官，这也是两人友谊的开始。范公见到泰州及楚州（今淮安）、通州（今南通）、海州（今连云港西南）各州唐时所建捍海堤年久失修，早已颓坏。每年秋季海潮泛滥，田舍被淹，人畜丧亡，灾情严重。范公不过是个负责收盐税的官员，这件事不属职权范围，但他积极上书给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尽快修复海堤。张纶奏请朝廷任命范公为灾区中心的兴化县县令，主持整个修复工程。1024年，范公率领通、楚、泰、海四州兵工、民夫四万余人，开始施工。这时滕子京赶到施工现场督工，一天刮起大风，海潮汹涌澎湃，风潮向堤坝直冲过来，护堤的军民逃散，官吏惊慌失措。只有滕子京神色不变，从容不迫地向大家讲解海堤存亡的利害，大家由镇定转向坚信战胜海潮，保护海堤的能力和信念。这种气度和魄力使范公认定是非常之才。后当地人民为了纪念张纶与范公的功绩，为张纶修建了祠堂，而将捍海堤取名为范公堤。

由于范公一再推荐，滕子京被召试学士院，授大理寺丞，知太平州当涂县(今属安徽省)，移邵武军、邵武县，再迁殿中丞。时逢皇宫失火，烧成一片灰烬。御史府下令追查失火原因。滕子京上书以为火灾虽缘人事，实系天时，若追查审讯太严，恐怕严刑之下必有冤魂，不如“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宋史——滕子京传》)。如果能够赦免所有被牵连而囚禁的人，则灾变可销而福祥即来。宋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撤销此案，放还所有囚禁的人。此时章献太后正在临朝称制，滕子京借此机会上言曰：天下火失其性皆田政失其本，请太后归政于仁宗赵祯。太后驾崩，仁宗施思于劝太后还政者，滕子京拜左正言，迁左司谏。后因事贬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今四川奉节东北)，再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东南)，徙知湖州(今浙江吴兴)，赐官五品。西夏犯边，朝廷进滕子京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西夏起兵攻宋，泾原路兼招讨、经略、安抚副使葛怀敏会合知镇戎军曹英率诸路、军都监、西路都检使及有关砦主兵马，在定川同西夏军展开浴血奋战，最终宋军覆没，葛、曹二将领牺牲，9400多人、600多匹战马被西夏获取。西夏军直指渭州(今甘肃平谅县西)，关中震恐，民多逃匿深山中去。当时，任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属泾原路)的滕子京紧急征集农民充役守城，并招募英勇敏捷之士探知敌情，所获情报每日二三次快速通报各郡守。而范公正置环庆路(陕西四路之一)经略、安扶、招讨使任上，率汉、蕃部卒兵分三路救援，终使西夏军勒马却步，退回塞外。后滕子京在泾州城内摆设酒宴，欢迎援军，犒劳士卒，并将在战役中死难的士卒列其姓名，供于佛寺，隆重祭奠，对他们的妻儿妥善安置。此即史书上所称之谓的“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藉定川战殁者，哭于佛祠，祭酹之，因厚抚其孥，使各得所欲”。由此“士卒感发增气，边民稍安”(《续资治通鉴》卷四十五)，边城形势很快好转。仁宗非常高兴，擢范公为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范公则举荐滕子京为天章阁待制、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庆州(今甘肃庆阳)。滕子京以为授官太过，而谦恭知礼地上奏朝廷，免去“招讨”称号，既可与范公、韩琦的“招讨”官职有别，又与统辖管制有利。“朝廷以其知体，诏从之”（《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滕子京由泾州赴庆州，泾州百姓及阵亡将士家属结伴为他送行，亭馆外哭声悲切，观者无不为之落泪，场面极其感人。

在腾子京御敌、犒军一周年之际，陕西路经略安慰招讨使郑戬、监察御史梁坚等对滕子京进行陷害性的发难与弹劾。他被贬为权知(暂时代理)凤翔府(今属陕西省)，离职等待太常博士燕度的调查，实际上是被“双规”了。郑戬说他在泾州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贯)。梁坚弹劾的罪名有三：一是在泾州贱买百姓的牛驴犒劳士卒；二是在邻州设声乐数日，费口子(银子铸压成板)三二十片；三是任都部署期间挥霍十六万贯，其中有数万不明用向。“枉费公用钱”一案，惊动朝野。范公首先站出来向朝廷面奏滕子京在泾州守边扶民的事实经过。接着第二次上奏：滕子京在泾州守边抚民的突出表现，说明他是危难奉命、急难可用的封疆良吏。如果对一个都部署、经略使，在无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象驱赶一名小吏一样，随便加以贬黜或调离，后任的主帅还敢见机行事吗?主帅没有大错而夺其权，甚至下狱治罪，岂非做了我痛仇快的事，无异于帮助敌人瓦解大宋军心!他还向朝廷担保，“若宗谅显有欺隐人已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六)欧阳修三次上疏，大意是：近闻燕度调查宗谅一事，事枝勾蔓，追直使尽，受刑者比比皆是，无罪之人囚系满狱，边塞军民将吏见其如此张皇，人人嗟怨。此事喧嚣，边将不安。亦闻田况之言，宗谅别无大段罪过，而是燕度生事张皇所致。如此动摇人心，若不止绝，西夏首领赵元昊乘机出兵，谁肯为朝廷用命!恳请皇上速令结案，并告谕边臣，今后用钱只要不据为已有，但可便宜从事，不须畏避，以使安心用命立功。

案发后，当事人滕子京怕牵连别人，好汉做事好汉当，干脆将账簿烧掉，由于查不到滕子京侵吞公款的任何证据，朝廷将膝子京降官一级，保留天章阁待制，于庆历四年(1阴4年)正月将藤子京移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南)。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王拱辰对处理结果依然不满，扬言滕子京盗用公款’，只削官一级，处理太轻，并不停地上书朝廷公开论奏，说降级守虢，唯恐边臣效法，宜施重责。朝廷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便闹起个人情绪，呆在家里请求自贬。在这种情况下，滕子京再次被贬知岳州。事后，宋仁宗虽然批评了王拱辰，“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轻去以沽名”，然而滕子京还是于当年二月又从虢州到了岳州(宋代称岳州巴陵郡，即今湖南岳阳)。

庆历七年(1047年)正月，滕子京迁知苏州，到任不足一月，苏州百姓“歌其能政”。正当滕子京欲大展宏图、报效国家时，却卒于任所，享年五十七岁，葬于江南池州青阳县(今安徽贵池)九华山金兔原。范公听到消息百感交集，仰天长叹：“呜呼!……闻其终，泣而诔之，惜其才有余而命不足，不得尽其术。”他慨然应允“生民、诸子”的请求，又为滕子京写了一篇融记、情、议为一体的《天章阁待制滕君墓志铭》文中辞曰“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诚意一开，抗职谏曹，辩论弗摧。主略边方，智谋横来。嗟嗟子京，为臣不易，名以召毁，才以速累。江河不还，鬼神何意!宋史·滕宗谅传》对滕子京做了盖棺定论:“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州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有谏疏二十余篇。”

“名以召毁，才以速累”之语虽不见经典，往往是性疏散、好荣进、负大才者之共性，因豪迈自负、罕受人言，善于做事，不善为人，故为众忌嫉，招人谤议。“非君子不足以制小人，非小人不足以养君子”。纵保边兴利、功高一时，终有苟且之人相害，难料之祸相随。历朝历代，即使身边之人，事成大业而身陷囹圄者，莫不如此。能如郭子仪、范文正、曾文正公，既善做事又善为人，能有几人？非有不测之学识、不凡之胸怀、不世之坚忍，不能为之，并非刻苦攻读所能学也，亦非良师益友所能教也。

二、名相良将

　　（一）庆历新政。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宋对西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呈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并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公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冗（冗官、冗兵、冗费）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 早在宝元二年（1039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宋祁说：“今天下有定官，无定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本人亦拥妓醉饮，宋庠讽刺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虀饭时么？”看来，宋代的寒门学子中吃过冷粥的不止范公一人。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五年初，范公、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因为触犯了皇家利益，导火索以吕夷简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公、韩琦为朋党，甚至不惜使用伪造书信等卑鄙之手段进行陷害。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要富国强兵。但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当然不行。而庆历新政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公、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官僚机构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在职的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皇帝对大臣结为朋党是很有戒心的。吕夷简诬蔑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

在这次的变法改革中，还有一大批“墙头草”式的官员，他们不是完全的保守派，也不是完全的改革派，属于附庸风雅的假改革派、投机钻营派，借改革之名，行哗众取宠之实；借发展之名，行劳民伤财之实。在施行新政中专挑一些阻力小、见效快的光鲜事去做，试图创建新的改革实验区，引起上级注意。改革成果水分很大，很多措施不了了之。

　　（二）扩内需。少为人知范公是一位经济专家，庆历年间，他出任杭州知府，时江苏、浙江两地天灾严重，饥民遍地，他调发了朝廷运来的救灾粮食，还募集了很多民间资金来救灾，使灾民们生活安定，社会秩序平稳。此间，他鼓励杭州百姓划龙船，举行龙舟比赛，鼓励城内居民到郊外游玩。还召集各大寺庙的主持开会，告诉他们灾年工价低廉，可以大兴土木工程，于是杭州一方建筑工程兴盛。他又带头修建仓库和官员宿舍，每天动用民工一千多人。监察机关弹劾他嬉戏游乐，毫无节制，耗费民间财力。范公上书朝廷说：“杭州一处，每日就有好几万灾民就业，这是再好不过的救灾措施了。”这种措施赈救了灾民，又兴了民间之利，后被人称为圣古先王之美德。范公在一千年前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颇似当代中国的扩大有效需求来拉动经济促进就业的经济政策，发改委内部有个“以工代赈办公室”，就是具体做这件事情的。

　　（三）征西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是一个消亡的民族和王朝，主要是因为蒙古军1227年灭西夏时，烧掉了西夏的史书，导致后来政府官修史书时，一直找不到西夏的资料。清朝时钦定二十四部史书为正史，也没有把西夏放进历史年表。找到了西夏的只言片语，却又认不得这怪异的文字，每一个看起来都面熟，但每一个都不认识。一直到清嘉庆九年（1804年），《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被发现后，根据该碑上的汉字与西夏文对照及记年，才重新确认了这种文字即是衰亡已久的西夏文。北宋时期很像一个更大范围的“三国”，宋只是如当年的东吴一样偏居于东南一隅，北面依次为辽、金、蒙古，西面是西夏。但北宋君臣始终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危如累卵而高枕无忧，人心溃烂而怡然自乐，文恬武嬉，在保持和发展对外关系的一厢情愿中等待战争与灭亡的到来。

　　盘踞今四川西北、青海东南的古羌人，在唐太宗时期开始陆续皈依中原。到九世纪末，西羌一支的党项羌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受封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领银(今陕西榆林南)、夏(今陕西横山西北)、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靖边东)4 州地，后增置静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势力渐渐扩张。北宋初年，党项羌首领李彝兴归附赵匡胤，被加授太尉。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李继捧立，党项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袭职，发生内讧。大宋乘机诏李继捧入朝，想收复党项羌所据五州故地。后二年，李继捧因难以控制局面，率族人献地朝宋，请留京师。而其族弟李继迁不服，聚众作乱，屡战屡胜，攻取灵州（灵武地）建立西夏，成为北宋西北边境的一支宿敌。后来，李继迁兄弟勾连辽金，叛属不定，迫宋军大举进攻，以扼其势，双方维系了三十年的相安局面。到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继位，再启战端。东结好辽金，南掠宋鄜、庆、环等州，西取土蕃、回鹘河西走廊与河湟土地， 公元1038年10月11日，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宋廷上下极为愤怒，双方关系正式破裂。此后数年，元昊相继发动了战役，歼灭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明朝人认为是范公的政敌为了除掉他，故意让他出征西夏。明汪廷讷的《三祝记·造陷》：“恩相明日奏仲淹为环庆路经略招讨使，以平元昊，这所谓借刀杀人。”36计中的借刀杀人一计由此而来。而事实是范公自请以户部郎中（正三品）衔领延州知州（秩五品），西征党项。虽然没有从军的经历，但是他对军队的弊病的观察，对国防空虚的忧虑已经太久了天圣三年（1025）四月二十日，范公担任大理寺丞时曾直接给摄政的皇太后及宋仁宗上《奏上时务书》，“所言皆圣朝当行之事而未之行者。”对国家日益显现出来的武备上的废弛、言路上的不畅等现象给予极大关注，特别在军事方面，他提出要加强武备，巩固边防，强化军事指挥人才的培养、选拔，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防患于未然的主张。以唐代和五代时期为例，“唐明皇之时，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五代的时候，平时高枕无忧，毫不设防，突然战事来临，部队仓促上阵，因为无将可选，只能在士卒中提拔，一时间“豺狼竞进，真伪交驰”。时距西夏大举入侵宋朝的15年前。天圣四年（1026）范公在母亲病逝在家守孝期间，又《上执政书》，胆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政”的思想，其中，“备戎狄”一项对边防问题做了详细而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备戎狄”的关键在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范公对军事的关注还可以追溯到更早,，1019在亳州担任推官期间，在一趟河朔之行后范写下了著名的《河朔吟》诗一首 

太平燕赵许闲游，三十从知壮士羞。

敢话诗书为上将，犹怜仁义对诸侯。

子房帷幄方无事，李牧耕桑合有秋。

民得袴褥兵得帅，御戎何必问严尤。

范公在诗中提到了军事家张良、李牧、严尤，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张良那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要像李牧那样屯田戍边、保家卫国，像老将严尤那样爱护百姓，建功立业。在范公西北抗击西夏的军事实践中，他确实受到了三者的影响。 尤其是李牧的军事思想对范公影响甚深。范公于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延安）知府，与韩琦一道主持对西夏的防务。他在西北边塞生活达4年之久，采取了一整套以防守为主、攻守结合的正确的御夏战略方针，并推行修固边城、精练士卒、招抚部民、开通互市等相应的措施，扭转了宋朝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已经破坏的边防重新又巩固起来。由于用兵有方，边境上流传着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应该是范公自创的激励军士的口号）。”夏军也互相告诫说：“别想打延州的主意了，现在的小范老子（指范公）胸中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指前任延州知州范雍）好欺负。” 范公还特别注意选拔将材。行伍出身的狄青作战十分勇敢，临阵之时时常披头散发，头戴铜面具，在敌军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范公对狄青非常赏识，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得知狄青出身兵士，识字不多，于是赠予他《左氏春秋》，并劝他认真读书：“做将官的如果不能博古通今，只靠个人的勇敢是不够的，充其量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狄青在战斗余暇便刻苦研读史书和兵书，精通秦汉以后历代将帅的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为北宋立下赫赫战功，后来官至掌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在重文轻武的宋代，算是奇迹了。一直到北宋末年，范公带出的西北军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江山，为天下读书人顿生颜色。” 关于文人带兵的现象很值得研究，是不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文人都有一个将军梦呢？军事史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喜欢鼓吹战争的大都是文人，而真正的将领们反而比较爱好和平。有人认为这正是源于文官对军事的无知，文官远离战争，远离杀戮现场，对于伤亡只有数字上概念。我国历史上，文官好战、武将主和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以宋代为分水岭，之前是武将好战，两宋以后，却一变而为儒生好战。而且往往在时局危难、需要武人镇定局面的时候，书生却表现得尤其好战，慷慨激昂。而其中最危难的南宋和晚清，书生好战特别突出。从政治军事史角度分析，宋之前的军队都是专业军人统率的。自宋朝起，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皇帝为了避免出现武将拥兵自重、藩镇割据的局面，把军队的调拨权、战略的决策权都交给了朝廷里的文官。而这些文官对儒学和道德伦理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具体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更关注的往往是名节，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不论是否有利国家，求和一定是耻辱和必须否定的，所以往往试图在政策和军事行动战略上逼迫武将出战。武将们基于实际军事力量的条件而提出的慎重求和的主张却被贬斥为懦弱。而范公对武将指手画脚多年后，干脆执锐披甲、亲自戍守边塞，疆场厮杀，将自己的军事理论实践一下。文人带兵成功者如班超、范公、郑成功、曾国藩、左宗棠，失败者如文天祥、史可法。但文人也自有文人的失败方式，大敌当前，要表现出可歌可泣的勇气，虽然并不真正懂得军事，并非名将，却是忠臣，“留取丹心照汗青”，“临危一死报君王”，死节便是失败的文人战将免于愧疚和指责的最后避难所。军事的背后是经济和政治，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往往只有文人或者政治家，才能将战争的本质看的更清楚。和平与稳定要靠什么来赢得？并不是自己的感觉。有些朝代就是这样的：一是假装没有问题发生，二是假装发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求稳怕乱，拼命将战争的时间往后拖延，实际上是取更长的时间让自己安乐腐化。和平与稳定是需要战争来换取的，一个国家如果连续30年没有战事，是很危险的事情。只要不达到穷兵黩武的程度，最好是选定几个固定的练兵场，5年一小战，10年一大仗，这样做可以扩大内需、防止军队战斗力下降和腐化、防止别国欺负你、凝聚人心、巩固政权等等，好处很多。这个道理毛主席非常懂得，建国后虽然是一穷二白，但连续搞了抗美援朝、珍宝岛战役、中印战役，越打国际地位越高。中国历史上安史之乱之前、宋辽战争之前、宋金战争之前、鸦片战争之前，都是统治者津津乐道的长期和平的局面，一旦战事发生，将会是一败涂地，看似稳固的政权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世有明君，方有良将，如汉武帝之于霍去病；若无明君，名将未出而先遭屠戮，如明思宗之于袁崇焕。有宋仁宗这样的明君，才圆了范公的将军梦。林语堂认为，宋仁宗时期中国文人所处的最好的时代，文化氛围轻松，出了许多名垂千秋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两人出在唐，六人出在宋。而出在宋朝的六人，均出于仁宗当政时期。柳永第二次名落孙山后郁闷之至，下了大发牢骚的《鹤冲天》，其最后的句子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竟然也知道。柳永第三次应考时虽被录取，但仁宗临发榜时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的词句，多有讥讽国家大考，藐视朝廷之嫌，但仁宗不给他上纲上线，宽宏大量放他一马了事。柳永也竟与皇帝竟起了玩笑，一头扎进青楼，写词赚取银子，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仁宗知道了，并不过多理会。

　　西夏战事，范公诠释了一代儒将的全部内涵，集忠义、孝道、刻苦、俭约、正直、学养于一身，通“六经”，长于易算，晓古今之变，于山川形胜，兵法韬略，也熟谙于心。从战略大局考虑，一再上书朝廷，要求教化子民，兼具文武；一般而论，勿轻易用文臣为边将，并重视武将的选用和提拔奖掖。守卫边境，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屯田实边，安抚边民，德化四邻，永结友好，辅之以正确有效的军事行动上。这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更动宋朝的国策，但总是智者之远见。

　　西夏鼎盛时总兵力约50万人，元昊不可一世，日益暴横淫纵，甚至将儿子宁令哥的妻子纳为妃子，1048年元宵节，元昊之子宁令哥挥刀，将其父元昊的鼻头全部削掉，以报夺妻之恨，元昊痛极血尽而死。此后西夏政局内部动荡，蒙古崛起后，将西夏作为练兵场，不断派兵袭扰突击，演练部队。1227年西夏终于全部沦陷，蒙古兵在西夏王陵附近挖地三尺，尽皆破坏，以至于从明朝开始历朝均未在西夏王陵附近获得过多少有价值的物品。1227年最后一个西夏王李睍投降蒙古，成吉思汗遗嘱杀之，蒙古军将领察罕使银川避免了屠城的命运，并入城安抚城内军民，城内的军民得以保全，[1]西夏灭亡。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1985年，在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余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1999年追捕逃犯时，我曾在这一代活动，他们的口音与四面紧邻之地迥然不同，特别是相对闭塞的村民，其言如外语一样难懂，非常怪异，骂人时说真是“气蛋”，原意是“契丹”，还是当年骂辽国的方言。

三、谥文正

　　（一）谥文正。范公谥号文正。按宋代封谥礼制，“道德博洽曰文，经天纬地曰文，内外宾服曰正”。“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生拜宰相，死谥文正，是旧式文人理想中最高的人生境界。宋代大臣死后定谥，由考功上行状，太常博士作谥议，有名实不符者，给事中得驳奏再议，最后由宰执同意，报呈皇帝批准，可见这是一项程序很严谨的工作。仁宗的老师夏竦与范公同年（1052年）去世，仁宗亲自赐谥“文正”，立即激起一片反对之声。不仅是程序错误，实体也不相符，尤以司马光言辞激烈：“谥之至美，文正也！谥法本意：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仁宗皇帝只得谥夏竦“文庄”了事。与范公同朝为官的包拯谥“孝肃”，与“文正”差了好几个级别，但老百姓自有拯救的办法，《七侠五义》第三回中写道：宁老先生……给包公起了个官名，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取其“文”与“正”，岂不是“政”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于是包公在诸多称号中又名正言顺地多出了个“包文正”。

范公逝时，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范公谥号文正，历来是不存在争议的，并以范公为参照评定标准，可惜之后未有几人能达到，甚至一些鸡鸣犬吠之徒也忝然其列。南宋宁宗年间，平章军国事韩侂胄（范公的同事韩琦之后）在杭州吴山修建了南园，竹篱、茅舍宛如田家。韩游玩时说：“太像村庄了，只可惜是缺少了鸡鸣与狗吠……”话音未落，忽闻一阵鸡鸣狗吠之声，细寻之，见临安府尹赵师睪在暗处表演的正欢。而赵师睪为浙东统帅时，竟将自己之像增绘于会稽（今绍兴）“贤牧堂”之中，排在范文正、朱忠靖、史越王、张毗陵等等“贤牧”之后。倘若范公有知，定要愤然离堂，宁可再食冷粥，也羞与其为伍。明武宗的时候，依附大奸臣太监刘瑾的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快垂死之际，名臣杨一清来看他，见李东阳正为谥号担忧，杨立即向他表示，可以给他文正的谥号。垂死的李东阳立即挣扎着起来在床上向杨一清磕头。后有人作诗讽刺说：“文正从来谥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到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曾国藩去世后，清廷谥为“文正”以彰其功德。左宗棠极为不满，用湘阴话对人说：“曾国藩谥了“文正”，我等将来岂不要谥‘武邪’么？”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并未谥他“武邪”，而是谥他“文襄”，甲胄有劳曰襄，概念其收复新疆之功，也比“文正”低了一级。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左文襄即使三番落第时仍是何等气势，但以骂人为乐终究不是太好的习惯。

　　（二）梦洛阳。范公先祖范滂曾任汉代清诏使汝南（今河南郾城）征差，唐相范履冰之后，祖籍陕西邠州（今陕西省彬），迁于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生于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长于山东长山(今山东邹平），学于应天书院(今河南睢阳区），仕于安徽、江苏、河南、浙江、陕西、甘肃，逝于徐州，游历之处，未有洛阳。然归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今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其后范公子孙这一支均葬万安山下，其曾祖范梦龄、祖范赞时、父范墉，皆葬今苏州天平山，公另市新茔，且自成一域，何也？一曰洛阳情结。范公在《移苏州谢两府启》中有自述：“某生于唐虞（河北）。”曾致信苏州的哥哥说：“我本北人，北人淳厚。”同镇守西夏的韩琦后调任正定为官，范公则致信曰：“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时真定近宋辽边境，恐身后不得安宁，而北方择其善者，莫过洛阳。 洛阳为十三朝古都。唐孔颖达曾说：“洛阳居瀍涧之中，天地交会。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叫之饶。东达江淮，食江海之利，西驰渑崤，据河关之胜。”洛阳自古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形势甲天下”之说。而宋都汴京地理环境四通八达，水陆交通方便，为经济中心尚可，但周围无山岭险阻，自古为四战之地，不具备作为政治军事中心的条件。张仪曾说：“魏之地势，固战场也。”临近黄河，在军事上也是致命的弊端，公元前225年，秦军决黄河水灌大梁，城坏魏亡。宋初太祖皇帝曾拟迁都洛阳长安 遭群臣反对埋下亡国隐患，尤其晋王赵光义一句：“在德不在险。”使太祖一时语塞。赵光义离开后，太祖言左右：“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辽于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侵，宋廷多次议论迁都；景祐二年(1035)，再议迁都，时范公知开封府的，主张“城洛阳以备急难”，“据洛以保中原”。并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洛阳不仅政治军事禀赋良好，而且是达官显要们退养首选之地，如姚崇、张说、裴度、令狐楚、白居易、刘禹锡等。范公也曾有老退洛阳之意。他晚年时，有人想为其在洛阳买下唐朝宰相裴度的绿野园相送，他认为这样对自己所尊重的前代圣贤有掠美之嫌，婉言拒之。洛阳之北邙山，为古人葬时首选，所谓“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古墓之多，有“无卧牛之地”的称号。某年我到白马寺游玩，竟无意中见到了狄仁杰的墓园，慌忙束衣正冠拜谒一番。万安山原名上泉山、石林山，武则天曾在此山建有万安宫，并曾在此居住，以此得名。范公墓园，北抵万安山，南抱曲河水，嵩山其左，伊水其有，山重水复，气聚风藏，得天地钟灵之秀美，实方舆胜览之宝藏。范公墓、母秦国太夫人及长子纯佑墓居前，后域前部为仲淹次子纯仁墓，其后有三子纯礼、四子纯粹墓及孙辈墓。一般墓葬排列顺序，多为父后子前孙更前，呈扇形向前排列，俗称抱子携孙。范公墓葬俗称“扯儿背孙”，较为独特，这种位置是不合传统礼制的，也可见阴宅风水之术对范公家室的影响之深远。二曰名相情结。唐代姚崇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３朝宰相。执政期间，禁止宦官、贵戚干预朝政，禁绝营建佛寺道观，淘汰僧尼，强令归农，为一代名相。其墓现存就于范公墓园以东300米处。而姚崇与范公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姚崇祖籍陕县，其父去世后，母亲改嫁黄氏。姚崇曾问其母：百年以后是否与父亲合葬一处，其母回答说：“生以形累，死以魂游。然事尊在冥，无远不至，何必合葬，然后为礼。”范公守制时在应天府书院讲学，其间到登封的嵩阳书院当过“客座教授”，曾绕道洛阳谒姚崇墓，始生将母移葬此地之念。公元１０３１年，范公将母亲从应天府迁葬洛阳，且身后亦葬于此。孔子云：“德不孤，必有邻。”姚、范两位相距数百年的贤达睿智之人，少年悲苦而具“济天下之志”，终能参居相阙，图治革新，成就一代英名。正如张说赞美的那样：“君子曰：‘忠不忘亲，仁也；哀不违事，义也；让功辞邑，礼也；济代全名，智也。”三曰无可奈何。古人“视死如生”，儒教中，人之死亡归葬，不仅是生命的终结，也要顾及复杂的社会伦理和宗法制度。范公“二岁而孤，母夫人(谢氏)贫无依，再适长山朱氏”，这就注定了谢氏再没有归葬范氏祖茔的可能。若按传统礼教的丧葬制度葬于朱氏坟茔，生前已受艰辛，死后再遭鄙夷，又是范公所不能接受的。且至唐以来，改嫁的妇女在死后选择独葬，是法律明文许可的，不乏先例。天禧元年(1017)，时任毫州节度推官而尚冒朱姓的范公，上表请复姓。“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这是范公《乞归姓表》中的一幅对联。战国时人范睢不容于魏国，改名换姓为张禄，西奔投秦，为秦襄昭王所用，助昭王废除穰侯，驱逐华阳君，实行一系列强公室杜私门的措施，终于使秦成帝业。范蠡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因知勾践长颈鸟喙，是一个可以同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人，功成名就之后辞官退隐，更名为陶朱公，泛舟五湖。范公书启中的联语巧用两位范姓典故，精切妥当，可谓佳句难得。而苏州范氏族人担心他欲分祖产，“有难之者。公坚请，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始许焉”。 范公在与其从兄弟范仲仪的信中述及：“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接着又谈到“见其风俗太薄，因思高曾本北人，子孙幸预缙绅，宜构高堂，乃改卜于洛”，可见葬母于姑苏只是范公在书信中的礼节性客套而已，葬母于洛阳才是真实打算，且已经拿定主义要在洛阳公另市新茔。而袁世凯葬于安阳洹上而不归葬周口项城，恐怕也是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范公“内刚外和”的性格使然，其中曲直恩怨，颇具隐衷耐人寻味。范公对此问题的妥善解决，不是苛求于外，而是内省自强，温良敦厚，不事张扬，致广大而尽精微，高明且中庸，绕开和回避了许多复杂的纠葛和冲突，昭示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复杂内涵。

四、文艺范

　　（一）关于文学。中国文学史上有一桩颇为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某个作家的诗词文章都很擅长，但他存留下来的作品却并不是很多。范公虽有《范文正公集》存世，但大多人仅知《岳阳楼记》而已。《全宋词》仅存其词5首。有一首词是读《三国志》，有感而发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又《定风波》：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这两首词都显现出颓废消极的状态。

康定元年(1040)秋，五十二岁的范公赶往西夏战场，见斜阳下，寒霜满地，孤城默然矗立，长烟寥寥，大雁也呜咽着向南飞，填了几首《渔家傲》，寄给在京城的欧阳修，开头都是“塞下秋来”，现流传下来的却只有下面这一首：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初，盛行的是柔婉绮丽的“花间词派”，范公的这首词，气势悲壮苍凉，意境雄健刚烈，一扫“花间派”柔靡无骨的词风，为苏辛豪放词导夫先路。欧阳修非常欣赏，赞叹之余，又戏谑道：“希文，你动不动就是‘塞下秋来’，真个穷苦的边塞主儿！”

另两首也是写成于戍守边塞的三年期间，一首《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词上阙描绘深秋景色，绚丽多彩，碧空、白云、黄叶、寒烟、斜阳、芳草。下阙笔锋一转，“黯乡魂，追旅思”，抒写思乡之情、羁旅之思，“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乡思旅愁写得奇丽深切。全词低徊婉转，而又不失沉雄清刚之气，元代杂剧作家王实甫在其代表作《西厢记》的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中将其化用为"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后来琼瑶阿姨有一部小说也以《碧云天》为名。

另《御街行》：

纷纷堕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真是铁石心肠人亦作消魂语，无情未必真豪杰。在范公的诗作中，有几首垂钓诗暗示出厌倦官场争斗，企望恬静自由生活的心态。七律垂钓诗《莎衣》之尾联云：“直饶紫绶金章贵，未肯轻轻博取伊。”表达出不恋权势名利而恋清静垂钓的志趣。另《宿方干处士旧居》云：“姑苏从古好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也反映出安于冲旷，逍遥于山林自然的生活情趣。咏史诗《严陵祠》中，更是用扬钓台抑云台，以云台衬托钓台的手法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厌倦名利虚荣、神往归隐生活的感慨。其诗云：“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充满争斗与凶险的封建政治舞台，特别是多劫难的生活际遇，孕育了范公淡泊名利、出世归隐的思想，但其人生主旋律忧国忧民，这种淡淡隐逸之志未能对其人生起支配作用。

　　（二）关于书法。范公不仅以政声文名著称，他的书法也被世人所重。黄庭坚称范公的书法“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南朝刘宋）人书。苏才翁（舜元，宋代书法家）书与《乐毅论》同法。盖文正钩指回腕，皆优入古人法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在《继书断》里也说，仲淹“晚年学王羲之的小楷《乐毅论》，能继承“晋、宋人书”、“优入古人法度”，备极古韵。当然，范公的书法决不是《乐毅论》的简单再现，其外和内刚之态，蕴涵的凛然之气，钩指回腕之法，无不说明范氏书法中既有对传统的吮吸，也包含了新的艺术体验。这在他传世的两件名迹即《与师鲁舍人书》、《道服赞》可以窥见一二。范公并无意当一位书法家，所以客观评价其书法，也只是善书而已。若果以书法大家之水准苛求之，不足之处显而易见。其墨迹广为后人所喜爱，皆是因为他人杰名相之位，以人取书耳。

　　（三）关于音乐。陆游《老学庵笔记》：“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止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履霜 ，指踏在霜上预知寒冬的到来，比喻目前的迹象提醒对未来要有戒备，戒履霜之渐，以免祸患。《琴操》曰：“《履霜操》，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无罪，为后母谗而见逐，乃集芰荷以为衣，采楟花以为食。晨朝履霜，自伤见放，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此操。曲终，投河而死。”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后为乐府诗名，范公一生只弹奏此曲。

范公《与唐处士书》开篇：“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下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继而慨叹秦以后琴道散失，而他所在的大宋，“文明之运，宜建大雅”；他曾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请问还有谁与崔公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公“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而非常快乐。写得有趣，特能看出北宋人重理性而又未失天真的性情，《履霜操》传为西周时的曲子，离范公的时代约有1800年，范公于琴中思古，《鸣琴》曰：“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弹琴思古之幽情，生生不息。远如孔子他在琴曲中看见周文王时，还不知道自己弹的是《文王操》。史载陶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即为诗中所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是琴成为寄情寄意之器的极致之证。当然，陶渊明不一定“不解音律”，欧阳修说：“古人不可见，古人琴可弹。弹为古曲声，如与故人言。”不仅如此，他以自己弹琴能解“幽忧之疾”的经验，赠序给“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的友人，告诉他：“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 古人眼中，琴弹琴之功，进可以追摹上古圣贤，修身养德，以利益天下；退可以解忧舒愤，怡情养性，以利益己身。另范公长期为地方官员，常操琴也可作“鸣琴而治”之态。《吕氏春秋·察贤》载：“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史记》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毋庸置疑，宓不齐的鸣琴而治当然要高明得多。

可见范公操琴，意在弦外之音也。

　　（四）关于易经。《周易》为“六经之首”的，是我国古代解释自然、天地与人事关系的巫卜之书。其刚阳八卦与数变的内容，虽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但却是先民劳动经验和生活智慧的总结，包含着一定的古奥而朴素的哲理，常被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活动。 宋立五代乱世后，出于对正统思想的重构，出于辟佛、排佛和“以神道设教”的需要，经学大盛，特别是“六经之首”的“易学”，在宋代学术中占据着显著的位置。宋治《易》者，分“义理派”和“象数派”两大派别，“几点梅花春读《易》”， 会使人想起一些宽袍博带、道貌雍容的隐君子，远远冷静地以慧眼望着人世。据《宋史.艺文志》记载，整个宋代学术著作中，关于“易学”的多达213部，石介《易解》、《易口义》，欧阳修《易童子问》，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张载《正蒙》、《横渠易说》，李觏《易论》、《删定易图序论》，王安石《易义》，司马光《温公易说》，苏轼《毗陵易传》，“三苏”父子合力完成的《东坡易传》，龚原《易传》，耿南冲《易解义》，而胡瑗的《周易口义》则被誉为“以义理说《易》之宗”。

宋代真正“以义理说《易》，实以范公的《易义》为最早”，而且，易学是范公终其一生之学，用心最专，用情最挚。范公“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无）所倦”，足见他对此学的通晓。他曾咏诗道：“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斋中偶书》)；“况有南窗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纤尘”(《试笔》)。范公的《易义》，全文4000余字，是其学术文章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代表作；此外，他以义理说《易》的作品还有《易兼三材赋》、《穷神知化赋》、《四德说》等。《易.系辞传上》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范公《易兼三材赋》，就是进一步阐发这种哲学本体论的思考，认为“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易》之为教也，达乎四维。观其象则区以别矣，思其道则变而通之。上以统百王之业，下以断万物之疑。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至矣哉!无幽不通，惟变所适”。范公知苏州时，“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成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并作《南园》诗：“西施台下见名园。百草千花特地繁。欲问吴王当日事，后来桃李若为言。”上述资料显示，他先是“卜筑而将居焉”；而且，对“踵生公卿”的阴阳家言也并没有否定，而是要将私有之贵，让天下共享，创办学舍，普及教育，足见生活中范公受易学中的卜筮之论思想的影响。也正是由于他这种博大泛爱的胸怀，使苏州府学成为名闻江南的第一学府，为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可见范公对易学的钟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学术理论层面上，他的政治革新，他的立身处世，无不是易学的“变通自强”的精神的实践，正如他自己所说“积学于书，得道于心”。

壬辰仲秋，以某之拙笔，录公之伟岸，敢竭鄙怀，恭疏长引；一文难揽高古，愀然而成七律：

岳阳洞庭湖边楼， 花洲书院臣子忧。

将中大儒相中杰， 易理春深更未休。

风物肃然潇湘北， 西夏雁阵故园秋。

几人能担天下事， 斯人独立伊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