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肝胆

叮当

（一）我是在送闺女去市里坐火车时，顺道去市医院检查的。

闺女在北京上班，这次回来，买了好多土特产，奶豆腐，蕨菜，山蘑菇，说要送给领导，东西太多了，她实在带不了，不然，她怎么肯让我送？

闺女从上了初中，就不愿意让我们去学校看她，我知道，她是怕我们破旧的衣衫成了同学嘲笑她的理由，就不再去她的学校丢人现眼了。每次邻居家的大姐去看孩子时，我就让她带上我做的肉干、鸡蛋饼、油炒面等，我想，这些东西总是不丢人的吧。

我不怨闺女，我们这样的父母，已经够拖累孩子了。我的老伴儿凤银是个老实人，或者更准确点说，有点缺心眼儿。我的弟弟妹妹都看不起他，没有人记得我当初为家里所做的牺牲。

凤银是大爷的儿子，大爷和爹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从“口里”逃难到我们现在住的地方，路上因为救爹摔断了腿，当时又没钱救治，所以大爷的腿一直跛着。两个人在口外结婚生子，忠厚的大爷不知怎么生了个缺心眼儿的儿子。

“你得给凤银当媳妇儿，咱们不能忘恩。”爹留给我一句话，撒手西去了，那年我19岁。

我哭着摇晃着爹渐渐变冷变硬的身体，撕心裂肺地大喊。爹躺在那里无动于衷，我知道我就像被判了刑的犯人，只能认罚，别无出路。

可是我的心里不甘，为什么要嫁个缺心眼儿的汉子？为什么报恩的是我？

上天不公。

我愤恨又决绝地遵从了父亲的遗愿，在邻人的叹息与耻笑中，做了凤银的新娘。

我不喜欢我的丈夫，我的心里有别人。

结婚后，我把被子铺到了炕梢，凤银的铺在炕头，我捍卫着自己的身体，不许我不喜欢的人接近。

让我感动的是木讷的丈夫在遭到我的拒绝后，静静地退到他的行李上，我知道若要用强，我不是人高马大的男人的对手。

我们就这样做了名义上的夫妻。一年后我娘病了，当地的大夫诊断说是风湿，可这风湿来势汹汹，娘不久便瘫在了床上。弟弟弟媳伺候了一段时间，便要求姐弟三人轮流，妹妹伺候了一个多月，家里就闹翻了天，妹夫说再这样下去就离婚，我把娘接到了我这儿。

凤银和我一起端屎送尿，一直伺候了7年，娘也走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我的心上人早已娶妻生子，不可能兑现当初的诺言。我心甘情愿成了凤银真正的妻子。

婚后第9年，我生下了闺女，闺女15岁的时候，我又有了儿子，我也算是个儿女双全的“全命人”了。

只是丈夫，没一点儿心眼儿，哪块地种什么庄稼，每年该卖多少粮食，卖多少牲畜，他的心里没有一点底，只知道对我言听计从。

凤银心眼儿直，对我也是一心一意的好，他舍不得我多干活，不管自己多累，割地的时候他天不亮就起床，晚上一直干到繁星满天。

村里心眼活络的男人会出去搞副业，做点小买卖什么的贴补家用，而我的凤银，空有一身蛮力气，什么也做不了。

更让我们生活变得艰难的是闺女，她不想让同学耻笑她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总是出手阔绰，怕被人小看了去，我们花在她身上的钱，顶普通农家五个孩儿。

我们不觉得累，我和凤银不能给孩子好的出身，我们再苦再累，也不能让孩子成为别人的笑柄。

（二）我想到市医院做个胃镜，很多年了，我的胃总是疼，像被一双大手从中间掰开了似的疼。我一直吃止疼药支撑，这两年，不但要用更大剂量的止疼药，而且止住疼后高烧不退，我想我的胃一定出了毛病。

闺女上了火车，我上了医院。

医生做了B超，让我必须住院，说晚了会有生命危险。

“你家属呢？”戴眼镜的医生问。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我的家属来不了。”我坦然地盯着年轻医生的眼睛。

他低下头说：“没事儿，你胆管有结石，先住院消炎，消好炎再考虑手术。”医者仁心，也许他不想对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病人讲过多专业知识。

（三）我住进了肝胆病房，在这里我是27号。

我这个没人陪护的病人开始了治疗，每天输营养液一大袋，消炎药8瓶。

同病房的另两个人，一个是64岁的老太太，老伴儿陪在床边，另一个是8岁的小姑娘，陪床的有她的爸爸、妈妈、姥姥、奶奶。

老太太刚做完脾切除手术，身上插满了管子，据说她的儿子女儿手术当天来过，之后便各自去忙了，留下老爷子一人守着。

小姑娘因为腹痛入院，可能是住院再做检查有些费用可以报销，所以住进了医院，没有什么大事。

老太太是28床，小姑娘是26床。

28床静静地躺着，各种管子里都有很多的液体，黑绿的胃液，黑红的血，黄浊的尿……她不时高烧，她的老伴儿用毛巾为她擦拭降温，走路都是一溜小跑。

小姑娘倒是够吵，因为医生不许她了乱动，憋得直嚷。几个大人轮番上阵，轻声细语读故事的，手舞足蹈表演的，拿着我说不上名字的玩具讨好的……病房里成了儿童乐园。

我的病床在靠窗的位置，我的生活只有一项内容，输着液看窗外，因为不愿看到孩子的家人对孩子心肝肉般的呵护，以及28床老两口间的默契。

（四）小姑娘出院了，由她爸爸背着，前呼后拥出了病房的门，屋里只剩下我和28床的老两口，一下子冷清了许多。下午28床又高烧了，老伴又忙不迭地擦拭，忙活了近一小时，老太太的体温始终顽固地停留在38.9℃，她的老伴叫来了护士。

“去找大夫下医嘱，再给支退烧针。”护士丢下一句话，出了门，走到门口又回头问：“26床还没来吗？”

我知道又有一位新病友加入我们了。

晚上，26床来了，也是个老太太，陪着的是老伴儿和闺女，闺女礼貌地同我们打过招呼，请28床帮忙占着床，说带她妈出去住，没手术就住院，怕她妈憋得难受。

我忍不住心酸，看人家的姑娘对妈妈嘘寒问暖，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闺女可知道我也憋的难受？

晚上熄了灯，28床老两口都睡了，大哥忙了一天，又好不容易得到一张床，睡得很香，不时有轻微的鼾声。大嫂也退了烧，睡得很踏实。

我忽然觉得特别无助，谁可以陪陪我？

凤银吗？如果我肯，他倒是巴不得来，可是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怎么办？家里的牲畜怎么办？而且他一个人坐客车，我都没法放心，而且来了以后，从车站到这个位于8楼的肝胆病房，他得打听多少人，又会遭多少白眼，我无法想象。

我不仅恨爹，恨娘，恨命！不是爹的知恩图报，我怎会嫁给凤银？不是娘瘫在炕上，我又怎会觉得亏欠凤银那么多？如果我嫁的是个明白人，又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挨着？

还有谁能陪我度过这漫漫长夜，闺女吗？我已经亏欠了她那么多，又怎么能让她因为我而耽误工作？如果她因误工而被公司解聘，我会内疚一辈子。况且，即使我愿意，她肯回来照顾我吗？

那么，还有谁可以是我的依靠？亲戚吗？前天，弟媳妇来了，我心里特别激动，她说：“没事儿，大姐，我家里也没什么事，可以在这陪你。”可是她说完这句话一小会儿就去了儿子家。

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侄子，在旗县上班，娶了个市里的媳妇，在市里投了楼房，还没完工，如今住在丈母娘家里。交楼房钱时弟弟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好多债。我给了1万，我爹，我弟弟，我侄儿，我家三代单传，这是爹的香火，我觉得我有责任。

可我的日子其实也捉襟见肘，这1万块钱，是我这些年一点点攒下，准备给闺女做嫁妆的，但我还是偷偷给了娘家侄儿。

昨天弟媳妇来了，说：“大姐，我住在刚子的丈母娘家，亲家婆一早就起来做饭炒菜，在这儿真不方便。”我听出了弦外之音，赶紧说：“你回去吧，我没事儿，又没做手术，现在只是消炎，那么多人在这儿干什么？”弟媳妇如释重负地笑了，说：“大姐，那我就回去了，有事打电话吧。”

我觉得自己不是施恩必图报的人，这些年，我从自己的口粮里省钱接济娘家，自己生病时，却换来弟媳妇如此冷漠的表现。

说实话，我真的对亲情没了信心。

头真疼啊，原来，我已不自觉哭了好久，湿了枕头。睡吧，何必呢？我还有凤银要相依为命，还有孩子要照顾，我没有脆弱的理由啊。

感觉自己刚刚迷迷糊糊地睡着，护士进来了，说抽血了。原来已到了凌晨抽血的时间了，我伸出胳膊，护士边操作边说，“这血管细的，半天都抽不出来。”他说着，还是抽了3半管，走了。

（五）26床是胰腺囊肿，上午老伴儿陪在旁边，老太太只输了一小瓶营养液，姑娘就没见影。下午姑娘回来了，兴奋地说早晨验血验尿的结果都出来了，没有炎症，马上就可以准备手术。

果然，第二天下午，责任护士拿着一张红牌挂在26床的床头，说今晚喝两瓶蓖麻油，准备明天手术。

28床大嫂手术完已经6天了，拔掉了身上的管子，精神也好了许多。

晚上，一屋子人闲聊。

26床的姑娘快人快语，问我什么时候手术。

我无奈地摇头，告诉她医生说需要输液消炎。

大家又七嘴八舌地问了我的情况，我说了个大概。

“叫你姑娘回来吧，王姨，我觉得得给医生送红包。我给主刀大夫，接诊大夫，麻醉师都表示过了。”26床的姑娘说。

“我们也是，”28床的大哥说。

“跟我一起进手术室的，还有一个小姑娘，一个劲儿喊“护士姐姐，我疼呀”也没人管，是不是没送红包的缘故？”28床大嫂尽管精神不错，一口气说完这些话还是气喘吁吁。

26床的姑娘笑了，说：“大娘，应该不是这样，我觉得送不送红包医生应该都同样操作，只不过如果送了红包，我们会心安一些。

（六）26床去做手术了，姑娘把爸爸打发到外面去溜达，自己坐在床边等着，她一会儿掏出手机看看，又焦躁地放下，一会儿又抻抻被她收拾了几遍的床单，一会儿忽然跑到门口看看，又失望地回来，我忽然想到了一个词——热锅上的蚂蚁。

床头的呼叫器响了，“26床家属在吗？赶快来一下护士站。”姑娘喊了声“在”跑出去了。

“这手术中怎么还叫家属了？”28床大哥疑惑地问。

我也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都焦灼地看着门，等着26床的姑娘回来。

不一会儿，姑娘进来了，笑着对我们说，“没事儿，做病理的单子没签字。”

我们如释重负。

姑娘又跑出去了，说他爸一直在电梯口等着。

三个半小时过去了，26床被推回来了，她浑身发抖，嘴唇动着，可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只听见她姑娘忙不迭地说，“别怕，妈，做完手术就好了。”

医生护士撤出去后，我才仔细看26床的管子，比当初28床刚做完手术时要壮观许多。

（七）闺女回来了。

“怎么了？”她一进来就问，多年冷漠的家庭关系，已使她忘记了如何同妈妈亲近。但从她这么快就回来，我推算出，她应该在接到电话的第一时间就买票往回赶了，心里还是很暖和。

我看着闺女，心里好希望她能坐下来，问问我哪里痛痒，可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

我有些失落。

不一会儿她就进来了，从包里找到了一张卡，又走了。

姑娘再次回来的时候说，“最近你需要一个小手术，没事儿。”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

但我仍然觉得很踏实，忽然倦意涌上来，我躺在床上，冲闺女无力地笑了笑，睡着了。

这一觉睡了好久，醒来时已是第2天中午，我意识清醒了，眼皮仍旧沉沉地抬不起来。

门开了，似乎是什么人进来了。

“老姑，你到了。”是闺女刻意压低的声音。

“你妈咋了？怎么也不说一声，要不是你打电话我还不知道呢。”

“老姑，你还不知道我妈，她有什么事儿不是自己扛着？我妈明天得做手术，切除胆、胆总管和一部分肝。医生我都打点好了，可是我不能经常在这伺候，不然工作没了，我也没啥积蓄，妈的手术费用就没着落了，所以，老姑你得帮我。”

我咬着被子角，闺女长大了懂事了，虽然她并没有表现出为过去的行为道歉，但仍旧是理解我，牵挂我的，只是这么多年了，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

正如我们的肝或胆，坏的切除了，好的还依旧在身上，这样，好的器官便没有了负担，与我们骨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