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下浮梁县文化文物志牌坊一节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我指出，汪柏没有担任过布政使一职，终官广东按察使，因此在古县衙前面重建牌坊时立有他的藩宪牌坊是不合适的，下面结合史料要进行简要分析：<br> 汪柏担任浙江布政使的出处，目前来看是《浮梁县志》，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程廷济修《浮梁县志》卷十三人物贤良篇对汪柏的记载如下：汪柏，字廷节，夏田人。幼有文名，年十九，举嘉靖辛卯乡试，戊戌第进士，慷慨磊落，以文章事业为期，为大理寺评事迁光禄寺丞。丞相夏言性刚直，不轻许可，雅推重柏，以为文章才品俱优。升广东海道副使，海寇何亚八为一方害，捕擒之。所获财宝，一无所利。晋浙江布政使，寻致仕。柏所至处，风裁自持，淡于嗜欲，俸积尽以均之昆弟。家居时景德镇有乐平人之变，上书巡抚王暐，调平之。邑苦驲递，贻书守道沈磬，议由鄱阳径抵建德，卒从其议论，至今称便，著有青峰集行世，祀乡贤。<br> 雍正十年（1732年）谢旻修《江西通志》、同治十一年（1873年）王泽洪修《饶州府志》记载汪柏的内容与《浮梁县志》大体相同，只是更为简洁一些而已，需要注意的是，《江西通志》载汪柏“历浙江布政致仕”，《饶州府志》汪柏不在宦业类而在文艺类，记载为“历浙江布政，大计论致仕”，历浙江布政与晋浙江布政使，一字之差，我个人认为是有很区别的。查阅《明史》、《明实录》等官方史书，如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五有载：安然，祥符人，……洪武二年，召为工部尚书，出为河南参政，历浙江布政使，入为御史台右大夫。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九十：予原任抚治郧阳、右副都御史郑国士祭葬。国士，大名府魏县人，隆庆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抚贵州、应天、狭西，升巩昌府之知府，历布政司，太常寺卿，晋前官被论归，三十七年十一月卒于家。我个人认为历浙江布政应该是历浙江布政司的意思，指的是汪柏曾经担任过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令人奇怪的是，无论是《江西通志》、《饶州府志》还是《浮梁县志》都没有汪柏担任过广东按察使的记载，不知道出于何故？按道理应该写作历浙江布政司左参政，晋广东按察使才对。<br> 查《明史》及其他多种人物传记中无汪柏传，《明世宗肃皇帝实录》中关于汪柏的记录有三条，如下：<br> 1：三十三年八月乙未（即二十七日）条：“以广东擒剿海寇功，升副使汪柏俸一级，都指挥使蔡祯等准赎（因为广东擒剿海盗的功劳，升副使汪柏俸禄一级，都指挥使准许将功折罪），指挥王沛赏银十两……初，东莞巨贼何亚八等纠集番徒沿海劫掠，祯及知县何玠等以讣抚其党，遣沛督兵捕之，凡斩首一百余级，俘获四人，驱还所虏一百五十人。事闻论功，因有是命(因此有这条命令)。”<br> 2：三十四年四月甲申（即二十日）条：“先是广东贼徐铨、方武、陈文伯、李明贵等与海酋（海盗头目）王五峰纠结倭夷纵横海上，督臣（总督）檄文（行文命令）海道副使汪柏、岭南兵备杜璁及参将张裕、指挥孟阳等督战，铨等就戮（徐铨一众被杀），前役斩首千二百余级~……升副使汪柏、参将陈善参将戚振各一级……。<br> 3：三十五年十一月庚午（即十五日）条：“以海寇徐海平加提督赵文华少保，余官如故，乃荫一子……升参政汪柏、任环，副使徐洛、刘焘，参政孙宏轼……各一级。”<br> 考《广东通志》职官志按察司副使条载：汪柏江西浮梁人三十二年任；汪柏嘉靖三十三年八月因抗击倭寇何亚八有功（这条县志有载），但实际上对汪柏而言不是很重要，只是升俸禄一级（正四品拿从三品的俸禄）；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抗击倭寇有功，升一级，由广东海道副使（正四品）晋升为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从三品），万历《杭州府志》布政使司条目里面：嘉靖三十四年下面左参政有汪柏名字，左右布政使没有汪柏的名字；嘉靖三十五年十一月又因抗击倭寇有功升一级，由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从三品）晋升为广东按察使（正三品）（《广东通志》职官志按察使条载：汪柏江西浮梁人三十六年任），汪柏的同科进士茅坤的个人著作《白华楼藏稿中》有《送按察使汪青峰序》一文，可从侧面证明汪柏是就任过广东按察使的。考《广东通志》职官志按察使条：汪柏后一任是沈宏，嘉靖三十八年任。另外无论是嘉靖版、康熙版、雍正版还是民国版《浙江通志》，在职官志左右布政使记载上，在嘉靖年间都没有汪柏的名字，在左参政条有汪柏的名字。<br> 结合《明实录》、《广东通志》、《浙江通志》等，从嘉靖三十二年到嘉靖三十八年，汪柏在地方任官是比较清晰的，从广东巡海副使到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再到广东按察使。嘉靖三十八年之后汪柏的宦海生涯以目前文献来看不清楚，但省志府志县志都说他寻致仕，我个人比较赞同，嘉靖三十八年后汪柏致仕的可能性很大。<br> 下面我们再结合《青峰存稿文集》有关内容来分析，与汪柏同时代的老乡金达在《青峰存稿序》中写道：呜呼！予尚忍序廷节之文耶？予与廷节俱为张氏甥，少时相携读书外家，俱见器于外家之识者。后廷节未弱冠领乡荐，名在高等，擢戊戌进士，一时声称籍甚，而予落落垂翅二十年，予自谓与廷节若风马牛不相及矣。嘉靖丙午予幸举于乡，次年试春宫未第，乃愿就教职，时廷节为光禄寺丞，止予勿就。庚戌予未第，廷节止予益力至。癸丑予重违母命，决志受官，冀得寸禄以为母养也。廷节乃咨嗟垂涕谓予志未伸，又劝予归为后图。越三年，丙辰廷节参浙藩，得予捷南宫报喜，动颜色重劳报者，惠书予曰：“使公不从柏言，不知今日在何处叹苜蓿琅轩也，敢为公贺！”是岁予以母忧归，廷节之广东任，乃枉顾予，出所为诗文示予，予把玩数日，见其有得于道，深为敬服，约后来乞身山中，勉相劘切，以肆力于文词，用以鸣世。孰意含沙射影，实繁有蜮，廷节竟韬晦以先归哉！从金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嘉靖戊戌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汪柏中进士，嘉靖丙午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金达中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金达会试落榜，时汪柏任光禄寺丞；嘉靖庚戌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金达再次落榜，汪柏又劝，理应还在北京为官；嘉靖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金达又一次落榜，汪柏继续劝，证明嘉靖三十二年春天汪柏还在北京；又过了三年，嘉靖三十五年，汪柏任浙江布政司参政（称为大参）时得知金达高中探花，写信祝贺。同年夏七月，金达母亲去世，金达回家乡丁忧，同年底汪柏赴任广东按察使前特意绕道回浮梁拜访了金达，并把诗文送金达雅正。汪柏因何事辞职归家，何时辞归，文中均语焉不详，但从“孰意含沙射影，实繁有蜮，廷节竟韬晦以先归哉！”这句中不难看出，金达认为汪柏是遭人陷害的，这又与《饶州府志》的“大计论致仕”对上了。金达作为担任过翰林院国史编修的人，没有提及汪柏担任过布政使，反而为汪柏的去职而打抱不平。<br> 康熙年金樟所作的序中，有“知先生嘉靖戊戌年进士，历浙江参政升广东布政使司”之表述，广东布政使司当为广东按察使司之误。汪柏后人汪清源所作序中，有“戊戌成进士，由刑部郎中光禄寺丞，外迁广东海道，勤劳著绩，擢布政使，公以不附时宰，拂衣归里，年方强壮”的记载，《祭先祖宴十府君墓》一文中有“柏以浙江参政叨”记载，《祭先考朝十八府君墓》有……勒赠考为儒林郎光禄寺丞，兹以给假还乡，抵奉制书歌录宣读并具冠带焚于墓前……”《祭先祖妣宴十孺人程氏枢》一文中有：“柏叨祖宗之庇，窃禄藩臬，兹以便道归家……” 《祭母舅》一文中有“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夏母舅大人讣至，京师外甥光禄寺丞汪某为位哭泣，壬寅之夏吾奉太安人来京师” （太安人是赐给正从六品官员之母的）。《祭王双塘亲家》一文中有“丁巳秋予赴岭表，与公执手别于公浒……自丁巳冬至已未秋将三年”等记载。《廖孺人墓志铭》中有“予任刑部时与刘君同为主事……” 结合上述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汪柏在任光禄寺丞后，嘉靖帝追赠其父为儒林郎光禄寺丞，他请假回乡在父亲墓前告知，并顺带把母亲接到北京享福，而后任浙江参政、广东按察使期间都曾绕道回家。<br> 结合以上记载，可以清晰的理出汪柏的任官经历，明一代，明代外官三年一考察，京官六年一考察，三六九转提任较多，汪柏嘉靖十七年中进士，观政后任大理寺评事，嘉靖二十一年晋光禄寺丞，嘉靖二十七年晋刑部主事（个人估计），嘉靖三十年晋刑部郎中（个人估计），嘉靖三十二年外放广东任巡海副使，嘉靖三十四年晋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嘉靖三十六年晋广东按察使，嘉靖三十八年春因地方官考察时受严嵩党羽迫害被迫致仕。为什么嘉靖三十八年汪柏会遭人迫害呢，一是他曾经和夏言走的很近，严嵩与夏言斗的你死我活，虽然夏言在嘉靖二十七年就被砍头了，但是对于其党羽，严嵩我估计一直是记在心上的，二是外放之后汪柏升官速度过快，且都是以抗击倭寇的功劳，难免遭人嫉妒；三是嘉靖三十八年主管地方官考察的吏部尚书吴鹏是典型的严党。<br> 终上述，种种证据表明，汪柏终官广东按察使，嘉靖三十八年受迫害致仕。没有担任过浙江布政使，县志那样记载是出于美化的目的。<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