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时想俺爹

周立基

　　父亲节本是1972年在美国创设的一个节日，当我知晓这个节日，已经是1993年出国前培训英语时所学到的一个常识。因为父母那时已经去世，故对父亲节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后来交了许多美国朋友，不时的相互联系，加上十次访问美国的经历，于是“父亲节“三个字成了我个人辞典中最常见的词汇之一，而父亲节也成了我缅怀父亲祭奠父亲的一个日子。

今年的父亲节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两天前我在医院里做了一个手术，手术是为了治疗我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做法是剥离长在动脉中的斑块，扩充动脉血管后，给我左腿动脉中安了一个15公分的支架。手术历时近四个小时，虽然最终手术成功，医生说我的治疗是他们罕见的难度很大的案例。好在，有惊无险，我终于闯过了手术这道难关。

这是两年前摄于湖南湘阴县资江（湘江支流之一）岸边的一张照片。那是我的老家所在地，父亲在那里出生长大直到青年时离开老家。而我也在文革期间，随父母回到老家，在父母身边度过了九年岁月。虽然日子并不都是甘甜，但是却得到了父母无尽的爱，让我的生命始终充满阳光和温暖。

老家附近村头的野花

独立资江岸上

这是我七岁时与哥哥弟弟的合影，爸爸的头像是照相馆后期合成而复加的。爸爸爱我们，我们也爱爸爸。

在爸爸妈妈的宠爱下，我度过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这是我七岁时的留影。

这是我12岁上五年级时的留影，穿着爸爸给我买的布拉吉（连衣裙），好得意！好美！

这是我正值花季年华时的留影，穿着爸爸给我买的胸前绣花、领口带两个绒线球的绿色毛衣，臭美了好多年。直到我女儿出生时才拆掉给女儿织了件小毛衣。因为它不仅仅是件毛衣，它还包含传承着父亲对我满满的爱。

以下包括近七年来我为父亲写的四篇回忆和纪念文章。作为父亲节的礼物奉上，以表达我深深的缅怀之情感恩之心。并同时发与众亲分享。

             爸爸的那些趣闻轶事

——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写于2013年2月4日

我的父母亲于1991年5月25日及10月4日相继去世，距今已将近22年了。然而他们须臾未曾离开我的生活，一直陪伴照耀着我和我的兄弟。他们的呵护与疼爱是我们今生快乐的源泉，虽然他们已离开我们多年，但我们至今仍能感触到他们的温暖与恩泽。我是家中三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这令原本就疼爱儿女的父母对我又频添了几分宠爱，我的弟弟也像哥哥一样始终把我当妹妹照顾，以至我有家中小公主的感觉。初中之前的十余年与父母朝夕相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庆幸自己生为我父母的女儿，感恩他们给了我无比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本想在他们辞世20周年的时候写篇纪念文章，却终因各种琐事和理由拖至今日而未能遂愿。今年2月4日恰逢父亲诞辰100周年，让我有机会再度提笔并以此为由续写这篇文章。

常说往事如烟，但我记忆中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却清晰可见宛如昨日。我的父亲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中农家庭。爷爷读了几年私塾，算是识文断字之人，他生性聪明，加之个人勤奋，学问和务农在当地都属上乘。要不是爷爷死得早，他的成分至少得划为富农。爷爷奶奶育有三男四女，我父亲是老大，爷爷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继濂、继瑜、继顗，寓意是期望儿子们承继三国时期三位好汉周濂、周瑜、周顗的豪气与才智。虽然爷爷的心愿并没有在儿子们身上完全实现，但三个儿子都算是聪明有为之人，尤其是我父亲最有出息，也最为孝顺，着实为爷爷和周家的祖上们争了光露了脸。

  爸爸浓眉大眼长得十分英俊洋气，只是个子不高仅有1米58，论个子在我家排名老末。作为一个男人，大抵会扮演儿子、兄弟、丈夫、父亲、爷爷或姥爷的角色。我亲眼目睹了爸爸所经历的各个角色，感佩他对每个角色的准确把握与诠释。他堪称爷爷奶奶的好儿子、妈妈的好丈夫、叔叔姑姑们的好兄弟、我们姊妹的好爸爸、我侄儿侄女的好爷爷，我女儿的好姥爷。当然他的社会角色也演绎得相当成功，他为我国的军事测绘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是学有专长的高级工程师，是尽忠尽职多次立功受奖的先进工作者。爸爸是我们姊妹人文精神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们始终恪守人格道德的示范和楷模。弟子规所推崇的孝悌思想贯穿了父亲的一生，也使我们姊妹乃至子女们在为人处世方面颇为受益。

  常听说一个人要到四岁以后才有长时间记忆，或者说四岁以前的经历很快就会忘记。而我却似乎有着超凡的记性，至今仍记得未满三岁的我刚到北京时的情景。那是1950年春意盎然的一天，爸爸将他的一家人，我奶奶、妈妈、哥哥、弟弟和我带到了北京。爸爸原在重庆国军测量部队从事技术工作，我和我的兄弟都相继出生于重庆，一家五口在重庆生活了一段时间。临近新中国成立之时爸爸放弃了举家迁居台湾的选择，毅然决定留在了大陆。而后爸爸所在部队被我军收编，爸爸经上级甄选后分到总参测绘局工作，于是爸爸得以将我们全家人带到了北京。爸爸带我们北上之前先绕道去湖南接上奶奶，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回湖南，也许湖南的乡间景色与重庆北京反差太大，以至我对湖南的印象早就在记忆中消失殆尽。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是从位于前门的北京老火车站下的车。高耸的正阳门城楼、街上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川流不息的大吉普式公交车、人力三轮车，以及多种文化混杂的旧时京城风貌瞬间在我的心中定格，再也挥之不去。从那一刻起，我便与北京结下不解之缘，北京成为我生命中真正的故乡，成为我几度客居他乡时魂牵梦绕的地方。

 奶奶来北京后一直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61年返回湖南老家。爸爸对奶奶非常孝顺，为照顾奶奶生活，我家一直雇用保姆，11年期间前后请了三个阿姨。爸爸那时经常出差，但只要他在北京，就会尽力去照顾奶奶，我经常看到爸爸为奶奶擦身、洗脚、剪手指甲、修脚指甲，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在家中确立了奶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培养了我们姊妹孝敬老人的素养和习惯。父亲脾气急躁，火气上来时会大声训人，甚至会动手打人。可是他从没有对奶奶发过脾气，总是耐心细致地服侍在奶奶的左右。每次从外地回来爸爸都要带回一些当地土特产，大多是一些零食和小吃，奶奶一定会分到头一份而且是数量最多的一份。三年自然灾害伊始，大约是1961年年初，奶奶已年近八旬，两次因煤气中毒濒临死亡。奶奶预感到来日不多，坚决要求回老家生活，以求死后即刻与爷爷会合。爸爸便亲自送奶奶回乡下老家，一路上乘火车转汽车搭轮船摆渡等，旅途的辛苦劳顿自不待言。未曾想这一别竟成了奶奶与我们北京一家人的永别，62年8月11日，我们从叔叔的电报中得知奶奶去世的消息。母亲和我们姊妹三人顿时哭作一团，我和弟弟一个劲儿地抱怨父亲不该将奶奶送回乡下，不然的话奶奶一定可以多活几年。我知道此刻的父亲和我们一样懊悔，他强忍着悲痛没有哭出声来，却见两行热泪打湿了他的双颊。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落泪。

 我的父母亲都很善良彼此间也十分恩爱，这是他们遗留给我们姊妹的无价之宝，即慈悲和仁爱之心。爸爸比妈妈小三岁多，照理他应该享受妈妈的关照和福气，可实际上他给了妈妈更多的照顾和关爱。父母上班时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吃食堂，但只要是在家里吃饭，买菜做饭都由父亲一手操持。爸爸讲究膳食善于烹调，但并不拘于某一菜系的限制而有其独特的配方和制作。他的拿手菜是梅菜扣肉，年夜饭必备的一道菜是“三鲜盆子”，是将一支鸡、一个肘子、墨鱼干、熟鸡蛋与桂圆红枣合在一起蒸制而成。不难发现，我们家的伙食着实搞得不错。爸爸喜欢做饭不单是出于个人兴趣，其实他是在心疼妈妈。爸爸让妈妈很少为日常生活操劳，但却衰退了妈妈做家务的能力，妈妈退休前基本上没有做过饭，退休后才在爸爸的指点下学会了烹饪功夫。妈妈不到50岁就患上高血压，有两次昏倒在上班的路上，爸爸决定让妈妈提前退休，结果妈妈在她52岁时就提前退了职。爸爸和妈妈都很朴素，从不讲究穿戴，尤其是爸爸除了军装以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像样的便装。可是他还是着意地把妈妈武装起来，按照当时职业女性的时尚着装给妈妈置办了呢子大衣、呢子裤、丝绵袄、凡尔丁裤等，妈妈一直舍不得穿，将它们压在箱底让我贪羡惦记多年，最终差不多都经一番修改后让给我穿了。

爸爸因属军队编制，不管是按干部级别还是按工程师级别来论，他的工资都比地方高出一级，爸爸在50年代的工资就高达185元，妈妈每月也有半百的工资收入。照理我们家算是手头比较宽裕的人家，生活应该比较富足，可我们的日子却一直过得有点紧巴。要不是妈妈善于勤俭持家，每月通过记账严格控制开支，或许我们还会有入不敷出的窘迫。因为爸爸每个月都要往老家寄钱，给他乡下的两个弟弟、四个姐妹分别汇款以贴补家用。他甚至还偶尔给长沙的一个堂妹（我的堂姑）寄钱，因为这位堂姑的养母是爸爸的婶婶，她守寡多年生活一直比较拮据。这样一来爸爸每月汇出的款项就占到他工资的一半，因此可供家中日常开销的钱便所剩寥寥。

爸爸喜欢装饰房间，不管居室多小家具多简陋，一经爸爸的巧手设计，总能营造出整洁舒适的居家环境。我们家的陈设历来是简单而不失美观，朴素而不失温馨。虽经几次搬家但家中从未置过一件全新的或高档的家具，许多家具都是爸爸亲手制作或改制的，比如餐桌椅、折叠床、樟木箱子和书架等，还有给奶奶制作的坐便椅。直到58年家里才置办了一台牡丹牌收音机，61年才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80年代初期家里才有了一部14寸彩电，并首次购进两个单座沙发。文革时期研究所的一拨造反派来抄我们家，他们抄到了爸爸的存折，却惊异地发现折上余额不足100元，他们顿时愕然了。朴素简单的生活并没有让我们心生抱怨，反而养成了我们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最主要的是我们从不羡慕富贵奢华，心里极易满足和感到快乐，用时下的话来讲，我们属于幸福指数极高的一族。

  在我记忆里爸爸妈妈很少冲突吵架，只有一次记得是我刚上小学时的一个周日早上，我们刚吃完早饭，爸爸突然问我们姊妹三人，说道“如果爸爸和妈妈分开过活，你们必须选择一人跟从，你们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话音未落，哥哥立即说我跟妈妈，弟弟望了哥哥一眼，很快也决定选择妈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闹懵了一时回不过神来，但我顿时觉得爸爸很孤独，便不由自主地说道：“你们都跟妈妈，爸爸多可怜啊，那我就跟爸爸吧。”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至今我们都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起因于父母亲之间的争吵，还是爸爸和我们开的一个玩笑。不管答案为何，所幸这件事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丝毫负面的影响，反而潜在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父母的相互敬爱对于家庭的和睦、子女的心理健康是多么的重要，生长在亲情浓郁的家庭是多么的幸福。

  父亲是总参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他从事的工作与测量制作军用地图有关，因此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户外作业，所到之处多为边远乡村或是城镇郊外，其中不乏穷山恶水。爸爸出门在外经常遭遇餐风饮露日晒雨淋的苦日子，但父亲从不惧怕艰苦的生活，总是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父亲吃苦耐劳的精神多半源于少时他在农村的生活经历，但更发端于他对工作的热爱及强烈的敬业精神。父亲几乎年年获得先进工作者奖励，他的照片多次登在大礼堂或所里的宣传栏上。我印象最深的是他54年曾荣立过三等功一次，立功喜报由地方民政单位敲锣打鼓送到我家，我当时并不理解父亲立功的十足含义，只记得妈妈在我家住的四合院内架起了饭桌，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花生糖果点心等。等送喜报的人走了以后，我们姊妹接连数日饱享这些美食吃得很是过瘾。爸爸要求进步，多年来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入党，就在59年秋天，爸爸终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研究所支部讨论并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但由于历史的变故彭黄事件的影响，严格了对知识分子特别是旧知识分子的入党审批，爸爸的入党问题最终还是黄掉了。

不同于更多别的家长，爸爸从不把工作中的问题或压力带到家中，需要加班时他就会去办公室。只要回到家里，他就是一个称职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的角色。爸爸生性活泼幽默，他不仅容易调侃取悦自己，也善于把他的快乐传递给亲人，他时常整些搞笑的事情让我们捧腹或是暗自忍俊不禁。他喜欢放屁，每次放屁要么抬起屁股，要么做个怪动作，无意中却把这个癖好几乎传给了他的所有子孙。

前不久我女儿带我的小外孙从美国回来探亲，小家伙刚刚一岁半，竟也有放屁抬屁股的动作，我这才知道连身体的动作也是可以遗传的。

爸爸喜欢吃肉，以至肠胃消化一直不太好。每次在公厕解手时总是哼哼唧唧叫个不停，声音凄惨又恐怖，结果许多次与他同在厕所的人都以为他想自杀，于是急忙敲门劝道：“同志，想开点，千万别走绝路”。爸爸回来就讲给我们听，把我们个个都笑得岔了气。爸爸还喜欢用力摁屁，以至经常发生意外情况，每次发生情况，他就会大声叫喊妈妈“汪剑，快拿纸来，我一坨屁打出屎来了。”妈妈不但会马上将纸拿来，还会打来一盆热水准备好内裤让爸爸立即换洗。妈妈对爸爸既不嗔怪也不讪笑，只是殷勤地服侍着爸爸，爱怜地看着爸爸，一如照顾一个生活尚不能自理的顽皮的大男孩。

 爸爸是我家的开心果，他喜欢唱湖南花鼓戏，经常在家里吟唱一些经典唱段，他还与同事蒋伯伯自编了一段花鼓戏，一起登上元旦晚会的舞台。看到两位长辈的演出，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真的不敢恭维他们的表演，仅仅是感动于他们童心未泯的纯真与快乐。那些年测绘局礼堂经常会有高级文艺演出，包括歌舞、戏剧、曲艺等，我还当场听过侯宝林的相声。每次看完演出，一些我们共同欣赏的段子就会在我家继续上演，欢乐的气氛就会长时在我家萦绕。记得爸爸曾将一段山东快书倒背如流，不知重复地说了多少遍。讲的是小男人与大块头媳妇抬水，因两头不平衡致使小男人跌入粪坑大媳妇遭路边老者责骂之事。爸爸的说书哪里有一点儿山东味道，分明是地道的湖南腔。爸爸用浓重的乡音喊出的一句词“老头子，放你个屁，他是俺丈夫俺是他妻！”经久地在我耳畔回旋，爸爸那十足湖南版的山东快书成了愉悦我们生命的永恒的绝唱。

 

     



　　除了爸爸的独角戏，我们家还有一个集体节目，那就是爸爸带领我们姊妹所做的拍屁股操。只要爸爸说声预备齐，我们三姊妹就会立即各就各位，用双手交替拍打屁股，拍打出近似小鼓般的节奏，加上鞋底跺地声的伴合，简直是绝妙无比的原生态艺术，却更能折射出我们内心的清澄自在和喜悦。爸爸的研究所于1964年迁到西安，自此我们家的节目又加入了西北风味。一次暑假期间我们听了一段陕西快板，它采取的是边说边演的表演形式。看完回家后爸爸、弟弟和我就立刻摆开阵势，爸爸和弟弟一前一后扮演轿夫，我站在他们中间扮演地主婆。模仿着陕西腔调，爸爸和弟弟一边用劲做抬轿行进动作，一边气哼哼地说道：“额抬轿抬得个累得慌，你坐轿还嫌不舒坦！”我则摇着一把花绸扇，一边扭动一边说道：“二奶奶额福分大，生来就像一枝花!”于是这个快板段子成了整个暑期我家的娱乐节目，之后我和弟弟多次演给同学或朋友看，直到现在我的几位同学还记得我们滑稽十足的表演。爸爸的趣闻轶事难以尽数，它们造就了我们生命中最欢乐的时刻和最亮丽的风景。哲人说：让别人快乐是一种慈悲，让自己快乐是一种智慧。爸爸是既慈悲又智慧，因为他具有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幸福制造欢乐的能量和本领。

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爸爸对我十分偏爱。哥哥和弟弟经常因一些小的肇事遭到爸爸痛打，但爸爸从来都舍不得打我。爸爸并不看重我们的学习成绩，但是学习好总能得到他的夸赞和奖励。三姊妹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最好的，得到的奖励也是最多的，爸爸将我历年所得奖状和成绩单一直精心保存着，虽经数次搬家却至今完好无损。父母爱孩子乃天经地义本来不足为奇，但自我做了母亲特别是父母去世之后，我才逐渐领悟到任何一种感情在境界上仍然是有分别的。爱的最高境界是无条件的付出和给予，亲人之间的爱更是无所期求无需理由的。我庆幸爸爸妈妈给了我至高境界的爱，他们赞赏并接纳儿女的全部，包括正面的或负面的一切，而不是单纯爱我们的长项和优点，爱那些能给他们脸上增光的东西。我确信即使我不是一个好学生，爸爸妈妈也会一样地爱我。但是从儿女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争取进步，因为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外在的认同绝对能够让父母高兴，绝对是对他们最大的孝敬。

爸爸视我为掌上明珠，每天下班回来都要与我嬉笑玩耍一阵子。必行节目是哼唱他的独创小调，“妹子嘛垛子，妹子妹子嘛垛呀个垛”。我家一位阿姨曾好奇地问我：你爸爸怎么一回家就对你唱“买把刀子”啊，那是什么意思啊？我和爸爸相视片刻不禁哑然失笑。其实它原本只是爸爸用以表达对我的喜爱，但我发现爸爸已在不经意间扩展了它的功能。爸爸独处或沉思时经常会自然自语地哼唱它，偶尔说梦话时也会哼唱它，它成了爸爸重要的开心法宝。爸爸将这个小调几乎哼唱了一辈子，直到他去世前的半年才因失语而终止。我能想象出这个小调带给爸爸的喜悦和功效，它能驱散爸爸心中偶或的郁闷，使爸爸紧张疲惫的身心顿时得到舒缓。爸爸还时不时地藉我编个顺口溜，其实是以顺口溜形式对我的素描，说的无非是我的一些特点，诸如我爱哭爱流鼻涕之类的事情。那些听似幼稚无聊的话语，却反映了爸爸对我无法言表的喜欢。爸爸那纯正湖南味的顺口溜至今还在我们子孙中间流传，给我们带来几多欢声笑语，也给我留下一段童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

爸爸妈妈于1991年内相继离开了我们，从此我失去了这个世界上给予我生命的最爱我的两个人。然而他们的爱、他们的慈悲与智慧将永远流淌在我的血脉里，温暖滋润着我的生命，照耀指引着我的人生之旅。值此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谨将此篇拙文奉上藉以表达我对父亲深挚的怀念和感恩之心。

                         父爱如山

                        ——纪念父亲诞辰105周年

写于2018年2月4日

      每年2月4日是立春的节气，国人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节气去欢度。而立春这一天对于我及我的家人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2月4日是我父亲的生日。如果爸爸还活着，今天该是他满105周岁的日子。父亲离开我们虽然已将近27年，然而，少时在父母身边度过的十几年，以及文革期间在湖南老家与父母的九年相伴，都让我感觉到父亲从来没有走远。那些年的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清晰可见，宛如昨日。而镌刻在生命中最温暖最幸福的记忆就是父亲对我的爱。

      父亲1913年2月4日，农历腊月29日，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南湖洲的一个农民家庭，适逢立春之日又在除夕前一天，爷爷给他起的原名为周年春。父亲浓眉大眼十分英俊，个子不高却不失好汉的气度和威仪。父亲早年曾就读长沙最好的中学，爷爷在此期间曾去长沙看望父亲，之后不久便感染伤寒而英年早逝。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从此就担当起赡养我奶奶和他的六位姊妹的重任。记得在我未满3周岁时，父亲就把我们一家人还有奶奶带到了北京，很小的时候就目睹了爸爸对奶奶的孝敬，与妈妈的恩爱，对兄弟姐妹的关心，以及对子女的疼爱。爸爸给予我最大的财富便是将爱心植入我的生命，预设在我的心底，教会了我爱的愿望、爱的激情和爱的能力。最庆幸的是，活过古稀之年的我，唯独爱这个生命要素和神经，从来不曾衰老也不曾生病。

      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父亲对我尤其宠爱。记得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与我有个每日必行节目，那就是一进家门就哼唱他的自编小调，“妹子嘛垛子，妹子妹子嘛垛呀个垛”。其实它原本只是爸爸用以表达对我的喜爱，但我发现爸爸已在不经意间扩展了它的功能。爸爸独处或沉思时经常会自然自语地哼唱它，偶尔说梦话时也会哼唱它，它成了爸爸重要的开心法宝。爸爸将这个小调几乎哼唱了一辈子，直到他去世前的半年才因失语而终止。

      爸爸对我总是有求必应，不管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的要求，以致让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非常坚持和执着。清楚地记得爸爸曾在我小学时给我买的几样东西：一双丁字牛皮凉鞋，一件胸前绣花领口系一对绒线球的油绿色毛线衣，一条花布荷花袖连衣裙，一件紫红色毛绒中长大衣。基本上都在20元上下，在当时来说绝对都是价格不菲之物，那件毛衣和大衣后来都经翻改让我女儿也穿了几年，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些衣物是多么的优质和富有价值。

      还记得刚上初二时，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小提琴班，由陆以珣老师执教。要求学生需自己配备小提琴。当时即使最便宜的小提琴也要50元之多，而爸爸并没有怎么犹豫，立刻带我去新街口西单一带的乐器店看琴，就在一个周末爸爸决定带我去买琴之前，哥哥突然用力抱住爸爸的双腿哭着求爸爸别买，因为他刚刚有过暑期打工挣钱的经历，他知道挣50元钱是多么的不易。幸亏哥哥阻止了我的学琴之路，不然琴也迟早会闲置成为废物。因为那时的我已开始把兴趣点放在了田径的短跑项目上。

      记得刚上初中不久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的哥哥弟弟都不住校在家里吃饭总能得到父母的照应，所以父母对住校的我很是心疼，每个周末回家爸爸都给我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不管是凭票买的还是高价买的，总是我吃得最多，而且周日返校时总要让我带上一些吃的到学校继续享用。因此那时正在发育长身体的我并没有受到这次天灾的影响，甚至我一生中最胖最容光焕发的阶段就是在那个时期。当时最盼望的事情就是每个星期六下午从学校回家，而最伤心的事情就是每个星期天晚上九点之前要返回学校。每次离家前我总要磨蹭很久，一个劲地面对父母伤心落泪就是舍不得走，最后还是爸爸狠狠心才送我去乘公交车。当时从我家所在的北太平庄花园路到清华园只有331路一趟公交车，多半是那种只有一个门的像大吉普似的汽车，而且车辆极其稀少。每到一辆车爸爸都要用力推我，有几次是连等四五辆都上不了车，看看按时返校已无希望爸爸才又领我回家，只好周一早上爸爸再陪我去等首班车返校。还有一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放寒暑假的那天等着爸爸或哥哥来接我的被褥行李。通常是爸爸来接我，爸爸骑着车渐渐驶近的那一幕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温暖着我的一生。

      父亲虽然疼爱我，但从不溺爱和娇惯我。因出身于农民家庭，吃苦耐劳、勤劳朴实是父亲自小形成的长处和习惯，而且他也在有意识的教育培养我们这些好品德。记得三年自然灾害那段时间，父亲在我家门前开出一小块地，种起了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豆角等多种蔬菜。爸爸带着我们锄地、拔草、浇水、掏粪施肥，把菜园经营得像模像样，绝对满足了我家吃菜自给自足的要求。而且，从那时起我就没有了怕脏怕累的思想，这为我以后插队时的出色表现（挣工分大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乐善好施、乐于助人。对于亲人诸如他亲兄弟姐妹的资助从未间断，他曾把我叔叔一家接来北京游玩，把我一个姑姑接到北京看病。除关心帮助亲人之外，父亲还主动帮助他的同事或下属战士。记得我们当时住的是部队营房式的两间房子，没有厨房和卫生间，爸爸却腾出一间房子给他的年轻同事用作新房，而且一住就是半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享有高级工程师每个月1斤半食用油等特殊供应，爸爸还经常把这些供应券送给更需要的同事。因父亲从事的工作是测量以绘制军事地图，他大多时间是野外作业，常跟着他出差的两个年轻战士，对爸爸非常尊重和感激，他们佩服父亲的业务知识和技术，感谢父亲对他们多有关照和资助。文革期间，当父亲遭批斗时，他们绝不落井下石，还偷偷的来我家安慰父亲，最后他俩儿都复员了。我至今记得他俩儿的样子和名字，一个姓赵，一个姓槐。

      1964年秋季，父亲调到西安军事测绘科学研究所工作。从那以后我与父母聚少离多，直到1970年初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在老家南湖洲和湘阴县城与父母又相依相伴了近九年的岁月，直到我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正是我与父母之间深挚的爱点燃了我们的心灯，让我们走出了生活的逆境与不堪，而那些年关于父亲的故事就只能另行文再叙了。

      在父亲105周岁的日子里，双手合十，遥望星空，仿佛看到北斗七星中最闪亮的一颗，我的爸爸妈妈就住在那颗星上。他们时时在俯瞰着我，照亮着我，引领着我。而联通我们生命信息的唯一纽带就是彼此之间无需理由的深挚的爱。

      感恩上苍！感恩父母！感恩众生！

 

纪念父亲逝世27周年（ 写于2018年5月25日）

我的父亲于1991年5月25日于湖南岳阳长岭炼油厂病逝，距今已经整整27年了。回望我走过的71年岁月，记忆中的大多往事都已变得遥远和模糊，唯有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陈年旧事、父亲给予我的爱和快乐，成为我心中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永远不会冷却暗淡和褪色。尤其是在父母身边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以及文革期间随父亲回湖南老家后的九年生活，让父亲最优秀的遗传基因在我身上得以传承，那就是父亲与生俱来对生命的珍重与热爱。

关于父亲的生平、父亲对我的宠爱，以及少时与父母共度的幸福时光，都在我写父亲的几篇文章中有所披露。值此父亲逝世27周年之际，我想说说父亲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些我讳莫如深苦于道来的曾经。

从我出生到我的花季年华，父母呵护陪伴的16年是我一生中最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父母和我们全家最幸福美好的日月。平日里父母朝九晚五的勤奋工作，闲暇时则与我们三姊妹尽享天伦之乐。那时的我们单纯善良无忧无虑，以为生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和我，还有我周围所有认识与不认识的人，都在顷刻之间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落入一个全然不同且不堪的境地。

父亲在1949年底被收编为我军总参测绘局的专业研究人员，于1950年初来北京总参测绘局工作，军职为团级干部，职称是四级工程师。1964年秋随总参测绘科学研究所迁至西安，直到1969年年底离开西安复员返湘。在一个有行武经历的军人领导下的部队单位，未经戎马生涯是父亲履历中的短板和不足，以致成为文革中父亲遭受批斗的引爆点。从66年文革伊始，父亲所在的研究所便逐渐瘫痪，陷入了大字报、大批斗甚至打砸抢的狂热政治风暴中。我因当时在北京上中学，只偶尔回西安探亲度假，对那时父母的生活状况并无太多了解，而文革期间与父母的两度相处成了我今生无法忘却的殇痛和记忆。

第一次是68年后期，当时对父亲的批斗已升级到最高阶次，父亲被摘去了领章帽徽，工资被降到只够家人勉强维生的底限，所里还为他成立了专案调查组，终日循环往复的事情就是劳改、写检查、被审问、挨批斗，甚至遭到极左分子的辱骂和殴打。也许父亲只将此看作是一场必经的劫难，是对前世亏欠宿债的偿还。面对无休止的人身凌辱，竟然听不到父亲的一声抱怨，看不到父亲的一丝悽惶。一个有脾气的人却从不批评责骂他人，更沒有将心中的郁闷发泄于亲人身上。只是发现父亲消瘦了憔悴了，没有了嗜肉的爱好，也没有了小酌的兴致，一个原来沾枕即着的人却养成了晚睡早醒的习惯，晚睡是因为他要书写永远不会合格过关的交待材料。可是，让父亲屈打成招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又怎么可能呢？于是，夜间我常被父亲挑灯夜书的动静惊醒，那动静竟然是父亲不时吟唱的自编小调“妹子嘛垛子！细毛（我的小名) 妹子，哚呀个哚！”。我才发现鼓舞父亲生命的最强大精神支柱，竟是父亲对我的爱。顿时让我悲不自禁，泪如雨下。父亲是以自己的屈辱为代价，在我们身旁筑起了一道铁壁铜墙，它不惟为我们遮风挡雨，更是让我们隔绝世间的一切丑陋阴暗，从而坚信人性良知，坚信天地有情，坚信未来美好，让我们心中的那方绿洲从来未被染指。

第二次是69年年底，经过近两年的反复调查、交待、审问和批斗之后，父亲从未承认被强加的任何罪名，最后单位对父亲作出了如下结论和处理：“有严重历史问题，属历史反革命。决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遣送回湖南原籍就地改造。”记得那是临近元旦的一个寒冷的冬日，因专案组跑到哥哥上学的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告了一状，哥哥立即被复员分往北京的798工厂做电镀工，哥哥在上班报到之前特地赶来西安为父亲送行。我当时已在山西插队一年，便迅即回山西办妥了调离的全部必要手续，成为离开当时插队集体户的第一人。我的弟弟在64年即转学到西安交大附中，父亲离开西安时，他也已在宝鸡农村插队一年。没有任何犹豫和别的选择，我和弟弟决定从此再与父母终日相守生死相依。

父亲依然是没有一丝悽惶，没有一声怨由，只是脸上不经意的掠过一丝离愁别绪。父亲当时还不到57岁呀，正踌躇满志为军事测绘事业效力呐，而这种结局无异于封锁了父亲实现理想的路径。平日里父母结下的善缘和良好邻里关系，让许多人赶来为父亲和我们送行。其中王阿姨、刘叔叔在北京结婚时曾借住过我家的一间房子，他们对父亲感恩不尽；母亲退休得早，在北京和西安时一直热心为家属服务，并担任过两处家属委员会的委员，她的日常工作是代为订奶取奶、组织家属联谊活动、调解家庭矛盾纠纷等。妈妈的服务细致周到，让很多人特别是年轻夫妇颇为受益，他(她）们为父母送行是因为崇敬父母的慈悲和善良；还有不少人默默地站在一旁为父母送行，虽然沉默无语，却投射出尊敬和不舍的目光；最令人动容的是父亲的两个青年助手赵青和槐正金，他们顶住了压力，从来没有揭发检举过父亲，还总说周工是个好人，教了我们很多，帮了我们很多。两个纯朴的测绘兵当时也遭到复员回乡的处置，小赵回河北，小槐回安徽。不知道这样的处理是否和他们与父亲的亲近有关，但却知道他们对父亲深怀尊重与同情。他们赶来送行还给父亲带来了礼物，是河北的煎饼和安徽的小吃。父亲把礼物带回了湖南，一直供奉着没有吃掉。因为父亲供奉的已经不再是食物，而是永远不会溟灭的人性良知和良善。

父亲带着我们全家经长沙转乘江轮回湘阴老家。在长沙，母亲读书时的两个结拜姐妹李琬华（李锐的大姐）和向若兰热情接待了我们一家，分别在两个阿姨家住了一两天，使我们平稳度过生活境遇的陡然变化及如此之大的落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对回乡以后的遭遇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父亲的老家在湖南省湘阴县南湖乡中兴大队，两个叔叔当时都在中兴大队务农。父亲因被作为复员处理，只领取了一笔复员费和安家费，总共只有两万多元。这笔一次性发放的款额让父亲对全家生活的后续来源倍感担忧，而父亲带着两三万元从北京回乡的消息，却早已不径而走，传遍远近乡亲四邻，我甚至在一个月之后去往北京的火车上都听到了人们的议论。

刚到老家时，我们一家人暂时借居在小叔叔家中。当时大多农户都住着自己或请人盖的茅草房，叔叔家也不例外。茅草房的墙体是自家制作的土坯砖垒成，墙体上需留出安置木门和木窗的地方，房顶则是先在木头房樑上铺一层油毡，然后再盖上一层厚厚的茅草。因为叔叔的茅草房不在河堤上而是在路旁，四周都是稻田，房内总是很阴暗潮湿，每逢下雨落雪，总免不了房顶多处漏水，让屋中的我们甚是凄惨狼狈。最难受的是冬天天气阴冷取暖不易，我们围坐在由木碳或草灰余烬温热着的火盆四周，上面架着一个四方木制框架，然后盖上一个小棉被，大家把双手伸进棉被下取暖。那时候才知道手脚会生冻疮，脸上也会生冻疮。当时屋里还没有装电灯，漫漫长夜只有靠煤油灯照明，灯光微弱还不算糟糕，关键是呛人的煤油气味令人难以忍受。夏季炎热漫长、蚊蝇肆虐，空气中弥漫着泥塘或粪池的臭味。一切境遇让我们感觉又回到了旧社会，而且一眼还看不到它的尽头。

最悲催的不是物质条件的困顿难耐，而是精神上的折磨摧残。父亲照理应该在中兴大队落户，而中兴大队却以地少人多不宜安排为由将父亲拒之门外。大队干部们没有接受父亲加入中兴，却不时地来家里跟父亲借钱，还多次招来一拨造反派把父亲叫到四类分子的队伍中一起批斗。有一次还将父亲等人游街示众，在南湖洲小镇和附近沿江河堤上游斗一番。我并沒有亲眼见到父亲被游斗的场面，但事后我看到父亲胸前挂着的小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罪名，他的名字上还画着三个大红叉。我知道父亲此刻的心情定是五味杂陈翻江倒海，然而从他的脸上却看不出丝毫异样表情，就好像他刚刚从戏剧舞台走下来缷装，自己正在告别戏中角色，从角色的定位慢慢回到现实中来。就在这个时候，南湖大队一队生产队长周开泰夫妇来家看望，他们是在自己家中看到父亲被游街的情景后尾随而至的。开泰先是把一包蛋糕送给父亲，然后便开门见山的说明了来意。当时他才三十六七岁，刚担任新组建的南湖一队队长不久。他说：“周爹，听说您从北京部队复员回来，很敬重您。如果您愿意，欢迎您到我们南湖一队安家落户。”未曾想到，困扰父亲数月的落户问题就这样瞬间解决了，开泰是父亲返乡后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恩人和贵人，他让我们一家安享了四年宁静自在的乡村生活。

接下来，父亲在南湖一队的最末端盖起了一幢红砖青瓦房。房子由父亲画图设计、由父亲、叔叔、弟弟和我参与施工，另外请了一个木工、两个泥瓦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工程便告结束，从此我们一家就成了南湖一队的新成员，享受着普通农民寻常百姓的凡俗生活。每天我和弟弟随乡亲们从事农务，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看场院、晒稻谷等，还在我家后院开发了一片菜地，种了西红柿、黄瓜、小白菜、豆角、茄子、辣椒等，做到了蔬菜供应自给自足。父亲还在家里养鸡养鸭，几只下蛋母鸡满足了全家人对鸡蛋的需求。母亲则在家中料理家务，做饭洗衣服，全家生活其乐融融。最愉快的事情是南湖一队的居民完全接纳了我们一家，我们的相互来往和情感都已胜似亲人。虽然仍有某些领导或乡民的骚扰欺负，如强行借钱从来不还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是父亲都欣然承受了。因为开泰和南湖一队的乡民就是父亲的坚强后盾，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政治疪护伞。

在队上干了不到半年农活，开泰就让我去大队粮油加工厂当收银员和出纳，半年后让我去南湖大队小学当耕读老师，不久就被推荐到南湖芷泉河中学做了公立待转正的教师。就在任教近一年临近转正之时，中学校长告诉我，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已决定中止我的教师资格。那是197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神情恍惚的我踉踉跄跄的行走在田间小路上。在那个月色昏暗的夜晚，我时而越过堤坝，时而穿行田梗，15里地的路程竟让我走了三个小时，待回到家中时已是午夜时分。像是刚刚受了委屈的小姑娘，我与爸爸妈妈抱头痛哭。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爸爸妈妈因痛苦而刹时衰老扭曲的脸，爸爸妈妈的眼角都噙着泪花。父亲一改往日的矜持和麻木，他说：“我决定层层上访投诉，告学校对我女儿的歧视和不公正对待。县里不成就去省城，省里不成就去北京”。弟弟则说：“我决定在家娶妻生子孝敬父母，但姐姐无论如何都得找到工作”。于是有了不久之后，我和弟弟上访县武装部和县教育局的经历，县武装部部长兼政委马永康、县教育局局长陈亮初当即接见了我们姐弟，并立即把我安排到湘阴县教师培训班学习。接着陈局长又把弟弟安排到湘阴二中当体育代课老师，以致弟弟后来被推荐到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长岭炼油厂工作都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记得1973年初春的一天，我家附近的大堤上走来了一对军人，他们是总参测绘局派来的一位首长和他的警卫，他们奉命宣读给父亲冤案平反的决定。那晚两位军人在我家投宿一夜，我已不相信我的眼睛，也不相信我的耳朵，但我相信父亲重放光明的眼神，相信父亲久违了的笑容。一个蒙冤五年的＂敌＂人终于重归人民的怀抱。

平反后父亲即迅速奔波往来于西安、北京和湘阴之间，期望重返工作岗位再干一番事业。终因诸多条件所限而未能遂心如愿，却成就了父亲闲适安逸淡泊宁静的晚年生活。父亲携全家于1974年初搬到湘阴县县城，我也从湘阴四中调到湘阴一中工作。1978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自此又开始了与父母聚少离多的生活。女儿自出生后一直由我父母照顾，直到六岁那年才被奶奶和姑姑接到南京上学。我的父母亲于79年时离开湘阴去长岭炼油厂居住，直到91年父亲于长炼病逝。

　　回忆父亲从1970年开始的后段人生有些沉重，不禁问自己：“父亲曾为自己设定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父亲的生活又会是一种什么情景？”我无法确知父亲的答案，却肯定父亲对自己真实的一生了无遗憾。因为他不曾辜负他人，更不曾辜负自己，他以自己的坚毅风骨凛然正气捍卫了生命的尊严，捍卫了自己的真心真实和珍贵。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却又是伟大的，他是我心头永远飘扬的旗帜，是我心中永远的偶像和英雄。

纪念父亲诞辰106周年

写于2019年2月4日

我的父亲生于1913年2月4日，因为父亲出生那天正值立春又逢除夕前一日，爷爷给他起名周年春，少年时才改为后来的名字周继濂。自1991年5月25日父亲因病去世后，我曾先后四次撰写怀念父亲的文章，其中三篇回忆父亲生前的趣闻轶事，只有一篇写的是文革中父亲回湖南老家的那段不堪的岁月。那时候父亲、母亲、我和我的兄弟，朝夕相伴相依为命。

十年前曾看过《佛说入胎经》一书。书中说一个生命的孕育需要三个要素，即精子、卵子和元识。所谓元识是指死去的人在投胎下一轮生命之前无形的神识状态。父母交媾时，如果爱慕父亲的元识进入受精卵则会生女孩，如果爱慕母亲的元识进入受精卵则会生男孩。也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女儿是父亲的最后一个＂情人＂，父亲是女儿的第一个异性朋友。”并不完全相信认同如此说法，但对我和父亲而言，这个说法似乎不无道理。

因为我是家中三姊妹中唯一的女孩子，父母对我十分宠爱。父亲更是视我为掌上明珠而偏爱有加。记得1950年初春的一日，父亲把我们一家六口(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和我) 带到了北京，我们先是在东城区鼓楼一带居住，前后住过三处宅院，都是从私人房东手里租来的四合院住宅，直到1956年11月，我满了九岁上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才搬到位于花园路的总参测绘局大院。1960年我考上清华附中，住校的经历使我第一次大多时间都不在父母身边。1964年父亲工作的研究所搬到西安，高中毕业后于1968年底，我又去了山西太谷插队，自此开始了远离父母的生活。直到1970年初跟随父亲回老家，才得到与父母再度相守九年的机会。此后便又是长期离开父母的生活，直到父母去世。

父亲对我的宠爱在我写的几篇纪念文章中都有提到，父亲爱女儿本是天经地义人之常情，然而我的父亲与其他的父亲仍然有所不同，那就是父亲在任何时候都会把他的爱強烈而明确的表达出来，或者用语言，或者用行动，或者用他能想到的别的方式。

父亲的工作涉及测量和绘制军用地图，故大多时间的工作是户外作业，而作业地点多为穷乡僻埌或边远地区。小时候家住东城的时候，爸爸很少在家里露面，几乎常年都在外地出差。记得那时候，每次爸爸出差回来把东西一撂，就会一把将我抱起来，就像陀螺似的原地打转转，我会发疯似的咯咯笑个不停。等到疯够了笑够了，爸爸就和我玩起另一个节目。他总是先做出疵牙咧嘴全身颤抖的样子，然后口里哼唱“妹子嘛垛子”的小调。前者是形体语言，表示爱我爱得发狂，后者是口头语言，也是一种爱我的表示。爸爸还总让我学他做浑身颤抖疵牙咧嘴的样子，爸爸说这叫做“施力”，经过爸爸的反复训练，我的＂施力＂动作越做越好，以致成了每见爸爸我就会主动表演的节目。这个节目没有技术含量也沒有任何美感，但却有亮度有温度，它折射的光芒和温暖一直陪伴温润着我的人生。

从1956年底我家迁至测绘局大院后，爸爸的工作才相对稳定了，出差成了偶尔的事情。那时大院里充满了军营的气氛，早上起床、中午下班、下午下班、晚上就寝，喇叭里都会传出小号吹奏的不同曲调，小号吹奏之后接着是播音员的播音。一听到广播响起，我就开始激动，因为爸爸就要下班了，很快就能见到爸爸了。记得爸爸一进家门总会先过来亲我一下，或亲脸颊或亲额头，然后哼唱数遍自编的小调＂妹子嘛垛子，妹子妹子啊垛呀个垜＂，以致我家保姆总会好奇的问我＂你爸哼唱的词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一见到你就唱买把刀子啊？＂直让我和爸爸笑得前仰后合。

当时父亲的工资不低，加上母亲的薪水，我们家的家境还不错，但因为父亲有赡养奶奶的义务及每月接济他在湖南乡下的六个姊妹，导致父母手头并不宽裕，须母亲精打细算计划开支才没有发生月不敷出的窘境。尽管如此，爸爸对我仍是有求必应，我的许多衣服裙子皮鞋等，都是爸爸带我上街买的。就当时的情况来说，那些衣物既款式新颖，又价格不菲，让我在那些年里颇有小公主的感觉。

更记得初二时我考上了淸华大学小提琴班，需要自购小提琴，爸爸毫不犹豫的打算拿出50元(相当于妈妈全月的工资，接近爸爸工资的四分之一)为我买琴，后经我哥哥阻拦才没有买成。上初中时，我住校，每周六下午回家，每周日晩上返校，爸爸总是为我准备了大量好吃的，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像食油、肉、鸡蛋、糖果、糕点等一律凭票供应。爸爸妈妈总把全家供应品的一多半留给我吃，以致我常有一气吃下半斤糖块、一斤糕点的记录。那时的牛奶糖和鸡蛋糕真是好吃极了。

每到周日返校的时候，我总要磨蹭许久不忍离去，直到腻歪够了哭够了爸爸才送我去乘公交车，爸爸当年送我在花园路等车的情景，焦急、紧张、期待、失望等心情交相变化，永远定格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每次开学或学期结束，爸爸都会骑车送我到校上学或接我放假回家，帮我运被褥行李等。爸爸对我在校的表现很放心，基本上与我的校长老师并没有多少联络。他对我也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可是父母亲始终一是鼓励我上学，二是希望我入党。我上大学时，父母亲照顾我女儿整整四年，给了她幸福的童年时光。我考上研究生时，父亲也很高兴，他从沒有向我灌输过＂学而优则仕＂或＂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而我也没怎么多想，只是觉得上学读书能让父母高兴，那就只管去做好了。我和哥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入党，爸爸妈妈都非常开心。因为历经沧桑和世态炎凉，他们仍然坚信共产党最初的宗旨和信仰。

自1964年父亲调西安工作后，我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与父母和兄弟团聚，爸爸依然会时不时的哼唱小调，特别是在沉思的时候或文革中写检查的时候，但是他似乎已经不再是为唱给我听，他是在复习着爱的心曲，弹拨着爱的旋律，他是在柔软净化着他的心理。爱我、爱他人、爱自己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种习惯，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爱需要唤醒和复习，心理需要按摩和净化，而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还有多少人在叩问爱的真谛，践行爱的真实？

父亲因患有三高，曾于1981年和1990年底两度中风。前次中风导致父亲左臂左腿半边偏瘫，很多事都不能自理需要他人协助才可完成。后次中风则导致父亲语言中枢受伤而基本失语，记得父亲那次中风我两次回湖南去医院探望的情景。父亲如以往每次见到我一样，脸上立时露出微笑。同时坐起来用一只手拉着我的双手，另一只手指着他的嘴巴。我明白了，父亲是要我教他说话。我依次伸出我的手指头，教他数数，就从1数起。父亲拼出最大气力，也只发出了各个数字的音调，而说出有所区别的各个数字是再也做不到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一个劲儿的对父亲竖大拇指，夸他说得好。我知道父亲真正担心的不是他的失语，而是他再也哼唱不了那个温暖快乐他一生的自编小调了，再也无法说出对我的爱了。

在医院教父亲读数的那次见面成了我与父亲的永别。时隔五个月，父亲于1991年5月25日在湖南长岭炼油厂病逝。哀立在父亲的灵前，往事一幕幕一件件在脑海里浮现：

如同重返我的孩童时代，听着爸爸的哼唱、依偎在父亲的怀中恣意撒娇寻欢；

仿佛重遇我的青春韶华，继续听着爸爸的哼唱，享受着父亲从来不曾改变的爱；

好像重拾文革的记忆，纵使将父亲的一切权利剥夺，却永远消蚀不了父亲爱的愿望和能力；

好似与父亲永别的场景重现，父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竟念念不忘的是要重新开口说话，以表达对我的珍爱。

宛如回放的影视故事，我看到了一个为测绘事业辛劳工作的战士；看到了一个孝敬奶奶关爱妈妈和子孙的好男人；看到了父亲在任何境遇中宠辱不惊、毁誉不计的好秉性。爸爸的一生是无悔的，和爸爸在一起的生活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生命充满了真善美，充满了爱，他没有辜负他人，更没有辜负自己辜负此生。

回忆父母的陈年往事，我最大的领悟是，父母所希冀儿女的孝顺之举与房子车子金钱毫无关系，而是儿女对父母的臣服与顺从，而臣服顺从只不过是脸上的微笑，是几句暖心的话语。我终于明白了，爸爸一直以他的言传身教鼓励带动我们，有爱就要说出来，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和遗训。

回忆父母的过往经历，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说出更多父母爱听的话，沒有做出更多符合父母心意的事。很多时候让父母遭受冷淡和色难的处境。冥冥之中我已在刻意改正自己偶尔冷漠色难的毛病，也许，父母走后我积极热情的表达爱付出爱和施与爱，就是对亏欠父母的爱一种暗暗的补偿吧。相信父母已看到了我的改进，听到了我的忏悔，为他们的爱在我生命里得到传承而倍感欣慰。

值此父亲106周岁生日之际，谨以此拙文奉上，遥祝父亲106周岁冥寿快乐！祈祝父母在天国得到安息！

这次住院动手术赶上疫情再掀波澜，加上女儿被困在国外，以及护工没有返京的困难，我的术后陪护人员一时难以找到。而我在93年教过的学生李丹，自告奋勇担起了这个重任。当年的纯真少女已经是人近中年，但其满腔的青春热情，温柔娴静的女性特质，给我以温暖和抚慰。相信，我们定是前世的亲人，才有如同母女般的情缘。

这张照片摄于1993年4月的一天，是与来我家聚会的五个学生的合影，其中右二者是李丹，当时我46岁，比现在的李丹还年轻两岁。岁月可以衰老我们的容颜，却永远衰老不了驻守在我们心底的愛。

祈祝父亲在天国安息！

惟愿天下苍生得享平安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