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记忆（4）

老玩童

儿时记忆

之《从小干活》

程党会

1、那时的农村体制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生产队成立，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各地的生产队陆续解散，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普遍都一刀切的实行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 那时的县政府不叫县政府而叫县革委会，乡镇不叫乡镇而叫（人民）公社，行政村不叫某某村而叫某某大队，村民小组不叫村民小组而叫第几生产(小)队，那时的村民也不叫村民而叫（人民公社的）社员。 我们家就属于武功县河道公社田南大队第六生产队，我们大队管辖着两个自然村七个生产队，其中第一、二、四、五、七生产队都在大队部所在地田井村，而我们上河道村则只有第三生产队和我们的第六生产队。

　　八十年代以前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很少有三个以下孩子的家庭，一般家庭都有四五六个孩子，个别家庭则有七八九十个孩子，所以虽然户数不多，但人口却不少。我们村八个孩子的家庭就有五六家，还有一家居然有六儿四女十孩孩子，我们家则有一女四儿五个孩子，就这还没有不包括因各种疾病而夭折了的孩子。

2、那时的短款户

在同一个生产队里，不同家庭的人员组成是不同的，有的家庭老人和小孩比较少，青壮年劳动力则比较多，而另外一些家庭则老人和小孩比较多，劳动力却比较少。这样就形成了当年经常提说的“长款户”和“短款户”，长款户除了分到粮食外还会分到一点现金作为对多余劳动量的补偿，而短款户分到粮食时得先给生产队上交一定数量的现金来弥补自家劳动量的不足。
我们家孩子比较多，除了父母以外，我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以及三个年龄尚小的弟弟，一家七口人只有我爸妈两个劳动力，所以多年来我们家一直都是个短款户，作为家里最大的男孩子，我早都想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鉴于年龄不够的原因，我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

　　终于在1976年春节后我等到14虚岁了（我生于1963年农历正月十四），元宵节过后我就可以参加我们生产队的劳动了，就别提我当时有多兴奋了！感觉自己终于长大了，可以为父母分担点负担了，心里想我家离摘掉“短款户”的帽子应该不远啦！

3、那时的自留地

那时的生产队，虽然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都归集体所有，且都由集体统一耕种、统一管理，但也有百分之十几的土地按人口的多少和劳动力的强弱分给了各家各户，这就是当年颇受争议的“自留地”，一段时间分下去，一段时间又收上去，一段时间又分下来，反反复复了好几回。 由于能分的地亩很有限，所以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自留地就很少了，每人也就只能分到0.2-0.3亩的自留地，可别小看这一点点的自留地，它可是展示各家各户社员种植能耐的最好舞台，有些社员家的庄稼，年年料料都要比周围其他人家的庄稼长得好，相反有些家庭的庄稼年年都长得不行。

　　自留地也是全家总动员的舞台，大碎小孩都会随父母一起投入到自留地的各种劳动中去，当然对于小孩来讲也只能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记得在我上小学前就已经投入到了自留地的劳动中去了。

自留地还是各家自由发挥的舞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图省事的家庭一般就种小麦和玉米，不嫌麻烦的家庭则会种一些作务较麻烦、但产值比较高的其他植物，比如棉花、红薯、豌豆、扁豆或者黄瓜、茄子、洋柿子等。

对于比较干旱的地块，大家往往会去种比较耐旱且全身都是宝的高粱，高粱粒既可以做人的口粮（尽管吃完会拉出红屎），也可以做牛马的饲料，高粱杆既可以当甘蔗来吃，也可以制做盖房用的“簿子”，脱了粒的高粱穗则可以用来缚笤帚。

自留地还是滋生自私自利等不良欲望的土壤，关于自留地，当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是某村有一个很自私、很会过日子的社员，他抠门到了每次大便时都要跑到自家自留地里去方便的程度，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壮自家的地，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即使是在距离比较远的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时，他想大便时也会硬夹着，等跑到自己自留地里才舍得大便，据说他大便时为了不把自家的地给躟瓷了，他就会从邻家的地里走进去，然后蹲在两家地的界畔上，屁股撅在自家地里，拉完后擦屁股用的胡基蛋也舍不得用自家的，而是从邻家地里捡来一块，擦完屁股后也要扔到自家的地里去，一点肥水都舍不得外流呀！完事后他还是会从邻家的地里走出去而舍不得躟自家的地。

4、那时的社会风气

那时的人虽然都很贫穷，但一个个却活得非常开心，因为只有“人比人”才会“气死人”呀，那时候大家都是一样的贫穷，在你周围的环境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富裕到能让你感觉到“气人”的富户的。
那个年代，人们都活得很轻松，基本没有多大的生活压力，娶媳妇也不会要房要车要存款的，能有个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就已经非常高配了，那个时候党员干部的作风普遍都很正派，社员群众的民风也很淳朴，那个时候我们河道公社还没有派出所，只有一个公安员姓陈，大家都叫他陈公安，即使如此，我们公社的社会治安环境也很良好，很少有坑蒙拐骗的事件发生，更别说杀人放火了。

那个时候年轻人对老人普遍都很孝顺，不像现在的社会，经常会听到一些老人被儿女虐待的新闻，那个时候谁敢虐待老人，生产队就会立即报告大队，大队就会很快派来几个持枪的基干民兵，把这个不孝之子五花大绑带走，然后召集所有社员群众给他开批斗大会，批斗完了还可能再拉着他游街，一下子就把他搞臭了，教乖了，这样做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其他有不孝顺父母行为的人看到后也会悄悄学乖的。 现在的社会，宠娃惯娃的人越来越多了，孝顺父母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主要是缺乏集体力量的制约而引起的，现在的不孝之徒，往往没人敢去说他，大家只是对老人同情同情而已，现在的乡村两级组织已经远远没有原来公社大队两级组织的权威和强制力了。

5、那时的集体劳动

生产队时期，每到开工的时候，村子中间的大树上就会响起生产队长马辉爷的敲铃声，男女社员们就会来到村口的大皂角树下，等候队长派活。 队长常会有意的照顾刚参加劳动不久的弱小劳力，比如大人拉土拉粪时就会派一个小劳力记录每个架子车所拉的回数，再比如每逢碾场时，就会派小劳力随时把大人接在笊篱里的牛粪倒到场外的粪堆上去，还有就是每当要浇地时就会派我们这些小劳力去“巡渠”，为的是及时发现某些地方跑水。 我们队上的政策是14虚岁（真实年龄只有12周岁或13周岁）就可以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尽管一天挣的工分，还不到大人的三分之一，但我们这些小家伙还是非常积极地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的，感觉自己终于长大了，可以为父母分忧解难了，内心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
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里，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也是大家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谝着闲传，什么东家长了西家短了，谁家姑娘即将要出嫁了，谁家儿子马上要娶媳妇了，谁家又生了个大胖小子了，谁家本来都已经四个丫头了这次又生了一个臭丫头，这可怎么办啦？谁家羊一窝下了四只羊羔了，谁家母猪一窝居然下了二十多个猪娃啦，谁家的母鸡一天不隔的每天都能下一个蛋了。。。。。。
“男女混杂，干活不乏”，年龄较大的男女社员总会在干活的同时，时不时地开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时而笑声不断，时而互相追逐打闹，把一些小媳妇羞得都不敢抬头，只能低头默默的偷听。 每到夏忙后期，晾晒了一天的小麦需要重新装袋移至保管室里去，这时女社员就负责攒堆和装袋，男社员则负责搬运，每到这个时候，就是小伙子展示肌肉、显示能耐的最佳时机，年龄较大的男社员都是两个人抬上一个口袋走，而小伙子们却是一个人用肩膀扛上一个口袋走，且边走边关注着周围姑娘们看他的眼神，这就和足球队员喜欢踢“姑娘球”是一样的道理，姑娘们关注他们的眼神会给他们带来无穷的力量的，他们就会更加的“人来疯”了。

6、家庭副业

随着1973年我四弟的出生，我们家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共计七口人了，单靠生产队的劳动收入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我们一大家人的生计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爸就想尽各种办法，偷偷地搞起了各种各样的家庭副业，为家里创造一些微薄的收入。我爸曾拉着架子车去西安的三桥卖过我家养的猪娃，凌晨三四点起床，吃完早饭出发，等卖完猪娃赶回家时往往就晚上九十点以后了，那时的人可真能吃苦呀！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和村里的一些人一起拿着我妈及各家妇女织的布，去北岸子（长大才知道北岸子指的原来就是咸阳地区的北五县）换粮食，然后用推土车再把粮食推回来，因为推土车本身不好把握平衡，加之北五县的道路崎岖，所以走起来非常艰难，据说一个单程就得走好几天。后来我爸还和村里的其他男人一样用脱掉了籽粒并已晒干了的高粱穗子（我们当地把它叫做“箭杆”）缚笤帚，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 后来我爸又利用他的木匠手艺，加工制作当时非常流行的陪嫁用品“插屏”和“学镜”。插屏相当于现在梳妆台上用来照脸的镜子，下面两侧各有一个耳形的底座连成一体作为镜子的插座，可以插进、可以取出。 学镜则是一种横挂在墙上的玻璃框，玻璃上会有一些好看的花草或动物图案，主要是用于房间装饰的，但它却不能用来照脸。具体程序就是自己用木头把框架制作好，并刷上红色的油漆，等晾干以后再把从外面买回来的玻璃用玻璃刀剪裁成合适的大小，然后装到框架上去。
再后来我伯父又托人给我爸从五金厂里廉价地买回来了一些铁皮的下角料，也就是被取掉了中间部分、只剩下四个小角的废铁皮，我爸就从每个小角上裁剪下来一个圆形的铁片，放在一个废旧了的辘轳的空心处，一锤一锤地把它砸成碗状的器物，然后再给它安上把柄，就做成了用来爤菜的铁勺。 我爸还会用一些下角料制成铲锅匙（即锅铲）等，记得那个时候爸爸经常熬夜到凌晨一两点，手都被震裂了好多的血口子，耳朵也被震得发木了。为了不影响邻居的休息，我爸经常会端着煤油灯下到地下五六米深的红芋窖里去打制，等上来时已经被熏得满脸漆黑，往往连唾液都变成了黑的。

7、从小跟集

不论是缚笤帚还是做插屏、学镜，或是做铁勺、锅铲，我爸都历尽了艰辛，不但要经常熬夜，而且手上也经常受伤。遇到第二天有会有集的时候，又得拖着熬了大半夜的疲劳身躯大清早就背着沉重的自制货品赶路十里左右去长宁或贞元或姜村的集市上卖货。卖东西一个人是不行的，吃个饭呀上个厕所呀总得有个人替换才行吧。
开始我爸是带着我姐一块去的，后来我慢慢大了，我爸就带我一块去了，大约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爸就开始把去赶集卖东西的任务全权交给我和我姐了，等我上三年级以后卖东西的事又交给我和我二弟了。记得有一次在长宁集遇到了也去赶集的同村马三叔，他就在旁边默默地观察了我一会儿，想看看我会不会把账算错或者被人骗了，观察了一会以后发现我一点差错都没有出现，他就当面夸了我一番，并且回到村里后逢人就夸，把我弄得反倒很不好意思了。 我姐腾出手来可以帮我妈妈干点洗衣服带孩子等家务活，我爸腾出手来既可以给家里多挣点工分，又可以尽量降低一下舆论的压力，因为在那个年代咱们国家是不允许搞家庭副业的，弄不好就会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掉并遭受到相应的批判的，经常耽搁生产队的劳动肯定会有人找你麻烦的。记得我们第六生产队的程会宗，就因为熟人介绍去宝鸡一家工厂干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而遭受到多次的大小队批斗。
记得每到赶集卖东西的日子，我们就得五点左右早早地起床，吃完早饭后就得背着沉重的货物，步行十里路左右去集市上抢占摊位，去晚了就没有摊位了。特别是冬季，寒风刺骨，大清早赶路，有多么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对于两个只有六七岁和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想想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简直是太幸福了！

我们在集市上坚守一天，中午能吃一碗羊血泡馍就已经犹如过年了，下午等赶回家时，往往就已经天黑了。冬天摆一天摊下来，往往会把我们的小手小脚都冻得又红又肿的，特别是我们的小耳朵更是被冻得又疼又痒的。夏天烈日炎炎，一天下来经常会把我们晒得头昏脑涨的。

8、从小干家务

那时孩子们的学业负担普遍比较轻，所以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我们就会三五成群去地里给自家的猪拔草，有时也会搭伙成群地偷吃生产队地里的豌豆和西瓜等，夏天还会借机去水库撒水玩，等天黑时一个个都拔满了一粪笼的猪草提回了家。
平常在家里会帮父母揽柴烧锅、洗锅刷碗，稍微大一点以后还会给家里劈柴、拉土垫圈、起粪拉粪等，后来还协助我爸拉过大锯扯过板；夏忙时会给家里拾麦穗、摊场、翻场、起场、晒粮食，秋季会给玉米拔苗、施肥、除草、打叉，秋忙时会给家里扳棒、拉棒、包棒和架棒，后期还会给家里剥玉米粒，到了冬天自己还会给自己用麦糠衣子或者玉米杆（yin）苂炕。
那时的小孩自理能力普遍都比较强，而且能知道父母的不易，普遍都懂得感恩，常会自觉地帮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不像现在的孩子普遍都比较娇气，一点感恩意识都没有，啥活都不想干，只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小孩整天沉迷于网络，父母把饭递到手上，他们都不见得会去好好吃饭。

9、帮父母平整土地

高中毕业那年即1980年4月前后，离高考只剩两三个月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后其他同学都去操场玩去了，而我却得急急忙忙地赶回到我们队里，东岸子的那片地里去拉架子车平整土地，我们队里根据各家的人口和劳力，事先给各户分配了应该拉的土方量，我如果不回去给父母帮忙，我们家肯定就会拖全队此项工程的后腿的。大约拉上一个小时的架子车之后我就又得及时地赶回到学校去上晚自习了。
回到学校后我就更加勤奋地投入到了紧张的高考复习中去，我深深地知道，作为农家子弟的我，考上大学才是我跳出农门、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好在经过我几个月的不懈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陕西师大化学系，成为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当时轰动了我们全村，那个年代大学确实非常难考，全国一年的招生量才二十几万，不像现在一年就招六七百万，一年的招生量相当于我们当年的三十倍，所以好多乡亲都来我家向我父母表示祝贺，并从此不叫我名字而叫我大学生了，到现在为止，我每次回家时，一些上了年纪的乡亲还会不叫我名字而说“大学生”你回来了。

作者简介

程党会，男，武功河道人，1963年生，1984毕业于陕师大，中学高级教师，先后在汉中、武功、河南、北京、西安、杨凌等九所中学任教。
电话 [phone]
微信 cdh13060394871
QQ 361033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