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的 回 忆（之二）

玫瑰

韩 云 昇（ 1964年留影 )

韩 云 昇（ 1965年留影 ）

六、雷达站几桩轶事

1、放大气球表演。

1961年初，按照空司观测处长王松林同志地建议，让我们组织一次放飞气球表演，就是将大气球下边挂上用铝箔纸做的反射靶，让气球上升到高空中，看气球能升到多高，结果气象员们把大气球足足放到了12000米的高度。首长们看到我们成功地放飞，激动不已，当场作了鼓励和鞭策的讲话。

同年2月，按上级指示和实验需要，我们又在阿斯干布拉格距公路一千米处的辛格尔组建了一个独立气象雷达站，其目的是为了积累高空风资料。

雷达站建成后，同年的6月我们又搬迁到辛格尔，正式成立了第一个气象雷达站。我们开始了地面观测和高空风探测任务。

2、带娃娃兵

1961年的8月，上级又为我们气象处充实了新的力量，增配了干部和战士，其中还有五名女兵。这五名女兵里，年龄最小的才十六岁。她们难免想家和不适应环境。我们干部和老兵都像父母一样带着这几个孩子，从起居，出操，就餐，工作一样一样地教给他们，使这些新兵逐渐适应了环境学会了工作。

3、狐狸的故事。

我们刚进入阿斯干不久，一天，有两只一大一小的狐狸突然窜进了我们的厨房，战士们决定把他们赶出去，可是赶了多次，它们又都跑了进来，炊事员没有办法，拿起擀面杖，一下打中了那只小狐狸，大狐狸吓跑了。当时站里生活困难，战士们没有肉吃，炊事员把这只小狐狸给大家炖吃了，把狐狸皮交给我来处理。

我把小狐狸皮拿到了张副司令员的办公室，给他讲了这张狐狸皮的来历。张副司令问:“你们怎么不用枪打呢？”我说: “部队的装备子弹不敢用。” 这时作训处长宋杨便说: “给你们100发作训子弹，打黄羊，为部队战士们改善生活吧。” 张副司令员接着说: “给气象处500发7.62子弹打黄羊，为全场区人员改善生活用吧。”就这样，我们雷达站的同志用这些子弹打了一些黄羊，为干部战士们改善了生活。（那时场区的干部战士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有干菜，咸菜，馒头，没有什么肉食品吃。那年代国家也没有出台动物保护法。）

左1:杜启坤，樊中娟，张淑瑞，刘凤英。左2: 杨荃凤，王秀梅 。后五名女战士是气象兵。)

七、场区第一份地面气象资料诞生

在我们建立阳平里气象站的时候，张蕴钰司令员曾找过我说，因为核试验设计的需要，气象处要整理一份场区地面气象资料，重点是场区的风向与风速。

按照张蕴钰司令员的意见。我与气象处的李茂灿等人研究具体实施办法。当时整个场区没有这方面的气象观测记录，要想作出记录，即无从下手，又有难度。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就此而气馁。以我多年积累的观察事物的经验，我想出一个土办法 : 一是组织人力到实地勘察，二是根据自然界的物质所处的环境和对风的反应，作出详细记录，分析风向，风速，气象情况。我把想法讲给气象室的同志们听，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实地观察中我们采取的方法是: 一是看植物的倾倒方向，二是看沙石波纹的变化，三是看独立沙丘坡度。经过我们半个月实地观察，我们发现: 树冠，芦苇倒向西南方向，沙石波纹和迎风石是东北方向。根据风对自然物体的反应，我们推断场区中心以道北为最多风速，也是最大风速作为定性资料。把这个观察数据资料确定为定性依据。

后来经过气象专家来场区实地验证，我们做出的结论得到气象专家的认同。据说最爱出难题的外国顾问对此也给予认可。

为进一步验证我们的推断结论，在科委的主持下，按照我们的意见，在全场区所有站点实地测试（除二号地外）。其结论均得到证明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这个靠生活经验作出的第一份全场区地面气象资料就这样诞生了。

在后来的实践运用中，我们所报出的全场区气象信息均达到准确无误。气象处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那年我被晋升为少校军衔。

（左起: 张淑瑞，刘凤英，杨荃凤，范中娟，王秀梅）

　　八、合理化建议

1962年由于国家处于暂时经济困难，全国地方实行关，停，并，转，企事业单位“下马”。这一时期部队也不例外，党中央决定马兰基地有关任务和项目也暂时“下马”，几个团撤销了营一级单位，把连级人数压缩减编，机关只保留部分的处和室的编制。整个基地成为“屯田”式部队。

在一次研究气象处如何减编的会议上，我毫不顾忌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1>现在任务“下马”不等于永久下马，今后肯定还会有任务。戈壁滩上从来就没有过气象站，我们刚刚建起的气象站，还处在雏形期，人员业务还不熟，还没有达到完全掌握场区天气变化的规律，要想真正掌握戈壁滩的天气变化，需要几年实践体验和积累资料才能得到。我们刚组建的气象处是可以利用“下马”时间来积累气象资料。气象工作是需要时间来保障的，他不同于其他单位，说上就上，说下就下。

<2>考虑到国家的困难情况。气象处可以保留两名参谋，一名领导，一名资料员，两名器材员的人数。另外，还要加强阳平里气象站的人数，雷达一站不能变。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要把情报组和后坑站建起来。我们大约需要100人的编制。今后有任务，我们可以随时增加编制。

< 3> 我作为气象处的处长，有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希望领导能够采纳，如果我的意见和建议被否定，我服从上级的命令。

基地党委和首长认为我的意见和建议提的很有道理，经请示科委，研究决定: 气象处的编制可以超过100人。

这样就保住了气象处的编制和人员。

基地“下马”后，我们气象处依据新编制又通过基地向科委打报告，补充人员，很快得到批准，不久就从航校分配了一批报务员，他们大部分是北京人，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是: 张大鹏。王辉，宁荣，王泽民，范正保，苏玉林，沈春元，崔同伦，李萌安，白景义，石敬元，白绍谦，白永明，杨学功，王习斌，高尚志，洪振和，一共17个人。

按照人员增加的情况，我们建起了雷达二站，又重新调整了气象处人员。

在国家困难时期，我们气象处不但没有消减，而且还加强了力量，为我国军事气象保留了人才和物质资源。

在这非常时期，基地许多项目和任务暂时“下马”，气象处的任务相对不重，工作也不多，我考虑: 戈壁滩上的军事气象工作要从国家军事利益长远发展战略着想，气象处要从学习业务着手，立足于训练，时刻准备迎接未来发展。因此我们正常开展气象业务的训练，做好各种模拟试预报，测绘等实地操作。经过一段的刻苦学习和训练，干部战士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

在枯燥单调的业务训练中，难免有一些干部战士产生了厌倦和想调回内地工作的思想，我多次召开会议，明确目标，端正思想。还以气象室为单位，成立了篮球队，排球队和演出小队，开展文体活动，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那段时间，气象处成了司政机关各种活动的主力队，政治部对气象处非常重视，每次张爱萍副总长来基地时，首先到我们气象处看望官兵，同志们士气高涨，干劲十足。

九、阳平里被迫搬家。

“ 下马”期间，基地有的领导提议取消阳平里气象站的两台嘎斯—63汽车。

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我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在没有通信设备的情况下，一定要保证阳平里站两台交通工具，也就是必须保证通信安全。但是当时基地汽车少，各单位需求量大，困难重重，因此，我的建议没有被釆纳。同时基地建议阳平里气象站搬到有房子，有器材，又有电台的老开屏去。我考虑到老开屏的地形和“101”不一样，收集的气象资料不能代表阳平里地区，为此我不同意气象站搬家，首长从多方面考虑，还是下命令阳平里气象站搬家。我们辛苦建立起的阳平里气象站就这样搬家了。

阳平气象站刚刚搬到老开屏不久，战士钟锦焕得了急性阑尾炎，急需用车送往医院抢救，可是没有交通工具，同志们急得团团转，找有关单位求助，可是车都已经派出去了，在关键时刻遇到基地后勤器材处的汽车出外办事，战士们拦截住车，这才顺路把病人送进医院治疗。

　 当时因为基地汽车紧缺，所以还是不能解决气象站的困难。气象站遇到不少困难，但是战士们都克服了，还保质保量地完成气象任务。

　 到老开屏工作不久，我们又接受了组建后坑气象站的新任务。基地首长为保证这次建新站能按计划，进度，顺利进行，决定先行考察，再确定建点设置。基地领导通过科委向二十基地五站借了两台嘎斯—63汽车和两名驾驶员给我们。

　　我选了个好天气，大清早带着孙尊喜和通信处汪元富等人乘坐上嘎斯—63汽车，从敦煌出发，沿着苏勒河逆流直上。戈壁滩上的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非常难走，汽车不比马车走得快。

　 我们经过两天跋涉，途经东昌废墟和古玉门关终于来到了后坑点， 我们安营扎寨后，开始了方圆几公里的实地勘察。重点围绕着点位和周边的自然环境巡视，当看到这里地势平坦，稍有丘陵，点位附近还有水源和枯树（胡杨），芦苇等植物时，我确定这样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完全符合建气象站的条件。我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又根据自然坡度，丘陵，湖滩，芦苇丛等地标性位置，大略的草拟出一张标位图，作为勘察的第一资料。

回来基地后，我把撰写的勘察报告向基地首长作了汇报，基地根据我的考察实际情况，确定了后坑气象站的组建工作，具体方案。我们接来了酒泉二十基地五站支援我们的嘎斯——63汽车和驾驶员。

有了汽车，有了基地首长的大力支持，我们从考查到组建后坑站很顺利地就完成了。

　 1962年秋的一天，张爱萍副总长再次来到马兰基地视察工作时，还专门了解老坑站的整体情况，还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生活状况，并且关切地说:“ 同志们辛苦了！” “不辛苦，这是我们的责任。敬请首长为我们这个站起个名字吧！” 我回答到。张爱萍副总长，张司令员听我这样敬请。张副总长先吟诵了一首古诗:

《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张爱萍副总长诵读完这首诗说: “我们的战士连春风都不到的地方，却趁着革命的东风进去了。那就叫“东风渡气象站”吧。

　 最后，张爱萍副总长又高兴地说: “你们气象处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很活跃。这很好吗！革命就是要有你们这样一股子乐观劲儿。”首长的话鼓舞了我和战士们。

　 1963年12月后坑站正式建立起用了，第一任站长是陈远明同志。（四川人。他1958年入伍，1959年在九航空学院毕业。）

　（1964年10月韩云昇在“零时”指挥部里向张爱萍副总长等科学家们汇报天气情况。)

十、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上级指示马兰基地要尽快地恢复建设。我国要进行有史以来的第一颗原子弹核试验，事关重大，要求我们气象处能预报出一年，半年，季，月，日，甚至时的最好的和比较好的天气预报。

接受任务时，张蕴钰司令员对我说:“你就是气象总负责人，一定要把气象工作做好。”

　　接受任务后，我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还没有尝试过马兰场区做长期的天气预报，尤其是半年以上的预报还没有做过。

　　我多次与气象处参谋研究办法，最后确定先派两名同志到自治区气象局学习长期预报天气的方法，其余气象员抓紧学习业务，并依据场区掌握的综合气象资料制作场区天气预报。

经过一段时间地培训，气象员们掌握了长期天气预报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为今后开展长期预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 第一份长期天气预报诞生

　 1964年4月1日，我第一次向基地首长汇报了场区气象长期预报。

又经6月1日修改，由我向“原子弹试验委员会”发出正式的场区天气预报。首次长期天气预报是在统计，分析全场区周围十几个气象站积累的多年气象资料基础上，中心围绕阳平里气象站两年多观测的资料做出的预报。预报内容: “10月3日到4日有一次好天气过程，10月15曰到17日有一次最好天气过程，12月下旬有一次好天气过程。”首长根据预报，决定基地各个部门准备工作于9月底完成，10月上旬做好试验待命准备。

　　2 . 勇敢的气象观测员

　 大约是在1964年3月，张蕴钰司令员向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要求我们在高102米的铁塔上的爆室进行气温，湿度及室外的风向，风速进行测量。

　　我选出廉贵停，刘宝才，姜海鹏三名观测员完成这项任务。我与他们谈话: “有一项艰巨而特殊的任务，准备叫你们去完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保证完成任务，下命令吧！处长。”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要爬很高很高，要在高风险中做到风雨无误。”我还特别强调个“高”字。“没有关系，我小时候总爬树了，俺不怕高。”刘宝才抢着说。“上树算什么呀？我也爬过树。可我们这次的任务可比爬树难多了。”我接过话茬说。“请领导放心，再高，我们也敢上。”廉贵亭和姜海鹏同声回答。我见他们回答得很坚决，就把任务详细地做了交代。并告诉他们做好检查身体的准备。经过检查身体，确定了由刘宝才，姜海鹏两名同志完成这项任务。执行任务前孙尊喜参谋，备好温度计，一套电动风向风速仪和200米长的电缆线。

　　刘宝才，姜海鹏在孙参谋的带领下接受了这个艰巨任务。他们在现场，头一回见到工人们站在吊桶里象坐电梯似的在102米的铁塔上上下运行着，一百多米的铁塔不时地在风中左右摇晃着，好惊险的。两位战士静下心，战胜那恐惧的心理，鼓足勇气，在工人师傅地鼓励和协助下，把气象仪器放到了吊桶里，运到了塔顶的爆室里。孙参深爬上爆室顶端固定木杆和安装电动风向风速仪。当时工人们都为他们的举动竖起了大拇指。

　　一天，场区刮起大风，吊桶不能使用（每秒风速5米时吊桶就不能使用），工人们在铁塔上下不来了，工人们十几个小时没吃没喝了。战士刘宝才冒着每秒13米的大风，独自爬上高塔观测，同时还为被困工人送去了水和干粮，工人们激动地喊起: “ 向解放军同志学习！”的口号。在这次登塔任务中，刘宝才同志荣立了二等功，江海鹏同志荣立了三等功。

3 . 加入原子弹试验委员会

1964年10月9日，在场区召开了“原子弹试验委员会”会议，会议由科委首长，基地领导，各项专家们及各试验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委员会直接由党中央领导。气象处是保障空爆核试验的关建部门，我也荣幸地被组织吸收为委员会的成员。

　 这次试验委员会的重点是听取各单位对各个保障试验环节的准备情况。会上我详细汇报了场区中期天气预报，报告: “ 10月15日到17日是好天气，各项天气要素完全符合试验的气象条件。”

　 会议中，张爱萍副总长决定以10月15日为“零日”。并要求气象处在零前72小时，48小时，36小时，24小时，12小时各报一次天气预报。

　　会后，我召开了各气象站长和全体天气预报员会议，传达了试验委员会的精神和决定，要求全体人员要遵守气象处关于试验保障规则，强调预报员对所有细节的观察，探测工作要一丝不苟地执行规定程序。

　　4. 成立气象把关小组

　 由于我国第一次搞原子弹试验，没有一点经验可借鉴的，为了确保核试验成功和气象预报准确无误，经首长研究决定， 由我和气象处，气象室的领导，总参气象局贺格非副局长，总参参谋杨荫华，气象专家顾振潮和工程师李明熙等人组成气象把关小组。

　　我们规定: 把关小组对主班预报员制作出的天气预报，要经过讨论，分析确定后，由我签字发出。我要求气象员把每次报的一份预报，一个数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气象处各部门，各负其责，各施其责，责任到人。为了不干扰指挥员对天气预报的决心，把关小组对在符合气象条件范围内的情况下，如与上次发布的预报有所不同时，决定照写前次预报之差，若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时，就不做更正，只有在跨越气象条件时才给予订正。这个把关小组在这次试验中对天气预报准确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爱萍副总长在“零时”指挥部

　　5. 难忘的任务

　 1964年10月14 上午9时，张爱萍副总长和七级部刘副部长来到场区气象站了解场区天气情况。我详细地汇报了近几天的场区天气情况，我说:“首长，10月15日是最理想的好天气。这种好天气可能会维持到16曰，甚至到17日。”张爱萍副总长听到后非常高兴地说: “同志们，你们连夜奋战，辛苦了！他 接着又说:“15号有专机飞往北京。‘零日’改在10月16日。如果天气有变化请及时向我报告。”

　　首长离开后，我将首长的指示向气象室同志们传达，要求到:“ ‘零日’ ‘零时’这个时间，除了上级首长，作战处和各参试单位领导知道外，就是我们气象室的值班员知道。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到绝对保密，不得泄露。” 我还强调: “气象员要严格按程序，以‘零时’为准，正负时间，零前为负，零后为正。就是说在实战时，只要我向气象参谋发出现在是负xx小时的指令，各气象站立即按程序进行观查，探测和发报工作。”

　　 场区试验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了，就等我们根据天气状况确定试验开始时间了。戈壁滩天气变化无常，10月13日和14日那两天场区风很大，云也很多，同志们都替我这个气象处长捏着一把汗。 但是我知道: 只有当冷空气灌满盆地的时候，场区定会出现好天气。所以风越大, 我心里越有完全把握。

　 10月 14日下半夜，风势逐渐减弱。

10月15日那天果然天气晴朗，高空与地面风向，风速为试验理想天气。

　　然而，各单位接到的号令是“零日”推迟一天，有人打电话问我们: 天气是不是不好了？ 我的答复是: “请向指挥部询问有关天气情况（指挥部有我们气象室发的天气预报）”

“请看我发给你们的气象报告单。”

事态平息了。

　 10月15日的中午，我再次向张爱萍副总长和刘副部长报告天气情况:“ 16号仍然是好天气。”首长要求我24点以后再报告一次天气情况。

　 当天23点时，我们气象室又研究了17日的天气情况。以备试验时间改变之用。

　　研究过后，我和值班预报员朱品德同志去向张爱萍副总长报告天气情况，一进屋， 刘副部长高兴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赫鲁晓夫下台了。”这时张爱萍副总长也补充说:“对。刚才北京来了电话了，说赫鲁晓夫下台了。”我们高兴之后，我向两位首长汇报到:“天气预报没有变化，17日上午也可以利用。” 接着朱品德同志向首长详细地汇报了天气形势， 首长要求说:“零前两小时再汇报一次天气情况”。

　 10月16日上午11点，我乘车来到“白云岗”零时指挥部参加会议。到会的有张爱萍副总长，刘副部长和几位各行专家，我打开气象图，依最好，次好，好，坏四等标准，向首长和专家们作了最后一次场区的天气情况汇报，这次报告也是我最简明的一次天气情况报告。

　　张爱萍副总长听了，认为这几天以来掌握的天气情况是最适合试验要求的。

　　接着张爱萍副总长向北京“37号”汇报，张爱萍副总长说“ 是37号吗？关于试验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天气很好，敬请总理指示。”张爱萍副总长放下电话后下达了:“ ‘零时’ 为10月16日15时。”的命令。

在大家等待试验开始时，广播里传出了欢乐音乐声，我的心情也慢慢平静了许多，但是我还是想着我们的预报能否经得起关键时刻的考验。我不时地抬头观望天空，担心天气起变化，那天，天空万里无云。

　 忽然，广播里发出了现在是零前15分的通知，不多久，广播里传出零前一分钟报时声:30秒，25秒……我激动的心随着报时怦怦地加快了跳动，10.9.8.7.6.5.4.3.2,1起爆，瞬时间，只见天空一个大闪亮后，出现一个大火球，好像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接着尘埃上升，形成一片蘑菇云状呈现在场区中心，正当这蘑菇云腾空直上的时候，刘副部长急忙问我:“你看有多高？”我根据常年观测云的经验回答: “有7000米高。” “7000米！7000米！”刘副部长向专家们大声报告。

参试的全体官兵，专家们都沉浸在一片欢庆中。“成功啦！成功啦！ ”在欢呼声中，张爱萍副总长拿起电话回过头问专家们:“我们的试验怎么样？”专家们举起大拇指说“很成功！”张爱萍副总长对着电话里报告说:“我们的试验成功啦！”他放下话筒激动地说:“走，我们回201。”

　　一路上，我沉浸在气象任务圆满完成，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悦之中，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不知不觉地又想起了气象预报中我们巧借西风的秘密。因为核试验中的原子弹，氢弹都在地面爆炸，会产生放射性尘埃，放射物质会对爆炸后的光测试，取样的人员和参观的人产生危害，还能直接影响到场区和下游群众的生命安全。罗布泊地区一年当中大多数都刮的是东北风，如果在刮东北风下进行试验，尘埃就会刮到试验基地的生活区。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在零后有12小时到24小时3米/秒的西风天气下进行试验，这样西风能把放射尘埃吹到东边的大沙漠里。同时还考虑在零前12小时内无雷电，零后12小时无降水，降雪的天气进行试验。

我们巧借西风，妙避雷雨的做法，被基地官兵称为核试验场上掌管风云的“神仙”。那天我做了一首七律诗:

《十月戈壁蔚蓝天》

十月戈壁为蓝天，

首次核爆创新篇。

主席思想金光闪，

六亿神州笑开颜。

红光闪处春雷响，

白云突卷动心弦。

欢呼万岁共产党，

誓举红旗再向前。

（韩云昇1964年10月16日于“白云岗”）　　

　 原子弹试验成功的这天晚上，试验委员会决定在场区各个单位改善生活，并分别举行庆祝活动，我参加了试验委员会的会餐庆典。

　 那天晚上，我与张爱萍副总长，空军成均副司令和基地张蕴钰司令员张志善副司令员等多位首长坐在了一个餐桌上。会餐庆典上张爱萍副总长还作了一首七绝诗句，庆祝试验成功，我记得头几句: “十月十六喜事多， 赫鲁晓夫下台了。我国核弹升上天，……”

　　6 . 荣立集体一等功，

　 10月17日下午，我接到司令部政治处干事吴超凡打来的电话: “基地试验党委会决定给气象处全体参试人员集体记一等功。”为了把这份光荣记录在史册上，我吩咐气象处冯参谋将气象处参试的90余名指战员名字打印成册，列入到了这次执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档案里。

左1、刘素玉，刘凤英，樊中娟，迟培亭

左2、韩云昇，李明熙，顾振潮，贺格非，杨荫华

左3、杨训华，贾ⅹⅹ，冯祟益，孙尊喜）

左起: 卫满堂，司机，聂靖华，韩云昇在场区路上休息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

（待续）

核试验铁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