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依稀说"串联”

大平

往事依稀说″串联"(外一篇)

“文革”初期的“革命大串联”，己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蒙着一层神密的面纱。怎样定义它，不是草民的事。如今很少有人提起，甚至根本不知道历史上曾有过全国性的学生串联。既便闻听点皮毛的，也会想当然地想象成那是免费的全国旅游。

是的，大串联时期，学生们坐火车、汽车、住宿均不用掏钱。如果身上没钱，吃饭也可以“借”。各地都设有接待站，安排吃住行。没钱了可以借钱，一次五元。天冷衣单还可以借棉衣……南来北往的旅客列车更是成为了事实上的学生专列。

当年，我刚好读完初三，因“文革”爆发而不能毕业，只能参加运动。“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如火如荼之时，传来可以出去学习交流“革命经验”的信息。“文革”初起，还没有大乱，运动是有组织的。学校在初三年级五个班，挑选了一批苗红根正的学生出去“串联”。这是第一批，分别到长沙、兰州。我是其中之一，到兰州“串联”。彼时，我不满十六岁。

那时候，懂得什么是旅游？在全国人民的词典中，恐怕也没有这两个字眼。脑子里只有另外两个字：“革命”。“串联”也就是学习交流“革命”经验吧？

火车上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每人一个黄挎包，没有行力，行力架上也就躺滿了人。火车快到兰州时，有人发传单，油印小报上写满了打倒xxx，批判xxx的字眼。“革命”的热潮令我们那颗年轻的心也静不下来。

出了火车站，找到了“革命师生”接待站，安排到了兰州和平饭店，四人房间，吃饭是免费的。在饭厅里，自取碗筷，排队打饭菜。饭厅中央有个半人高的大桶，倒滿开水，添加酱油、盐、葱花便是美味的汤了。

领队不知从何处又领来了用布制作的长方型胸章，上印“红卫兵赴兰战斗队”字样。还有硬纸片印制的免费公交乘车证。别上胸章，带上乘车证，每天奔波于兰州大学等高校之间看大字报。还到兰州七里河的东方红体育场参加批判“走资派”大会。也曾跟着游行队伍，振臂呼喊打倒xxx的口号走过大街小巷。

到兰州七天了，领队是校学生会委员，发了个电报给学校，要求去乌鲁木齐，回电不许可。那时，还是守纪律的，也不会用“将在外不由帅”这块档箭牌，老老实实起程返回。

坐的是兰州到北京的直达火车。有同学提议，干脆坐到头在北京下车。也有人建议，在西安下车，吵吵了一路。最终决定到西安。

在西安，被安排到了省军区招待所。青砖红瓦的三层楼房，绿树成荫，很幽静。刚住进去，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来串门，说是从广州来的初一学生，有二十多人。在西安好几天了，没想好下一站到哪儿？听我们说兰州的苹果好吃，她们就叽叽喳喳地说去兰州吃苹果，叫着大哥哥大姐姐再见，回去背上挎包就去了火车站。

吃饭是在大餐厅，按当时军人的标准，一天0·46元伙食。一张饭卡，进门在早中晚餐上划道道。十人一桌，坐齐开饭。伙食相当不错。有一天晚餐，我自己上街回来，一张圆桌子坐了9个不知来自哪个城市的女中学生，我是个见女生就脸红的主，不愿去坐那唯一的空位。餐厅工作人员硬把我按到空座位上。我低着头吃饭谁也不看，有人给我夾菜也不抬头。胡乱扒拉几口饭就跑了。

在西安，照例是到西安交大等大学去学习“四大”经验。当然也抽空看了大雁塔小雁塔。那时，西安城里老屋老街原汁原味，古色古香的鼓楼大街更是耐看，在这样的氛围里转转看看，在十字街头的新华书店买几张毛主席穿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片。花1毛钱买一枚小小的圆形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倒是有一抹异样的感觉。

在西安也是七天。回洛后，学校己组织各班级去郊区农村参加秋收。我就打起背包赶到洛南后河村与班里同学会合，劳动了半个月。过了国庆节，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文章，报导大连海运学院十几名大学生甩开两条腿走到北京的事迹。我与十几个同学为之振奋，立即效仿，自发组织了一支长征队，走了二十多天到北京。十一月初，滴水成冰，我们住进了永定河畔的临时安置点。一排排的大席棚，睡在铺在地上的草毡上，盖着自己背来的薄被子。那时，好象并不知道冷。

好在没几天，就转到了广渠门外小学，住进了生有煤球炉的教室里，虽然仍睡在地上大通铺，但毕竟暖和多了。在这里，我们被编入红卫兵二师，天天操练走队列。二十多天后，每人发了一个面包一截粉肠，凌晨列队出发到指定地点等待。1966年11月25日上午10点左右，与百万“革命师生”一起，十几个人一排列队走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要离开北京了，我们商量着直接坐火车南下广州，然后经长沙，武汉回洛。然而此时，传来了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我们很听话，从北京直接返洛了。

若干年后，说起“大串联”，都说当年真“傻”，典型的一根筋。那时，身上不带一文钱一粒米，可以跑遍全国，却没有去实践。像我们，走到北京二十五天，在北京等待伟大领袖接见又是二十五天。这五十天，要是用来坐火车出去，足够转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了。但话又说回来，若当年的人都如现今的人这般精明，这般热衷旅游，恐怕也就没有全国大串联了。

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大串联”就是时代链条上的一段己绣迹斑斑的铁环，它牢牢地拴在那里，任后人去打量，去猜想。而我们这一代人，身不由己地从那个年代走过，经历过，也感悟过，重新审视过……但功过是非，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评说的。在后人眼里，那就是一个染上了特殊色彩的历史事件，终将湮灭在浩渺的时空里，了无痕迹。

穿越太行山，走到北京去

举着一面“东方红长征队”的旗帜，我们十八名十五、六岁的初中学生，身背背包，排成一字队型，激情满怀地离开洛阳，向北京方向走去。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 其时正值“文革”初兴，全国大串联，南来北往的火车上挤滿了青年学生。步行进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成为当年的时尚。我们一大早从老城小北门踏上洛孟公路，上上下下过了几道大坡，中午时分到达孟津县城用餐。

下午，顺着一道深沟向黄河行进。沟边可见有人烟的窑洞，三三两两的儿童不时地向我们招手。天擦黑到了白鹤公社，晚上睡在了白鹤小学的课桌上。

第二天晨起，乘坐木船渡过了黄河，走在通往孟县的公路上，路不宽，两边是高高的串天杨。路上，除了我们一行，几乎见不到任何车辆。这一天，仍是比较轻松的，看到树上的乌鸦，我还会掏出随身携带的弹弓打几弹。

第三天，走着走着，就感到脚掌不舒适，越来越痛，每走一步，脚掌接触地面针扎一般。坐下来脱下袜子看，俩前掌都磨起来几个水泡。无法正常走路，慢慢挪，终于在天黑前挪到了一个村庄，住了下来。跟房东借来针线，互相帮忙把针带着线穿进脚掌上的大水泡，放出浓水。

接下来几天，经沁阳、博爱走到焦作。走路很艰幸，但我们心齐，互相鼓励。脚底只要起泡，就用针线“消灭”。到达焦作，住进市第二招待所，休整了二天。当我们养精蓄锐，告别焦作，向太行山进发时，自信己经是一付铁脚板了。

沿着进山的公路，稳步前行。看着前面的大山，明明就在眼前，可走啊走啊，却怎么也走不到跟前。一路上，见不到村庄，就啃自带的干粮，喝军用水壶里的水。眼瞅着太阳落在了大山的后边，天将要黑下来时，看到山凹处有军人站岗。猜到这是军营。过去问能不能让我们到军营里借宿，被谢绝。我们只好摸黑往山上走。

就着天上的月光，数着星星，夜半时分，终于走到了一个深山小村的边上。不想去打扰村民，就在村外的田埂边，把堆放在地头的玉米杆摊开，躺在上边睡了。深山里的十月天，很冷。朦胧间，被“哞哞”的声音叫醒，隐隐约约看到有山民赶着牛下地了。赶紧起身打起背包出发。

在太行山里走了几天，现在己无记忆。但却记牢了几个地名。辉县的薄壁公社，中午抵达那儿，公社干部把刚下好的一大铁锅面条全让给了我们。在那儿住了一晚上，离开时，村里的群众都出来欢送。

还有林县南边的合涧村，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晚上。晚饭时，被分散到村民家吃派饭，每人四两粮票一毛钱。我去的那一户，煮得小米粥糯糯的，香香的，用烘柿合面烙的饼软软的，甜甜的，印象深刻。

早起，往林县县城开进。那一年，红旗渠刚刚全面建成。一路不时可见高架渠和田边石砌小渠里潺潺流水和金黄的庄稼。在林县县城，我们参观了红旗渠纪念馆，学习了许多建设红旗渠的英雄事迹。更坚定了走进北京的信心。

渡过漳河，就进入了河北境内。经峰峰煤矿沿铁路专线，到达了京广线上的马头车站。在太行山里走了许多天，听到了火车汽笛声，心头的喜悦油然而生。在马头驻留一天，因京广线上来往的“长征队”很多，有专门的接待站。我们吃的第一顿晚餐是白菜汤，馍。热乎乎的，也挺舒服。

接下来的路程，很简单，就是沿京广线一路向北就成。那时，列车少，速度慢。我们时而在道旁走，时而在铁轨间的枕木上跳跃着前行。时不时爬下去，歪着头，耳朵贴着轨道听有无列车运行的声音。每当有列车经过，车上的学生们都扒在车窗边对着我们招手。我们也摇着旗，摆着手致意。

经邯郸、邢台、石家庄、定县、保定、琢县，终于在离开洛阳后的第二十五天，我们举着长征队的旗帜走进了首都北京，走到了天安门。

那是发生在特殊的年代，一件不一般的经历。是在我们十五、六岁的年轮上刻下的一块不能磨灭的印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是我们少年时代无限崇敬的英雄壮举。无论当年的我们“长征”动机是什么，那毕竟是生命历程中不可多得的一次磨炼吧！

文中三张免费乘车证图片由当年下乡在一起的老朋友黄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