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那边有句俗语:"老狗子记得千年屎",话很粗,理却不粗。人老了,对远久的事、物记忆尤其深刻。记忆细胞好像刻在脑沟的深处,遇到合适的时机就可以跳出来表演一番。


趁着手脚脑子还算灵便,有了把遐情碎忆记录下来的冲动。


遐情一一对远去的人亊物的思念;

碎忆一一杂乱零碎,无章无序之谓也。

一一题记

一、我和母校

出生在农村,从小就没有过读太多书的想法。命运也正好印证了这个想法,虽然也有过十二载寒窗,终究没能体验到高考的滋味,所以,说起母校,就只能局限有小学,中学。那时候,小学又分为初小,既启蒙到四年级,然后是高小,五年级到六年级,中学的头三年是初中,后三年是高中,读书虽不多,母校却有四个。


至于后面在职接受教育,大抵就没有母校的概念了。

熙福中心小学

熙福中心小学,是我初小时的母校。我从那里毕业已经六十多年,我上学之前这个学校就早巳经存在,估计建校时间是在民国时期,具体时间不清楚,几十年来一直作为当地的义务教育资源,从来没有中断过,作为一所初级小学,历史算是很悠久的了。


母校原来属三码头联校。联校的含义不淸楚,只记得当年学校的少先队只是中队编制,大队部设在三码头联校。


母校名称随着行政管理的变迁也有多次变化,从最早的熙福中小,到公社化时当地叫民主大队,学校更名为民主小学,后来社改乡,当地恢复传统村号裕双村,学校更名为裕双小学,一直沿用到今。


母校地理位置优越,西距草尾镇约三华里,南面500米外翻过大堤就是赤磊洪道,校舍周围一马平川,乡间阡陌四通八达。当年,草尾四民、熙福民主、群力、共和几个大队及周边的孩子原意上学的大都在这里就读。


记忆中,校舎座北朝南,五横开间加东西两边横屋,中间环抱一个操坪,房子木结构,盖黑瓦,这在当地应该算气派的。西北边呈丁字型排列像护城河样的水塘,整个建筑的地基高去田野不下一米,估计是开挖水塘把地基垫高的,免了下雨天校舎浸积之忧。校舍北面与水塘间有一大块空地,塘边栽种着一排高大的树木,其余空间用来种植四时蔬菜,给学校也带来不少便利。










学校规模小,那时候是四个班,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大约三十人左右。硬件简陋,地面是泥土的,垬垬凹凹,课桌是那种双人桌,中间一个隔档分开,形成两个小柜,可以放书包,凳子是那种长条凳。教室旁边有老师宿舍,西厢靠北搭建了个简易棚屋,这里是老师的厨房。


我土生土长在这个学校附近的农家,小时候经常去学校玩耍,后面高中毕业回乡,也常去学校参加生产大队组织的各种活动,我的姐姐和弟妹都在这个学校念完的初小,可以说是我们家文化拓荒的摇篮,对她十分熟悉。有一段日子,这里还有我的眷恋,记忆深刻,着墨多一点,反正是碎忆,不受拘束。


学校的老师,我记忆深刻的有三位。一位是我的启蒙语文老师,叫陈少华,女老师,年轻。用现代话来讲,是很有个性的那种,对学生很严厉,揪耳朵是常见的事。那时候汉字还没简化,认倒容易,但写起来很难。记得有次上课,教那个"聽"字,有不少同学记不住,默写不出来,全班被骂得狗血淋头,还用教鞭(一种木材制作的棍子,估计有一米长,园的,一头大,一头小)抵着前排同学的胸口骂,意思是明天默不出来,就站教室外面听课。同学们都有点怕她又服她。


那时候老师和学生、老师和学生家长之间,没有现在这么敏感,家长对老师很尊敬甚至崇拜,不少家庭的神龛上摆放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家长对老师向学生严厉甚或轻微的体罚是认同的,棍棒下面出孝子在乡下是较为普遍的观念。


学生对老师也很尊敬,在路上见到老师,隔老远就立定行鞠躬礼,戴着红领巾时行举手礼,进老师办公室前一定要喊报告,这是规矩,违反了是要被点名批评的,甚至还要写进学期的操行评语里的。


第二位老师叫熊华林,男老师,年稍长一点,戴近视眼镜。是我三四年级的语文老师,还兼教美术,唱歌。那时候的三年级和现在一样,也开始写作文了。熊老师很和蔼,眼镜的玻璃片后,总藏着笑意。他严厉的时候,也叫犯错的学生罚站,我就被他罚过,次数不多而已。熊老师会教书,听起来容易懂。他教学生作文,从看图写话开始的,也经常叫我们自己出少先队队刊,看哪个写的文章多,通顺,他会给奖励,一个小本子或一枝铅笔,都是自己花钱买的。


第三位是我上四年级时候新来的老师,可能是刚刚毕业分配到学校的,当少先队的辅导员,经常是戴着红领巾的。他的红领巾和学生的不一样,是绸子的,而学生的红领巾都是棉布料的。记得四年级六一儿童节前夕,他组织排练节目去三码头联校演出,把我给看中了,平生第一次上台跳了个舞,歌曲是巜铁道游击队之歌》,同台演出的还有一个叫雷罗生的男孩,两个女孩,一个叫李彩英,一个叫胡赛仙。用乡下话来说,我出不得众,胆子小,又没丁点文艺儿细胞,不记得那台怎么上的,又不知怎么下的,更不晓得舞是怎么跳的,心里只有怕。


初小这四年,发生过很多事情,有的搞笑,有的迷茫,有的严肃,有的搞笑中带着迷茫,搞笑中带着严肃,在严肃中搞笑,搞笑中的迷茫。绕了一圈,都是长大后慢慢在体会,其实,那个年纪,不管发生什么,都觉得新奇,有趣、好玩。


那时我家住在外闸口六倉库旁边,屋前就是赤磊洪道。上学时往东走三四百米处有一姓黎的人家,主人叫黎炳寿,我叫他黎伯,他长子叫黎学安,和我同班还同过桌。我上学校时,不论晴雨风雪,总是先到他家等他做伴。女黎伯好客,每次总是把吃的东西塞一点给我,最好吃的是那种藜蒿耙耙。


初小二年级,五七年即将夏收时的一个星期天,那时还叫村吧,突然通知开大会。会场设在离学校不远的大堤下一片空地上,有民兵持枪把守。我小时候最怕背枪的,那枪刺在阳光下发出白光,特恐怖的。去会场,小孩是图个新奇,好玩。当我玩累了,玩腻了坐下来往台上一望,就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经常见到的黎伯站在台前,弯着腰,低着头,旁边有人拿着一张纸在念着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原来,这是个批斗大会,在批斗右派。这黎伯怎么变成右派的?我搞不懂,也没法搞懂。反正那阵子大人都传着好多消息,说那天那里大白天突然黑天了,伸手不见五指。哪里哪里地上冒出个黄土包,里面埋有枪枝弹药,我还跟大人去看过,就在草尾红仓库那里,其实就是一个土堆子,也没人挖开看过。还有一句话,"闰七不闰八,闰八过刀杀",(五七年闰八月)一传十 十传百,人心惶惶的,小伙伴们晚上都不敢出门。


那次批斗会后,我上学还是经常去黎伯家,感觉他们家气氛有点不一样了,女藜伯一样给我些吃的,但话明显少了,只有我和学安结伴上学没变化。


后来才知道,我们那村吧,抓出了两个右派,一个是黎伯,他去世比较早,是不是与这右派的事相关,至今也不淸楚。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突然间被戴上一顶这么大的帽子,那心态,那心情是能够想象到的。我那曾经的同桌很早就没了牙牙(爸爸)倒是真实的。另一个是村的党支部副支书,这人土改时入党,能说会道,旧社会扛长工,赞过土地,其实就是讨饭,赤贫,见识比一般人多。把他打成右派时,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抛妻别子,离家出走了,多少年杳无音信。后来才探到真信,他辗转去了新疆,在那边找到一份工作,政策缓和时回来的,后面给他平反,恢复荣誉,仍担任副支书。这是后话。


第二件大事是人民公社成立。一九五八年上学期某日,老师通知同学们去三码头参加大会,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都穿着白大布料衬衣,这种布料农村很流行,手工制的布,漂白过的,戴着红领巾,手里摇摆着三角形的彩旗,看上去很整齐。中队长擎着少先队队旗,站在队伍前面,全校师生在校长带领下朝三码头进发。我那时个子特矮小,站在队伍最前面,中队长的背后,看到中队长擎着队旗那威风的样子,羡慕死了,心里想着要是他举不动了,交给我举一会会有多带劲,可近十华里地,可他越举越走越有劲,不知道疲倦似的,到目的地也没让我沾过队旗杆,让我好一阵失落的感觉。


会场设在三码头联校的操坪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舞獅的,踩高跷的,划彩轮船,扭秧歌的,唱花鼓戏的,十八般武艺全齐了。同学们平时难得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笑啊,跳啊,互相交换吃着零食,在大人堆里追逐,老师是没办法完全制止的,好像不是来开会,是来赶正月十五的灯会一样。


会议时间很短,当主席台上宣布人民公社成立时,鞭炮声、锣鼓声、欢呼声响彻云天,刚刚跨入初级合作社的农民,用自己尽情的欢呼,去迎接人民公社一一这一非常陌生的新事物的诞生,把刚分到手几年的土地完全彻底地又交了去出,他们憧憬着,由此换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聚集的铁流又回流去自己的原野。人民公社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复,从此,在新中国"万岁"谱中,又增加了三大万岁的称号。


严密组织的基层政权,加上被组织起来的农民,用现代话来讲,那种执行力是惊人的。公社成立不久,公共食堂就诞生了。昔日乡间田野的农家茅屋屋顶上的袅袅升腾的炊烟,被同样是茅屋的公共食堂屋顶的粗壮的烟筒冒出的带着零碎火星的浓烟所替代。昔日的农家小炒小锅饭换成了大盆大锅饭。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居民点也初具规模,敬老院,幼儿园也开始接受老人和孩子。农民们享受周日休假,食堂一周一次牙祭,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用花钱的,也没有钱可花。那时没有高音喇叭,农民凭用铁棒敲响废旧厚铁板的"钟声"作息。当然晚上就寝的时间是没有约束的。广大的农村、数量庞大的农民,正在向建设社会主义的宽庄大道上进行着共产主义的探索和尝试。


我们学校也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发生着变化。

吃饭不回家了,也不回自己队里的食堂,就在学校对面不到三十米的文家大屋吃饭,这里是学校所在地域二队的公共食堂。


睡觉不回家了,集中睡学校的集体宿舍。(由于宿舍场地小,后来只集中了离校远的部分高年级同学,离得近的还是分散睡家里的)学校正屋五开间的居中一间(这间后半部是校长办公室,前半部是陈列室)的东侧第一间,有两层,下面是教室,楼板是用木板铺成的,很结实,这里就是男生宿舍。所谓宿舍,没有床,学生自带褥子和被子,楼板上铺一层稻草,把褥子一铺,就变成了一个大通铺。上下楼靠那种乡下的木梯子,一节一节的,爬上爬下。


刚刚开始这种集体生活,同学们好高兴,兴奋得老晚不睡觉,吃零食,讲悄悄话。但事实并没有这么浪漫,最大的问题是拉屎拉尿。遗尿的也不在少数,一早起来,有的褥子湿了一大片,连垫的草都浸湿了。操坪的木桩上,掛晒着的被褥琳瑯滿目,散发着一种尿的骚臭。被尿浸湿的草是没法拉出来晒的、只能由着尿液自行挥发一一一。整个寝室三面是墙,仅南面有个一米五见放的洞供人爬梯子出入,不通风,时间长了,那里面的气味,想起来都有点作呕。


好在都是孩子,倒下去就可以睡着,而且睡得很香。


那时有句口号,工业以钢为纲。农村也加入到大炼钢铁的行列,连老太太头发上的铁㬱子都变成了炼钢铁的原料。


我们学校也在操坪一角砌了"炼钢炉",泥砖壘的,上下两层,,上面一层用来烧火,加废铁料,下面一层是个地沟,流铁水的,中间用一层带孔的泥砖隔断,形成一个炉𤎌。炉𤎌尾部还砌了个烟筒。铁料都是同学们从家里翻箱倒柜掏出来的,最打眼的材料是半边铁锅。那时家里做饭的铁锅,拨火用的火钳都成了废物,成了炼钢铁最理想的原料。


燃料是捡来的干树枝,还有割下来的新鲜树枝树干。一天傍晚,炼钢炉点火,那新鲜树枝怎么也燃不起来,有聪明的同学就用吹火筒去吹。吹火筒是竹杆把节打通制成的,底部只开一小孔,上面用力一吹,气流顺着竹筒从小孔射出去,和现代鼓风机一个原理。烧炉的同学累的满头汗水,火筒一吹,灰尘扑到脸上,用手一抹,就像戏里的大花脸。火总算燃起来了,越烧越旺,火苗夹杂着火星,映红了操坪的夜空,胜利的惬意洋溢着孩子们笑脸一一一


火熄灭了,灰冷了,"钢铁"就是这样炼成了,不过它没有变成钢水而凝结,带着余温的废铁,还是原来的模样一一一。


勤工俭学那个时候也是很提倡并且努力践行的,不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勤工俭学。


用腊树叶,腊树籽熬制蓝墨水,用来用钢笔(那时对自来水笔的称呼)吸着写字,用点水笔沾上写字。这个产品倒是真的成功了,只是写过的字蓝得比正规的蓝墨水浅很多,,时间稍长一点,字迹就清淡糢糊了。


用苦粒子熬浆糊。湖区有种苦粒子树,很高大,开白花,秋天结成一大串大串的苦粒子,圆圆的,外皮淡黄色,有核。外皮与核之间,有一层肉质的介质。把许多苦粒子放锅里,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一阵,把煮过的苦粒子捣烂,捞出皮和核,用温火熬成糊状,冷却,装瓶,浆糊就制成了。这东西沾性还挺好,当然没米浆糊好。但这东西后来听说有微毒,苦粒子煮的水是可以用来杀虫的。


那个时候,不知为什么,冬天特冷,是不是因为五四年溃过垸的原故?雪下得也早,大雪季节还冒到,那雪,珍珠粒、鹅毛绒交替着纷纷扬扬,下得天昏地暗,田野全白了,除了农家屋裏着厚厚的积雪立于原野和升起的炊烟彰显出的生气,似乎这个世界就是属于雪的。原野偶尔传来几声野鸭或雁的叫声,那是临死前的哀鸣,不时能见它倒斃在雪地里,是饿死的。


再冷,学还是要上的。雪地走的人多了,留下的脚印趟出条条小道。我们那时穿木屐上学,防滑,脚上可以穿棉鞋,很方便。记得读四册时的那个冬天的一天早晨,我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戴棉帽,揹着书包,手里提着个烘篮子,烘篮子瓦盆的灰里埋着烧红的木炭,用来取暖的,学校允许我们带着进课堂,上课时可以烤脚,下课可以烤手。没下雪了,北风吹起来有点劲。走到半路上,我突然感觉裤子裆部有点发热,低头一看,坏了,烘篮子里的木炭被风一吹,燃了起来,火星沾到棉裤上,把裤裆烧着了。裤子里的棉花借着风势蚕食着裤裆。我一把丢开烘篮子,迅速从地下抓起雪往裤裆里㩙,边㩙边搓,好一阵才把燃着的棉花彻底熄灭,裤裆已经烧了个大洞,夹杂着布和棉花的焦糊气味。


还好,没有伤及无辜🥺。到现在回想起那次"险情"都有点忍俊不噤。


小学四年的主课就是语文、算术,语文难点在作文,算术就不算什么,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翻来复去。倒是那珠算课程很有特色。三、四年期,每天上学都是要带算盘的。初学"六百六",即从一开始依次累加到三十六,结果是六百六十六。再学减法,从六百六十六减去三十六开始依次递减到一,归零。反反复复练习,兴趣特别浓厚。还学乘除法,这个就比较难了,特别别多位数的乘除法,要花点功夫,还要用脑子。回到家,父亲和奶奶还教我"大几规","小九规",这是专门练习乘除法的,还教我背"斤求两口诀"。那时候用的十六两称,做生意的计算很麻烦,背了这个东西,悟性好一点就能举一反三。这个珠算对我后来做会计是有很大帮助的。


五九年夏季,我初小毕业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