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牛的美篇

笔耕牛

                      父亲的笔记本　　

      我父亲杜长珍是家乡土改时的积极分子，不仅入了党，而且担任了农会长，这农村基层干部一干就是近20年。1949年大军过江那会，组织大批干部南下，我父亲是区委内定的南下干部，可是上边来人一了解，才知道我父亲是个文盲，便将他从南下的名单中画去了。对此，我父亲好像并不介意，仍然忙忙碌碌地做他那份“只有奉献，并无多少报酬”的农村基层工作。

      打我记事的时候，就知道父亲经常在村里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而且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什么国内国际形势，什么当前我们的任务和方针、政策，那时我感到父亲知道得真多，常常伏在母亲的怀里听得出了神。忙完工作或干完活回家后，吃饭或闲谈的时候，父亲还给我们兄弟姊妹讲一些战争年代的故事，如叶挺在狱中啦，新四军在苏北啦，讲到高兴处还给我们唱一两首当年解放区的革命歌曲。我暗暗地觉得奇怪：父亲并不识字，怎么知道和记得这么多事情和道理的呢？通过观察，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秘密：父亲的口袋里老是揣着一本笔记本，在我们睡觉的时候经常拿出来看看，还时不时地用铅笔头在上面圈圈画画。他在看什么、画什么呢？一天，趁他换洗衣服的时候，我偷看了他的笔记本。只见每页上都画满了符号，并无一个真正规规的汉字，许多符号前面都标了阿拉伯数字，有些符号还用一条条竖线和横线连接起来，看上去，既像是一张小孩子乱写乱画的草稿，又像是并不规则的某地方草图。我看了许久也看不明白，后来还是母亲告诉我：这就是你父亲的笔记本啊！他不识字，但上边开会的精神要记住，还要对下宣传和贯彻，于是就自己“发明”了这些符号，来代表某种意思。开会回来看看这些符号，就能七大八地将上边的精神贯彻下去了。噢，原来父亲就是这样做“笔记”的啊！真难为了他。为了这“笔记本”，他没少熬过夜、费过脑，也曾闹出过笑话来。记得我上小学时，我们家乡正在建造射阳河闸，动用了许多劳改犯，因此进出工地都有警察盘查。一天，我父亲到劳改支队去联系工作，站岗的警察不认识他，从他身上“搜”出了那本“笔记本”，把他当成了可疑的人，一直带到支队部，见到了熟人，才消除了这个不大不小的误会。

      体察到父亲不识字的苦处，确实增强了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决心。有时放学之余，我还主动担当起父亲识字的义务扫盲教员。到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已能认识百十个常用字了，并能写几十个常用字。因而他的“笔记本”内容更丰富了，文字加符号，能把一件事情或一段精神基本上完整地表述出来，这为他当好基层干部进一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随着年事增高、身体多病，“文革”开始前夕，父亲不再担任农村基层干部了，可他独特的写“笔记”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只是写得少了，内容也多以家庭生活、人情事故为主。为了尊重他的这一习惯，1981年春节前夕，在他逝世入殓的时候，我遵从母嘱，特地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和一支新钢笔放入他的衣袋中。只听母亲一边痛哭一边念念有词地说道：“这样好，你爸爸到冥间还要继续做干部呢！”我则凝望着父亲的遗容和那本笔记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