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垂范——范元辉（网载）

红土之子范伟河

长征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

范元辉，1908年11月出生于永定县金砂乡古木督村。1921年开始，他先后在县城高级小学和初级中学读书。1927年7月，他初中毕业回村里担任小学教员，正值张鼎丞刚从广东大埔县回到家乡溪南从事革命活动。在张鼎丞的直接培养教育下，他于同年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秘密的农民武装组织铁血团。为了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他毫不犹豫地从家里拿出20块银元交给党组织购买了一支单响步枪。1928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他率领本村青年参加了震撼八闽的永定农民武装暴动。1929年夏，红四军二次入闽时，他参加红军主力部队，历任股长、苏区常备队党代表、县苏维埃政府文书等职。

1931年，闽西发生了错误的"肃清社会民主党"严重事件，许多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惨遭杀害。此时，范元辉被无辜关押了一个多月，在受到多次严刑拷打后原定某晚处决。正要行刑时，突遇狂风大作，暴雨滂沱，执行者说，干脆明天再杀。第二天ー早，张鼎丞恰好从瑞金回到溪南，传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主席的指示，立即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所谓"社党分子"，范元辉才幸免于难。他险些丧命！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后，他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文书，跟随张鼎丞等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他被留下坚持斗争，先后担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文书，永定县委副特派员、特派员等职。永定县委宣传部长、闽西南经济工作总队政委、王涛支队政委。

1945年，部队有好几次断粮断款，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范元辉冒险回家取出粮食、蔬菜供给部队，又挖出他父亲埋藏在地下的银元，作为部队经费。不久，他的妻子被敌人杀害，他秘密地回去，发现妻子私藏银元33元，便把这些银元全部交给闽粤边临委。当时，只是个别领导知道，他也不张扬。1946年，他担任中共闽粤边临委副特派员，在机关工作。1948年8月，范元辉同志担任闽西地委书记。闽西解放前后，他任第八地委（后改为龙岩地委）书记兼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闽西南联合司令部政委，第八军分区司令部政委。解放后，他曾任龙岩地委书记、龙岩军分区政委、龙岩地委第三书记、书记兼永定县县委书记。1958年，范元辉调到三明重工业建设委员会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监委书记、政法党组书记。

　　艰苦朴素　廉洁奉公

在三明的领导岗位上，范元辉勤勤恳恳，廉洁奉公，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坚持原则，讲正气，有着与人为善的崇高品格，充分地体现了高风亮节。

 范元辉保持本色，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始终讲奉献，不求享受；讲朴素节约，不搞铺张浪费；密切联系群众，没有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在建三明重工业城当中，范元辉同志率先垂范，处处表现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尚品德。

三明基地建设初期，由于缺少城市依托，数月之内近十万建设大军先后来到三明，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范元辉来三明后，起初安排在办公室暂住。几个月后，他的家属迁来，就安排在老县委边的重叠式的老平房内，阳光很少照到，地板很潮湿，一家包括保姆六七个人就挤在二间共二十多平米的地方，厕所离住房也很远，这一住就是十几年。其间，下属曾多次想给他翻修一下，他都不肯。直到"文革"中，地委搬到列东，他才住到列东老法院的二间石头房，门窗等还是他自己掏钱修理的。他当时已是地区常委、副主任，但他也不允许自己稍微有一点特殊。

范元辉平时有喝茶抽烟的习惯。但不管在办公室、会议室，还是出差在外，都是自备烟茶，从没见过他抽过一次"公烟"（当时机关除非有特殊贵宾才放点烟外，内部会议和上下级之间的接待从不放烟茶，这个制度一直沿用下去）。偶然碰到有"公烟"的机会，他总是说，"我又不是客人"，仍然抽他那自备的烟。他平时很爱读书看报，每月都要自费订二三十元的书报，连他办公室的报纸也是自费订阅的（当时只有阅览室和市委办オ有几份公家订的报纸）。



　　夏天一到，范元辉的办公室很热。他很想买架电风扇，又考虑到自己子女多，经济一时安排不过来。工作人员知道他这个心思后，想到行政科商量能否照顾一下老同志，配架小的电风扇。此事被他知道后，他批评了这个办事员。后来，他自费买了一架用粗铁丝做支架的小电风扇，一直用了好多年。办公室里的钢笔水，他也常常自己掏钱买，写私人信件，都是自己买信封信纸。有一次，他上厕所看到纸篓里有公家的信笺纸。他便一个个办公室去问。从此，再也没人敢私用公家信笺了。

范元辉下基层，为了不给下面添麻烦，如无特定任务，一般不通知。能不在基层用餐的，他尽量不在下面吃饭，那怕超过一个多小时。真的必须在下面用餐时，也十分简单，一菜一汤或二菜一汤。如有四五个菜，他非要主人当面端走不可，否则就是不吃，更没有烟酒和大碗鱼肉，而且饭后要付钱给粮票，从不马虎。甚至节日慰问解放军战士，路途较近的，他都拒绝宴请，有时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他这种"呆板"做法，看来有些"过火"，但确实有效地倡导了机关的廉政建设。

范元辉对自己家属、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不许有半点特殊。三明建市初期，市里一些较大型的会议、活动，都安排在列东招待所大食堂举行，而市委机关却在城关。当时他的妻子是市妇联主任，常要一起到列东开会，范元辉却不让他妻子跟车同行。但他的吉普车经过公共汽车站时，他总要看看有没有部门领导在等车。如有，他非带上不可。幸好这是一部面对面坐的大屁股吉普车，多上几个也能挤一挤。他晚年得子，对孩子疼爱有加，但不宠他。小男孩很爱汽车，常要到车旁、车上玩一下。但老范从不准自己孩子跟车，甚至在车内跳一下也不许。有一次他儿子不懂事，在车内座位上跳了几下，还被元辉打了屁股，说会睬坏。当时，他大女儿已到了就业年龄，做父亲的就是"不帮忙"，后来他女儿只得到农场养猪，直到退休还是工人待遇。他的儿女中有4人走上知青插队的行列。随后几个子女就业，也都跟当时的招工招干一视同仁。



　　范元辉对工作要求很严，很认真，对干部的要求也很高。他分管的工作很多，凡来向他汇报工作的，他认真听，认真记，还备有一支红蓝钢笔，不时划上几下。对些重要的关键问题，他问得很详细，生怕有什么疏漏特别是对政法的侦察案子，定性、定案、量刑，他都极其慎重。他经常教育下属，人命关天，来不得半点闪失。对案子的结论，他常要问是集体意见，还是你们几个的意见，你们内部还有什么不同意见以及基层意见是什么等。对一些特别重要的，他还要亲自看看材料。他对工业基地建设项目的保卫工作很关心，常督促下属要到基层做好群防群治的工作。困难时期，中央对基本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控制很严，他下去工作时，发现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刹住，他就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并要他们向市委写出书面报告，认真检查。

范元辉身居市委副书记，但对参加机关支部活动非常认真。当时每周安排一个晚上过组织生活，除非特殊情况，他都准时参加。如遇到开常委会，他事先都主动向机关支书或党小组长请假。参加活动时，他也像其他党员样发言，有时还做些笔录。有一次，他下基层回机关已近天黑了，当晚刚好党小组活动，没有通知他。第二天他知道后，就责问为什么不通知他。中央发出"党内互称同志"的通知传达后，有个机关同志习惯地呼了声"范书记"，他马上扳起脸来问："你没有听过传达吗？"从此，机关干部，不论老少，都亲切地叫他"老范"。

　　实事求是　火炼真金

范元辉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极为反感。当时在他工作的地区，"移苗并丘"的做法便没有全面推开。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在工业方面，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全民办工业"和"大炼钢铁"，"大办土高炉"等口号。在农业方面提出了"三土化"（土化肥、土农药、土农机具），采取"少种多收"，"移苗并丘"、"放卫星"等违背自然规律的措施。首先是钢产量指标不断提高。在全民办钢铁、建小高炉中，因为要制风箱、烧木炭，造"车子"，引起森林被乱砍滥伐，矿产大量耗费和水土流失。另外，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还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使以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和乱调劳力、财力）的"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把正常的社会秩序给搞乱了，把人的思想搞乱了，最终给经济工作造成严重损害。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59年上半年发现的间题，正要着手解决，但下半年又以捍卫总路线为题，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使"五风"刮得更为严重。当时三明县移苗并丘，把快成熟的稻子连根挖起，并到一起，看起来全是稻穗，近郊并了四千多亩，作为县试验田，把27亩稻子并到1．2亩中，结果只能收稻草当牛饲料。虚报数字，由于大家都要"力争上游"，各种上报数字越报越多，明知人人不信，但人都虚报，美名日"不要挫伤积极性"。当时到处均积万担肥"千斤稻万斤薯"（亩产），已成为落后者，凡是上报的数字无一不虚报（进度、植树、出工），就是不敢报有多户快断炊，群众意见如何。加上自然灾害，造成连续两年农业歉收，工业减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被迫实行"低标准、瓜菜代"不少地方还出现了饥民外流和营养性浮肿病，有非正常死亡。



　　问题出现后，市委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往往不首先承担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而是推给下面，又造成了新的伤害。1960年上半年，组织工作组到农村调查浮夸风、高征购、饿死人、坏人当道等问题。市里有关领导到中村顶泰大队，认定这个大队是坏人当道，将这个大队干部捆绑吊打关押。张振福和纪委副书记鲍希贤到中村松阳大队，对这大队的干部状况和社员生活进行详细调查研究后，认为这个大队的干部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没有发现坏人掌权。张振福对鲍希贤说，你是纪委副书记，我是公安局长、纪委委员，我们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人家批评我们是右倾，我们要坚持，农民没有饭吃，俄死人，关键是上面刮下来的浮夸风、高征购，粮食产量大队报到公社通不过，公社报县又通不过，一个晚上粮食就"增加"好几倍，"高产量"导致高征购，国家把粮食运走了，农民没有粮食吃。问题出在农村，责任在上头。市委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打电话给张振福，问："你去的那个大队什么坏人都没有吗？"随后，批评了他和鲍。他和鲍认识一致，坚持原则，并表示即使丢了乌纱帽也要说真话。于是他们在该队开展生产自救，种速长蔬菜，上山挖野菜，靠近沙县、大田的村庄向亲友借一点根食，也向上级要一些回销粮，勉强度过了生活难关。

 "20世纪60年代初的这场大灾难，干部群众吃足了苦头，许多家庭还因我们上面的瞎指挥，造成缺少粮食而饿死了亲人。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诚我们什么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都不能脱离群众，不能脱离实际。"在新世纪初，张振福这么总结道。尽管他当时曾因实事求是而和范元辉一起成为被"反右倾"的对象，付出了很大代价。

在1959年的所谓"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补课时，省委主要领导到三明，亲自要将范元辉和余明等同志送厦门和龙岩作为江、魏集团的骨干开展批判，范元辉就这样被送回龙岩、永定检査批判，进行所谓"消毒"。

范元辉跟张振福一样随后又回三明，后来历任福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福建省委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三明市委书记处书记，三明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党组书记，分管组织人事、纪委、政法工作。"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后任三明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委常委。1982年9月离休，1986年7月病逝。

 在一个时代的滚滚洪流面前，一个地方官可能没有力量力挽狂澜，但能实事求是地为一方百姓避祸趋利，就已经是好官，能够不朽了！

（注：范元辉是我奶奶的哥哥，我叫大舅公，我的奶奶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了老接头户。）